萨摩亚人的成年

出版时间：1988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作者：[美]玛格丽特·米德  译者：周晓虹,李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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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曾风靡整个美国，并使其作者玛格丽特·米德成为有史以来公众知名度最高的人类学家，也由此使人类学这一学科在美国大众中深入人心。
在美国及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男女青年在青春期经历的躁动、困惑和反抗等现象是不是人类所共有的？如果不是，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西方社会的这种青春期躁动？米德带着这些问题去到了南太平洋的萨摩亚群岛。
米德以萨摩亚的“反例”得出的结论，使这部初版于1928年的著作成为人类学“文化决定论”学派的一面旗帜，也因此引发了人类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场论争。

用户评论 (总计32条)

•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出茅廬的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因為《薩摩亞人的成年——為西方文明所做的原始人類的青年心理研究》（以下簡稱《成年》）而一炮走紅。《成年》被譯為數十種語言，在各國的暢銷勢頭經久不衰，從而成為人類學的經典讀本。這不僅與該書細膩生動的文風有關，更重要的是，它為當時歐美學術界正在激烈爭論的兩種觀點提供了有力佐証。人性的塑造，更多來自后天還是先天？米德以書中所述的資料給予了明確答復：正是后天文化一手打造了復雜的人性。
  　　
  　　　　米德的田野調查對象為南太平洋群島上的薩摩亞人。作為一名二十剛出頭的女性人類學者，她的訪談對象更多是處於青春期的薩摩亞女孩，何況這也與她的研究使命有關。她的導師博厄斯給她的題目為，鑒於在西方文明國家普遍存在青少年的心理危機現象，那麼，在原始文明中這一現象是否同樣存在？米德在《成年》一書中無可置疑地表明，薩摩亞的青少年中不存在任何心理危機或壓抑現象。相反，青春期對他們來說，正是一段無憂無慮的大好時光。女孩們普遍享受婚前的性生活自由，每當夜幕降臨，她們就與心儀的男孩來到棕櫚樹下約會，談談情說說愛，抓住婚前這段自由時光，盡情瀟洒。說到處女童貞崇拜，僅有“陶泊”，亦即處女代表，才需在婚前接受處女檢查，當然她們嫁的對象往往是等級地位頗高的首領們。但若萬一檢查表明新娘已不是處女，隻要說清情況，再經某種變通手段，也能順利過關。
  　　
  　　　　此外，薩摩亞人的日常生活以“戶”為單位，戶由若干個互有關系的家庭所組成。因此一個小孩在成長的過程中，常常受到多人照料，他對生身母親就不會形成格外強烈的依戀關系，這就形成了薩摩亞人性格中淡泊隨和的一面，對感情問題往往是聽之任之，從不執著追求，這倒是正應了當代一句流行歌詞所唱：無須天長地久，隻要曾經擁有。孩子若是與家長不合，很容易就能離家出走，到另外一戶願意收留他的家裡就行。正是得益於這樣一種無拘無束的環境，薩摩亞人的生活中少有沖突、少有競爭，父母對孩子也少有強制性的管教。“在薩摩亞這塊土地上，沒有人孤注一擲，沒有人願作大犧牲，沒有人蒙受信仰的磨難，也沒有人為了某種特別目的而殊死拼搏。”“除了死亡以外，最為催人淚下的悲戚，莫過於一位親戚遠足於他島”（《成年》，p.135），因此，薩摩亞人中沒有精神病。
  　　
  　　　　這就是米德筆下的薩摩亞人生活，好一幅久違的伊甸園生活圖景。不得不指出，當時的人類學家大多有美化原始人的傾向，不少人類學家告訴我們，原始文明中不存在如文明社會中殘酷的戰爭現象，比如愛斯基摩人就以“對歌”的形式來解決沖突問題﹔更讓文明社會自愧不如的是，原始人常常有著強烈的環境保護意識，當他們把河流或森林奉為神明時，也就抑制了對其過分貪婪的佔有欲望。不過，近年來已有越來越多的人類學調查資料表明，這些美化大多不能成立。原始人中的激烈爭斗程度決不弱於文明人，弱的只是他們手中的武器﹔原始人更談不上自覺的環保意識，戴蒙德的《崩潰》一書就以大量史料証實，不少曾經輝煌的原始文明最終滅絕，就因為他們肆無忌憚地毀壞了生存環境。其實當時的人類學家與其說是在贊美原始文明，還不如說他們是把原始文明當成一面鏡子，用以反襯所謂文明社會的各種丑陋冷酷現象。當然米德的研究更有其特定的背景，這是因為文化決定論與生物決定論之爭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已達到白熱化程度。
  　　
  　　　　這就得說到人類學的誕生，它有一個重要前提，亦即僅當兩個極為不同的種族相遇之時，人們才會設想這樣的問題，為什麼世上還有另一種與我們不同的文化？是什麼決定了不同文化的形成和演變？這種不同種族的大規模相遇，出現於近代航海事業興起之后。在經過一段漫長的積累時期之后，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人類學得以悄然崛起。這就意味著，人類學首先面對的是人類文化的多樣性，且這種多樣性有等級之別，因而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對象總是那些所謂的未開化文明﹔隨之要解釋的一個問題就是，這種多樣性從何而來？
  　　
  　　　　與此同時，十九世紀后期還出現了一個重要理論：達爾文進化論。達爾文以自然選擇原理來解釋物種多樣性的起源，同時他還大膽推測，這一原理也為解釋人類的起源提供了若干線索。說到人類與動物的本質區別，莫過於人類有羞恥之心，或者說人類有道德，而道德就是一種文化現象。若說自然選擇原理同樣適合於人類，這似乎就意味著，文化現象的起源在某種程度上與先天有關，因為自然選擇的對象隻能是先天存在的遺傳差異。當然，達爾文盡管指出了其間存在某種相關性，但他並沒有如此簡單地把文化現象等同於先天因素。正是達爾文的表弟高爾頓在十九世紀末創造了“優生學”這一學科，優生學的宗旨就是要把自然選擇原理應用於人類自身。眾所周知，人類其實已在不知不覺中通過自然選擇原理培育了眾多動植物品種，現在的問題在於，人類能否通過同樣的方法來改良自身呢？但這樣做的前提卻是，承認人類的諸多行為特征與先天的遺傳有關，這才談得上對其進行有意選擇。為此，高爾頓做了某些數據統計，表明如暴力犯罪、酗酒、智力低下等不良品性都是與生俱來的，結論就是，應該讓人類中品性優良的人群多多生育，同時杜絕不良人群的生育機會，以此改良整個人種。不幸的是，優生學最終打開的卻是潘多拉盒子：二戰時期希特勒的反猶政策打的就是純潔人種的旗幟。其實同樣的悲劇還發生在美國，盡管程度遠比納粹犯下的罪行要輕。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美國，在優生學的名義下，強行對某些所謂低素質的人群進行絕育措施，如今聽來這樣的行徑似乎是荒謬不堪。痛定思痛，這才有如今西方學術界對於優生學一詞的高度警覺。
  　　
  　　　　正是在優生學大行其道的背景之下，人類學家出場了。米德的導師博厄斯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使命就是要從優生學家手中搶救人性的可塑性，進而告訴公眾，人性的表達更多在於后天文化環境的塑造而非先天遺傳因素的規定。於是重要的不在於，如何強行推廣生育措施，而是為低素質人群提供更好的受教育機會，以期通過后天的影響來提升人群素質。就當時的語境來看，不得不承認，博厄斯的主張更具可行性，也更為人道。為此，他交給米德的研究任務就是，調查在原始文明中是否存在青少年心理危機現象，若答案是否定的，由此就可証實這種心理危機現象與后天的文化傳統有關，人性當然就是可塑的。正是帶著這樣的先入之見，米德給出了一個漂亮的結論，這正中博厄斯之意，難怪博厄斯對其研究報告大加贊賞，於是有了米德著作的一夜走紅。
  　　
  　　　　然而，上世紀八十年代，另外一名人類學家弗裡曼出版《瑪格麗特·米德與薩摩亞——一個人類學神話的形成與破滅》一書，頓時震驚整個人類學界。這是因為弗裡曼以嚴謹翔實的材料証明，米德對於薩摩亞人生活的田園詩般的描寫，徹頭徹尾就是一個誤導，甚至是謊話。說起來，弗裡曼剛出道時曾是米德的粉絲，上世紀四十年代，他步米德后塵，也在薩摩亞人中做田野調查，但奇怪的是，所得情況卻與米德的描述大相徑庭，於是，他把這一課題持之以恆地做了下去，真相終於浮出水面。原來，當時的米德在當地調查時間僅為五個多月，她沒有做到與當地土著人同吃同住，更談不上參加他們的重要活動，嚴格說來，她的訪談資料只是道聽途說而已，她找來若干個薩摩亞女孩，由她們的口中得知未婚女孩的浪漫情事。后來，弗裡曼找到了當年米德採訪過的那個薩摩亞女孩法阿姆，她於1987年11月當眾宣誓作証，當時她和其他女孩對於米德的訪談只是開了一個玩笑而已，謊稱她們夜晚與男孩們出去約會，她們當時以為只是無傷大雅的謊話而已，想不到米德根據這些謊話寫成了書，由此造成如此深遠的影響。
  　　
  　　　　弗裡曼的調查資料顯然更為可信，這是因為他長期深入薩摩亞地區，不僅與土著人同吃同住，能夠熟練使用當地方言，而且在獲得當地人的充分信任之后，他還得以參加重要的酋長會議，從而大量掌握一手資料。在《一個神話的形成與破滅》一書中，針對米德的結論，他逐條進行反駁。首先，在薩摩亞人中，決不存在婚前亂交現象，與所有其他文明一樣，薩摩亞人同樣推崇處女童貞現象，不僅被選為“陶泊”的女孩如此，其他女孩同樣牢牢守護自己的處女童貞，婚前失貞會遭來恥笑。其次，薩摩亞人同樣存在強烈豐富的感情，小孩通常由自己的母親一手帶大，他們對母親的依戀之情與其他文明的表現並無二致。與此同時，父母對於小孩的管教也是格外嚴厲，決不存在可以隨意離家出去的現象。正因如此，孩子與父母的沖突比比皆是，心理危機和壓抑現象決不少見，甚至青少年的犯罪（亦即不合群現象）率也決不低於文明社會。最后，薩摩亞人的社會中同樣存在嚴格的等級制度以及由此引起的激烈的競爭沖突現象，人們為此而背負沉重的心理壓力，甚至還要付出血淋淋的代價。
  　　
  　　　　在弗裡曼所提供的事實面前，由博厄斯、米德所一氣吹大的神話猶如被戳破的氣球，黯然失色。確實，在科學史上不乏失誤、更不乏故意造假的例子。如子虛烏有的N射線和辟爾唐人化石等，都是著名的造假事例。但就米德的薩摩亞人研究而言，至少當事人決不是故意造假，她只是被先入己見的理論所套牢，再加上調查方法有失嚴謹客觀，這才鑄成了彌天大錯。若從同情的角度來看，博厄斯的理論放在當時的語境下來解讀，不失為是對優生學的一副清醒的解毒劑。但科學的客觀性恰恰表現為，它隻尊重事實﹔科學的生命力也恰恰表現為，在事實面前，它有著一套強有力的糾錯機制。
  　　
  　　　　值得一說的是，上世紀七十年代興起的社會生物學，對於米德的神話及其破滅意義別有一番解讀。這是因為，由威爾遜等進化論者極力倡導的社會生物學，使得先天后天之爭的鐘擺又偏向了先天這邊。於是在社會生物學家看來，米德神話的破滅就是一個最佳例子，表明人性的形成決非由后天的文化所塑造。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優生學的陰魂借著社會生物學的名言又卷土重來？當然決不！
  　　
  　　　　必須指出，社會生物學與優生學的本質區別在於，社會生物學不強調人性的差異，相反，它倒是強調人性的共同之處﹔甚至它還強調人性與獸性的共通之處，畢竟人類是從野獸進化而來。正是在此意義上，社會生物學強調先天的重要，它與我們體內的遺傳基因有關，不要忘記這一事實，我們體內絕大部分的基因與動物、尤其是靈長類共享。因而各地的人們，盡管習俗上有著重大差異，但骨子裡都有相同的行為模式。比如，表現在兩性關系上，男性更為主動放蕩，女性則更為保守羞怯﹔等級及其競爭現象觸目所及﹔當然基於血緣或互惠利他的合作關系也普遍存在﹔愛恨怒仇等情感比比皆是。說到底，它們隻服務於一個功能：使自己的后代數達到最大化。這就是自然選擇對於人性或獸性的長期塑造。至於昔日優生學所鼓吹的種族論在社會生物學這裡則徹底瓦解，明擺著的情況是，甚至連人與獸的界限都不再涇渭分明，更何況不同的種族之間？反對者詬病的也正是，若是人獸不分，人的高貴性何以體現？
  　　
  　　　　不過現在至少能夠達成的共識卻是，人生來決非一塊白板，或者說猶如一台通用電腦﹔相反，人生來就已自帶諸多特定程序。至於選擇性地啟動哪些特定程序，則有賴於后天文化環境的觸發。但萬變不離其宗，人性終究不能違背一個基本天性：飲食男女不可棄，以便維系個體的生存和種族的繁衍。至於當代社會不少人自願選擇丁克家庭，則需再辟一個話題來另作討論。當然，說到先天后天之爭，一個關鍵問題還在於，如何厘定兩者的界限並給出針對性的解釋，好在這方面的工作已有不少實質性進展。■
  　　
  　　　　延伸閱讀
  　　
  　　　　● 《社會生物學》
  　　
  　　　　[美]愛德華·O. 威爾遜著，毛盛賢、孫港波、劉曉君、劉耳譯，毛盛賢校，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8年5月
  　　
  　　http://book.people.com.cn/BIG5/69360/8770463.html
•   　　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这句话就可以为一篇先入为主，为论而论的论文给予足够的评价了。
  　　
  　　纵然再德高望重，如果科学研究已经到了与宗教迷信论证一样的境地，那么这样的创作者是带有罪的。可以设想那时的米德对导师给予的论题十分膜拜，因此她主动请缨带着“结论”去到自己的田野。用一开始就错误的立场和一开始就错误的论点进行研究，最终得到了伟大的结论。期间还对观察的样本及结论进行了蓄意的篡改。我想一个30岁不到的女性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从生物性来说，她有足够的理由。但从文化性角度来说，她的选择是肮脏的。所以本评论谨从生物性角度表示中肯的理解，并给出一颗星。
  　　
  　　生物决定论的出发点是个体，在关注个体决定流程的过程中，来凸显生物性对社会行为本质的影响，而文化决定论的出发点则是群体，因为文化的起点源自群体的共性，在群体共性的基础上去讨论其对个人社会行为的影响，这不是决定论，而是影响论。个人感觉文化决定论的论调本身就是非人本主义的，因为强调了群体共性，再去评判个人行为的影响因素，这是缺少基本科学手段和准绳的。因此，我认为在判断“决定论”的过程上，应当以个人作为出发点，而不是先入为主地把判断的基础定位为群体共性。对于社会性的体现，这是对生物被决定之外的附属产物。人类行为的起点是延续种群的需要，而所有的文化衍生也都是伴随这个基本需求而出现的。
  　　所以决定性的内容是种群的延续，诚如蜚蠊的文化（规则）并不决定了蜚蠊的“意识形态”，而是让更多蜚蠊存在下去的事实决定了蜚蠊的“意识形态”。蜚蠊们决定“怎么”存在下去，这是“文化”，这是影响因素，而非决定因素。这是伴随不同的土壤决定的，例如这些蜚蠊是在教堂，或者是生存在岩石荒地之间，抑或是在巨型马桶间里。
•   　　[美]玛格丽特·米德著《萨摩亚人的成长——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
  　　 据说是人类学的经典著作，在学长的介绍之下花了大概一天的时间拜读了一下。因为自己在人类学方面真的是几乎一无所知，并且也还没有拜读过佛里曼的那本批判本书的书，所以我只能表达一下自己浅薄的认识。
  　　 其实本书的作者米德本身就是带着一种明确的目的，然后进行了这样的一种社会调查。因为从书的副标题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是目的性非常明确地一本书。作者本书一共有十四个章节，除了最后两个章节之外，其他的章节都在描述萨摩亚人——主要是年少的萨摩亚人的生活，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生动的萨摩亚人从出生到成长的画卷，人类学的基本功社会调查可以说是不错的。
  　　 既然是青少年的心理研究，那么关注的应该是青少年成长中的对其产生最重要的影响的要素。米德在本书中描述了萨摩亚人的儿童生活状况，玩耍，少年萨摩亚人的伙伴关系，少年萨摩亚人的家庭关系，少年萨摩亚人的教育，两性关系。我们正常该关注的少年成长的因素，本书基本上都有所涉及。但是作者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其中的教育因素在萨摩亚少年的成长过程中起到的提到的太少了，我不知道是作者有意回避还是萨摩亚人的成长过程基本就是一种自由放任的态度。米德说他们生活在一个更加宽容的社会空间里，无论是对于居住的选择还是对于男女两性关系上更加的自由。但是我们在看到这种自由的时候其实更多地是应该反思那种被自由掩盖住的不自由。首先他们在呱呱坠地之后没有多久可能就会由稍大一点的孩子看管，六七岁的孩子尚未成熟的孩子习俗所迫去看管几个月大或仅比他们小几岁的孩子我相信这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就是不道德的。首先六七岁的孩子不具备成熟的心理素质，他们会对较小一点的孩子本能上作出一些残忍的事情。比如说严厉的呵斥，甚至以大人别不知道的方式进行虐待，可能仅仅是因为耽误了他们的玩耍空间。因此作者描述到小的孩子在活动的时候大孩子处于本能的呵斥，孩童时期可能是孩子精力最为旺盛的时期，他们本能的去探索，这对于以后他们的创新精神以及探险精神是一种严重的摧残。我们知道这个小岛只有几个村落，对他们而言几分之一英里的路程就可能比我们走了几英里的路程更漫长。所以他们的文明会局限于小小的一丘之地。他们那种女孩子对于兄弟要尽量远离以及村落的“陶泊”可能被当众戳破处女膜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原始部落的野蛮性。他们对于孩子的宽容是建立在繁重的劳动强度之下的。
  　　 通过这本书其实作者想告诉我们，青少年的躁动不是先天的是文化造就的。但是作者这九个月的接触深度到底是有多深呢？难道萨摩亚的少年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烦恼吗？这显然是不现实是不可能真正存在的，文化不是一贴万能膏药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这的确是一幅完美而且安详的生活画卷但是在完美之下潜藏了太多的不完美的因素，社会停滞不前，人们思想的局限，没有创新精神和进取精神。
  　　 我相信玛格丽特·米德抱有着一种美好的想法，想通过参照比较其他的文化来寻找青少年教育问题的症结所在，我相信她的这本书对于矫枉过去的美国的那种过于苛刻的教育方式有过很大的作用，但是作者有些忽视了萨摩亚人教育的失败的地方。这本书也带给我们后人很多的思考，值得读的好书。
  　　
•   　　里面的一个小例子对应的生活实例
  　　
  　　其实有个故事的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里面萨摩亚人对青少年女性对性的探索，她们是通过参与男性的游戏来达成的。其中会有一些身体的接触。
  　　
  　　反观现在，其实记得有一种游戏也是比较流行的，叫做国王游戏，里面一样有了身体接触。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性的学习。
  　　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性的发泄
  　　
  　　这个，有点晚了，写的不是很好，不好意思
  　　
•   　　弗洛伊德or马克思？
  　　 这本书是玛格丽特•米德的早期著作，应该是她的读博士时的论文吧。的确，里面有很棒的东西，当然，也有一些问题，方法论的或是认识论的。为什么会用这么一个奇怪的题目呢，我觉得玛格丽特在研究的重点上很像佛洛依德，她十分地关注萨摩亚人，（当然，实际上是关注美国人）的成年的过程和其中性的问题，但在气质上，特别是她后期的评论上，她则更靠近马克思，当我们对比一个原始社会和一个现代社会。我们更加可以看到我们社会的异化和一些不合理的现象。
  　　 个人觉得这本书并没有很好的逻辑，因此读的时候只是挑了自己喜欢的章节，很有可能有断章取义的意思，请见谅。当然，后面的批评也是自己的一点想法，绝对没有对作者不敬的意思，当然，这也是她十分年轻时的著作，里面的不精致在所难免。
  　　
  　　 首先是一个内容的概括。
  　　 1.先是萨摩亚人的户的概念。萨摩亚人的户的概念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户是一种松散的联合体，里面的成员没有固定的模式，同时，年轻人在户之间可以相对轻松的流动，而户的具体构成也没有很严格的规定，如只能由什么类型的人构成。当然，里面会有一些管理者，比如“玛泰”这样的头衔。在上一级的还有酋长和参议酋长。对应女性，有一种叫做“陶泊”的姑娘，相对于她的同龄人，她受到更多的限制，必须保证自己的处女身份，同时，也可以享受更多的照顾。
  　　 2.其次是两性的关系。两性的关系在萨摩亚相对的自由一些，年轻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伴侣。其中有一种“莫托托落”十分的有趣，有点像摩梭族的走婚制，但是有一些是特别的，这只是一种临时的方式，而不是性的唯一选择。
  　　 3.最后是社会中的一些冲突。的确，在萨摩亚这样的地方，社会中的冲突会存在的比较少，但不是说完全没有冲突。其中一些由于家庭背景或自己性格的人出众，会有一些冲突。比如渴望爱而又不知道如何爱，渴望被尊重但又不知道如何被尊重。
  　　
  　　 接着是对方法论的一点小批评。
  　　 1.在接触的时候的问题。问题来自作者接触的对象，从文中描述可以看出，作者接触的对象都为酋长之类的人，这样，文章的视角不免带有了一种“家长式”的视角。同时，可以看出，作者对普通人接触的比较少，如对几个出轨女性的描述，大多停留在其他人的描述上，很少有自己听故事主人公的描述，这样，描述必然会有一些错误。当然，这也是很难避免的，作为一个外面的人，的确会有一些融入的困难。
  　　 2.整本书的成书系统性较差。本书的章节的排列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逻辑结构，因此看起来比较乱，而且前后有些重复。也就是说，作者在后期处理自己材料的时候没有很好的组织。
  　　 3.本书的视角的问题。作者在整个文中，虽然没有明说，但一直带有一种西方的视角和一种价值判断的感觉，动不动就对一个人的行为进行自己的评论，让人感觉丧失了“扎根论”的一部分意义。
  　　
  　　 然后是对作者的一些反思的总结。
  　　 通过在萨摩亚的观察，作者进行了一些原始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对比，作为一个从未接触原始社会的人，这些对比无疑是十分有启发意义的。下面，我想稍微的概括一下。
  　　 作者核心的关注是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为什么那么的平静，而我们的社会的青春期是那么的躁动。作者给了两个可能的角度，一个是作为一个原始的部落的角度，另一些则作为萨摩亚自己的特殊性的角度。（虽然我觉得后面两者其实较难区分，而且也没有很好的相应的展开）
  　　 又比如作者对精神病的解释。萨摩亚人很少得精神方面的疾病，一方面来自他们没有剧烈的情感，另外一方面来自他们对于性的解放。因为集体的生活，大家都把自己的情感融入了集体的规律的生活中，因此，缺少一些剧烈的冲突。同时，又由于萨摩亚人对性的开放的态度，从而可以使他们从容的面对性，而且在性行为中释放一定的压力。
  　　 还有对教育的批评。相比于萨摩亚人在自然环境和原始的集体中的自然地成长学习，我们的年轻人的学习更多成了一种外在于年轻人的东西，年轻人对学习的态度可以等同于一种工作的态度，是一种外在于人的态度。用作者的原话是，“为大人而工作，为自己的快乐而游戏，而学校则是与某种补偿相连的即莫名其妙又令人讨厌的东西”。
  　　 当然，年轻人的躁动很大一方面又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复杂的社会。一方面，很多东西，在我们出生以前，比如制度，比如自己的父母的水平，就已经决定好了，同时，这样一种僵化的体制使层级流动成为一种困难，社会对人的控制，人对人的金钱的控制是那么的严重，以致人与人之间成了钱与钱的关系。另一方面，这个社会又是那么的复杂，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你可以选择，因此，这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特别是在没有很好的指导的情况下，人很容易受到影响。
  　　
  　　 恩，写完了，不算是很正规的读书笔记，也很有吐槽的感觉，而且感觉自己打字真的好慢，下次有机会继续~
  　　
•   　　正好最近有关于这本书的书评讲义的作业
  　　
  　　就把作业粘过来 了
  　　
  　　
  　　 马林诺夫斯基曾说：“做研究不能主题先行，但问题永远是为有理论准备的人而准备的”（Marlinowski 1922:3）。作为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马林诺夫斯基确立了以“田野参与调查”为基础并以“民族志”的写作为目标的方法论，结束了十九世纪以来由“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开创的古典人类学，使人类学真正走上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道路。参与调查的方法所获得的一切材料都基于“我”在现场目睹（I witness）,对事实的叙述都基于对社会或文化的整体观，丰富了材料的种类，使研究具有了更多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而玛格丽特•米德，作为美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文化与人格”研究中的主要代表之一，以萨摩亚为田野，在九个月的参与观察后得出“美国青年在青春期的适应不顺只是美国文化的原因”的结论。笔者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文化的决定作用，并在对两地文化的比较中为了符合夸大的“文化决定论”，所用的材料以及表述都显得有些牵强。笔者认为，有理论准备有扎实的田野工作固然不错，但是，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科学的研究不能容忍主题先行。
  　　
  　　 米德生于1901年，《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作为心理人类学的奠基之作，米德不无自负地称道“这是一部没有借助使外行不懂使同行迷惑的所谓学术手段写成的作品”。《萨摩亚人的成年》为米德赢得了世界声誉，她一度被称为“世界祖母”。米德与露丝•本尼迪克特齐名，都是“文化与人格”研究的代表人物，且都是美国人类学奠基人弗兰茨•博厄斯（Franz Boas）的学生。博厄斯的代表作是《原始人的心智》，其思想精粹即：通过理解“他者”来审视自我。其思想内核是对种族主义的极端厌恶。博厄斯是从德国流亡到美国的犹太裔人类学家，对法西斯的反犹主义深恶痛绝。在《原始人的心智》中，博厄斯从文化、古生物学等角度阐明了全人类是同一个物种（Species）这样一个现在看来简单但当时却谬误重重的事实。全人类属于同一个种族，但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文化，从这文化的意义上讲，不同的人群便构成了不同的民族（Ethos）。
  　　
  　　 所以，概言之，人类存在文化意义上的民族，但绝不存在生物学意义上在心智上都存在巨大差别的种族（Race）。即使不同的人群在生物学意义上有所差别，那也是表面的毫无实质意义的差别。譬如，黑人在非洲时是一种生活形式，然而当他们被贩卖到美洲后，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都会自然而然地融入美国社会，无论是在科学、艺术、经济、政治各个领域都可能做出和白人毫无二致的成绩。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种族的差异是没有的，即使有种族差异那也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文化，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个人在任何文化类型中都无以避免地要被“涵化”（Enculturation）而成为那个特定类型社会中的一员。由此观之，博厄斯在反种族主义的过程中将文化（文化人类学中所用的“文化”一词往往是广义的文化，简言之，就是人在适应过程中所需的一切。）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任何一种思潮在发展过程中都会不同程度地走向极端。文化固然重要，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事实都可以用大而笼统的文化来解释。然而，博厄斯显然有点过激了，他说，“以往我们归诸人性的东西，绝大多数不过是我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文明施加给自己的种种限制的一种反应。”这样的说法夸张而且逻辑不清，是将文化作为一张万能的狗皮膏药随意地透支使用。因为，在人的涵化之前，我们无论如何还必须承认人也是一个先天（nature）的存在。就后天（nurture）的涵化或者说人类文化并不能解释人的所有的问题。另外，理论先行的一般手段就是选择性地甚至不惜夸大、歪曲地使用材料来佐证理论的有效性。这是一种削足适履的做法。
  　　
  　　 米德的田野是萨摩亚群岛，是南太平洋的岛屿，离赤道13纬度，居住着棕色皮肤的波利尼西亚人。米德的调查对象是岛上三个村庄里的数十位青春期和青春期前后的萨摩亚女孩。调查内容即是在青春期中，这些女孩在萨摩亚文化中的适应效果。萨摩亚的一个村庄一般由三四十户（household）构成。他们的户不是现代文明社会中那种一般性的主要由双亲和子女组成的血亲家庭，而是由一二十人因血缘、婚姻、收养所构成的户。一般来说一户中的成员都是有亲缘关系的，但并非一定是那样。而且，同一户的人也可能散居在同一个村庄里的几处。根本上说，这样的户是一种严格的地理单位，也是一种经济单位。
  　　
  　　 使青少年骚动不安的青春期危机究竟归咎于青春期本身的特性还是归 咎于文明？对于此问题，笔者认为，青春期的叛逆表现如果是天然的（先天的因素所致），那么这样的叛逆就应该存在于所有社会。这样的推测是以人类种族（生物学意义上的）的一致性为前提的。如果不是先天所致，那就是后天“涵化”所致，是文化的原因。如果有的社会有青春期叛逆而有的社会没有，或者说程度迥异，那么，这只能是文化不同所引起的差异。而对于青春期叛逆已经成为社会问题的美国来说，那些不存在青春期叛逆现象或程度不强的人群的文化对美国人来说就具有借鉴意义。这就是《萨》一书的动机。
  　　
  　　 然而，笔者认为，青春期作为人心智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显著时期，生理变化必然伴随着显著的心理变化。青春期必然是一个紧张期，心理紧张是青年不可避免的，而不同的文化对不同的青少年人群所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所以，并非米德所说“青春期中任何心理紧张都来自文化条件”。然而，米德又说，“这种（青春期）紧张存在于我们的文明本身，而不是存在于我们的孩子所经历的身体变化之中；在20世纪的美国，这种紧张既无夸张之嫌也无回避之策”。笔者认为，米德的说法完全忽略了人的生物性，夸大文化对人的生理反应的调节作用。某种程度上，米德的说法甚至不是夸大，而是完全把人当成了一架机器——一架被安装上“文化”的程序并完全受制于这个无所不能的程序的机器。另一个方面，为了说明萨摩亚文明与美国文明之差异而导致的适应差异，米德不惜夸大萨摩亚人在性活动中的自由性与随意性。米德写道，“（在萨摩亚）一切都使性本身成为一种目的而不是手段，性的价值就在于性行为本身，任何用性把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束缚在一起的企图都为萨摩亚人所鄙视”。由萨摩亚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女的性自由，米德从中看到了萨摩亚少女“在青春期毫不紧张”并且“适应良好”的原因。但毫无疑问，这样的回答是夸张、牵强的。
  　　
  　　 米德在书中大肆渲染文化的相异性。她说，“萨摩亚人的教育方法和我们的（美国的）方法大相径庭”，又说，“即使像爱慕、恐惧和愤怒这类人类的基本情绪，也不能归咎于种族遗传或所谓共同的人性，它们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笔者认为，米德首先夸大了两地青春期少女适应效果的差异，而效果的差异必然需要更要有差异的文化来解释，于是，她有理所应当地夸大了文化的差异。但事实上，对于心理变化与生理变化如影随形的青春期，任何文化的解释都是无力的，因为青春期的不适应是必然的生理、心理反应，文化只能有限地调节而并非米德所说，把文化夸大成青春期不适应的根本原因。
  　　
  　　 除了对萨摩亚少女的青春期适应效果做了阐述之外，米德在本书中介绍了萨摩亚人的权力结构。在萨摩亚社会，有两种主要权力构造，一是制度性的政治权力，一是普遍的日常权力。
  　　
  　　 政治权力主要是由酋长和议事酋长组成最核心的政治组织“福努会”。最高统领者是大酋长。在制度性的权力层（政治权力），母系推选出“陶泊”，父系推举出头衔。“陶泊”由酋长的女儿或侄女充当，具有礼节上的崇高地位，作为每一户的代表参加对外交涉，某种程度也是全体妇女的崇拜偶像，代表贞洁。陶泊过着严格的处女生活，结婚之日往往要当着众人的面检验她是否贞洁，在众目睽睽之下举行“破处仪式”。陶泊总是嫁到另一个村庄去。此为贞洁崇拜制度。而有才干的男青年则被推举为“玛泰”，即进入权力圈。假如某青年被推为“玛泰”，那意味着他再也不能同原先的同伴自由而亲密的交往了，玛泰只能和玛泰交往。在此意义上，统治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奴隶，是他所统治的奴隶的“奴隶”。因为当一个统治者，就有作为一个统治者的一整套制度和意识，不那样他就做不好统治者或者不像统治者，简单来说，有权力就有相应的责任，两者如影随形。而在政治权力圈的外围，则由是青年男子组成的非正式团体，是“村庄的中坚”，是生产、礼仪、战争的中坚，称“奥玛珈”。妇女们也会组织类似青年组织奥玛珈一样的组织，其中公主“陶泊”以及酋长的妻子“陶西”都具有尊贵的地位。但总的来说，女人的地位完全依赖丈夫所处的位置。
  　　
  　　 萨摩亚人的一般日常权力来源于年龄，年龄越大权力越大，年纪大的对年纪小的有一般的支配性。此为年龄权力制度。但在制度性权力的层面，比如大酋长（high chief），他的权力则是超越了其他所有因素，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此外，亲缘关系的程度作为权力的来源是抵不上年龄的。还有婚姻状况，具体来说就是结婚与否对个人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多大影响。日常生产中任务的摊派是按个人能力来的，但能力是按年龄决定的。像蜜蜂一样，不同的年龄干不同的活，随着年龄的增加贡献越大，对年幼者的支配权也越大。对“年龄越大权力越大”的迷信笔者举下例来说明。萨摩亚人对一切都不强求也不执着，似乎认为什么都是合情合理的。他们最讨厌的就是“企图达到顶点”，即“自命不凡”，他们对之的批评是“装得比你的年龄都大”。由此可见“年龄——权力”制度对他们的影响之大。
  　　
  　　 除了萨摩亚人的权力状况，萨摩亚人的一生是这样度过的。在孩子出生之前，母亲就被男方送到女方家。第一个孩子必须生在母方的村子里。在去母方之时，男方必须准备充足的食物送到母方。当孩子出生后母亲带着孩子回男方家时，女方又准备相当的衣物送到男方。
  　　
  　　生的是女孩，就把脐带用竹刀割断埋到能生产桑皮土布的构树下，以期女孩长大能编织劳作、勤俭持家；若是男孩，就把脐带扔进大海，以期他长大能出海打渔。孩子的实际年龄是不可考的，但相对年龄事关重大。正如前文所述，因为萨摩亚人群中的一般权力是以年龄的大小作为依据的。
  　　
  　　
  　　
  　　参考书目：
  　　
  　　《萨摩亚人的成年》，〔美〕玛格丽特•米德，商务印书馆，2008年11月
  　　《原始人的心智》，〔美〕弗兰茨•博厄斯，商务印书馆，1988年1月
  　　《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王铭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
  　　
•   　　寻找“他者”
  　　——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读书笔记
  　　摘要：
  　　本文试图加入一些学科史和思想史的背景，从文论的一些角度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人》进行批评，而不是单纯地从弗里曼的已有的批评入手。试图指出人类学中的很重要的部分是西方关于他者的东方主义。而这种东方主义有可能阻止我们向追求客观性的理想靠近。最后，本文试图通过对这次人类学的田野的一些反思，讨论对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的选择。
  　　
  　　《萨摩亚人的成人》
  　　《萨摩亚人的成人》是米德依照自己1925年——1926年在美属西萨摩亚塔乌岛的田野所写的报告。这个田野的任务或者主题几乎就是确定的：对当地青少年的青春期的表现进行研究。按照米德自己的说法，《萨摩亚人的成人》选择的策略是寻找一个反例，来证明西方青少年普遍遇到的青春期的问题是西方文明的问题。
  　　像其他所有的人类学著作一样，米德给我们的是一个与西方文明大相径庭的世界：在这里，虽然相对年龄和人的社会角色非常独断地决定人们的社会地位，但人们之间有各种各样逃避压力的简单方法——“只要搬出去住就可以了”；在萨摩亚，人们不鼓励“竞争”，更准确的是“突出”，而追求一种按部就班的成长，在日常生活中压抑每个人的个性，但却能利用舞蹈这种形式将这种压抑释放出来；人们对性——特别是处女非常的看重，但是在实际的实践之中却又给了青少年们性尝试的自由；儿童们被束缚在繁重的工作之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的不稳定，但是同辈群体却进行了有效的社会化和整合；基督教的道德要求也在实际的操作与现实进行了妥协，从而实现了与当地的性道德事实的结合；这儿有冲突，但是人们可以通过赔礼等各种手段很好地解决。在这个社会里，单一的文化标准被从一代传到下一代。在这种环境下，当地的女孩不存在西方式的青春期焦躁。
  　　在这个基础上，米德自信地作出了结论：青春期的困惑和压力是西方文明所特有的而不是建立在生物性的基础上。而这种青春期的困惑，在我们的主动关注下，通过改变教育，是可以消除的。
  　　我们看到这种观点在文化史上是有相应地分析的。如今西方对于自身的青春期和童年这两个概念已经出版很多分析著走：首先，青春期是一个西方的现代概念。甚至，在青春期之前的儿童时期也是一个西方的现代概念 ，因为同萨摩亚的文明在性知识和生与死的知识上的教育不一样，西方的童年首先要制造一种障碍，想幼年的社会个体隐瞒一些知识，才能将儿童和成人区分开来，在隐瞒这些知识的同时，也免去了他们的一些责任 。在这样的状况下，青春期便自然地长久以来被分析成为儿童到成人之间的过渡，是这些秘密逐渐地展示给社会个体的时期，这个时间之后，最终他们将做出选择，并通过某种通过仪式，正式进入成人社会，承担各种各样的成人的责任。但是，青春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在这个时期内，伴随着进入成年，社会成员在生理上也成熟了。青春期虽然是个西方的概念，但是在它代表的年龄段中特有困惑是不是普遍的呢？
  　　也就是说，我们回到了博厄斯在1916年提出的问题：“什么是遗传性的，什么是非遗传性的。”或者说，我们更大程度上地卷入到了人类学的先天——后天之争。
  　　米德作品的文学性和目的性（工具性）
  　　然而，这不仅仅是人类学的问题，先天和后天之争有着它更广阔的社会背景。而这种情况下，米德的作品不自觉地落入了我所言的广义的“东方主义”。
  　　关于东方主义，萨达尔在他的介绍性的《东方主义》中有这么一段：“……东方仅仅是西方为了自身行动中的现实效用以及西方思想的进步而所作的一种建构。作为一个明确的对象的东方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东方仅仅是一本模式化了的书，西方人可以从中挑选各种各样的情节，并将之塑造成适合于西方时代的趋势。”也就是说，东方，或者更加广义的说，他者——被用来为西方自身服务。在有些情况下（我称之为：自身改革导向的东方主义），他者被西方用来当作批评自身的武器——这可以称为是东方主义作品的工具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最大的程度上唤醒民众，实现自己作品的影响力，这类作品要最大程度的吸引读者——这意味着，这类作品要最大程度地追求语言张力。
  　　在我看来，米德的作品是符合这两种特征的。每个读过《萨摩亚人的成年》的人都会被第一章的精彩的描写所吸引。说《萨摩亚人的成年》具有一定的文学性是不会有太多争议的。而按照之前的分析，米德作品具有的文学性又是其工具性所要求的，我想重点分析这种工具性和其后的时代背景。
  　　《萨摩亚人的成年》有个非常显眼的副标题——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这个题目是最能体现出这本书的目的——为西方文明而作。我认为，米德写作这本书主要有两个目的：其一在《萨摩亚人的成年》的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已经被表明了，米德试图揭示：西方的青春期问题是西方文化造成的，而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如果西方从萨摩亚这种原始文明中吸取一部分经验，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米德指出“我们有许多准则，然而，我们却依然笃信只有一种准则是正确的。” 萨摩亚只有一种文化准则和生活方式，如果西方人能真正的具有文化的包容性，那么青春期的问题是可以被解决的。甚至可以说，人类学，即使已经专门化，并采用了与原先的传教士们性质不同的观察视角，试图打破自己的种族中心主义。但是众多的他者并没有具有一个平等的地位——米德拒绝与萨摩亚人居住在一起就是一个好例子。这其中有可能带来的资料的选择性，是我们不得不注意的。博厄斯原来说过，“对于每一个个体和每一民族来说，放弃传统而走上真理之路都是一场艰苦的斗争。”而真理怎么判断呢？大概又要回到柏拉图那个古老的结论——西方的建立在理性上的哲学才拥有判断权了吧。
  　　实际上，米德的这种工具性思想与米德的老师博厄斯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博厄斯承认“他对社会生活的整个观点都被‘这样一个问题所决定：我们如何能够认识传统加诸我们的桎梏？’他还说，一旦我们认识到了这些桎梏，我们就能打破他们。” 这种思想，也出现在了几乎同时期的涂尔干的关于道德科学的思想之中。看上去两者似乎只是一种巧合，但是我认为这其中有更深的社会背景，他们都是人类最终让上帝离开道德实践领域的思想的表达 。
  　　另外的一个目的则是需要借助第一个目的才能达到的，那便是为博厄斯的文化决定论提供证据，以期赢得与优生学之间的争斗。但是米德给出的答案非常的绝对——她用她所称的举反例的方式，试图将生物性的影响从青春期这个问题上彻底地驱逐出去。
  　　米德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宣告：在进化论中肤浅地寻求支持的种族主义者，事实是不会给予其支持的。但在当时的自然科学的水平之下，米德无法给出人类的潜力不分种族都是一样的，现在的自然科学也不会给她这个结论。但是面对气焰愈发嚣张的种族主义，她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否定人类行为中的生物性因素来否认种族主义者的观点——这便使米德如此地器重文化方面的观察。
  　　然而，这个任务太过沉重。先天后天之争，不是人类学一家可以解决的。其实米德卷入的先天后天之争的方式，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先天因素所产生的影响，是不是参与到了塑造文化的过程中？将先天性的因素与文化分割开来进行讨论，本来便是有欠妥当的。就米德研究的具体问题而言。吉登斯有过总结：“性实在太复杂了，我们自然不能完全将其归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特征，而必须从人类赋予其上的社会意义的角度来解释。” 但是生物学的基础，毕竟是我们不能绕过的问题。
  　　就算从文化决定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还有一个被我认为是关键性的概念误解，这也是博厄斯对米德的批评，“她还没有弄清楚‘激情与浪漫的爱情’有何区别。” 这个问题远远不像米德所说的那样是“轻描淡写”的。因为浪漫的爱情，像前面所言，根本上一种西方文化的现代产物。其有特定的义务与权利的规定。甚至爱情本身作为一个概念所带来的思考，也带来了相当多的困惑。与爱情这个概念相连的生物性的因素被因此忽视了。浪漫的爱情，作为西方社会所认为的家庭的基础，涉及到了更多的社会结构的因素。
  　　什么是更科学的人类学范式？
  　　我们不承认生物决定论，但文化决定论的迷梦也在一个个的破灭。当每一个问题被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考虑——那些我们认为是原因的文化观念的背后，往往也有生物性的因素。人类学众多的新领域也加入了这一块的讨论。
  　　11月份的《读书》杂志上，刊载了一篇《入世禁欲、资本主义精神与梅毒》，可以作为例子。这篇文章介绍了一种观点：韦伯所提的新教伦理的出现，与早期欧洲梅毒的大流行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只有知道了一种文化是如何形成的，我们才能严肃地谈论它。我们对事实的细节了解到哪个程度，我们也应该选用哪一种视角。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本来就不应该被分开。人类学中最精华的部分就是他的田野，我们只有在认识他者和认识我们作为他者的他者的时候，我们学会对生活谦卑，了解一个个观念在人们生活中的角色。引入社会学的变迁视角，我们才能知道这些观念如何产生，变化。但是，现代化的速度是如此之快，我们又有没有能力抓住这种改变的过程呢？
  　　事实上，我们就《萨摩亚人的成年》涉及到的文化决定论的争论继续深入的话，还会涉及到一些更根本的问题：社会结构与文化的关系，文化又从何而来，存在不存在普遍心智，但这些问题也同样太过复杂，不适合在这篇短文中继续讨论了。
  　　
  　　
  　　参考文献
  　　1、《萨摩亚人的成年》 玛格丽特•米德 著 周晓虹 李姚军 刘婧 译 商务印书馆 2008
  　　 2、《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 德里克•弗里曼 著 夏循祥 徐豪 译 商务印书馆 2008
  　　 3、《社会学》 吉登斯 著 李康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我看过一部分，觉得她之所以用这个做书名，意思是做这个研究是为了关照美国当下的青春期现象吧……
•   恩，不过研究的东西也还挺好玩的
•   文化又从何而来，存在不存在普遍心智
  够根本，几百年都米有答案
•   虽说,往往一个学科背后都有着关于这些问题的一套认识论
  但我倾向于 注重文化或者强调社会结构, 仅是一种视角
•   寻找一套行为模式的根源从来都是在客观性与文化性之间寻找一种平衡，而米德和弗里曼只是代表了两个极端，而在现实中，我们都不可能采取这两种单纯的思考方式。
•   这一争论的焦点在于，米德与弗里曼的民族志何以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方向。这也成为人类学里最为经典的民族志这争，民族志到底代表什么，是作者个人还是民族本身？是要主观阐释还是客观描述？成为了这一场争论中最有价值的地方，而文化决定论与生物决定论之争只是一个人类学里边课题的个体，而民族志却是人类学里一个共性的课题，也是我们要更急于回答的问题。
•   是，也就是什么才是最合适人类学的认识论的问题。其实本文的主要目的不过是进行对其东方学式的叙述进行批评，并不意在对涉及的问题提出解答
•   有点疑惑，弗里曼为什么不在米德在世时提出他的观点？
•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据他自己解释，他同米德之间在很早之前就有过关于相关问题的交流。但弗里曼用的数据是米德之后数十年的，我觉得他太低估社会变迁的力量了。
•   现在觉得中间也有社会科学中解释传统和解读传统如何结合的问题，当时草就的文章，现在写肯定能更清晰了
•   所有由人类意识所产生的东西真的有客观性可言？个人认为追求客观性可能也只能是个理想。
•   可以这样说吗？社会科学所谓的客观化标准只是为了帮助反思，而客观的标准有其历史性
•   人类社会之中可能有客观的东西，但是用人类学的方法去深入探讨不合适，应该把它们交给更量化的其它学科，比如社会学去做。人类学的职责是保持天真，对世界抱以综合性和折衷主义的态度。米德那个时代追求客观还可以理解，但现在还以客观性做为批评她的理由就显示得很没说服力了~
•   ls的看法我并不同意，虽然这篇文章很老了，观点变化也很大，但是对客观性的反思其实可以说是人类学的一条脉络（也是很多学科的），问题是从什么层面上去反思。是沉醉的自我观察，还是走向布迪厄。
  现代人类学面临的问题太多，理论的，操作性的，我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也没有资格评论了。
•   赞这篇～
  读完米德和弗里曼这两本，我的感觉也差不多是这些，一方面感觉到米德的“工具性“，一方面是想到这个最要紧的问题：人类有没有一个“本性”？
  实际上最近在读《三体》，也感觉这个问题总在跳出来：是什么决定了人之为人？——这个我准备等看完3后总结一下。。。
  再问，解释传统和解读传统如何结合的问题，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   刚看完《萨摩亚人的成年》 弗里曼的作品尚未涉猎 刚开始确实是被这本书的导言和第一章所吸引，但往后看，感觉每个章节所涵盖的内容以及表述的顺序略显凌乱，多亏了最后两章总结概括性的整理，才使得整本书生动起来。至于弗里曼在米德去世之后提出与米德完全相反的调查结果，我觉得这是不足为奇的，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文化变迁的作用所致，更多的是调查者本身的主观意识和知识构架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带来的重要影响。
  因为刚开始接触人类学社会学方面的书籍，看完《萨》其中几个问题也让我思考：
  首先，是关于对萨摩亚人整体定位的问题。其次，是关于米德调查方法调查过程的经历的问题。尤其是在语言不通以及问到关于“性”方面的问题，米德是如何与当地人交流，文中也鲜有提到。还有就是米德试图通过对萨摩亚少女的成长，特别是青春期阶段心智以及行为的变化，结合当地的文化来反思西方青少年为何出现一些列青春期症状的原因，最后她将其归结于西方文化的产物，而完全否定人的生物性，不知是否妥当。萨摩亚人生活在单一的文化传统之中，他们忽视个性强调普同性，因此他们少了现代人的竞争性和需要做出选择的麻烦，以此反观西方的文化，西方文化要复杂得多，孩子们在成长中面临的麻烦也更多，所以米德得出了“文化决定论”的结论。米德也在最后论述了她对此的反思。最后，让我疑惑的是，我们到底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看待萨摩亚人的文化，在米德的描述中他们没有爱情的概念，他们没有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烦恼，他们不需要理想不需要思考，虽然他们从小就懂得了生死，但是在他们中却永远不会诞生像尼采、黑格尔这样的人。那生与死对他们来说究竟与吃饭睡觉的意义有多大区别？
  其实还有很多感想，但是思绪还是有点混乱，就写这么多吧！
•   @Lylian
  是赵鼎新老师的提法 具体见他的那本讲义～
•   这本书的田野有太多问题,不妨当作一种研究方式和看问题的角度来读.
•   记得我在不知道米德时候看过方舟子这篇文章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068790100atn5.html现在看，如果这文章是对的，弗里曼其实犯了很教科书式的错误（弗里曼那书我还没看过，想找个时间和反驳的文章一起看），倒不是很经典，而是很典型。wiki说许多人类学家认为米德基本正确，虽然还没看到进一步证据，但反驳的确很有力
  赵鼎新还说他者解读被用滥了。我想他作为解释传统的支持者，应该是指内容应独立于发生去考查
•   我觉得错不错这件事太难断定。
  关于人类学研究的方法，最多只能做到道德上尽可能的‘客观’。
  但我觉得客观一词本不存在于人类学。
  或许两者都没错，只是我们忘记了时间变换对文化的巨大影响。
•   我的意见是，客观是属于人类学的，至少人类学家依然在把持客观作为一个标准。人类学自有其依据，来区分于文学。
•   我指田野~~很难客观。
•   一样的，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我们也会区分民族志和文学游记呵。我觉得布迪厄可能为我们指出了一条更正确的道路：即确定学科的基本的“批评”原则。在这些批评原则下，作品是开放给批评的。这是我们寻求客观的一种集体的努力。另一个层面，我似乎也认同李康老师说的强调身体性，即有些事是embodied的，也可以作为某种立足点，但是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理解错了@@。
  BTW 这篇文章写得算是很早了，其中的理解是相当粗暴的。
•   我读的还太少惭愧中.....虽然一定客观不存在,但不在一种程度上建立客观是无法实现这个世界的.
  表达能力,尤其很多这种想法,不知怎样用最恰当的语句成称述出来.
•   @snowwill
  没有没有，我这些都是一个社会学窥探者对人类学的胡言乱语，所谓无知者无畏。
  表达不出来才是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