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经济在宿州

出版时间：2008-7  作者：池子华  

内容概要

《旷世名相曾国藩》主要内容：曾国藩和他的时代曾国藩，生于1811年（嘉庆十六年），死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人口爆炸，民变迭起；大清帝国吏治腐败，武备废弛，国势式微；外患频兴，国耻交至。中国处在十字路口上。清朝自立国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统治，政局稳定，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加上“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鼓励生育政策，人口随之大幅度增长。清初，中国人口仅0.9亿左右，而到乾隆初年，即1740年前后已剧增到2亿，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到道光初年，即19世纪20年代再翻一番，达到4亿多。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因此，人的生产要与物质资料的生产保持适当的比例，过与不及都会造成社会生态的严重失衡。根据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人均耕地4亩方可维持生计。随着人口爆炸性增长，人均耕地面积急剧下降：1685年人均耕地为5.9亩，1724年5.6亩，1753年4亩，1784年2.6亩，1812年2.3亩，1822年2亩，1851年1.7亩。人多地少的矛盾不断加剧，大量劳动者被强制脱离物质生产资料成为“剩余”。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的大量存在，“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过剩人口的严重堆积，往往成为社会动乱的催化剂。1836—1845年，民变次数为246次，1846—1855年达933次，1856—1865年更达2332次。社会危机日趋严重，而官吏照样酣嬉优游，招权纳贿，卖官鬻爵，贪得无厌，吏治因而大坏。嘉庆年间，大贪官和伏诛，家产充公，私蓄竟达白银8亿两之巨，相当于清政府11年财政收入的总和，难怪民间有“和跌倒，嘉庆吃饱”之谚。贪污贿赂恶风遂成不可遏制之势，弥漫朝野。吏治日非，为官者但知逢迎谄谀，恋权固位，至于民间疾苦，可以不闻不问。道光朝宰相曹振镛虽琐鄙无能，但深得道光皇帝的倚重，“恩遇益降，声名俱泰”。门生请问为官“秘诀”，曹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有无名氏赋《一剪梅》，总结他们的作官经：其一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云：“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圆滑弥缝，吏治柔靡，相袭成风，国事不堪闻问！士子文人，原是社会的精英分子，但自从康、雍、乾三朝大兴文字狱以来，士林风气一蹶不振。鲁迅先生指出：“清初学者，是纵论唐宋，搜讨前明遗闻的。文字狱后，乃专事研究错字，争论生日，变了‘邻猫生子’的学者。”（《鲁迅书简》上册，第434页）这样的学问就是清代占据压倒地位的考据学。考据学又名“汉学”、“朴学”，初兴于清初，到乾隆、嘉庆时期达于极盛，故又称“乾嘉学派”。文人士子以此为好尚，抛开现实，埋头于故纸堆中，皓首穷经，流风所被，一般人也齐声附和，以致“家家许（许慎）、郑（郑玄），人人贾（贾逵）、马（马融）”，训诂、考证、辨伪、校勘、辑佚等，风靡全国。虽然对整理古文献不无贡献，但由此却形成了强劲的脱离现实的学风。这股灰暗沉闷的学术空气，直到嘉、道年间，文网稍弛，言路稍开，才稍有转变，经世实学在夹缝中取得了一席之地。曾国藩生活的时代，中国社会在裂变之中。1840年以前，中国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形态，这是封建中国的一个基本特征。这种自然经济的基本经济结构表现为“耕”（农业）与“织”（家庭手工业）的结合。“男耕女织”就是这样一幅自然经济图景。耕与织结合的生产经营方式作为农民生存的必要条件，限制了社会分工和生产的扩大，排斥商品经济的发展，阻滞资本主义关系的成长。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症结所在。耕织结合，自给自足，市场发育没有肥沃的土壤、重农抑商以及闭关锁国等，所有这些，要使鸦片战争前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突破自然经济体系缓慢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是相当困难的。而改变这种状况的，竟是西洋的大炮。自17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取得长足发展，大有席卷全球之势。英、法、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寻找原料、倾销商品，把目光盯住东方大国的中国，屡叩国门。但清朝统治者以天朝老大自居，闭关锁国，固守藩篱，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大势，对曾经是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国早已被历史抛在了后面的残酷现实，闭目塞听，茫然无知。假若不是闭关自守，而是主动开放，大刀阔斧进行改革，迎接汹涌而至的世界资本主义潮流，中国社会也许会异彩重放。但时机一经失去，中国只有被动挨打。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清朝的八旗绿营兵腐朽无能，不堪一击，中国战败。1842年8月订立《南京条约》，迫使中国向世界开放，法、美、俄等资本主义列强接踵而至，强加给中国人民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由一个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救亡图存”由此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军事侵略说到底是为经济侵略鸣锣开道的。西方列强利用与清政府确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关系，在华设立租界，倾销商品，掠夺中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自然经济的解体。耕织结合是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而自然经济是与商品经济根本对立的。西方列强要达到在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的侵略目的，势必要剪断耕织结合的纽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中国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过程，实际上就是洋布洋纱代替土布的过程。洋布价廉物美，又有条约关系的保护，因而逐步占领中国市场。土布没有销路，“中国之织妇机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万人！”（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第2卷）这些众多的失业者和没有用武之地的剩余劳动力，为了谋生，背井离乡，如潮水般涌入城市。自然经济的解体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而剩余劳动力的城市集中，为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资源，因此，外力的冲击，客观上刺激、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但是，传统中国要走向近代，关键在于中国社会内部自我调节机制，实现自身的转型。而要实现自身的转型，就必须充分发展近代工业，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又是一个时代课题。清政府为支付鸦片战争赔款，弥补财政亏空，加重旧税，开征新税，农民不堪重负，无以为生，又引发了一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内战”——太平天国革命。历史之舟将把中国载往何处？总而言之，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内外交困的时代，是需要变革的时代：“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这个时代，更是呼唤风云人物出现的时代：“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龚自珍：《己亥杂诗》）时势造英雄。在时代的呼唤下，一代风云人物曾国藩走上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