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1-11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吕思勉 页数: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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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在上海光华大学,讲过十几年的本国史。其初系讲通史。后来文学院长钱子泉先生说:讲通史易与中学以下的本国史重复,不如讲文化史。于是改讲文化史。民国二十七年,教育部颁行大学课程;其初以中国文化史为各院系一年级必修科,后改为通史,而注明须注重于文化。大约因政治方面,亦不可缺,怕定名为文化史,则此方面太被忽略之故。用意诚甚周详。然通史讲授,共止一百二十小时,若编制仍与中学以下之书相同,恐终不免于犯复。所以我现在讲授,把它分为两部分:上册以文化现象为题目,下册乃依时代加以联结,以便两面兼顾(今本书已将政治史移作上册,文化史改作下册——出版者注)。此意在本书绪论中,业经述及了。此册系居孤岛上所编,参考书籍,十不备一;而时间甚为匆促。其不能完善,自无待言。但就文化的各方面加以探讨,以说明其变迁之故,而推求现状之所由来;此等书籍,现在似尚不多,或亦足供参考。故上册写成,即付排印,以代抄写。不完不备之处,当于将来大加订补。此书之意,欲求中国人于现状之所由来,多所了解。故叙述力求扼要,行文亦力求浅显。又多引各种社会科学成说,以资说明。亦颇可作一般读物;单取上册,又可供文化史教科或参考之用。其浅陋误缪之处,务望当代通人,加以教正。 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吕思勉识。
内容概要
吕思勉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知识渊博,学术造诣高。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领域都作出了独到的贡献,为后人的学习研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吕思勉先生著作宏富,一生著有两部通史,分别为《白话本国史》和吕著《中国通史》,均有开启通史写作新纪元的成就。
吕著《中国通史》吸收了西方社会史学的新思想,又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以“典章制度”和“理乱兴亡”两个板块构筑了其通史的大框架,这也是本书的主要特点和重大成就所在。谭其骧称吕思勉“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严耕望称吕思勉的治史是“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称本书“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
作者简介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生于江苏常州。幼年家贫无力延师,由其父母授以史部著作。16岁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吕思勉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知识渊博,学术造诣高。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领域都作出了独到的贡献,为后人的学习研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与陈垣、陈寅格、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书籍目录
上册
绪论
第一章 婚姻
第二章 族制
第三章 政体
第四章 阶级
第五章 财产
第六章 官制
第七章 选举
第八章 赋税
第九章 兵制
第十章 刑法
第十一章 实业
第十二章 货币
第十三章 衣食
第十四章 住行
第十五章 教育
第十六章 语文
第十七章 学术
第十八章 宗教
下册
第十九章 中国民族的由来
第二十章 中国史的年代
第二十一章 古代的开化
第二十二章 夏殷西周的事迹
第二十三章 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
第二十四章 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
第二十五章 古代社会的综述
第二十六章 秦朝治天下的政策
第二十七章 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
第二十八章 汉武帝的内政外交
第二十九章 前汉的衰亡
第三十章 新室的兴亡
第三十一章 后汉的盛衰
第三十二章 后汉的分裂和三国
第三十三章 晋初的形势
第三十四章 五胡之乱(上)
第三十五章 五胡之乱(下)
第三十六章 南北朝的始末
第三十七章 南北朝隋唐间塞外的形势
第三十八章 隋朝和唐朝的盛世
第三十九章 唐朝的中衰
第四十章 唐朝的衰亡和沙陀的侵入
第四十一章 五代十国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第四十二章 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
第四十三章 北宋的积弱
第四十四章 南宋恢复的无成
第四十五章 蒙古大帝国的盛衰
第四十六章 汉族的光复事业
第四十七章 明朝的盛衰
第四十八章 明清的兴亡
第四十九章 清代的盛衰
第五十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
第五十一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
第五十二章 清朝的衰乱
第五十三章 清朝的覆亡
第五十四章 革命途中的中国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它,究竟有什么用处呢?这个问题,在略知学问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作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做前车之鉴呢?他们又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昔人所为而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失策,便当设法避免;这就是所谓“法戒”。这话骤听似是,细想就知道不然。世界上哪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远者且勿论。欧人东来以后,我们应付他的方法,何尝不本于历史上的经验?其结果却是如何呢?然则历史是无用了么?而不知往事,一意孤行的人,又未尝不败。然则究竟如何是好呢?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正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然而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要应付一件事情,必须明白它的性质。明白之后,应付之术,就不求而自得了。而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性质,又非先知其既往不可。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譬如久于官场的人,就有些官僚气;世代经商的人,就有些市侩气;向来读书的人,就有些迂腐气。难道他是生来如此的么?无疑,是数十年的做官、经商、读书养成的。然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亦是如此了。中国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日本?习焉不察,则不以为意,细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极为深远复杂了。然则往事如何好不研究呢?然而以往的事情多着呢,安能尽记?社会上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报纸所记载的,奚啻亿兆京垓分之一。一天的报纸,业已不可遍览,何况积而至于十年、百年、千年、万年呢?然则如何是好?须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并不要把他以往的事情,通通都知道了,记牢了。我,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我?反躬自省,总是容易明白的,又何尝能把自己以往的事,通通记牢呢?然则要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也正不必把以往的事,全数记得,只要知道“使现社会成为现社会的事”就够了。然而这又难了。任何一事一物,要询问它的起源,我们现在,不知所对的很多。其所能对答的,又十有八九靠不住。然则我们安能本于既往,以说明现在呢?这正是我们所以愚昧的原因,而史学之所求,亦即在此。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解释;(三)用以说明现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往昔的历史,是否能肩起这种任务呢?观于借鉴于历史以应付事实导致失败者之多,无疑的是不能的。其失败的原因安在呢?列举起来,也可以有多端,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偏重于政治的。翻开二十五史来一看,从前都说二十四史,这是清朝时候,功令上所定为正史的。民国时代,柯劭忞所著的《新元史》,业经奉徐世昌总统令,加入正史之中,所以现在该称二十五史了。所记的,全是些战争攻伐,在庙堂上的人所发的政令,以及这些人的传记世系。昔人称《左传》为相斫书;近代的人称二十四史为帝王的家谱;说虽过当,也不能谓其全无理由了。单看了这些事,能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么?从前的历史,为什么会有这种毛病呢?这是由于历史是文明时代之物,而在文明时代,国家业已出现,并成为活动的中心,常人只从表面上看,就认为政治可以概括一切,至少是社会现象中最重要的一项了。其实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社会,实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会,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所以现在讲历史的人,都不但着重于政治,而要着重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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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的新版,将原书直排繁体改为横排简体,并将注释形式统一为文中夹注,其他如习惯用词、行文遣句、概念术语,除了一些明显的讹误和不规范用法,基本未动。本次出版保留原书采用的民国纪元,只是在其后增加相应的公元纪元。另外,在本次出版中,我们有选择性地增加了若干与内容密切相关的插图,希望能对读者的阅读有所助益。《中国通史》是吕思勉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为适应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一经出版,畅销数十年,成为读者了解中国历史的最佳读物。《中国通史》分为上下册,上册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分章按时代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中国通史(经典插图本)》不仅对想了解中国历史大事的读者有用,而且对掌握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学术文化等系统的知识有很大的好处。了解中国历史的最权威版本、民国时期最流行的国史教材、比肩钱穆《国史大纲》的通史著作。史学大师吕思勉写给大家的历史经典读本与钱穆《国史大纲》双峰对峙的史学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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