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社会的简约治理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丁卫  页数：232  字数：2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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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悄悄地发生了一场巨变，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本套丛书试图通过对全国十多个省不同村庄的调查，来描画巨变中的乡村中国图景。　　治理之变　　2000年前后，农民负担沉重，村级债务剧增，干群关系紧张，农村治理陷入困境。李昌平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来描述当时的状况。　　在农民负担持续加重，农村治理逐步陷入危机的同时，农村民主化进程不断推进，《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88年试行，1998年正式实施，它强调“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从日渐严重的农村治理形势来看，村级民主对于解决三农困境作用甚微。　　2003年，中央开始大规模推进以减轻和规范农民负担为目标的农村税费改革。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取消了针对农民的各种收费。取消农业税，意味着持续两千年的农业税历史的终结，意味着以农养工、以农养政时代的终结。不仅如此，2005年，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开始大规模向农村转移支付财政资金，从而实现了由从农村提取资源到向农村输入资源的战略转变。　　取消农业税减轻了农民负担，缓解了干群关系。之前因收取税费而造成的治理困境不复存在，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开始发生变化。　　取消农业税及附着在农业税上的各种农民负担，使得乡村组织的收入大为减少。乡村组织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难以维持运转。

内容概要

在田野调查工作的基础上，《复杂社会的简约治理:关中毛王村调查》展现了半个世纪以来陕西关中地区一个普通汉族村庄的社会变迁——曾经封闭的村落聚居业已发展成为开放且多元的复杂社会。《复杂社会的简约治理:关中毛王村调查》指出，在诸多结构性要素的耦合下，村庄现有的“不作为/不参与”型简约治理模式固然有效，但“作为/参与”型治理模式才应该是中国农村的理想治理模式。

作者简介

丁卫，1973年生，湖北监利人，法学博士，先后就读于西北政法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现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法律社会学、中国乡村治理与基层司法研究，发表数十篇论文和调查报告。

书籍目录

总序导言第一章 关中毛王沟：一个中国村庄　一、陕西关中的环境与时空　二、“咸阳古道”上的窑店小镇　三、毛王沟：村庄结构及其变迁第二章 毛王村的家庭结构、公共生活与地方文化　一、家庭结构与分家　二、农民闲暇与公共生活的缺失　三、夹隙中的地方文化与民俗　四、村庄的历史记忆第三章 村民的生活世界　一、“面子”观与村民之间的人生竞赛　二、个人主义的崛起与集体意识的萎缩　三、礼物的流动与家庭预算　四、计划生育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第四章 村域经济及其运行　一、农地制度与村庄的产业结构　二、农村金融与生活消费性借贷　三、村庄环境与公共品供给　四、嵌入村庄的现代工厂第五章 村庄秩序与权威　一、村级组织与村庄权威　二、村庄选举和低度政治参与　三、村级治理的展开　四、无须法律的秩序第六章 村庄变迁中的特定群体　一、“妇女能顶半边天”　二、老年人和弱势人群　三、孩子们的幸福生活结论：复杂社会的简约治理参考文献附录　附录一：咸阳市渭城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汇编　附录二：渭城区窑店镇毛王村若干文件资料编选　附录三：毛王村家庭结构图　附录四：毛王村四组村民KXW的礼单　附录五：《中国乡村制度建设和乡村治理个人调查问卷》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关中毛王沟：一个中国村庄　　对于学术研究谱系之下的关中农村，人们并不陌生——此前，秦晖和苏文曾论及前近代中国社会之下的“关中模式”①，贺雪峰则基于陕西武功新庄村的调查提出了“关中村治模式”②。显然，前者偏重于历史的探察和理想型概念的抽象；而后者则关注当代中国农村的治理过程和实效，并致力于考辨其间至为关键的结构性要素。与后者的追求和旨趣相类似，我们对位于陕西关中地区渭河平原腹地的毛王村进行了系统细致的调查③。毛王村其实是一个行政村，在行政区划上隶属于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的窑店镇，它实际上又由胡家沟、新丰、毛王沟和王家庄4个自然村（总共9个村民小组）构成。行政村不同于在一定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内自然发生的、由村民组成的聚落，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然村，它是具有社会统一性的组织化的村落，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用来作为政治统治的基本单位，它在中国农村具有基础性的社会地位，唯有在行政村范围内才能够把握村落的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等村落社会活动主要领域的完整特征。　　无论是从地理区位还是从村庄结构形态上来看，毛王村都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的关中村落——它不是已经“城市化”的村庄，更不是“城中村”；虽然它靠近城镇，交通相对便捷，信息传播渠道较为通畅，但村民的生活习惯和劳作节奏却未有大的改变；它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现代城市文明的洗礼，但源于村落传统的礼仪风俗和伦理观仍然有效地规制着村民的言行举止，使他们不能或不敢逾越村庄道德的底线，阎云翔笔下所描绘的下岬村“传统孝道瓦解”之类的图景①迄今为止还没有在毛王村出现过。　　从村庄系统资源的输入和输出情况来看，毛王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半封闭的社区。近年来，村民外出务工的现象日益普遍，但出远门长时间打工的人数较少，在咸阳市区周围流动做临时性工作的村民居多，他们一般早出晚归，每天的活动半径不超过25公里，他们有意识地将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区分开来，并以基于家庭本位之上的生活空间为核心。另一方面，外来资源即便进入村庄，它们给村民生活所造成的实质性影响也非常有限。以1969年即进驻毛王村的“长城电工机械厂”（简称为“长电厂”，现更名为“咸阳电工机械厂”，简称为“咸电厂”）为例，该厂的创建给大部分村民带来了诸多的便利和好处，如村庄道路的硬化、洁净自来水的供给、优质医疗服务设施的提供以及常规性的集市贸易等等，但近40年过去了，村民与近在咫尺的长电厂工人师傅之间的交往仍然可以用“形同陌路”来形容，虽然大家都聚居在同一个村落社区里，但人际间的交往和情感互动却少得可怜。与此同时，长电厂干部职工习以为常的城市生活模式对村民的生活方式也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毕竟，村民的劳作方式决定了他们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态度。值得一提的是，毛王村与长电厂的小学教育系统也互不搭界，长期以来，毛王村的“学勇小学”与长电厂的子弟小学自成体系，招生办学各有隶属。直到2007年7月，在学龄儿童锐减、生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两所小学才合二为一，并最终以“学勇小学”并入长电厂子弟小学这一结果为分立办学格局画上了句号。要言之，在这个半封闭性的村庄里，传统的道德习俗以较为完好的形态被村民传承下来；同时，现代性的知识和信息流也通过口耳相传、广播电视和报章杂志等不同的方式和渠道进入村落，不断丰富着村民对外部世界的想象，并潜移默化地形塑着他们的思想、行为乃至价值观。当然，这一切一切的变化都是如此细微、悄无声息，以至于我们必须以谨慎的心态去观察，去比较，去体味。　　显而易见的是，对毛王村这个关中地区典型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着传统型貌，但却正在经历着渐进式变迁的——农业村落进行系统、细致的社区研究，无疑会为我们深刻理解变迁中的当代中国西部农村，深入村落文化的隐蔽层面去找寻社会关联的纽节，进而抽象出切合乡村实况的理想型的村庄治理模式，提供丰富的资料、素材以及某种可能性。　　要研究村庄的社会结构和村落功能的分化，并搞清楚村庄秩序的生成和维系以及乡村治理何以可能，就必须首先了解研究对象的基本型貌及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条件。在以下各个部分，我们将展现毛王村及其周边区域的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历史源流、人文景观、社区结构与组织状况。　　一、陕西关中的环境与时空　　陕西简称“陕”或“秦”，在习惯上它也可以被“三秦”所置换。从语义上讲，“三秦”比“陕西”更富有感情色彩，譬如，人们常常采用“三秦儿女”和“三秦大地”等语词搭配来表达对人和对这个地域的热爱之情。为什么会是“三秦”呢？一般认为，它是根据陕西的地理特征来划分的，因为陕西由地理环境差异极大的关中、陕南和陕北这三个自然区域组成，中国最重要的南北分界线之一秦岭横贯陕西，秦岭以南为陕南，秦岭以北的渭河平原及陇海铁路沿线是关中，黄土高原区主要分布在陕北。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三秦”得名实际上源于项羽分封诸侯。当时，项羽让秦朝的三个降将分治秦之故地，其中，章邯为雍王，领有咸阳以西；司马欣为塞王，领有咸阳以东；董翳为翟王，领有陕陌以西，“三秦”遂由此得名。据历史考证，“陕”指陕陌，在今河南省陕县西南。西周初期，周、召二公分陕而治，陕以东，周公治之；陕以西，召公治之。此后，人们就把陕陌以西称为陕西，简称“陕”。“秦”源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时，秦国的辖区主要在这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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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杂社会的简约治理：关中毛王村调查》是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悄悄地发生了一场巨变，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汇集了来自湖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陕西、浙江、江苏、吉林、福建11个重要农业大省15个村庄的调查研究报告，描述巨变中的乡村中国图景，展现北方农村、中部农村和南方农村的非均衡性，透视中央农村政策在不同地域村庄的实践逻辑，为关心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读者提供生动的村庄现场，为政策研究部门提供有益的观点，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贡献微薄的力量！

用户评论 (总计3条)

•   作为华中师大的书系，研究农村问题有启发
•   作者是我的大学老师，我随老师进行过实际的调研，内容丰富，结构合理，是一本不错的好书！
•   不错！本人已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