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造字新解

出版时间：2004-8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刘德秦  页数：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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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绪论　　一、本书的方法和目的　　本书希望从语言的二元特征角度来考察表意文字之产生，从视觉再现听觉映象的角度来考察表意文字之创造，从作为视觉记号的表意文字与听觉记号的内容之间的对应关系来思考以往“象形”、“会意”、“假借”、“形声”等表意文字的结构特点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争论，从语言范畴化的角度来考察表意文字的“部首”、“孳乳”以及“派生”。　　由于汉字是当今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表意文字，作为中国人的我有收集资料，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等地利之便。选择汉字作为撰写本书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在国外留学期间看到国外的语言学研究硕果累累，而国内对这些理论仅仅停留在介绍上，真正运用语言研究的成果，以中国的语言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不多，利用新研究成果反思汉字的研究就更少了。　　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字--汉字的研究，有自许慎以前和以后的积累。在汉字这一研究领域，来自于新考古材料的发现，来自于新成果、新思想对这个古老学科的启发。从这一点上来说，如果能将西方语言研究的新成果再次引入汉字研究这个古老的领域，一定会提供一个新的视点，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个平台，哪怕能为汉字研究这个传统领域“抛砖引玉”，本人就相当满足了。本人的著述就是在这种动机下完成的，希望专家们斧正。　　二、西方的表意文字研究　　西方的语言研究历来重语言，轻文字。这种现状应该说与他们所面临的现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首先，西方长期以来使用的是表音文字，因此，他们不曾有过像中国人那样的、以表意文字为研究对象的深厚积累，他们的表意文字研究开始于近代。研究的具体对象以及内容就是破解已经失传的表意文字，解读这种被他们视为神秘的宗教符号。　　1799年，罗塞塔石被发现。以此为契机，西方学者据此展开了解读的挑战。几乎就在同时，西方学者又着手破解其他几个先后被发现的早期表意文字。由于有关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典籍屈指可数，因此，西方的解读者们只能在没有任何积累，没有任何前人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开始解读。他们既不知道这些“神秘的象形符号”究竟应该从哪个方向开始读起，也不知道究竟一个象形符号是一个字还是几个象形符号的组合是一个字。　　西方的解读者们历经种种曲折，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最后终于发现了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结构特点，否定了以往一个象形符号是一个字，指示一个内容的错误见解。一个字，指示一个内容的错误见解。解读者们发现：占埃及象形文字既有一个象形符号是一个字、指示一个内容的情况，如汉字的“（像形：圆圈里面加点）”指示“日”，“（像形：月牙）”指示“月”；还有将“（像形：圆圈里面加点）”、“（像形：月牙）”两者组合，复合成为“@》”这样的复合字，用它指示“明”这一内容的情况；此外，还有类似中国“假借”、“形声”的现象，象形符号分别表意或表音，扮演不同角色，承担不同任务。　　掌握了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结构，明白了哪个或哪几个古埃及象形符号构成一个字，这才最终导致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完全破解。　　其次，由于当时西方普遍使用的文字是表音的字母，西方的解读者们自然而然地将古老的文字与西方现行的表音字母联系起来考虑。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西方通行的“字母”与古老的埃及象形文字存在亲缘关系，古老的象形文字是“字母”的始祖。面对如此结果，西方的学者们就在现代的“字母”与古老的表意文字之间画出了一条连线。　　他们将“象形”、“会意”、“形声”等表意文字的结构特点，人为地放大成为文字发展的不同阶段，将西方现行的“字母”安置在人为划定的上升阶梯中的最高位，而表意文字被安置在了初级阶段。在他们看来，文字发展的第一阶段是“象形”阶段，第二阶段是“象征”阶段，相当于中国的“会意”、“指事”；第三阶段是“表意文字之表音转用”，相当于中国的“形声”；第四阶段是最高阶段，也就是西方现在使用的“字母”。西方学者将“字母”界定为“完全表音阶段”。①相对“字母”这一完全表音的最高阶段，西方将第三阶段同时界定为“半表音阶段”，他们认为这是向完全表音进化的“前期准备阶段”。

内容概要

本书希望从语言的二元特征角度来考察表意文字之产生，从视觉再现听觉映象的角度来考察表意文字之创造，从作为视觉记号的表意文字与听觉记号的内容之间的对应关系来思考以往“象征”、“会意”、“假借”、“形声”等表意文字的结构特点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争论，从语言范畴化的角度来考察表意文字的“部首”、“孳乳”以及“派生”。    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字——汉字的研究，有自许慎以前和以后的积累。在汉字这一研究领域，来自于新考古材料的发现，来自于新成果、新思想对这个古老学科的启发。从这一点来说，如果能将西方语言研究的新成果再次引入汉字研究这个古老的领域，一定会提供一个新的观点，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个平台，哪怕能为汉字研究这个传统领域“抛砖引玉”，作者就相当满足了。作者的著述就在这种动机下完成的。

书籍目录

绪论　一、本书的方法和目的　二、西方的表意文字研究　三、中国的表意文字研究　四、索绪尔的语言理解与表意文字　五、文字为何必须是视觉记号第一章　中国独自的表意文字研究　第一节　许慎的遗产以及文字研究的悬案之一“部首”与“字原”　第二节　许慎的遗产以及文字研究的悬案之二“六书”的疑问　第三节　其他的一些争论　第四节　听觉记号的汉语与视觉记号的汉字第二章　西文的表意文字研究　第一节　早期的表意文字一元论　　第二节　美索布达比亚文字与汉字的同源学说　第三节　“罗塞塔石”、“甲骨文”的发现以及日本学者的比较研究　第四节　美国学者格尔堡的结构研究　第五节　董作宾的反论　第六节　透过“东巴文”看“六书”第三章　独立生产的表意文字　第一节　表意文字可以独自产生的理论依据　第二节　肆意性的语音与第二次人工记号的表意文字　第三节　日本借用汉字与“文字的发展阶段论”　第四节　“画成其物”与不同的解读　第五节　假借与形声第四章　造字的手法　第一节　类似记号　第二节　记号二元论在心理实验中的证明　第三节　对“原型”的改造——从添加“一笔”到“一个视觉记号”　第四节　语言的范畴化与文字集团的形成　第五节　语言中的典型与文字集团的大小结论后记

章节摘录

　　第二章　西方的表意文字研究　　第一节　早期的表意文字一元论　　十五世纪初，有关埃及象形文字的书籍相继被发现。一本写于四世纪，另一本写于四世纪或五世纪，这是最早有关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著作。前者的作者是一个名为马尔克里奴斯的历史学者，他将当时从埃及搬运至罗马的古老石碑上的古埃及象形文字翻译成为希腊语（太阳神崇拜的象征，一种上端呈金字塔状的四方体石柱，通常竖立在神殿的人口处）。后者的作者是埃及学者霍拉泼伦，他用希腊语说明每个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意义以及某个象形符号为什么表达某个词义。　　在霍拉泼伦看来，古埃及象形文字是一个象形符号指示一个内容。他的说解多不确切。尽管如此，对从未接触过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西方学者来说，霍拉泼伦的介绍是最宝贵的原始资料。在英文中，“象形文字”的意思就是“很难辨认，充满神秘色彩的宗教符号”。　　十五世纪，就在西方学者开始了解埃及象形文字存在的同时，由西方传教士们撰写的有关中国的著述也相继在西方出版。对埃及象形文字以及中国汉字的了解，严格地说应该是浮浅的认识，立刻使西方学者得出了主观的结论，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西方学者不但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必然联系，而且进而作出了二者出于同一个源流的结论。　　西方学者以各自发生的不同时间为先后顺序，断定古埃及象形文字是中国汉字的祖先。他们得出上述结论的依据，并非来自于考古学、人种学、地理学上的重大发现，仅仅是因为他们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与中国的汉字在形状上类似。对西方人来说，古埃及象形文字与汉字是一种令人惊讶的文字，它们与西方当时普遍使用的表音字母截然不同。正因为文字在形状上存在某种类似，他们又据此作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推论：“中国人和埃及人是同一个民族”。在西方人看来，没有比文字上相近更有说服力的事实了，只有中国人和埃及人同为一个种族，他们使用的文字才有可能如此相近。文字上的类似，成了同一种族的最强有力的证明。　　中华民族起源于东方的理论包括两个部分：一说起源于埃及，另一说起源于美索布达比亚。　　认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或埃及或美索布达比亚，尽管两者在结论上存在差异，但都认为中华民族源自东方，上述结论的依据依然是：中国人、古埃及人、美索布达比亚人都使用过相类似的文字。　　1654年，德国人阿达西斯．吉尔赫尔著《埃及的奥伊第泼斯王》。作者在书中写道：“中华民族也许来自于埃及。”十三年后的1667年，他又著《中国图说》，在第四章中以《汉字与埃及象形文字之异同》为题，主张“哈姆的子孙在中国的边陲开辟了殖民地，开始移民的同时，将文字带到了该地。但是，移民们并没有将埃及象形文字的所有词义和神秘都带到该殖民地，传人该殖民地的仅仅是表达大致思想，表达最低程度感情的文字”。结论上存在差异，但都认为中华民族源自东方，上述结论的依据依然是：中国人、古埃及人、美索布达比亚人都使用过相类似的文字。　　1654年，德国人阿达西斯·吉尔赫尔著《埃及的奥伊第泼斯王》。作者在书中写道：“中华民族也许来自于埃及。”十三年后的1667年，他又著《中国图说》，在第四章中以《汉字与埃及象形文字之异同》为题，主张“哈姆的子孙在中国的边陲开辟了殖民地，开始移民的同时，将文字带到了该地。但是，移民们并没有将埃及象形文字的所有词义和神秘都带到该殖民地，传人该殖民地的仅仅是表达大致思想，表达最低程度感情的文字”。①　　他的以上见解主要来自明末在中国南方进行传教活动的波兰传教士米卡尔·波·伊姆（P．M．Yoym）以及曾到访西藏的约翰·格里倍尔（P．J．Grueber），以他们撰写的中国游记为基础，阿达西斯‘吉尔赫尔完成了他的“埃及中国同源说”，“文字同源说”。　　另外一个持相近见解的是法国阿唯兰热（AvraHc-hes）的教士约埃（H11et），他在1716年出版的《古代人通商航海史》中主张：“即便不是所有的印度人、中国人都是埃及人的后裔，但是我们不得不相信，至少有大部分人应该是。”他得出上述结论的依据和德国人同样，依然是看到中国的文字和埃及的文字在形状上类似。　　法国科学院的院士得拉蒙（Dc Mairanl678—17lI）也认为：“风俗习惯的相同，是说明是否同一种族的最好证据。”他同时还主张：“传说中塞索斯德里斯（Scsostris，拉姆西斯二世）曾带领十万人去了中国应该是可信的。”　　1795年，法国文学学士院院士德·吉涅（De Guigne）主张：“我坚信，中国的文字、法律、统治形式、帝王以及实施统治的大臣等，整个帝国都是原封不动地从埃及照搬的。同时我还确信：中国的古代史就是埃及古代史在中国的再现和延长。”依他之见，埃及　人移人中国是在公元前1122年，在周武王确立周朝统治前后。　　对只知道表音文字的西方人来说，汉字是惟一与埃及象形文字具有相近特点，可以相互比较的视觉记号。西方的学者们既不知道汉字如何指示汉语，也不知道汉字的结构，更不可能知道中国有许慎，有《说文解字》和“六书”理论，他们对汉字和埃及象形文字的了解，都仅仅停留在形体的简单对比和臆测上。　　第二节美索布达比亚文字与汉字的同源学说　　最早提出此说的是英国人约翰·卫伯（John webb）。他于1669年在伦敦发表了一篇论文，该论文称：“人类语言的分化始于巴比伦塔建造之后，而汉语大概是惟一一个被保留下来的分化前的语种。”　　二百年之后的1870年，在西方小有名气的中国学学者约瑟夫埃德金斯（Joseph Edkins）著《中国在语言学上的位置》一书，他　在该著作中主张，欧洲的语言和亚洲各国的语言都出自同一起源，　他们的始祖都是“亚美尼亚和美索布达比亚”。①　　法国的特力安·德·拉可布里（Terrien De Lacouperic）主张：“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巴比伦。”这个出生于诺曼底的法国人，年轻时曾在香港经商，这时他开始学中文，后来他将中文与塞姆语进行比较，1884年成为伦敦世界学院的东南亚比较语言学教授。特力安认为：“巴比伦的巴克族（Bak）后来移民去了中国，在该民族去中国之前，有过有关大洪水、萨尔贡（Sargon，被认为是中国的神农）等的传说。这个巴克族就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提及的‘百姓’。一般人理解的‘百姓’是各种各样的氏族，但是‘百’实际上不是表示数字的意思，应该是‘Bak’的音译。‘百姓’是蓝眼睛、黄头发的民族。秦始皇等中国的统治者为了区别起见，因此将中国的原住民称作‘民’，也就是‘黑民’的种族。”他的见解立刻在西方引起了巨大反响，很多人受他的见解影响。　　比如波尔（C．J．Ba11）就在此基础上继续其阿卡特语和汉语的比较研究，后来成为了牛津大学亚洲学教授。1913年，他出版了名为《中国和苏美尔》的专著。在该著作中，他专门对汉字和苏美尔文字进行了比较，指出两者之间存在极度类似。对于是否是同一种族问题，他指出：“认为两个民族是同一起源还为时过早，两个民族是否同一起源还要依据将来大规模的地下发掘出来的材料才能予以证实。”　　1834年，在德倍的古墓中发现了数个中国造的“茶壶”，“茶壶”上还有中国的汉字。英国的埃及学研究学者威尔金斯认为：“也许有人会认为是找寻古宝的人在进入古墓之后，偶然将‘茶壶’丢弃在了古墓里，但是这样的壶在德倍的很多古墓里也都同样被发现，由此可见，‘茶壶’被寻宝者丢弃在那里的解释不能成立。”他同时还公开了中国“茶壶”的图。　　据称，发现这些“茶壶”的古墓，均建于公元前1800年左右，在此之前没有人进去过。对此，不但英国人威尔金斯倍觉吃惊，意大利的埃及学研究学者罗塞尔里尼等也发出了“简直是个奇迹”的赞叹。但是，另外一些欧洲的学者，依据他们对汉字、对中国文明的深刻理解，从各种角度否定了前者的见解。首先，法国的斯塔尼斯拉斯·朱立安认为：…茶壶’上面的汉字是用中国的草书写成的，由此推论，‘茶壶’不可能是公元前一千年以前的东西。而且两个‘茶壶’上记载的内容是中国的唐诗，它们是公元八世纪后的作品。”他由此认定，“这些‘茶壶’绝对不可能是古代法老时代的物品”。　　德国的弗里德里希·西尔特也否定了“茶壶”是公元前古物的说法。他认为：…茶壶’上书写的文字，只能是十七世纪中叶，也就是明朝的字体。”而且所谓的“茶壶”，也只是一个小型的鼻烟壶，而“鼻烟壶是在十七世纪中叶之后开始在中国流行的”。他进一步指出：“这些壶是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的制品，是不久前刚刚完成的。”　　法国学者普里斯后来进行了缜密的调查，结果发现，这种壶并非出土于德倍的古墓中，而是来自与印度通商的红海沿岸的港口城市克福特、考塞尔、库斯。　　由以上简单的历史回顾可见，早期西方的埃及象形文字、苏美尔文字与汉字的比较，根本称不上研究，都是停留在主观上的猜测。西方学者对他们所比较的对象，诸如苏美尔文字、埃及象形文字、汉字等，连基本的常识都不具备，仅看到它们与西方现行的、表音的字母不同，就将三者硬性拉到一起进行比较，甚至得出了同源的结论，这样的结论，除了说明对早期文字的无知之外，不说明任何问题。这些结论不仅无益，而且还对后来埃及象形文字的解读带来了消极影响。　　第三节　“罗塞塔石”、“甲骨文”的发现以及日本学者的比较研究　　1799年，让世界震惊的“罗塞塔石”被发现。以“罗塞塔石”的发现为契机，对刻写在“罗塞塔石”上的古埃及象形文字，欧洲各国的诸多学者开始了解读挑战。虽然有不少尝试者，但是最终获得成功的是法国人商博良（1790—1832）。　　1899年．在中国河南安阳西北郊外的小屯村，发现了刻有文字的龟甲骨和兽骨，这就是再次让世界震惊的“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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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表意文字，本书将西方语言学研究的新成果再次引入汉字研究这个古老的领域，从语言的二元特征角度来考察表意文字的产生，从而为今后的汉字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平台，使中国的汉学研究领域增添新的活力。

用户评论 (总计5条)

•   一本非常好的书。对于汉字的解释有很多新的看法，看得出作者真的在付出。值得购买！
•   专业性、趣味性很强。当然，前提是要你喜欢文字的研究，喜欢与别人交流关于文字的感受。
•   读这本书，感到了做学问的不易。
•   只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吧
•   真正的学术是深入浅出，而此著是将问题复杂化，且有的地方并不能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