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民主运转起来

出版时间：2001-9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英]帕特南  页数：217  译者：王列,赖海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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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社会资本、治理和善治等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对意大利进行个案考察，经历长达20年的实证研究，论述了意大利如何在法西斯专制崩溃后，成功地利用意大利深厚的公民传统，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民主机制，逐渐使意大利社会走向善治和繁荣。

作者简介

罗伯特D·帕特南，当代西方著名政治学家，现任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马尔林讲座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政治学、国际政治和公共政策，发表的著作包括《手拉手：西方七国峰会》、《独自打保龄：美国社会资本的衰减》、《使民主动转起来》一举

书籍目录

中译本序译者的话作者原序第一章　导论：制度绩效的研究第一节　研究的旅程第二节　设计旅程第三节　研究的方法第四节　本书概要第二章　改变规则：20年来的制度发展第一节　创立地区的政府第二节　地区政治精英：“政治运作的新途径”第三节　地区自治的深化第四节　扎根：地区及其选民第五节　结论第三章　制度绩效的衡量第一节　衡量制度绩效的12项指标第二节　制度绩效衡量指标的一致性与可靠性第三节　制度绩效与选民的评价第四节　结论第四章　认识制度绩效第一节　社会经济的现代性第二节　公民共同体：一些理论思考第三节　公民共同体：理论检验第四节　公民共同体内的社会与政治生活第五节　制度成功的其他解释第五章　追溯公民共同体之源第一节　意大利中世纪的公共生活遗产第二节　统一之后的公共生活传统第三节　测量公共传统的持久性第四节　经济发展与公民传统第六章　社会资本与制度成功第一节　集体行动的困境第二节　社会资本、信任和轮流信用组织第三节　互惠规范与公民参与网络第四节　历史和制度绩效：两种社会均衡第五节　意大利地区试验的教训附录1　研究方法附录2　有关地区议员态度变化的统计数据附录3　制度绩效(1978——1985)附录4　在统计分布图中使用的地区简称附录5　地方政府的绩效(1982—1986)和地区政府绩效(1978——1985)附录6　公民参与与传统(1860-——1920)注释专有名词英汉对照表

章节摘录

　　当然，无论在中央还是地区，都能经常听到有关对方侵犯自己权利的抱怨。这些指责是任何真正分权的政府体系里都有的正常争论。中央官员关心日益增长的财政赤字，他们认为这些赤字的是由地区不负责任的低效率造成的——所谓“不征税的代议制”，所以他们要求大大削减地区基金。地区官员抱怨他们从中央得到的基金的最大份额被过于严格地限定在具体的项目上，甚至已经指定了哪一种农产品的生产可以得到补贴。他们说，中央各部常常把地区政府看作它们的现场办公机构。对于习惯了州长们抱怨联邦援助拨款和联邦控制的美国人来说，意大利地区官员的这些不满是完全不陌生的。同样，据报道，意大利国会议员把地区官员看作是控制庇护关系的竞争者，而庇护关系在意大利许多地方是相当重要的政治资源。即使是左派的代表，尽管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主张政治分权，但在国会活动的幕后，据说也限制对地区政府的分权。当然，联邦立法人员与州和地方官员的这种竞争关系在各地都是相似的，从芝加哥到巴伐利亚的政府间政治都如此。同时，当地区开始行使它们新建立的监督地方政府的权力时，地区与地方政府的斗争开始替代原来简单的中央与地方的冲突。在中央、地区与地方官员的政府间三角关系中，新的联盟和复杂的三角战略开始发展起来。使一些意大利法学家感到吃惊的是，意大利的政府间关系正在向晶体(marble．zake)模式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向单纯层级(neater layer cake)模式的方向发展。大多数问题引起的都不是简单的中央与地区管辖权的斗争，而是引起多角的斗争，其中包括地方政府、党的各级官员，甚至是私人机构。在诸如农业、住房、医疗保健等领域，许多项目的责任并不是明确分配给某一级政府的，其责任事实上是由中央、地区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的。所有三个级别政府的政治家和行政官员不断地进行非正式的磋商，互相之间要进行谈判，这些磋商与谈判经常是非常激烈的，即使在主要的决策责任明确属于某一级政府的时候也是如此。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已经成立了将近100个联合委员会来协调具体部门的地区政策与中央政策。反过来，地区也在正式结构中不属于其管辖范围的事务上寻求增进自己在罗马的影响力，比如对全国经济政策，甚至国际贸易政策的影响。每一个地区都在罗马设立了办事处，以代表自己的利益，并对中央政府展开游说活动。1981年各个地区的首席行政官成立了一个永久性的主席会议，为表达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意见提供了一个论坛。到1983年，这个集团已经与中央政府的部长会议建立了制度性的联系，从而改进了中央与地区权力机关之间高层的协调工作。当1992年欧盟迈人更加深入的一体化时，意大利的地区政府也增加了对布鲁塞尔决策的直接影响。宣称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已经进人了一个“友善的时代”，这在最好的意义上说也是为时尚早的，因为就像詹姆斯·麦迪逊在美国联邦制度建立之初对自己的同胞所说的，权力共享意味着永远的冲突。意大利政府体制还不能说已经变成了完全的联邦制，因为意大利地区的宪法和政治地位不享有像美国和德国那样的州的自治程度。然而单一制与联邦制之间的差别只是程度上的，不是二元对立的。在过去的20年里，意大利已经向分权的方向大为迈进，这不仅体现在正式的权力结构上，而且体现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与决策当中。这个时期末的地区领导人比期初的拥有了更独立的影响力。虽然新的结构决不是简单地决定非正式的权力关系，正式结构的变革还是逐渐地改变了非正式的关系。分权化的进程已经有了自我发展的动力。在过去的20年里，地区已经成为意大利政治舞台上真正的、自治的、并且日益显赫的角色。　　第四节扎根：地区及其选民“抗议的游行现在全都向地区政府进发而不是向省政府进发了”，南方的一个省长私下了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在意大利最落后的地区之一的巴西利卡塔，1980年12月，就在地区政府被迫处理大地震造成的灾害的前两天，在一天的时间里，当地的新闻媒体就报道了地区政府关于发展伊奥尼亚海旅游业的计划，报道了残疾人对地区政府在残疾人事业上无动于衷的抗议，新闻界要求政府帮助在破产的产业发展中投资的人，要求地区政府帮助一家钢铁厂和当地一家超市解雇的工人，新闻界还报道了新成立的一个为老人提供住房的地区基金，并且批评了地区在建议开展的一个化工项目中起的作用。抗议者对抗议诉求对象的改变微妙地反映了地区政府在意大利治理当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早在1976年，全意大利的社区领导人就开始积极参与新的政府，其中包括市长、劳工领袖、银行家、工业家、商人、农业代表，以及新闻记者。我们访谈的社区领导人中近一半的人定期与地区政府内阁成员、地区委员和行政官员举行会晤。这些社区和组织的领导人与地区官员的会晤，比他们与相应的地方政府官员或中央政府派驻机构的官员举行的会晤更频繁。(意大利政府的地区化造成了一个影响，就是许多全国性的组织，包括工会联盟、工商业和农业组织，以及政党，都在最近几年按照地区的划分进行了重新整合。)到80年代，我们调查的社区领导人中，大多数人(约60％)认为地区政府在他们领域有“非常”或“比较”重要的影响，只有不到1／10的人认为地区政府在他们的领域完全没有影响。虽然这些社区领导人经常对这个新制度持批评态度(我们将很快见到详细情况)，但是大约有2／3的人认为地区政府在他们自己领域的影响从根本上说是积极的。在不到十年的时问里，新的政府就开始扎根了。至此为止，我们对意大利地区试验的插述已经强调了实际发展与这个试验的支持者的期望是一致的。然而，有关地区主义的争论各方几乎都认为，大多数新政府的实际管理成效是有问题的。许多地区的公共管理是怠慢与混乱的卡夫卡式的结合体。在70年代末及整个舳年代里，一种希望受挫、白费劲、错失良机、浪费光阴的情绪弥漫在许多地区政府里，特别是在南部的地区政府里，但并不仅限于此。由地区主义者很高的期望于他们有限的实际成果之间的差距造成的失望开始扩散开来。到1976年，有42％地区委员和67％的社区领导人同意地区政府在他们所关注的领域制定的官方政策，但是只有24％的委员和35％的社区领导人赞成实施那些政策。虽然地区规划是大多数地区政府的头等大事，但是1976年有2／3的委员认为他们的地区政府所作的努力是不成功的，1／2强的委员认为是“很”不成功的。最常见的批评是地区政府在确立很有前景的理念之后没有相应的行政措施。社区领导人对这些所作的批评更多，主要集中批评了地区政府在行政上的无能。在整个1980年代，我们访问的一半以上的社区领导人(1982年是55％，1989年是60％)都同意“本地区政府的行政根本上是效率低下的。”@全国医疗保健系统的地区化，是70年代中期的改革中转交地区管辖的最大项目，在许多人看来是一个管理上的失败。在我们与社区领导人和普通公民的访问中，只有1／3的人同意“医疗保健服务的地区化已经产生了积极的成果。”只有5％。10％的人非常赞同这种积极评价。表2．5表现了社区领导人的抱怨。回官僚程序(多是学了中央行政机构的模式)惊人的缓慢和低效，而且受到旨在确保这些程序得到遵守，而不是考虑实际效率的各种控制的束缚。地区行政部门常常没有动力、不专业、效率低下，以及不够格。地区政府机构在彼此无知的情况采取行动。相互之间缺乏协调，也没有与其他层级政府的协调。地区官员提出的项目计划经常是不实际的、不可行的。工商业领袖和劳工领袖一致认为。地区政府里没有一个人能够明智地讨论地区发展的计划。最糟糕的是，永远也别想从地区政府那里找到答案，任何答案都找不到。社区领导人承认，地区官员很渴望有所作为，而且其基本的政策方向也是值得尊敬的。但实施这些合作项目往往超出了大多数地区政府机构的能力。

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21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建设的结果将比其他任何发展更加深刻地影响全球的和平与繁荣。毫无疑问，中国的民主进程将取决于许多因素，例如，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稳定性、国际环境、哲学观、中国领导人的道德素质、技术的变化、政治制度和政府体制的精心设计、富有创造精神的改革者从中国政治传统中汲取支持性力量的能力等。但是；，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对于民主制度的绩效来说，至关重要的要素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群众性基层活动。　　社会资本指的是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种约定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规范。许多不同社会背景的研究者——从北欧到拉美，从北美到亚洲——近年来已经发现了大量证据，证明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对社会的健康和公民的福祉关系极大(详见脚注)。　　我自己关于意大利不同地区民主制度绩效的对比研究证明，社会资本是民主进步的一种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一些批评者以为我的研究成果是在证明“没有良好的公民传统就不可能有民主”这一“铁律”，我要强调指出，这不是我的观点。相反，我相信，这项研究的主要教训是，民主的改革者必须从基层开始，切实鼓励普通公民之间的民间约定。我热切地希望，这项研究能有助于中国的学者和改革者在关于如何推动中国的民主政治方面做出更加严肃和更富有创造性的探索。

编辑推荐

　　《使民主运转起来》通过对意大利各地区的研究探讨了有关公民生活的一些基本问题。作者运用社会资本、治理和善治等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对意大利进行个案考察，经历长达20年的实证研究，论述了意大利如何在法西斯专制崩溃后，成功地利用意大利深厚的公民传统，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民主机制，逐渐使意大利社会走向善治和繁荣。

用户评论 (总计45条)

•   普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不愧为名著，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杰出代表，既有大量的实证分析材料，又有高屋建瓴的理论分析，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   要想理解西方的民主思想与民主实践，这本书是最好的读物；推荐给所有喜欢研究政治思想的学者们！
•   实证方法的力作,与LIJPHAT<民主的模式>可媲美
•   认识民主，学习民主，研究民主的有益书。
•   长达二十多年的社会调研,就凭这一点,再读得没趣味也会鼓励我读完它.
•   很多教授推荐~很不错~有时间会细读
•   买给女朋友的；她老师要求必读这本书，可见其影响力所在。有空仔细读一下！
•   呕心沥血之作，没的说，受益匪浅
•   书很好，但是服务太差，２００７－１２－２４发的贷，到现在（０８－１－４）还没收到！！！
•   不错的一本书，研究社会资本方面必读之书。
•   帕特南的成名之作
•   虽然不完全认同本书的观点，但得承认这本书很精彩
•   偶原来看的英文版，现在反过来看中文版，翻译得还好。书是不错的，俺导师推荐看，还要写re*****review。
•   经典之作，翻译尚可
•   不错，书本质量不是很好。
•   书印刷质量太差，想盗版书
•   　　帕特南的汤药
  　　
  　　 白凤
  　　 这期决定改变以往的小清新，推荐一本貌似晦涩阅读体验不会太好的好书：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大学时代，迷恋的社会学著作很多，《使民主运转起来》就是其中一本，最近又重温。至于原因，看看各大报纸头条内容，你懂的。
  　　 在这书里，帕特南先生用他足够的耐心做这一样庞大的社会实验，这种实验其实我们也在做，只是短期不会因为实验结果而怎么样。从意大利在1970同时建立起15个新的地区政府开始，对新政策在南北取得的不同绩效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即使在它们的宪制结构和得到的授权实质上是相同的，由于新制度所植入的社会、经济、整治和文化背景是极其不同的，故而造成差异巨大的社会绩效。由此得到这样的结论：制度的实际绩效收到了它们所运行于其中的社会背景的制约，一个地区的民主运转的效果取决于这个地区的社会资本状况，要想使民主运转起来就必须以社会资本这根有力的杠杆撬动这台巨大的机器。
  　　 社会资本指的是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种约定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规范。社会资本首先包括社会的公开精神，社会的公开精神越强，政府的绩效越高。我们可以把这种公开精神理解为具有公民精神的人所进行的水平上的一种有效沟通。而造成北方与南方在相同民主政策植入之后取得不同绩效主要是因为：北方地区所进行的主要是水平上的沟通，“公民积极参与共同体事物，政治模式是平等的，人们相互信任，遵纪守法”。而南方则多以垂直沟通为主，这是一种建立在不平等的政治模式上一种依附性沟通，公民参与度很低，社会规范对每个人的限制性作用也相对微小，“互相猜忌和腐败被视为惯例，人们极少参与公民组织，违法乱纪司空见惯”。所以不能使民主制度很好地运转起来。
  　　 诸如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这样集体行动的困境，霍布斯模式渴望通过第三方监督执行来对此改善，然而却忽略了强制执行成本过高而所谓的第三方可能会利用职权自己谋求私利等负面作用。帕特南推崇罗伯茨·贝塔利用合作性共同体在一个存在着囚犯博弈困境的社会里，将使理性的个人能够超越集体行动的悖论。继而引出关于信任和轮流信用组织的论述，信任作为一种道德资源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轮流信用组织通过利用社会成员彼此的信任这种外部的社会资本来对集体行动困境加以克服。由于在意大利公开精神发达的地区，社会信任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伦理道德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维持了经济发展的动力也确保了政府的绩效。而没有社会信任这种厚实土壤的南方则得到了不同的结局。
  　　 话说日本某一年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大地震之后，有银行对灾民进行扶助性贷款，这种贷款没有经过信用评价甚至没有借款合同，只是口头上达成几年后还贷的协议。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贷款期限到了以后，银行还未催款，灾民们纷纷前来还钱，最后没有任何一人不还贷也没有人拖延还贷。用比较学术化的方式来讲：这群普通的日本老百姓做出这样的行为避免了集体行动困境，是因为他们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在发挥作用。社会规范作为可以将行动的控制权从行动者转移到其他人手中，从而达到一种限制对其他社会成员不利的行为。良好的社会规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公民参与网络，这种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增加了博弈的重复性和各种博弈之间的联系性。而我们知道相对一次性博弈来说，多次博弈更被博弈规则所制约。
  　　 北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包含了能够使这种公民参与网络发挥历史作用的基础，作为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帮助解决新的集体行动问题。而这个例子中的日本人他们有较为完善的民间信任网络和社会规范，这无疑能够算是他们在封建制度历史深远的亚洲国家中运转比较成功的民主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
  　　 于是，“为什么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南方之间的距离在拉大？”这个贯穿全书的问题有了答案：这是因为社会资本在发挥作用并且重要性在增加（抑制投机、欺骗和逃避）。北方在公开精神和公民参与网络和互惠帮助的社会规范上都具备了南方所没有的优势，北方更具备使民主运转起来的社会资本，所以能够在同样的民主制度植入之后得到高绩效。
  　　 而社会资本是怎样形成的呢？萨格顿说永远背叛和互惠帮助这两种社会均衡都是因条件而成的惯例。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人是无休止陷入集体行动困境还是通过互相信任来解决此困境，与这个地区的传统是分不开的。人不是依靠理性而存在，而是依靠惯性而存在，这个惯性放大就是一个社会的传统。而规则是在一定传统中演化而来，可以说社会资本的形成是与一定的公民传统分不开的。
  　　 托克维尔说：当存在强健的公民社会时，民主政治会得到加强，而不是削弱。这句话表明，一个具有民主传统的社会，能够使民主更为完善运行的更好，而一个不具备民主传统的社会，即使将一套在其他地区颇有成效的民主制度照搬过来，也会因为本土技术不过关，只能空望这台进口而来的先进机器却始终无法使之运转。但这并不代表完全没有希望。
  　　 诚然，民主制度能否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建立起来，有一部分原因在于这里有没有适合民主生长的土壤，即一定的传统是否与民主运转所需条件相契合。然而帕特南自己否定“没有良好的公民传统就不可能有民主”这一观点，相反，他坚信：规则事实上是被灌输出来的，是可以通过从基层鼓励民间约定、建立公民参与网络开始来形成的，也就是说社会资本也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建立起来。这个过程是艰难的，但确实必须的，否则建立于空中楼阁的民主只会徒增民众的无望的期待，甚至会引起社会倒退。
  　　 当然，这本书读起来没有那么舒服，尽管它用的是引人入胜剖析案情的侦探方式来写的，但没能让读者轻松愉快，学术性太强，隔绝掉了一部分读者，而且读完心情更加沉重一些，就如我这一篇文。但你读完，会知道它是那种味道浓到不行，颜色看上去就倒胃口的汤药，实在不好喝，但却有点用。
  　　
•   　　 4 政治与民主-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通过对意大利1970一场权力下放的制度变革试验长达20多年的观察，根据新制度经济学、集体行动和社会资本理论，逐步研究制度创新和路径依赖、制度绩效及其衡量、制度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所分别产生的作用，探究社会环境和历史、政治制度和实践、社会资本间的关系。
  　　 果真如序所说，如读一篇侦探小说般轻松又引人入胜。一个个现象出现便加以推测，得出结论后却发现被事实推翻，于是再来却发现实际上当初研究时证据一一在旁，只是没有注意。等揭开一个谜团后，却发现是另外一个谜团的开始。
  　　 就书的结构和布局来看，21世纪出版的社科研究著作，已经跟社会研究方法讲述的差不多了。单一案例or多案例，定性定量分析，概念变量假设，理论回顾和不足，新的理论视角和总结。有种当时读虎妈「起火的世界」时的感觉。难怪20多年的研究一举让帕特南获得与托克维尔和韦伯齐名的地位！
  　　 非常喜欢这段表达的意思：理性的行动者受刺激按规矩行事，正是这些理性行为加深了社会的病变。社会选择哪种稳定的均衡由历史决定，而历史并不总是有效率的，历史的惰性不能归因于个人的非理性，恰恰是个人的理性。我们可以回答历史怎样选择，但回答不了历史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选择。
•   　　一、概括
  　　
  　　二、历史背景：
  　　主要强调了意大利的特殊性，同时的政府的组织方式的变迁，这样方便控制变量，进行政府绩效的考察
  　　
  　　三、制度绩效的测量：
  　　这里面作者十分聪明的构建了指标，从而避免了绩效和经济发展水平或速度的衡量。
  　　政策制定和内部运作：内阁稳定性、预算及时性、统计和信息服务
  　　决策内容：立法改革（全面性、一贯性）、立法的创造性
  　　实施政策：日托中心、家庭诊所、产业政策工具（土地规划、协会、培训）、农业、医疗、住房
  　　反应灵敏度：速度、清楚程度、全面程度
  　　
  　　四、公民共同体
  　　构建变量：读报、社团、投票、特别支持
  　　测量相关性：附庸化、特别立约、领导人对平等态度、共和主义、选举改革、教会、教育、美德、生活幸福感
  　　
  　　五、起源
  　　这里面最有借鉴意义的是对历史的测量，进行的纵向比较，19世纪末公民共同体的测量，互助会成员、合作社成员、群众性政党、选举参选率、地方组织存在年数
  　　还有对经济水平和共同体对预测未来经济水平的比较也很有意义，这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结论（当然，最后还是很有可能沦为测量的问题，仅仅是普特南对经济的测量方法有问题）
  　　当然，对意大利公民生活的历史的考量也很有意义，意大利的南北部的不同的历史产生了不同的共同体文化
  　　
  　　六、社会资本与制度成功
  　　 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方法，两种，一是阶级式的，由第三方带来解决方案，但这会打来第三方力量过强，从而压迫另外两方的情况。另一种则是利用社会资本的解决，每个人自觉遵守社会规范，从而解决困境。
  　　 为什么有助于解决？一是信任的传递性，A信任B，B信任C，由此A可以间接对C产生信任。二是信息的传递性，网络传递给了A和C相关的信息，他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等等。三是惩罚性，如果C做错了事，这样，他得罪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网络
  　　 制度的自我增强性：1.人们更倾向于适应现有制度；2.正式制度会产生非正式制度，融入社会文化
  　　
  　　 当然，最大的问题仍然是测量的问题，一个好的定量研究，一定逃不掉测量的纠缠，比如这边公民共同体的测量，完全是地区层面的测量，不涉及地方层面的共同体的意识（小范围的共同体意识），而对经济的测量则仅仅是依靠工业化水平，不知道换成GDP或者GNP又会怎样（当然，没有数据是另一个问题）。
  　　 在我们一方面责备测量的同时，另一方面也要想到，我们的资料是多么的有限，所以，普特南同学还是做了不错的尝试的，虽然他的尝试是否合理是值得思考的。
  　　
  　　 关于可爱的青年们的关于社会资本与中国民主的关系的问题，这个其实有点奇怪的。普特南其实一直没有关注民主的问题，他关注的是民主政府的绩效的问题，这其实是两个问题。一个不民主的政府可以有很好的绩效，也有很好的公民共同体，这不矛盾，想法，一个民主的整体可以没有绩效。所以，书的题目其实是有误导性的
  　　
•   　　知道这本书，是有次去THU听了个公共管理的课上，这书恰巧是教材。恰巧前日看IR的书，作者提到了Putnam先生，我也知道Putnam先生在这个领域颇有建树，所以就利用假期阅读了该书。
  　　该书作者，旅居意大利多年，考察意大利的民主制度建设，并且从书中，作者所呈现的各类数据，也可以了解到作者着实颇费一番心力，这种精神确实值得敬佩。
  　　
  　　作者也在开头也如是说：It is written with two very different audiences in mind-those who share my fascinaion with the subtleties of Italian life, and those who do not, but who care about democratic theory and practice.
  　　
  　　其实这本书对我触动不是很大，一方面是，我对公共政策管理知识的储备不够，之前也没有参阅过相关知识，所以我对书中提到的各类民主测评的实践行为只能刻板记忆，但无法进行主观评价；另一方面，是我对意大利的幻想太多，而书中内容确实不够有趣。
  　　我觉得该书可能对那些已经有着明确研究方向的人应该有更多的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
•   　　似乎无论是不是涉及中国，democracy这个词都会成为最大的标题党，什么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不一而足。要是认真，你就输了——真去翻书，才会知道democracy基本属于躺着也中枪的级别，他们讨论的基本不干民主什么事儿。同样地，带着中国的知识背景去看Making Democracy Work，也容易带上那样的期待——而事情总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尽管颇有标题党的嫌疑，Making Democracy Work是一本标准的社会科学著作。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方法论课程都会反复强调，在任何一部研究著作或一篇研究论文中，最重要的是因变量，也即“你想解释的问题是什么”。而在Making Democracy Work当中，显然，那个关键主角不是民主、不是社会资本，而是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翻译成制度绩效？）；具体来说，则是： What are the conditions of creating strong, responsive, effective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建立强大、有效且对民意反应迅速的民主代议机构的条件是什么？）所谓“让民主运转起来”，也即考察民主代议机构，或者说，民主国家中的政府能力。
  　　
  　　研究的背景是意大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制度改革，即地域实验（regional experiment），集权的中央开始放权给地方。那么，如此，意大利二十个地区政府在二十年间的演变就成了天然的实验场，同样的时间背景，同样的中央资金提供，为什么一些地区政府表现良好，而一些的绩效则差强人意？Putnam想要解释的重点是institution或者说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他的理论视野也定位在institution的文献脉络当中。全书的进路正如导论所援引的制度学派两条路径那样：制度影响文化，以及制度被历史和传统所型塑。具体到本书当中，也就是首先定义并讨论了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然后展现制度改革如何改变了意大利的政治文化，接着，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测量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的指标，再用社会资本/公民共同体（civic community）来解释为何意大利南北部有如此巨大的制度绩效差异，最后再来解释为何两者的公民组织状况有所不同。如果要简单化来讲的话，就是：political culture <-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 social capital <- civic tradition。核心的要解释的变量是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第一章对此进行定义，第二章讲第一个箭头，制度变迁的效果，第三章讲测量，第四章讲第二个箭头，第五章讲第三个箭头，而本书之所以重要，在于其为社会科学界尤其是政治学界民主理论者贡献了social capital这一变量，并且提出了civic tradition的重要性。而本书的论点，正如很多人所知道的那样，良好的公民组织、信任、社会资本对政府的绩效有极大的影响，而这又是被历史带来的公民传统所型塑的。
  　　
  　　社会科学的功用就在于提出一个论断，并且证实或证伪它。政治哲学家会规范性地推演“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抑或“正义的基石是什么”；三流社会科学家直接拿一个貌似圈子里大家都觉得很牛的论断，然后捣鼓一下看“这个说法是不是适用于中国”诸如此类。Putnam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将思想和政治哲学界的重要问题，与实际发生的经验材料用扎实的社会科学实证方法给勾连了起来。很显然，Putnam的问题意识根植于共和主义（相对于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又带着浓重的托克维尔的影子；而他的每一步推演，都有清晰的操作化界定和翔实的数据进行支撑。
  　　
  　　
  　　
  　　去意大利的南部和北部，或者去两个其他什么地方，或许会有感觉“这里的政府比那里的更给力”。那凭什么说“更给力”呢？社会科学不想停留于感觉，或是几个零碎的证据，而希望首先定义、深化其概念，然后进行“系统化”的“测量”。Putnam说，所谓政府的制度绩效，并不仅仅指冲突和诉求能够在政治层面上的得以表达，政府能够回应诉求，解决争端和政府的达到共识，而是指政府必须达到一系列目标做到一系列事情，比如提供医疗教育安全等公共品，控制通胀，保持就业率之类。（这本身就是个挺好也挺重要的论断。说institution不仅achieve agreement而且要achieve purposes，从而推出国家要both responsive and effective，这里对国家、对政府角色的认定，亦有一脉不同于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在此基础上，Putnam提出了三个维度十二个指标来系统化地测量制度绩效：policy process（着重于政府的稳定、预算的效率和搜集数据和信息的能力）；policy announcement（着重于政府立法和制订政策的完备性和有效性）；policy implementation（着重于考察政府提供的公共品、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包括政府科层制内部的效率）。
  　　
  　　通过指标系统化地测量出意大利北部州政府绩效显著地高于南部州政府绩效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去解释这一差异。社会科学一般的做法是，通过理论文献或是经验材料等等提出若干个用来解释因变量的假设，然后排除竞争性假设之后，用数据证明自己新提出的假设最给力。Putnam说，的确，北部州普遍比南部州更加富裕、发达，那么制度绩效的差异为什么不能说是社会经济水平所带来的？这当中可以看到，南部州内部也有差异，Cl州比Mo州和Ba州更加富裕，但后两者政府的表现明显比前者好，因此，社会经济水平是不足以解释不同州政府不同的制度绩效的。Putnam自己提出的解释变量自然是civic community或者说civicness，具体来说，是公民横向之间网络的稠密程度，以及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关心，而具体的测量指标是：全民公决投票率；特殊投票率（即指示庇护关系，负相关）；报纸阅读率；以及社团、俱乐部一类公民组织，这构成了Putnam所说的civic community index。
  　　
  　　二十个州的Civic Community Index与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构成了一个漂亮的正相关，完美地证明了Putnam的论断：北部比南部的制度绩效更强，得益于他们的公民组织和公民性。对此，Putnam还对其进一步的意涵用更多的数据和相关关系进行交叉检验和阐发。例如，Putnam用另一套指标测量人们的诚实、信任、守法程度，证明civic community index有显著正相关。公民性越强，公民横向之间的网络越稠密，也就意味着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公共”的，而非“庇护主义”的，政治领袖不是通过私人关系和给予好处建立权威，人们也不是通过公关政治家来获得公共品。通过对于普通民众和政治领袖不同轮次的抽样调查，两边cross-check，南部的庇护关系和clientelism比北部更强大，而数据证实，纵向的庇护关系和横向的公民组织是此消彼长的。Clientelism越强，人的无力感（index of powerlessness）越显著；Civic community越强，人们的满意度则越高。
  　　
  　　这是一个历时研究，也是一个地域比较研究，同时也有历史研究。这些扎实的分析，来自于Putnam有力的数据搜集方法和分析方法。该项目跨越了1970年到1989年，包括了几轮全国选民调查，全国社区领袖（community leaders）的问卷调查，以及若干轮对地区领导人、地域重要stakeholder的访谈，和详尽的立法过程和政治过程分析。强大的不仅是时间跨度如此之久，获得了处理了如此海量的调查、访谈和档案，还在于构筑指标和运用数据的功力。如何用尽量明细简洁的指标指涉和测量要说明的对象，从来并不是易事。
  　　
  　　这本书还有一个意义在于，它同时对地域研究和学科研究都极有价值。地域研究vs.学科研究一直是社会科学之间一个经典的对立，简单来说，地域研究旨在对一个地方（如中国、东亚，又如这里的意大利）获得更深的理解，而学科研究旨在为学科共同体贡献新的知识积累。Putnam在序言一开始就说，这本书对两类人有意义，一是关注意大利政治的人，而另一类是民主和政治理论的关注者。对于意大利内部来说，毫无疑问，这对于他们经典的North-South division命题又是一部重磅著作，而对于政治科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思想界，又对当代社会民主的意涵又有了进一步的反思。诚然，前者完全可能会批评后者对于该地域的经验事实没有那么好的把握；但囿于自己的地域，不知道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对自己地域的研究怎么贡献到整个学科的体系，怎么与其他学者进行对话，难道就该当了么。
  　　
  　　
  　　
  　　应当是在该书之后，无数学者沿着Putnam的路子去找civic community，去看civil society，整整一个subfield活跃了起来。但回头看看，Putnam把问题讲透了么？
  　　
  　　书中的第五章讲历史中的civic tradition，试图去解释为什么南北之间公民文化会有这样的不同，并且继续花了相当的笔墨，想要证明社会经济发展重要但全然不能替代公民文化，甚至说，从历史上看有些地方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公民文化的多寡所带来的。再去看Putnam对于这二十年institutional reform的分析，可以发现他涵盖到的东西其实非常有限。不断地指标和维度，不断的数据支持，不断的相关性分析，的确相当扎实地证明了他想要说明的那个点。但是究其根本，他是“外在”于斯的。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中央怎么样分配资源，地方掌控资源的边界和限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此的影响，而这一切的一切又如何会作用到公民网络和制度绩效。甚至他也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公民网络文化是通过怎么样的机制影响到制度绩效的，甚至连证明这是一个因果关系而不仅是相关关系也颇为可疑。他只是通过精心的写作和架构，呈现了结果，当中的运作逻辑、变迁机理，大家一无所知。
  　　
  　　范畴是从经验研究中脱胎出来的，当它脱胎出来的时候也脱离了语境，获得了时间和空间上的独立性。不错，作为在现代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沿用那些范畴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简单的拒斥那些丰厚的积累也毫无必要，但重要的是要对这些概念长出来的意涵和背景进行反思。去回到那些著作，去看它们何以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共同探讨的变量，而这个变量及其意涵的广阔关怀是否随着时间空间的移动发生了嬗变。不加反思不加理解，不知道滥觞者规避了什么而学术传承中又误置了什么，直接拉着个牛人戴着个“公民共同体”的眼光去看另一个地域，于是写出来的文章无非是“公民社会真呀么真呀么真正好”“大家快来看，这里也有公民社会了耶”。可能在另一个地方，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也许是政治经济学的，也许是行政体系的。搞笑的是，即使是在同一个discipline，不同的subfield也完全不知道别人在做什么，做公民社会的不知道政治经济学视角，做劳动经济学的完全不了解劳工运动是怎么回事。而由于研究的便利性和informants的积累，不同subfield都有一些心照不宣的重点研究对象。于是“中国的社会运动主要就是劳工、业主和农民”“中国的市民社会即社区、非政府组织”，这又离经验世界，有多大的距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包括Making Democracy Work在内的一系列著作触发，“社会”或者说“市民社会”一下子蔚为大观，左派拿它来抨击市场扩张，知识分子和活动家拿它来反威权。在第六章，Putnam开始继续阐发“社会”的意义，也有和一些其他著作进行对话——比如，他说Olson的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证明strong societies, weak economies；Migdal则说的是strong societies, weak states，而本书的结论证明并非如此。说实话，这里是让我失望的。说民主的公民传统，说复兴“社会”，这很好；但这无非只是把“民主是个好东西”变成了“市民社会是个好东西”。So what？规范性的civil society和经验世界中的civil society是两回事，市民社会不是乌托邦，如果它指涉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是非国家—个人的一系列组织、群体，那么它不仅可能会有信任、互惠，也同样可能会有欺诈、压迫、相互冲突和相互排斥。如果要和Olson对话，和Migdal对话，我期待的是他能够深化“社会”的含义。social trust, norms of reciprocity到底是什么，如何去和庇护关系和分利集团剥离开来。当然，这可以说这不是本书的重点，但这确实是论证的短板，是一切都化约为变量思维的短处所在。
  　　
  　　“社会”不只是反威权，“社会”不只是公民社会，有了公民社会，就可以“让民主运转起来”。去反思一下那些学术著作，去看一看其他的时空，在欢呼“市民社会”之前，先要知道“社会”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想要让什么运转起来。
  　　
•   　　书中关于数据的处理还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些相关系数等手法. 不过,这也可能不算不上真正的缺点. 社会科学中, 数据方法的好与坏不在于复杂与简单, 而在于怎样契合观点. 高手过招,看起来简单的招数用起来挺不简单.
  　　不简单之处之一在于这本书从思想上挺有开创性的, 特别是关于地方政治体制和文化,经济之间关系的讨论; 前面理论指标的选择和构建也挺有启发; 另一个让人肃然起敬之处在于研究的坚持,是几十年观察和数据收集的成果. 光这一点,就足以成为重要著作了.
  　　
•   　　Web 2.0与民主绩效
  　　 ---读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有感
  　　
  　　
  　　 刚看到书名“使民主运转起来”的时候就有点不太明白，看完才知道民主运转讲得是民主绩效，换种说法，即按书中所说一个好的民主的政府不仅需要考虑它的公民的需求（即，回应性），而且要对这些要求采取行动（即，有效性）。
  　　 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民主产生绩效？帕特南通过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统计分析法，以问题为引导环环相扣得出了社会资本是影响民主绩效的关键因素的结论：社会资本的良性循环使得公民关系的规范和网络对政府的效率和反应灵敏度有着那么强烈的影响，而路径依赖则使得公民传统长期以来那么稳定；千年历史的社会资本的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使得意大利一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有公民精神和特征；公民共同体则是导致制度绩效差异的关键因素；制度绩效差异则可以通过帕特南制定的绩效指标来衡量；这些衡量指标则为了回答制度改革对政治行为的影响提供了证据支持。
  　　 不得不佩服帕特南的严谨，缜密和科学态度，20年孜孜不倦的调查，访谈和研究，利用科学统计方法梳理出结论，在社会科学的著作中是少而又少的。其结论社会资本使民主运转起来让我对民主的理解有了新的视角的:发现书中谈及民主综合的很多学习过的其他理论，新制度主义，交易成本，路径依赖，囚徒困境等；但，也对他以路径依赖推理支持的结论的局限性和条件性产生了反思：我认为帕特南最后得出研究经验“制度历史大多发展得缓慢”在已经进入Web 2.0的现代社会并不适用。
  　　 帕特南是如何推理出社会资本是使民主运转起来的关键因素的呢？
  　　 他认为解释自愿合作性制度和行为的关键因素在于共同体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有三个组成部分：信任、互惠的规范和横向的社会网络，这三者可以相互促进，即信任可以促进互惠规范的形成和横向社会网络的建立，互惠规范可以促进信任的扩散和横向网络的发展，横向网络的建立使得信任可以在其中传递和扩散、互惠规则得以在其中形成，这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就是较高的社会资本表现。
  　　 较高的社会资本可以促进自发的合作，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社会资本越高，自愿合作的可能性越高，而合作本身又可促进社会资本的增长，也就是合作行为本身又可以带来信任，促进互惠规范的形成和横向社会网络的发展，先前的合作行为可以成为以后合作的模板，这就形成了社会资本和自愿合作行动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而自愿合作行为又会促进经济繁荣和政治制度效率的提高；反过来，经济繁荣和制度绩效的提高又加强了公民参与的规范和网络从而形成一种自我增强的稳定社会均衡。
  　　 相反，低社会资本、不合作的行动和低制度效率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也会形成一种自我增强的“永不合作”的稳定社会均衡。虽然以上两种稳定的社会均衡在效率和制度绩效上相差很远，但却是一种稳定的“路径依赖”，个人是无力打破这种均衡的，社会将选择哪一种稳定的均衡，这是由历史来决定的。这两种稳定的社会均衡解释了表现为公共精神的社会资本是如何提高制度绩效的，接着帕特南总结了意大利地区改革的三条经验：社会环境和历史深刻地影响着制度的有效性；改变正规制度能够改变政治实践；制度历史大多数发展得很缓慢，最后，帕特南得出了跨时近二十年研究的结论：“建立社会资本并非易事，然而，它却是使得民主得以运转的关键因素。”
  　　 我试着从奥利弗•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的角度去分析帕特南以上的推理，发现这个不仅仅使用于意大利的民主制度改革，也不仅仅能够合理解释其他国家的民主巩固进程，并惊奇的认为它同样适用于平时的管理和生活中。在减少“交易费用”（即监督和执行协议的费用）方面，正式的制度起着作用，它使当事人能够更加有效解决机会主义和逃避义务等问题。而帕特南的社会资本中的公民共同体则深化了这点，他认为，明确的“协议条款”和“监督”通常代价高昂或者难以做到，而第三方执行又不切实际。在一个共同体中，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越大。而且，合作本来会带来信任。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国际组织，见证了所在分会由小到大的转变，开始20多人大家彼此感情很好，工作都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任务分配，绩效考核都在和谐关系里面发生，彼此感情也很好；但很快，分会急速发展，在前期管理基础没有打好的情况下，规模扩张到100多人，于是我们花费了很大精力去设计制度，相信通过制度能及时反映成员状况并规范好管理流程，而非人为去做，本以为能减少交易成本，但没想到沟通的成本反而加大，大家彼此没有以前的信任，人力问题危机百出。从这点，帕特南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一、在选择人员上，如书中所说的“轮流信用组织”一样，在挑选成员时候的谨慎小心，需要挑选享有诚实而可靠名声的人；二、虽则我们做到如同新制度主义中所提及到建立制度来减少交易成本，却忽略了社团里面的“社会资本”（信任、互惠的规范和横向的社会网络），分会等级制度越来越明显，纵向内部网络突出；沟通的欠缺导致信任下降。从这热可以领悟到制度改革是需要软实力（如社会资本）的支持的。
  　　 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突出了社会资本对民主的推进，在民主理论研究中起着承前启后，突破性的进展的作用。亨廷顿的《第三波》中也间接提到经济发展使社会可供支配的资源增加，促进社会各团体的融合和妥协以及积极的对外开放，这些对民主制度的巩固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渐渐开始察觉社会团体的融合和妥协对民主产生影响，也就是帕特南所说社会资本的一部分。受帕特南的影响，王绍光的《民主四讲》中也强调了社会资本对民主巩固的作用，他认为，社会信任跟民主的巩固之间也是正向相关的，社会信任程度高的国家，民主巩固的可能性就高，相反，社会信任程度低的国家，民主巩固的可能性就低。
  　　 社会资本如此重要，那么是否没有传统历史的积累民主制度改革必定缓慢？是否即使在民主发达的国家，社会资本的下降会造成民主的衰退？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提到，一位来自公民意识不发达地区的能干的具有改革意识的地区主席，在听到了帕特南的结论后，大叫道：“这真是令人绝望！你是在告诉，无论我怎么做都没有成功的希望。因为改革的命运几个世纪前就已经被锁定了。”帕特南给予回答，制度历史大多发展得很缓慢；在完成《使民主运转起来》之后，帕特南有出书《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崩溃与恢复》，认为随着人们互信的降低，他们对政治体制也越来越疏离。从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程度发现，这个比例倒是不断在上升的，说明美国人对政府越来越不信任了。分析下，两个问题，综合下发现两者本质都是在问如何增强社会资本来达到民主绩效提高。帕特南以路径依赖和抛出问题来回应，我认为它的局限性是忽略了社会资本的条件性，现在全球已经进入Web 2.0，这已经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和交往方式，进一步影响到社会资本积累的形式，从而最终影响到民主制度的改革。
  　　 我想，世界各地都上演着Web 2.0和民主绩效的故事。埃及动乱的起因仅仅是因为一群年轻人通过短讯，twitter，facebook来发动示威的。埃及的公民意识并不高，自古以来中央集权制度，纵向的社会网络压制着社会资本的积累。但是社交网络，即时信息等这些Web 2.0技术却使关于公民意识的话语通过分享和指数传播，产生病毒式的增长，示威这样的集体行动在一个信任，横向的网络里面产生，以最低的成本积累了最丰富的社会资本，达到最深刻的民主改革。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就举身边的一个例子，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在Web 2.0技术的帮助下，公民结合起来集体行动反抗政府，使政府听取了民众的需求并采取了 行动。
  　　 《维基经济学：集体协作如何改变一切》的作者安东尼•威廉姆斯认为，web 2.0提供给公共部门巨大的机会与公民合作，他预言web 2.0技术将会使政府改革公共服务，做出更聪明的政策，更重要的是振兴民主。而政府也会有个华丽转变，从单一的政府机构走向多元化，融合知识、技能和资源的公共治理网络。从他的理论中，可以看到web 2.0对民主绩效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带给增强社会资本的希望。
  　　 尽管帕特南的社会资本对民主的关键作用有着其局限性，但对现代民主转型或者巩固的研究有相当大的启发性，给民主绩效提高指明了一个可行的方案，至于如何增强社会资本，本人提出的web 2.0是否能带来民主转型或者民主巩固，则靠未来的事实来证明。
  　　
  　　
  　　
•   　　 歌德曾经说：“好好地看过意大利的人，生活中总会有一线希望。”时尚美丽的人希望去米兰，生性浪漫的人希望去威尼斯，博学多才的人希望去佛罗伦萨，抱负远大的人希望去罗马，与世无争的人希望去西西里。意大利不是法国，所有人都只想去巴黎。
  　　 我们又发现，意大利的南北差异是如此巨大，在北方，我们看到了与瑞士一山之隔，高度发达的后工业社会，年轻人正谈论着跑车和时装；而在南方，则是与非洲隔海相望的西西里农村，人们仍需考虑一些中世纪问题：水井、牲口、石头小屋。本书的作者普特南和我们一样好奇：意大利人到底是怎样治理这个国家的，并且治理成这样？
  　　 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首先，谁在统治？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意大利是19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产物，大名鼎鼎的意大利建国三杰，领导人民赶走了奥地利和法国势力，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此后一百年，意大利都是通过罗马的红头文件统治的。然而这种纵向统治结构一直以来受到挑战。意大利有句名言说到得好：我首先是威尼斯人，其次是欧洲人，最后才是意大利人。意大利人对所在地区共同体的旗帜和徽章的认同，比对意大利国旗和国徽的认同更久远，或许也更深厚。终于在上世纪70年代，中央与地方实行了分权，自治得到实现。一个模子刻出来的20个代议制民主政府，在不同文化、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地区同时建立起来，效果会怎样呢？
  　　 今天即使是专制的政府，也会说民主是个好东西，然而美国的制度虽好，但我们担心搬到中国会不会水土不服。而大多数民众对各种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毫无兴趣，我们关心的是政府是否能保障我们的就业，维护社会的治安，最好还能提供新鲜的空气。简单地说，与谁在统治相比，人们更关心第二个问题：统治得怎么样。而意大利的政治改革，给了普特南等人一个绝佳的研究机会。就像植物学家观察植物的生长一样，社会科学家们将观察20粒同时播下的民主种子，在不同的社会土壤下的生长状况，并指出其差异的原因。
  　　
  　　
  　　 普特南使用了“制度绩效”这一概念，这意味着，尽管不同的地区拥有同样的制度，但背景的不同导致制度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毫无疑问，普特南受到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影响，假设研究政治文化在是解释绩效差异的最重要变量。后者在对五个国家的比较研究中，将政治文化分为“参与型”和“臣民型”，而有利于民主制发展的公民文化则是两种类型的结合，例如英美。而意大利，阿尔蒙德和维巴认为它属于两种类型文化都缺乏的“地域型”。
  　　 普特南则进一步对意大利内部的差异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通过统计和计算不同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在努力控制其他变量（诸如经济因素、政党因素）的情况下，制度绩效与公民品性之间发生了关系。普特南研究得到的数据显示，地区间制度绩效的水平差异，与它们公民性的差异最为吻合。然后，他回溯到1000年前的意大利历史中，来探索公民共同体的起源。大约在12世纪，意大利被划分为两种政治体制：南方的封建官僚君主制和北方的城市自治共和制。在北方，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减弱，人们是公民。合法权利由共同体授予政府官员，官员要对委托人负责。教会只是诸多公共机构之一。重大的社会、政治甚至宗教上的忠诚和联合，都是横向的。合作互助，公民义务和信任，超越了亲属关系的界限。而在南方，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加强，人们是臣民。合法权利由君主垄断，君主只对上帝负责。教会是封建等级中强大而富裕的所有者。重大的社会、政治和宗教上的忠诚和联合，都是纵向的。在潜在的无政府状态之上，建立了等级制和秩序。 两种不同的政治社会体制根据自身的逻辑不断演化，为了到达社会的均衡，一个良性循环，另一个则恶性循环。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借助了社会资本理论来进行解释。普特南的结论是：强社会，强经济；强社会，强国家。制度绩效的水平，甚至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取决于社会资本的高低差异。社会资本依赖于公民传统的原始积累，如果一个社会富有深厚的公民传统，那么这个国家政府和市场经济的运转都将更有效。
  　　
  　　
  　　 《使民主运转起来》再次唤醒了我们对社会中公民品性的重视。这一点尽管早已被托克维尔唤醒。但普特南的独到之处在于，他通过严格的定量研究，通过简单明了的数据与图表，通过一二三四、层层递进的清晰逻辑，把过去只属于敏感的知识分子的天才观察，改写成了更符合现代人胃口的社会科学作品。不仅在学术共同体中获得了巨大声誉（本书被誉为《论美国的民主》在我们时代的翻版，而作者则像罗尔斯一样一文成名），而且一定程度上，还有点带“科普”性质，可供对此感兴趣的大众阅读。
  　　 就是这样一本雅俗供赏、老少咸宜的经典著作，仍然有可供商榷之处。没有人置疑公民文化或者社会资本在民主运转中的重要性，但笔者的感觉是，普特南用社会资本解释了太多的东西。为了证明社会资本的决定性作用，普特南重构了历史的延续性：从1000年前到100年前，再到今天，南北意大利的社会结构就一直如此泾渭分明。诚然，公民文化的特性变动缓慢，但即使在一个长时段中，这些特性在南北间的差异或区域内的一致也需要被解释。在这1000年里，意大利南北都经历了战争、瘟疫、移民、统一等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而这些运动过程中行动者的相互作用和选择，在普特南的研究中却没有得到重视。我们只看到了功能性的社会结构，而没有看到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因此，普特南的研究最多能描述现象之间的关联，但在逻辑上并不能解释它们。
  　　 所以，普特南被共同体的原初文化和它的持续性深深吸引，而此后具体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政治行动，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在作者看来几乎都难以产生什么重大影响，人们成了社会和文化结构的被动消费者。尽管在该书的中文版序上普特南再次强调了参与公共生活对民主的重要性，但该书的最后的结论的确有理由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对他们的民主生活感到悲观。
  　　 如果我们需要去修正和改进普特南的研究，应该从何如手呢？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应该是一个值得考察的重要因素，它直接影响某种文化特征的形成和保存。在普特南那里，意大利19世纪波澜壮阔的民族主义运动，因为其强调南北间的同一性而不是差异性，而被忽视掉了。而实际上，民族主义运动作为现代性的标志，具有重大的意义。
  　　 过去，适应于小规模传统社会的社会资本，在18、19世纪已经因为现代化而陷入到危机中。普特南也承认，即使在意大利北方，传统的行业公会已经彻底衰落了。而南方，过去一直是腾尼斯所描绘的那种礼俗社会，在现代以前治理得并不比北方差（尽管现代人的道德认为垂直等级制不如水平联合的社会），在近代它也遭到了重大冲击并崩溃了。这是经典的政治社会学家们所关注的永恒问题。这里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去一一回顾韦伯、涂尔干、腾尼斯、盖尔纳、吉登斯和哈贝马斯的研究。勿庸置疑的是，他们都关注并试图理解：现代以前那个由直接的，面对面的互动构成的社会，是如何向一个相隔遥远的，间接互动的社会转型的。而这个新的社会，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通过大规模的、正式化的互动体系进行管理。传统社会的原始社会资本，在这个过程中被资本主义和政治行动消耗掉。然而有趣的是，在民族国家对社会的整合过程中，某种新的社会资本又产生了。我们因此有理由认为，政治是有可能帮助创造社会资本的，如同意大利的政治改革一样。目前北方比南方的制度绩效更好，和上一个阶段的政治行动不无关系。与其将目光投向过去的历史迷雾中来寻求社会资本的遗迹，不如立足现在来重新评价中国政治的现状，并面向未来去探索某种经济发展与社会整合相协调的体制。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具有重大的价值，值得所有对民主感兴趣的人们一读。普特南在该研究中展现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像一位真正的艺术家。而写书评的人，顶多算是跟在艺术家屁股后面，只会吹毛求疵的批评家罢了。
•   　　 本以为这本书的题目很大，其实只是针对意大利的一个个案的研究。帕特南的在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都是环环相扣，由一个问题引出下一个问题，通过一系列的数据分析、图形表格揭示出意大利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重大问题。现代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是多元的，正如书中所说，“谨慎的社会科学家，像明智的发明家一样，必须依靠多元化来增强任何单一工具的力量，并弥补其不足”（12页）。
  　　 首先，帕特南论说了上世纪自七十年代意大利二十多年来的政治制度的发展，通过下放权力，政治分权，来创制意大利地区政府。其中一些积极的成果，比如说意识形态差距的缩小，跨党的宽容的增强等等，地方政府对中央的权威产生了一定冲击，但是冲突并不意味着二者的对立。政治制度引导政治行为发生转变。
  　　 第三章帕特南主要是考察这些制度绩效是如何衡量的。他列举了四个方面的标准：全面；内在的一致性；可靠的；与制度的支持者及其选民的评价和目标一致。具体而言，他列出了衡量制度绩效的12项指标，其中他指出我们必须要衡量政策“输入”的方面而非“输出”的方面，（75页）举例来说我们是衡量的政府的环境政策而非空气质量如何，因为后者固然重要，但是具体的社会状况是受到政府之外的很多因素的影响的，有些结果政府不能一揽子地承担所有责任，这是应当值得我们注意的。我认为就是“制度绩效”（或者说是政策绩效）和“政府绩效”二者之间我们不应该混淆。但是在我国的这样的政策环境中，似乎政府应该对“输出”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制度绩效和政府绩效之间有更为密切的联系，这也是对于政府有利有弊的一个方面。最后帕特南提出为什么制度绩效差异在各个地区的存在。
  　　 第四章帕特南首先假设了两方面的可能性原因：一是社会经济的现代性，二是“公民共同体”的差异。但是经济方面的差异并不是作者主要的考察方面，他的重点主要是后者。其中包含一些关键概念：公民的参与，政治平等，团结、信任和宽容，社团。帕特南认为公民共同体并不像很多经典理论认为的那样公民共同体作为世界性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社会只是依赖私利存在，传统的普遍团结的感觉已经消失殆尽。帕特南认为这恰恰是与现实不相符合的，意大利公民性最弱的地区恰恰是传统的南方，在那里，“不仅是对外部人不信任，而且是对社区内部人也不信任...历史上，公民社会在结社的意义上是完全缺乏的，只有偶然可见的村或镇的社会俱乐部”（132页）。因此帕特南认为公民共同体对现代政治民主化是相当重要的因素。他也简单论述了制度成功的其他一些解释。
  　　 第五章作者追溯了意大利公民共同体的中世纪源泉，南方著名的诺曼封建专制制度和北方富饶的城市共和制度，历史上南北方发展上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地区公共传统开始衰弱而有些地方则可使增强，作者也有相应的衡量标准。帕特南也考察了公共精神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最后，帕特南主要是总结了一套自己的理论观点。我觉得有如下几点：一，正式制度是能够改变政治实践的（216页），但是都无法躲避搭便车的行为，不管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的。完美的制度设计是不存在的，因为不存在一个绝对公正的第三方。制度的变迁是缓慢的，而非正式规则的变迁更甚。二，社会资本的问题。序言中指出社会资本是普遍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种约定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规范，定性地说，“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常常必须以其他社会活动的副产品形式出现”，帕特南并没有把社会资本说得过于绝对化，社会资本也被其他理论家用来解释政治民主化的原因。就如同蒂利在他的《民主》提出的对于民主化三个关键因素中，“信任网络”（trust networks）也是社会资本理论一直阐释。但是对于这个词出处、发展等，我还没有进行考察。三，公民参与的重要作用，结社等公共网络促进了公民参与的发展。社会垂直网络无法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这种庇护式的垂直联系破话了公民的团结。这也被查尔斯蒂利引申和进一步阐述。
  　　 总体来说，帕特南的理论是具有开创性的。但是蒂利也批评他的理论只是在基本的民主体制在国家层面上已经规范下来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它不能解释由传统政治结构向现代民主体制转变的原因。因此他认为帕特南得出的结论是颇为急躁的。在这一点上，蒂利似乎是对的。
•   　　 万分的欣赏作者对于一个专题所进行的20年调查与研究。光是这一点我就愿意给出5星。从字里行间中无不透露着作者与之团队工作的艰辛。他们所去到的意大利，不是我们印象中的罗马、米兰、托斯卡纳等，而是瑟维索、皮亚特拉佩托索这样的小地区。对于各地区的大量的数据调查研究分析完全可以作为大学生研究报告的范本。只有潜下一份心来，你才能真正地获得你所要的。关于这点我认为，对于中国大学中的文科专业依旧可以采用与理科一样的作法，和导师共同完成一篇研究报告，期间可以更深入地接触这些著作和调查方法。然而这点也只能是天方夜谭了，中国的教授们自己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状态，怎么能要求这么多呢。每个学期列一些毫无生气的书单怕是个会上网的人都会干的事。所谓的研究性学习竞赛，说穿了不就是拿老子以前玩过的那招骗老子嘛！校方纵是了然于此，为了表面的和谐，依旧大力支持。我想说安心想做学问的就没几个了，剩下的都是想努力提高“综合素质”的。
  　　 扯回来，对于本书比较推崇的是它的写作手法，作者用了一个大的问题作为本文的突破口，寻找这一个又一个的线索，使此书的结构媲美了一部侦探小说，是读者时刻保持着兴趣。
  　　 另外，比较赞同第四章对于公民共同体的认识。现代民主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合公民共同体的作用。而我认为经济的现代化是一切的基础，只有经济的发展足以保障了人民的生活，人民才有闲暇去参加公共事务，这是一件毋庸置疑的事。作者之所以浓墨重彩地突出公民共同体，以我之见是作者认为意大利或是多数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足以支持他们的公民共同体的建立。对于中国而言，公民共同体的建设速度明显是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的，这也是我国民主不完善的一个原因吧。
  　　 同时，在第五章中感觉到了历史的极大重要性，纵使在17世纪中、北部所有城市都不再实行共和制，许多地方甚至不再是独立的了。北方自治城市共和制的遗产，虽然已不再体现在政治制度之中，却依然通过有关公民参与和社会责任的道德观念，通过社会的平等者之间的互助，传承下来了。对于中国而言，五千年的历史中就没有多少是人民做主的时段。树立起这样的民主观念就十分困难了，何况是树立正确的、理性的民主观念，这样的情况依旧不乐观。
  　　 最后要谈的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俞可平先生认为帕特南最有新意的地方。我想说这样的社会资本依旧得建立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这种公民间互惠互利的信任是要依靠一定的道德规范和精神素养的。这样的社会资本并不是一下子就能积累而来的。对于帕特南所说的第一个均衡的完美状态，更多的是一种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想象。
  　　 看完本书觉得中国的民主道路定是崎岖而艰难的。人民在历史中从没有过这样的观念和经验，政府也没有前路可循。同时政府在经济发展后对于公民共同体依旧没有鼓励实质。在我看来中国应该在适当民主，将全力下放的同时，更要做好民主的引导工作，培养人民正确和理性的观念。
  　　
  　　
  　　
  　　
•   　　间接地在月之仙者的推荐下，我看了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这本书让我更加感受到西方学者对学术问题单纯地追求，没有华丽文字的堆砌，没有炫耀，有的是实在的思考着的文字跃然纸上。
  　　这本著作建立在作者20年的实地考察基础之上，解决的是制度创新与路劲依赖的辩证关系。意大利通过地区自治这一制度革新，希望提高政府绩效。而同一政治制度变革导致各地区间政治实践效果不同。其原因来自于每个地区身上附有历史这一延续性机制的特性或者说是历史的惰性对制度变迁的巨大影响。著作呈现的思路：从研究制度绩效问题，引出评价制度的问题，进而发现绩效差异，从而又引出导致差异出现原因的问题，接着追根溯源发现新问题——公共精神，最后得出社会环境和历史深刻影响着制度有效性、改变正规制能改变政治实践和制度历史大多缓慢发展的结论。
  　　作者认同给社会资本一个支点，它就能撬起民主这个地球，并使之匀速运转的观点。社会资本解决了集体行动不确定性困境的问题。因为社会资本是种互惠的规范和公民参与的网络，它是种可再生的绿色资源，有自我增强和可积累性的特点。互惠是短期的利他与长期利己的结合，着实是个实用主义，由此建立起一个参与者地位、权力相等的民主网络组织。即公民依靠公民间的合力解决社会资源的问题。
  　　由“路径依赖”推之，儒家这个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在价值上肯定人们对家庭、宗教的认同和忠诚，于是人们将人与人之间关系由直系血亲推演扩大到同乡、同窗、同僚等非血缘的各种社会关系中，形成的人伦社会关系。又由于强调尊卑的等级观念，使得与西方所强调的公共精神大相径庭。所以意大利北方公民依靠自己去克服生活困难，使结社成为一种习惯。而我们依靠权威之辈，使附庸成为一种习惯。
  　　我赞成米尔顿.埃尔曼的观点“在可预见的将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能有力的条件下，一个有活力的由自由结社组成的网络是任何意在克服大规模贫困的努力下取得成功的关键……虽然其他因素——基础设施、建设性的公共政策、合适的技术以及科层制度和市场制度——也是必要。但是如果没有地方组织的广泛参与，任何促进生产力增长和广泛利益分配的乡村发展战略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还权于民，让公民组织登上殿堂。
  　　
  　　
•   　　从政治制度的变革入手，考察意大利各地区制度绩效，发现南北差异，导入公民性、公民性研究，追溯中世纪历史，城市共和国遗产作用远大于其他因素。首倡政治发展中的社会资本研究。规范与实证研究功力相当。
  　　
•   　　 今天看完了从政治学角度研究社会资本问题的名著---《使民主运转起来》，感觉还不错，不光大量的调查资料让人敬佩和信服，但就对问题的分析来说也是非常精辟的。这本书虽然翻译的不是很好，但还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得出的结论也很有说服力。本书的缘起是作者抓住意大利开始地区政府改革的机会，通过经验研究来展开对制度绩效的研究，毕竟能完整的观察一项制度变革的过程是非常难得的，而作者经过二十几年坚持不懈的调查也得出了很重要的结论，这也成就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
  　　 1970年意大利启动地区试验，通过设立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设立地区一级政府机构来下方权力，实现地区自治，提高政府的绩效。应该说意大利的这一改革是部分的达到了目的，通过改革，地区一级政府获得了很多原本属于中央的权力，比如医疗保健、农业、教育、环境等。同时，意大利的政治文化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变，表现在政治人物的去极端化，宽容度的提升，很多人认识到对国民党忠诚应当高于对政党的忠诚。另外，原本偏重意识形态的不妥协也被妥协的美德和技术专门知识收到赏识所取代，实用主义倾向取代了意识形态倾向。在地区一级政府的运行过程中，地区观念日趋深入人心，同时制度化水平也不断提高，也就说地区日益赢得人们的认可，地区政府也日渐完善。当然这里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人们仍然对地区一级政府表示不满，因为制度改革的效果并没有满足人们的预期，当人们同时也认识到，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总比原来有了很大进步。还需要关注的是，虽然在整体上制度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并且南北方都有进步，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南北方的差距在拉大，而非减小，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成为接下来的章节的重点。
  　　 下一章作者首先提出来衡量制度绩效的12个指标：内阁的稳定性、预算的及时性、统计和信息服务、立法改革、立法的创造性、日托中心、家庭诊所、产业政策工具、农业开支能力、地方医疗保健单位的支出、住房与城市发展、官僚机构反应的灵敏度。这些指标反映出各个地区的巨大差别，同时，作者还用收集的数据证明理论推断和实际情况的一致性，放映了测量结果与公众态度的一致性，从而证明了衡量指标的可靠性。
  　　 在从数据的角度了解了南北方的差距之后，接下来要做到就是对之所以存在如此差距的原因进行探讨，作者发现公民共同体的存在可以很好的解释这个问题。在此之前，作者首先分析了公民共同体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问题，很多人认为北方的制度改革之所以更为成功，北方的公民共同体之所以比较发达，主要是因为经济水平高，但作者不这样看，他认为是公民共同体的存在促进了经济水平的提高，也正是因为前者的存在有助于北方的制度改革取得更高的绩效，在下一章这个论断还会通过历史经验的研究得到证明。单就公民共同体而言，它的概念涉及到公民的参与、政治平等、团结信任和宽容，以及作为合作的社会结构的社团。以上因素的存在有助于公民共同体的构建，也正是公民共同体的存在才推动了北方的现代化，而这是可以通过定量分析来验证的。数据证明，公共性高的地区主要进行横向联系，更加热衷于政治参与，但不喜欢特别支持票。特别支持票通常是那些存在于庇护—附庸关系中的选民，而这些人通常都是存在于垂直结构中，公民意识不强，属于被动参与，在地域上主要分布在南方。由此可见南北方之所以在制度改革的绩效上存在巨大差异的原因并非主要在于经济水平的差异，而是在公共性的差异上。南北方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又可以从历史上去寻找，大约1000多年前，意大利半岛出现两种政体形式，北方是城市共和国，南方则是诺曼王朝统治的封建专制国家，当时两种形式并未导致经济水平的太大差别，并且都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北方的特色在于出现了很多公共团体的萌芽，这恐怕也为后来北方社团的勃兴做了准备。随着历史的发展，由于鼠疫、战争、饥馑等原因，北方遭遇了严重的破坏，开始落后于南方，这个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北方的社团也遭到了破坏。但南方那种通过集权统治实现的稳定并不能持久，原子化的个人对保护的需求导致了黑手党之类的兴起，而随着北方的复兴，其公共社团也开始复兴。这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也就构成了现在南北方不同发展模式的历史前提。下文还会提到“路径依赖”的概念，这一理论证明了南北方因为传统的原因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进而导致了现实的巨大差异。
  　　 最后一章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对南北方之所以存在巨大差异的原因进行了理论阐释。集体行动困境的存在要求寻找解决的办法，霍布斯提出政府存在的必要，通过外在的监督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困难在于成本大，并且也不能保证监督者不利用自己的权力谋取私利，而意大利南方的专制统治也证明了这一方法的无效。作者提出社会资本的重要意义，通过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要素促进自发的合作，进而提高社会的效率。具体的实践形式是轮流信用组织，这种形式可以在世界各地找到相似的形式，而这一形式也确实能够通过注入社会资本来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其作用方式可以是提供可信的信息，可以是提供无物质财富的担保来获得贷款，也可以是建立互助合作关系。经济学假设人是理性的，但这通常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如公地悲剧、囚徒困境，也就是导致“永不合作”的选择，但这个问题不是不可以解决的，社会资本就可以通过建立“互惠帮助”关系达到有别于永不合作的稳定均衡。“路径依赖”理论也证明可以实现互惠的长期均衡，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尽管理论是这样，但就现实中社会资本的建立而言，又一个长期的过程，意大利南北方的差别也说明构建社会资本绝非易事，南方首先要克服不合作的路径依赖，通过改革建立信任与合作的路径依赖，现在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可以看作是已经走上了合作的道路，但要形成长期的合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论这个过程要耗费多长时间，这条路都要走下去，因为社会资本是“使民主得以运转的关键因素”。
  　　
  　　
  　　《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 in Modern Italy）
  　　
  　　作者：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 译者：王列 赖海榕
  　　目录：
  　　中译本序
  　　译者的话
  　　作者原序
  　　第一章 导论：制度绩效的研究
  　　第一节 研究的旅程
  　　第二节 设计旅程
  　　第三节 研究的方法
  　　第四节 本书概要
  　　第二章 改变规则：20年来的制度发展
  　　第一节 创立地区的政府
  　　第二节 地区政治精英：“政治运作的新途径”
  　　第三节 地区自治的深化
  　　第四节 扎根：地区及其选民
  　　第五节 结论
  　　第三章 制度绩效的衡量
  　　第一节 衡量制度绩效的12项指标
  　　第二节 制度绩效衡量指标的一致性与可靠性
  　　第三节 制度绩效与选民的评价
  　　第四节 结论
  　　第四章 认识制度绩效
  　　第一节 社会经济的现代性
  　　第二节 公民共同体：一些理论思考
  　　第三节 公民共同体：理论检验
  　　第四节 公民共同体内的社会与政治生活
  　　第五节 制度成功的其他解释
  　　第五章 追溯公民共同体之源
  　　第一节 意大利中世纪的公共生活遗产
  　　第二节 统一之后的公共生活传统
  　　第三节 测量公共传统的持久性
  　　第四节 经济发展与公民传统
  　　第六章 社会资本与制度成功
  　　第一节 集体行动的困境
  　　第二节 社会资本、信任和轮流信用组织
  　　第三节 互惠规范与公民参与网络
  　　第四节 历史和制度绩效：两种社会均衡
  　　第五节 意大利地区试验的教训
  　　附录1 研究方法
  　　附录2 有关地区议员态度变化的统计数据
  　　附录3 制度绩效(1978--1985)
  　　附录4 在统计分布图中使用的地区简称
  　　附录5 地方政府的绩效(1982—1986)和地区政府绩效(1978--1985)
  　　附录6 公民参与与传统(1860-——1920)
  　　注释
  　　专有名词英汉对照表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 280千字
  　　
  　　
  　　
  　　
  　　
  　　
  　　
  　　
•   对帕特南的研究方法与路数写的较详尽，不错。但是对该书的批评似乎有点过时，对“社会资本”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它的作用是否纯善，“市民社会”又意味着什么，学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有过相当激烈的争论。
•   其实不管是“社会资本”，还是“公民社会”，都是拿来说事儿的“工具”。既然是工具，也就没什么绝对的了。当然工具会有好坏，也用适用的范围和年限。比如马克思和韦伯那些，大概够说二百年。哈贝马斯和法兰克福学派那些想法，管前后一百年。现在的这种“公民社会”，大概能说上三十年。（所以我们赶快逃吧，已经说了二十几年了，气数已经差不多了。）还有些什么参与式民主啊，国家与社会合力啊，能说上七八年。。。有时候你跟他们较真，他们自己都不大愿意搭理你，也不觉得有什么必要拼死为自己的说法辩护，因为他们好像也知道这个说法不过就是暂时借过来说说事儿罢了，将来某一天不流行了就放掉了。
•   但是究其根本，他是“外在”于斯的。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中央怎么样分配资源，地方掌控资源的边界和限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此的影响，而这一切的一切又如何会作用到公民网络和制度绩效。甚至他也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公民网络文化是通过怎么样的机制影响到制度绩效的，甚至连证明这是一个因果关系而不仅是相关关系也颇为可疑。他只是通过精心的写作和架构，呈现了结果，当中的运作逻辑、变迁机理，大家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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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清楚这些，Putnam这本书恐怕要扯到五六百页，比Inglehart的Modernization And Post Modernization和Daniel Bell的Post Industrial Society还要厚。虽然这话可能很滥，但我想说可能对一本书期待过高也不太现实，能够有丰富的资料和扎实的方法，还因此激起一阵辩论，并创造出几个学界在往后20年里一直沿用的概念（或mujun说的工具），也算是成功了。
•   那当然~ 我写这段不算是批评啦，主要是明确一下他处理了什么问题，什么并不是它讨论的范畴。。。也顺带有点说明他方法的弱项的意思。
  也算是感叹不少中文文献只是在很浅的一层上了解这本书吧。
•   社会资本并不一定是建立在经济发达基础之上的，在意大利北方十二世纪左右就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互助合作，而在其后的几个世纪之中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和保留，但是这些并不是说那些地区经济有多么发达。同时，正如作者研究所指出的，社会资本对于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不是相反。
•   我的意思是，社会资本应是与经济发达水平成正比的。你举的意大利北部的例子而言，对比同时期意大利南部，依旧是可以证明的。赞同社会资本对于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只有经济发展到了一定水平，我们才能拥有稳定的民主（这和意大利北部的发展并不矛盾），托克维尔的观点是国家民主进程到一定程度，就会掌握共同地追求共同的愿望所设定的目标的完美艺术，并且应用这个新技术追求最广泛的目标。也就是说才能使公民共同体不断涌现并发生作用，也就是产生了社会资本
•   就意大利的个案而言，意大利北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一直比意大利南部高，但是其社会资本却一直高于南部。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最初的北部人跨越了集体行动的障碍，这也是作者认为还要继续研究的观点。
  不过，我也同意经济水平与民主一定的相关性了，至少，我们还是要先发展经济的~只是感叹中国的社会资本从古至今都没有太多积累啊~
•   北部人是怎么跨越集体行动的障碍作者在书中其实已经有解释，那就是在公元12世纪北部城邦共和国成立时开始培养起的公民互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资本。当然，一开始公民互助的规模和成熟度都是很低的，社会资本也比较薄弱，但正如作者所说，社会资本正是在不断地运用之中变得雄厚的。社会资本与公民互助就像是鸡与蛋的关系一样相互促进。作者没有解释的是为什么在12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南北方会走上如此截然不同的道路...
•   social capital是putnam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   很多人看到的是社会资本，但是这个在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还是很多的。
  很多人并没有注意这本书的副标题，“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
  “使民主运转起来”是一个漂亮的表述，实质标题是副标题。
  由此，可见这本书的研究主题到底是什么。
•   在政治学领域Putnam是引入这一概念的第一人，关注social capital这个概念并没有什么问题，许多研究者都是从这里入手分析这本书的。
  其实讨论的还是近年来很热门的“公民社会“，只不过Putnam引入了一个来自于其它学科的概念来进行分析。
•   对的，Putnam是创造性地把社会资本的概念运用到政治学领域中来，
  准确将是用社会资本来解释民主政治诸问题。
  “使民主运转起来”的现代使用大大乐观化了，
  Putnam总体上是持悲观态度的，
  只是最后的时候才提到，只要向着乐观的方向努力，总是有希望的。
  这也是他将其研究最后深入到中世纪研究的原因。
  由此推断公民传统（主要就是社会资本探讨的公民结社）之重要性。
•   请问楼上各位
  衡量制度绩效的12项指标中文都是什么啊？
  谢谢～
•   楼主读的比较细，这一点值得佩服。本人也刚刚读完，很想找来英文版在仔细研读，因为导师要求要看英文版。不知楼主有否英文版原著？
•   自然是没有，这个还是求助图书馆吧
•   “使民主运转起来”这个书名确实抓住了读者尤其是中国读者的心。几年前，我读过之后却未能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没能体会其中的精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