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祖荫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郭亮  页数：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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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悄悄地发生了一场巨变，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本套丛书试图通过对全国十多个省不同村庄的调查，来描画巨变中的乡村中国图景。　　治理之变　　2000年前后，农民负担沉重，村级债务剧增，干群关系紧张，农村治理陷入困境。李昌平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来描述当时的状况。　　在农民负担持续加重，农村治理逐步陷入危机的同时，农村民主化进程不断推进，《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88年试行，1998年正式实施，它强调“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从日渐严重的农村治理形势来看，村级民主对于解决三农困境作用甚微。　　2003年，中央开始大规模推进以减轻和规范农民负担为目标的农村税费改革。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取消了针对农民的各种收费。取消农业税，意味着持续两千年的农业税历史的终结，意味着以农养工、以农养政时代的终结。不仅如此，2005年，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开始大规模向农村转移支付财政资金，从而实现了由从农村提取资源到向农村输入资源的战略转变。　　取消农业税减轻了农民负担，缓解了干群关系。之前因收取税费而造成的治理困境不复存在，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开始发生变化。　　取消农业税及附着在农业税上的各种农民负担，使得乡村组织的收入大为减少。乡村组织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难以维持运转。

内容概要

　　半个多世纪以来，农村社会发生的变革，不仅表现为具体制度安排的更替，而且村庄内的人际关系模式、人的精神世界和意义系统也在发生着悄然的嬗变。《走出祖荫：赣南村治模式研究》通过对客家文化圈中宗族型村庄的村庄生活、村庄社会、弱势群体及村庄政治等众多侧面的记录，展现了走出祖荫的赣南农村社会正在经历着的深刻转型。

作者简介

　　郭亮，1981年生，江苏沛县人，先后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从事政治社会学和农村问题研究。坚持田野调查与文献阅读并重的学术研究之路，迄今已在十余个省份进行过农村调研，发表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若干。

书籍目录

总序导论第一章 村庄生活一、家庭模式变迁二、走向“现代”的住房结构三、闲暇、私密生活与电视下乡四、当婚姻成为一种负担五、丧葬传统的变奏曲六、祠堂的故事七、地方信仰第二章 村庄社会一、村落纠纷二、农民合作三、村庄互助四、村庄行动单位五、打工经济下的村庄生活第三章 弱势群体一、妇女的村庄生活二、老年人生存状况考察三、贫困人群与低保户四、自杀与生命意义的丧失第四章 村庄政治一、村庄权力结构二、村庄选举：自然村之间的权力游戏三、村庄的日常政治生活：“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四、“两委矛盾”：村落对国家话语的再造五、新农村建设六、竹村村治模式讨论第五章 走出祖荫一、从“祖荫下”到“走出祖荫”二、走出祖荫的村庄三、结语第六章 村庄中的“国家”：村庄治理的若干拓展性讨论一、计划生育政策30年二、“钟摆型”国家：“税费改革”的再解读三、从“控制”到“互动”：乡村关系的变迁逻辑附录后记

章节摘录

　　由于这种空间的隔离而越来越少。　　由于住房的更新较慢，竹村目前的住房仍然是以“渡水”和“四面五间”为主，新型的住房大概只能占到总住房的1／3，但是在以后新建的住房中，任何村民却都不可能再采取传统的样式。住房结构的变迁展现的不仅是现代性对地方性文化的侵蚀，而且预示着村庄生活方式以及村庄治理基础的重构。　　三、闲暇、私密生活与电视下乡　　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闲暇的时间与方式与当地的种植结构以及农作物生长的周期性相关联。在江汉平原和东北平原，由于水稻生长和收获的季节性特点，当地人一年忙碌的时间加起来大概只有三四个月，在其余的时间中，青壮年劳力在外打工，而留在家的村民则充分享受到了闲暇。由于缺少一种有意义的文化生活内容，时间的充裕却为地下教会以及打麻将等粗劣休闲方式的传播与蔓延提供了土壤。在竹村，由于农业生产并非是吸纳劳力的唯一渠道，广袤的山林为他们开辟了从事副业的大量机会，竹村人闲暇与忙碌的生活周期并不存在一个明显的界限，或者说，即使没有外出打工，村民也很少会有大量无处打发的空闲时间，而总是会想方设法地从事些哪怕收益并不高的生产性活动。男劳力到山上为开发山林的老板砍树，妇女则干些植树、浇水的杂活，一天下来前者能赚50元左右，外加一包5元左右的香烟，后者至少也能挣到三四十元。　　做“小工”成为村庄中的一种风气，出于一种村庄竞争的压力，村民尤其是妇女唯恐自己落在别人后面，条件允许的话，她们一天的时间也不愿意耽误。即使是老人，他们也不会闲着，大都要去放牛、砍柴以及做些“竹篾”（当地人的叫法，指竹制品，如竹筐、竹篮等）。在生产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活动下，竹村人的闲暇时间较短，一般是在阴雨天和晚上，因为只有在这时候，生产性的活动才成为不可能。然而，闲暇时间的短暂并不影响闲暇的意义，相反，其对于忙碌了一天的竹村人往往显得更为珍贵。竹村人的闲暇方式主要有聊天、看电视、串门和打牌等。　　（一） 公共空间的聊天　　在村庄中，聊天具有两种形式，一是公共场所（如村口的大树下、祠堂里、屋场前等）的聊天，二是串门式的聊天。对于前者而言，由于居住空间的高度集中性，两三个人坐在一起聊天很快就会引来村庄中的许多人。在冬天的时候，村民会围坐在一起烤火；夏天的时候，则背倚着大树一起乘凉。许多人都有着这种村庄生活的美好回忆，这个时候，村民畅快地交流，其内容无非是家长里短以及村庄最近发生的事件。在这个场合，村庄的信息得到迅速传播，并产生出村庄的舆论和压力。也正是由于这种聊天的公共影响，其一方面容易导致村民之间的吵架和纠纷。如一个村民说了某人或者其家庭成员的“坏话”，而又传到了该人的耳朵里，爱好面子的竹村人势必会与其进行理论，从而引发双方的矛盾。然而，另一方面公共场合的聊天同样有着积极的一面，它事实上为村庄提供了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大家坐在一起本来是一件没有任何目的的事情，然而当话题牵扯出村庄中的一些公益事业时，每个人事实上是在不经意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如果大家意见一致的话，比如出工、出钱的分配问题，那么这种“非正式”协商就有可能转化为村庄中的一致行动，金竹自然村有关自来水工程的建设和收费标准就是在晚上大家聊天时达成的。　　这种自发形成的聊天已经不再构成村庄生活的常态，晚上的时间由于被看电视所占据，自然村中集体乘凉的场面已经很少了，即使有也很难聚起较多的村民，取而代之的是村中的小店作为一个新公共场所地位的凸显。由于竹村的8个自然村沿公路依次分布形成了条形布局，村中的小店处在这条马路的一侧，具体位置大约在村庄的中间，紧挨着一所国有林场。以国有林场的职工以及相对较大的流动人口为消费对象，这一带附近形成了数家经营烟酒百货的小店、饭馆。出于吸引顾客的目的，小店和饭馆都在门口摆上供休息的长凳，一天到晚总有前来聊天、打牌的村民。不仅仅是附近几个自然村的村民，就是相离数公里的牛山和龙山村村民也把这里当做一个娱乐的场所，在无事的时候，他们会骑着摩托车专门来这里玩耍。显然，与在自然村中的聊天不同，这里的人员由于来自数个自然村，而且夹杂着外地来的林场职工，话题就更为宽泛。而且，据村民透露，这里也构成了一个赌博的据点，有钱的村民和林场的职工是主要的参赌人员，据说村庄中经常有人一晚上就输掉数千元钱。　　（二） 看电视　　与这种集体闲暇的发展相伴随，村民的家庭式闲暇也在发展，最为典型的就是看电视成为了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闲暇追求的是一种身心放松的状态，如果说集体闲暇是以人与人的交流而实现，那么看电视则是追求一种感官的愉悦和一种内心的体验。由于受经济水平的限制，和其他发达地区相比，竹村电视机的出现较晚，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才开始进入村庄。在那个时候，由于村民对电视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好奇感，看电视不可能是一种家庭的行为，有电视的人家一打开电视就要吸引许多村民前来围观。据村民回忆，电视台放映香港片《霍元甲》、《上海滩》的时候，有电视的人家常常被挤得水泄不通，如果本村没有电视，一些年轻人宁愿走十几里的山路到其他村子去看。看电视的动机固然是出于对电视节目本身的好奇，但事实上却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活动空间。问题在于，看电视所处的空间性质决定了这种公共活动不可能长久，主人家接纳众多村民的热情终究会因为其影响到自己家庭的正常生活而熄灭，而时间久了，那些前来看电视的村民同样有着自知之明。　　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最终解决了这种尴尬，随着电视机在村庄中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村民足不出门就可以感受到外面大千世界的精彩了。2000年的时候，在当地政府的推广下竹村的有线电视开始安装，家里的电视节目从原来的几个频道增加到现在的20多个，原来频道单一、政治教化倾向较强的电视节目也逐渐为丰富多彩、各种形式的娱乐节目所代替，从而极大地调动了村民收看电视的积极性。许多村民坦言，现在一天不看电视，心里就憋得慌。　　2000年以来，许多村民家中的电视机数量在增加，一般都在两台及两台以上。这一状况的出现源于我在家庭篇中讨论过的一种“不分家式的分家”，即追求独立生活空间的核心家庭在打工浪潮背景下的一种理性选择。随着电视机的增多，大家庭内部也随之分为若干个独立的生活空间，看电视作为一种闲暇日益成为夫妻的私密性活动。我选取了30名已婚村民，试图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他们看电视时所处的状态。我的问题是：您一般和谁一起看电视？他们的选择证实了我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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