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3-7 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 作者:虹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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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五年前第一次在台湾出版《饥饿的女儿》,扉页上写着“献给我的母亲唐淑辉”。2009年末,我出版了续篇《好儿女花》,写母亲和我自己内心那些长年堆积的黑暗和爱。扉页上“写着给我的女儿”。其实写给母亲的书,何尝不也是给我的女儿。幼年时我从未有过坐在母亲或父亲的怀里或膝上好光景,听他们讲一个长江里金竹寺神秘故事或大禹治水三过家门的神话--妻子每日在江边一个石头上等待他,天长日久化成一块呼归石。这自家门前的故事,是从街坊邻里道听途说而来。那时我不到五岁。现在我喜欢抱着女儿,让她坐在膝上,给她讲故乡的从前,我的从前,我母亲的从前,有的出现在《饥饿的女儿》里,有的出现在《好儿女花》里。女儿还不到五岁,听完会有不少问题,有时会说她也在那儿,会帮助大禹战胜龙王。她说她梦见了外婆,外婆摇着一艘船,带她在长江玩。重庆老家六号院子那一带马上要拆了,成为市建规划的一部分。曾回去办理相关手续,去拆迁办的路,全是乱石碎瓦和戴着安全帽的工人。我对三哥说,我想回家再看看。三哥说,没钥匙,进不了门,再说什么东西也没有,也没路可去。我看看手表,时间不够,只能作罢。心头却一直不松开。那些长江边半山腰的老院子,那些建在老院子边上的旧楼房,那些拐七拐八的陡峭的街巷,连着那些树草都不在了,说不定在我写这文章时可能就不存在了,从地图上消失殆尽。我的根再也寻不见了。奥德修斯离乡二十年,经历磨难后重返,没人能一下子把他认出来。我呢,如书中所言1980年离家出走,渡过长江,离开重庆,越走越远,最后到了英国。2000年返回中国。恰好也是二十年。我的经历没有奥德修斯那样的奇险,少有辉煌耀眼的瞬间,多有失败和痛苦的岁月。这二十年,阅读人间,最后渡回长江,归于自己的故土,归于出生之地。我经常做一个梦,在老家的阁楼看到一个白色的身影,她是一个冤死的鬼,她飘出我的视线后,我要去追她。正在阁楼养鸽子的三哥却把我推下梯子。我呢,总会爬起来,再爬上梯子。他会再推我下去。我再往上爬。写作如同爬梯子,目的不是目标,而是为了看清自己从何而来,看见那些消失在记忆深处人和景致,把他们的形象记录下来。三十五岁时写作《饥饿的女儿》这本书就是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四十五岁写作《好儿女花》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用文字重现我的故乡,纪念我不在人世的母亲、生父和养父,也包括那些去世的从前的邻居。谢谢阅读这本书的近三十个国家的读者。
内容概要
" 西方学者认为,代表中国一千年历史的是北京,代表中国一百年历史的是上海,代表中国三十年历史的是深圳。如果只看一个城市便知晓中国南北东西全貌、城乡变迁全程,那就看重庆。
《饥饿的女儿》以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的重庆为背景地。在虹影笔下,它和文艺作品中的“大上海”颇有几分相似:江上的轮船汽笛,小市民日常生活中的算计,空气里潮湿的雾气,深深藏在心底的大爱大恨,表面无动于衷的亲情,贫民区弥漫着腐败的恶臭,长江里沉浮漂流的死尸……一个类似于上海棚户区的贫民区,充斥着流言和谩骂,藏污纳垢的是非之地。阁楼里毫无隐私的拥挤的生活,母女间紧绷的关系和血缘间的亲情,手足之间的亲近和因为饥饿而产生的怨恨。主人公有着平常女孩成长期的种种苦恼,也有着其他人所不具备的超常敏锐的爱恨。她觉得,有人注视和观看着她,而她也注视和观看着自己。那种看不见的观察与交流,在小小的心灵内流进流出。出于困惑和绝望,她开始挑战生活。
十八岁生日这天解开身世之谜,其他所有的秘密在时代的暗潮裹挟中一一揭开,吞噬江岸的一切,也撕开这个平凡家庭掩盖的长年累月的隐痛。主人公最终离家出走,奔走他乡,因为她别无选择。
平静如水的文字,记录着琐碎日子中的自己和家人的不堪,而静水深流中又有一种超越世俗利害的大爱,在悲悯中产生,最终,父女和解、母女和解、自我和解。那是柔弱小身体中酝酿并爆发的叛逆和成长,也是一段关于寻找自我、重塑自我、身份认同、亲情认同的心灵之旅。这一切起因于饥饿,终结于爱。
作者自述,在《饥饿的女儿》里,“我非常真实地描述了我自己的生活,小时候我们家有六兄妹,我排行最小,这么多的人挤在小小的贫民窟里,非常拥挤。”“那时候我就特别梦想什么时候我能一个人呆着,一个人享受空间,也就是因为这样,我非常适应一个人的旅行、一个人的居住、一个人的空间。”“如果我们都不能面对自己以往的一无所知、迷惘、难堪和经受的折磨,那我们怎么面对以后的生活?之所以写《饥饿的女儿》其实目的非常单纯,只是为了忏悔,对母亲和养父的愧疚,因为母女之间从来就缺乏沟通,对养父更欠一份恩情。其实有不少人都粉饰自己的过去,有几个人会承认自己是私生女呢?我只是勇敢地面对了自己的过去,表达了对自己身份的认同,而这样也让我的母亲能够抬起头,寻回做人的尊严。”
《饥饿的女儿》是作者的成名作,出版后获世界大奖无数。也是近五十年来赢得世界瞩目的文学作品。在国外,短短几年即以30多种语言出版40多个版本,获意大利2005年度“罗马文学奖”,美国伊利诺伊大学2008年“年度书”,作者也成为英国十年来唯一上过畅销榜的中国作家。在国内,不仅连续出版两个版本,持续热销;作者每到重庆、上海等地签售,均引发万人空巷追读。2009年作者因这部作品,被重庆市民选为“重庆城市形象推广大使”。该书还是台湾地区青少年自选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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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虹影,60年代生于重庆,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旅居欧洲十余年,现居北京。代表作有《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小小姑娘》、《上海之死》、《上海王》、《上海魔术师》等。被《中国图书商报》评为“十大女作家之首”。由于有作品被禁,《南方周末》评其为2002年年度“争议”人物,多部作品在英国、意大利、美国等获各类顶级文学大奖。虹影被称为“海外华文文学三剑客”之首,她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时代的文学奇迹。她有着杜拉斯的敏锐、麦卡勒斯的孤独和牙买加•琴凯德的冷漠,也有民国四大才女的清高。常年无睹本土文学最流行的方式和趋势,固执地以自己所爱的方式抒写内心最真实的爱恨,“怀揣利刃面对世界”,尖刀下去,最痛的是自己。恰恰因为超越时代的文字才能呈现文学的恒久价值,她的作品已享誉世界文坛,在哈佛、耶鲁、剑桥、巴黎大学等图书馆,她与老舍、胡适、林语堂等大师并列被借阅最多的中国作者。在西欧、北欧、北美等一些不知名的小镇咖啡馆中,随处可以看到署名“HONG YING”的书。而在国内,喜欢她的主要是各领域中高端女性读者和文化领域高端男性读者。由于影视作品精湛上映,始引起其他层面读者的广泛关注,从精品阅读时代进入大众阅读。海外评论界经常拿虹影和牙买加•琴凯德、托妮•莫里森和V.S.奈保尔并提。她以极平谈但又诗意的文字,写出一个个女人的生命史。亦有人认为,虹影的文字与《圣经•雅歌》“我的爱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互为映证。
书籍目录
5新版说明 11第一章 29第二章 41第三章 60第四章 83第五章 101第六章 126第七章 147第八章 165第九章 178第十章 190第十一章 208第十二章 226第十三章 244第十四章 262第十五章 282第十六章 292第十七章 306第十八章 325第十九章 339将一种幽暗带到光亮中——虹影、崔卫平关于《饥饿的女儿》的对话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很少到城中心去,从未见过那么多的人在街上走,仿佛屋子里的人都走出家门来了,汽车在有坡度的马路上必须接连不断地按喇叭,才能行驶。到处飘扬着旗帜,什么色彩都有,系在一些高层建筑物上的气球,缤纷晃眼。街道变得太干净,许多房子还专门粉刷过,门面新配了红色对联,拉了金光银光闪闪的纸条,装饰得一点也不真实,就像有人为了显派,把自己仅有的最好的压箱衣服取出。这一天很像一个什么节庆。 生父在这个下午和傍晚百般照顾百般讨好我,对此,我一点也不感激,这所谓的父爱,太迟了,我已经不需要,我只是由着他做。吃过饭,他说:“去看电影?” 我有点惊讶地看着他。 “你妈妈说的你最喜欢书,电影,还有想吃好的。” 我当即点点头。 电影院里放两部连场电影。进去头一部国产片已放了一半,打仗打得乌七八糟,枪炮声满银幕爆炸,冲锋号滴滴达达地吹个不断,机枪一扫,国民党的士兵死得黑鸦鸦满田野。革命战士牺牲一个却要好几分钟悲壮的音乐,加入战友们的哭喊悲恸宣誓复仇。第二部是外国片,讲一艘装满旅客的船撞上冰山,沉到海里去了。他没怎么看银幕,老是转过脸看我。我说不看了,想早点回家。他低下头去看手表,说时间还早,等一会儿送我到车站,送到渡口,送过江去,让我放心。见我没有做声,他说:“不是你要见我的吗?” “我已经见过你了。妈妈说不定在家等。” “现在你已是成人了,法院也管不着我见你。”他霸道的口气一点不像做父亲的人,倒像我的一个哥哥。看完电影,他固执地领我上了城中心的最高点枇杷山公园。 在公园的最高点红星亭里,我想同他一起上这儿来是对的。夜幕垂下后,公园里的人比在街上逛商店的人减少些,山城灯夜,从城中心这边来看,完全不同。 上半城下半城万家烁烁灯火,一辆辆汽车在黑夜里,只看得到车灯的亮光,如萤火虫,断断续续地绕着马路盘旋,点缀着起伏跌荡的山峦、高低不一的楼房,长江大桥两排齐整的桥灯横跨过江,伸延进黑压压一片的南岸,船灯映着平静下来的两江江水,波光倒影,风吹得水波颤颤抖抖,像个活动的舞台。 6 我生父对我说了很多话,我听着,抱着那段蓝花布,与他保持着距离。而他总想离我近一些,表示亲昵,但手却不敢真的伸过来握住我。当我们坐在一个稍微清静一点的石头长凳上时,我仍尽量与他隔开一段距离,我对他身体的亲近很反感,他不久也放弃了这打算。他身上酒味不多,随风吹过来的,是一种便宜的硫黄香皂味。说实话,我喜欢这气味,不好闻,但清爽。他的手指专门修剪过,长长细细的,跟我的手指几乎一模一样,手背上有一些疤痕,指甲也不如我的规整。他的头发不多,白发隐在黑发里,不注意就看不出来,细算一下,他不过才四十三岁,怎么就很显老了?他说话时眼睛有神地看着我,声音清晰。我把眼睛转开,单听声音,可以认为这个人还年轻。
后记
将一种幽暗带到光亮之中——虹影、崔卫平关于《饥饿的女儿》的对话崔:这本书早已享誉海外,但直到今天才与国内读者见面。其中的遗憾自不待言,现在首先应该值得庆贺。这部作品,在封面上,打上了“长篇自传体小说”的字样,同样,书的封底在引用国外一些媒体和评论家的评语时,也有“自传”的字样。你本人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一种“宣传”还是实情?虹:从文体来说,它是自传的。从外观和整体上说,它是我的整体生活。最恰当地说,是我主观经验感受的生活。崔:这涉及到一个基本事实的问题。比如你同意这样的说法,这本书的基本事实或每一个细节都是你自己经历过的?虹:这是我18岁以前经历过的事。包括讲述的事件、时间、地点、人都是当年的。所以我说是原始记录,像纪录片似的,灵魂纪录片吧。崔:可以坦率地问吗?比如说,如果其中涉及到一些具体和真实的人,包括你自己,在写作时有没有某种障碍,毕竟我们在生活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把它们拿出来“展示”。曹雪芹写《红楼梦》要用也用托借“贾雨村”之口。中国人似乎并没有写“自传”的传统。我的意思是说,在“暴露自己的隐私”时,是否感到某些不方便?比如说在我自己的极少数文字中涉及一点我从小生活于其中的家庭的事情,至少我们家就不干了。我父亲声明凡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必须由他来先“审阅”。这对我很有约束力。虹:即使你说的过去中国人不习惯做的事也可以做嘛。中国可能的确没有人写自己,但在西方这并不是一件很新鲜的事。这其实(并非)是带有一种目的性的回忆。还是一个体例的问题。崔:那你认为这就是一部“自传”而不是小说?虹:肯定是一部自传,但你不能说它不是一部小说。这是我的生活。当生活比小说还丰富时,小说就无法写出生活的全部。十八岁前后发生的事,什么时候铺天盖地而来,什么时候听到,都和书中一样。我是一个非常内省的人。一个内省的人发现生活比小说更精彩,你可以想象那时的我是怎么样的。不是每个人如此,但我的生活如此。崔:我要问的是在你看来,它到底是什么?其实东西出来了,你自己的看法并不重要。虹:我用这种语言的形式来摧毁了“旧我”。崔:坦率地说,这部作品是否摧毁你的“旧我”对你个人来说,可能意义重大,但对一般读者来说,就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虹影的“旧我”“新我”、以及你如何继续生活下去那是你的事,就像我们每个人必须都面对和解决自己的问题一样。我现在要问的是,你直接写自己是“非婚生”的和你生长的那种比较可怕的环境,而人们更多的是愿意把自己的某些“负面”的东西隐藏起来,这里需要进一步破除“障碍”,那是一种更大的“障碍”。虹:我写得时候没有考虑读者。这是一种永恒的回顾之后所发出的声音。“非婚生”和生长的环境——贫民窟——(弃儿――离家同走)是我生命的组成部分,没什么好掩饰的。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孤独的猎人,作家的心肯定是更孤独的。崔:打什么“猎”?虹:打豺狼虎豹啊。崔:在哪儿呢?(笑)。有一个说法可能更接近:写作是一件驱魔的工作,要把自己从是与生俱来的周围看不见的“魔鬼”或咒语中解放出来,把一个更深的“自我”呼唤和调动出来,对自己是一个解放。虹:这是让悲剧唱出歌来的工作。如果有魔鬼,那么是一个有正义感的魔鬼缚在我的身上,我在讲述的时候,我自己就不是圣徒,书中的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不是一群无罪的羔羊。一个真正的作家与一个非作家的区别,在于她/他有否自审和反省精神)。崔:你用“正义感”的概念让我吃惊!很少听我们的作家讲这种话了。“打猎”肯定是心中有个追击物。这需要一双“鹰眼”,心中有一个尺度。这是否是作家的“正义感”?虹:作家们的确多少年似乎不需要正义感了。许多年来我们更多地围绕“个人主义”写作,以前的“正义感”是上“锁”的,现在到了打开这把锁的时候了。就像以前人们常说的“现实主义”,其实是“美化”过的现实主义。粉红色图画,不是现实。我不谈文学理论,那是理论家的事。但我想说,现实主义是说文学像镜子,如实反映。不可能的。这镜子在作家脑子里,作家脑子不是镜子,看到的一切只是作家的主观意识经验。所以我看到的就是城市贫民。而为什么那些号称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作家看不到,他们的现实主义在哪里?我们只能写我们的主体经验,并不是中国社会的整体,我们得到的是很分裂的经验。所以写的我体验中的现实,我忠实我的心灵。崔:显然重庆长江南岸人们的生活处于一种“不公正”的状态。它仿佛处于“阳光灿烂的日子”的背面、作为“幸福生活”的垃圾而存在。它承担的代价是难以言说的,是“红旗下的蛋”们拒绝想象和承担的。人们拒绝想象类似的东西还有很多。虹:那里的人们连他们本人也并非知道自己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一代一代人就那么循环下去,表面上很安稳。我出来之后,看见了另外一些生活,才知道我曾经生活在一个什么世界里,真是不寒而怵。有意思的是,这次我回家,在同样的地点,那个厕所还在,只是“男厕所”“女厕所”的门掉了向,照样还是三个坑。实际上,贫穷并不是唯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在那样一种生活中,失去了希望,他们的感情,他们的灵魂,他们的屈辱,他的子女的卑畏感,无前途的绝望,失去了未来,可能就根本不知道有所谓“未来”,不知道“换一种活法”这个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心态,对黑暗的默认超过了任何一种地方的人们。崔:环境的扭曲和人心的扭曲是同步的。在这部小说中,最令人触目的正是这种内心的绝望。“六六”的绝望和其他人的绝望。你通过挖掘这种绝望,找到了自己的原来深藏的“我”,这个“我”不管你在世界各地,你在月球上,你还是从过去走出来的那个你。这是一个“自我认同”的问题(“identity”)。通过这种认同,人才能给自己一个说法,才能得到拯救(这个词还能用吧?)而你在这种自我认同的同时,也认出和宣布了你周围人们的身份,他们歪歪曲曲的生活。作家的“正义感”首先表现在这种对自身的忠直和对于她/他所看到的生活的忠直。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能接受一种“自传”的说法。虹:我觉得自己有着疤痕的“向日葵”,不管我到了什么地方,在异域的世界里或回到家乡,总是向着自己内心最深处,即使在梦中。我还是想“翻身”。我到现在还喜欢小说中穷人要“翻身解放”那股子气,当年我也要翻身,我第一就是想在家里“翻身”。小说中写到当时家里有一件黑色短尼大衣,母亲穿,大姐、二姐、四姐轮穿,就是不给我穿,夜里我躺在床上气不过,对挤在一床上的四姐说:“我要翻身”。四姐让出一个空说:“好吧,我让你翻身”。这种记忆很深刻。这种生活和这种发自内心的尖叫不会离开你,是刻在你灵魂中的东西。除非你把它释放出来,否则你就不得安宁。崔:义无反顾地、完完全全的承担自己,承担自己的过去也是承担自己的当下,这体现了有关文学和有关人生的双重道义感和勇气。现在有人倾向于把这两者分开,小说的伦理与生活的伦理毫不相干,一个并不扎根于另一个之中,至少对于中国人是不够诚恳的。在这本书的北京的“发行研讨会”上,有人表扬你“没有在伦敦过纸醉金迷的生活”,其实在北京才更有可能过一种“纸醉金迷”的生活,但你想想看,在北京“纸醉金迷”意味着什么?在中国的某个城市譬如上海、广州过一种“纸醉金迷”的生活是什么意思?虹:就像威廉?莫尼斯对十九世纪下半期资本主义的批判所说的,资产阶级的最大罪恶在于低劣趣味,并把这种低劣趣味变为社会的主导地位,变成时尚――人人都得认同的时尚,不然,你就是落伍者。一心成为一个“时尚的人”,想当然地(认为)只有“纸醉金迷”的生活才是生活。这种(低劣)趣味带到文学中来,以为只有写“纸醉金迷”和“新洋场酒吧文学”才是文学,自以为搞的是“超后现代的”,已经赶上世界最新潮流的顶端,殊不知落入了现代(时尚)商业“天鹅绒监牢”,把自己打入(全球资产阶级恶趣)的“阿鼻”地狱之中,还自以为得计!?中国真正有个性的作家真的必须在“文革”中找,文革的强制一体化使几代艺术家产生了追求个性的强烈欲望。崔:听你这番话,看来你在伦敦真的没有“纸醉金迷”。至少过的是一个作家的真实生活。伦敦是个好地方。鲁迅文学院可以考虑搬过去。但你放心,他们绝对会把北京的“纸醉金迷”同时带过去的,这个建议我还是不提了吧。但在伦敦肯定对你的写作、视角产生了某些影响?虹:绝对不可能是“纸醉金迷”。主观想象西方或一种“现代化”的生活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在那里过的是一种朴素的乡村生活,(几乎是隐居生活。)我的朋友是周围大自然中的一种红色的狐狸、松鼠、橡树和流水。我想说,写字桌和电脑放在什么地方是不重要的,关键是你敢面对哪个方向。也许在伦敦,我更敢面对我自己,更可能集中精力写作。崔:刚才我们在承担自身的意义上谈到了小说的“自传”性质,但是它和人们所说的“自传体”小说还是很不一样。一般“自传体”的“传主”和“被传者”是同一个人,故事的主角和叙事人的视角是重合的,但在这部小说中,真正的讲述者并不是“六六”本人,她甚至是被蒙蔽的,她对自己的身世隐约感到了什么,但必须由别人来讲述。揭开这个秘密恰恰是叙事的动机。“六六”渴望他人来讲述,她是从大姐、母亲、生父的嘴里一点一滴了解到她想知道的东西,真相一点一点透露和揭开,她是被动的,被讲述的,她本人知道得最少,当然,讲得也最少。这样,读者的好奇心并不仅仅在一个“隐秘”的故事上,同时还有由谁来接着讲,这个人知道多少,他提起哪些线索,又丢掉了哪些,他愿意讲哪些又不愿意讲哪些,这就构成了作为“故事”之所以成为“故事”的那些要素,视角不断的变换,不断地有东西牵出来又按下不表,这都是小说的技巧,而传记作者不需要这些。并且正是因为这种“有限视角”,使得这部作品避开了本人的渲染和张狂。这是读这本书的人不必担心的。虹:你提的问题台湾作家兼批评家朱西宁先生在他的文章《写自传还是写自己?》中也谈到过,他针对葛浩文所提出的自传体例的问题,提出这是写自己而不是自传。我认为这种划界并不是很重要,关键在于怎么写和怎么写得好。我自己在不在里面这最重要。崔:我始终要说,对你重要的并非对别人也重要。除非将你自己写进去,同时也提供了他人也可以这样观察自己、寻求、承担自己的角度和勇气,才是有意义的。当然这本书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从“六六”的身上,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某些影子。可以说,就底层人民生活的经验来说,描写农村的或其他的什么的都有,但描写城市贫民的几乎没有。这是一群特别绝望的人。但从他们身上,我们完全可以找到和我们近似的东西。只是这种经验没有如此富有勇气地被表述过。虹:尤其是女性。她们的绝望。女性不得不承担的东西比男人要多。她们有多绝望,是因为她们有多敏锐。这些祥林嫂们,必须由鲁迅来代她/他们来说话。母亲、大姐和其他的姐姐们,我的命运和她们相似。崔:除了那些女性们,这里男性的命运也不好到那里去。天下穷人是一家。你在承担起自己的生存的同时,也承担了他们所有人的命运。这里生父和养父的形象都很清晰生动。虹:你在为男性说话了。本来我以为父亲的形象在我这儿是缺位的,现在重新看这本书,发现我对父亲的形象是注满深情的。血缘和非血缘本身并不重要,只是具体的个人情感之间的关系更重要。养父对我充满了爱和同情,始终如此。我在去年的一个短篇小说《奔丧》里重新追述了他,我写了他有十几年都从未看见我,到他去年六月过世。他是一个盲人,但他仍然可以带领我在黑暗里穿行,他穿行黑暗比我有胆量和信心,他给了我他所有的一切。崔:你在写的过程中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后来发现它们在作品中却客观存在,这是生活本身的力量和写作本身带来的力量。它们把你带到一种属于你自己、却始终没有露面的东西中去。当然,这部作品中可能有更多的超出你自己原先想象的东西。由于“六六”是被讲述的,所以实际上被置于前景的,还是“六六”周围的那些诸多的人们,你写的大姐和母亲的形象比“六六”更轮廓分明,给人以难忘的印象。你并不是只善于写自己,也许你写的别人更成功。包括那些你没有经历过的场景,重庆解放前夕“9?2”火灾的情景,红卫兵江上武斗的情景,笔墨不多,都写得很精彩。通过一种纯粹是想象的复现,甚至比“六六”本人经历的场景更有说服力,这是一个作家才能的体现。你是在写你所听到、感觉到和想象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六六”本人更像是一个穿插,通过她的命运,展现了一段特殊的生活历史。虹:那样的生活造就了我。贫民窟的语言和环境是一种舞台,每天有故事,每天有戏看,每天有人进监牢,它的色彩是浓重的,语言的色彩也是强烈的。崔:其中有一种我称之为“横冲直撞”的东西。在那样的生活中,几乎不能再丢失什么,所以人们具有一种野性的、原发性的乃至暴力的东西。那儿的人们最少恐惧。但在另外一种“横冲直撞”的力量——我指的是历史——面前,他们同样逃脱不了干系。那里的人们更没有保护能力。于是一个最卑微的小人物,他的命运也和巨大的、几乎是他完全不能理解的力量联系在一起,与其发生碰撞,而自己却永远懵懵懂懂。这其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再小的人物,他们的经历、遭遇和我们称之为“历史”之间,都有一条歪歪斜斜的通道和脐带。在那种碰撞中,他们被削减、被剥夺、被扭曲,渐渐被揉成一张抹布似的东西。虹:但在历史的这张“花名册”中,他们却被轻轻地划去了。抹得一点痕迹都没有。别人受的罪是罪,他们受的却不是。什么也不是。但他们实际上也是人,不是牲口,也有人的感情和尊严的要求。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人实际上被冷落了。崔:是他们在历史上的那个位置被忽略了。他们生活实际上在历史之中,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发生个人命运的变迁,可没人从他们的脸上读出历史的风云和残酷,仿佛他们在历史的“体外循环”。甚至连牺牲品的资格都没有。就像那些武斗中死掉的工人。他们永远消失在历史的视野之外,一点回音都没有。虹:就像我的母亲现在也不能读我的书。她不认字(这本书的台湾版本和所有西文版本都有我题献给她的字,国内的版本由于电脑排版错误未有。这在说明什么呢?连中文字也否定她)。对于降临到他们身上的灾难,他们自己几乎一无所知。这是不幸的。这种不幸全部落在了我身上。崔:而你却写出了她/他们的故事,记录了他们无名的苦难,以恰如其分的方式回报和担当起了他们给予你的特殊的馈赠。你母亲应当为你骄傲。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个出生于大饥荒年代的私生女,从小生活在重庆偏僻落后的贫民区,忍受着兄姐的排挤和漠视,以及父母的疏离和怨恨,孤独而寂寞地长大。在这寂寞长大的过程中,她一直感觉自己和这个家庭的疏离,却从来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她一直感觉有个人在偷偷窥视着自己,却怀着期待和恐惧交织的矛盾心理。在十八岁那年,一切终于真相大白,她知道了身世,认识了自己十八年来默默付出的生父,却又拒绝了生父愧疚和卑微的感情。那年,孤独、渴望温暖的她,失身于年长自己二十岁的历史老师,一个有妇之夫,不久他因为害怕历史清算而自杀。她逃离了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家庭,杀死了腹中没有父亲的胎儿,开始了自己的流浪和放纵的生活。一个饥饿于食物、饥饿于感情的女儿,饥饿的青春期里,面黄肌瘦的她,曾经生生呕吐出一条长长的蛔虫;渴望来自父亲的感情,但当生父真的伸出期待的温暖的双手,她却又残忍地拒绝原谅。我被她的经历深深触动。最终时隔九年后,她回到离开多年的家,生父已在对女儿和情人的思念中悲惨地死去,病重的养父欣喜万分,曾经强硬和冷淡的母亲变得软弱和温情,她穿着九年前生父买的花布、母亲缝制的新衣,拿着生父的口琴和他给小女儿的绒帽,回忆起那年自己曾经的无情……这种痛,不可挽回的伤痛。原来我只是把这本书当作一部小说来读,最后才知道这是一部完全真实的自传。——豆瓣网友“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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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女儿》编辑推荐:最值得阅读的作家。如果厌倦了体制内作家的流行而无力的文字,那就可以读读虹影。她将哲学层面的身份认证和身份识别,融于世俗生活的爱恨中,出神入化地让读者悲喜莫名;她的文字极端自我却极能引他人共鸣,她倔强自负却让人忍不住怜爱心疼,她从不为哗众而刻意去写任何一个字,却不知觉在文学之路走得最远。她是文坛的先锋队员、常青树,海内外媒体称她“脂粉阵里的女英雄”“怀揣利刃面对世界”“勇敢而残酷的写作”、“离诺贝尔最近的中国女作家”,英国诗歌“一等奖”、意大利“罗马文学奖”、台湾《联合报》大奖(王小波也得过该报的奖项),作品入选台湾青少年自学教材。最值得珍藏的版本。虹影著述甚丰,国内亦多有出版。此次推出的精品集,系作者与出版方共同精心细选在全世界最受欢迎(翻译语言最多、印销数量最多、获国际奖项最多)的6本代表作,首次在国内结集同步出版。全套书由著名设计师友雅操刀,高档布面精装,内文印制精美。每书附有作者在海外30余个国家出版的70多个外版书封面。最共鸣动容的成长故事。要想和过去的所有生活都决裂是办不到的,记忆、一个人的根和童年意识,都是无法摆脱的,一个人别想和过去决裂。即使身份能够挣脱,但是,你的成长是和父母给你塑造的环境有关的,你无法挣脱得掉。可是这些东西,却对一个作家来讲,是一笔博大的财富。华语文学颠峰之作,2013全新升级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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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会把虹影划分到海外华文文学界,作者现在海外华文写作成就非常好,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一批接受过良好教育,形成了完整人生观、世界观的一批人走向世界以后,他们对海外华文写作的一种冲击,和从两地、两域两种文化的对接和碰撞当中,再返回大陆,它所提供的文学经验,跟以往是完全不同的,在这个方面,90年代以后的华文写作,对于中国大陆的写作,是一个贡献。比如,在这十年当中,有三位非常优秀的女性作者,比如严歌苓,加拿大的张翎,比如虹影。女性海外华文文学三剑客,他们都提供了非常不同的文学经验,在文学史传承的意义上,在我们了解大陆文学板块和构成方面,这些经验都是不容忽视的。——陈福民虹影写的是普通家庭,不是什么大家庭,是底层社会的一个家庭,但家庭关系特殊,兄弟父母之间都很特殊。在歌颂亲情的大背景下写出了另一方面很复杂的东西,不是没有亲情,而是亲情也包含很多矛盾冲突,这些冲突这与人性的弱点是相关的,不因赞美家庭而掩盖这种危机。刚才白烨说她是现实主义,很真实讲出了家庭关系里的真实性和复杂性,虹影在这方面描写显得非常狠,尤其是写自己家的事,以第一人称写自己的事情,虹影显得特别真实。没有掩盖真实的人性,深入家族细微的关系中,看到最基本的社会层面显现出人性的冲突。——解玺章虹影写《饥饿的女儿》开始,就用的是现实主义笔法,而她的现实主义笔法特别凌厉。严酷冷酷的现实,写的特别真实,可以说是心狠手辣的现实主义,这是特点之一。——白桦虹影把饥饿年代的苦难写得令人不寒而栗。《饥饿的女儿》成功了,虹影走向新的水平线,她突破了自己,也超越了与她同时期中国女性小说写作流行的基调。——刘再复《饥饿的女儿》属于中国,属于地地道道的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特别是它所表现的那种几乎是不可重复的生命的生长方式,令我一望即感亲切。——李洁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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