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学笔记》与19世纪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林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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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迄今还没有论著或者论文阐述其内在的合理性，以及经由这种合理性而投射出的意义，本书试图填补这个空白。本书以发生在19世纪后期欧洲史学传统中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重大变迁为轴线，尝试探讨《历史学笔记》借以缘起的时代背景，以及马克思为应对这一转折时代所付出的个人努力，这一努力的成果就是《历史学笔记》，这是马克思平生的最后作品，也是他平生最大篇幅的作品。本书并非没有推断性质，毋宁说这只是代表了一种解释的可能性；因此作为严格意义上的专题作品，本书无意在全面、详尽的意义上探讨《历史学笔记》笔记本身，诸如它的内容、选材以及编排，而只是满足于将《历史学笔记》放在19世纪中晚期的欧洲史学传统这一时代精神和时代背景中，就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两项要素进行比较性质的分析和阐述，众所周知，《历史学笔记》正是诞生在这个时代的历史—政治精神和背景当中；众多重要的论题因此要么不得不完全省去，要么只能是一带而过，如果本书能够提醒人们持续地注意这部作品，或者更进一步地要求人们以较之以往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历史学笔记》，或者以更充分的方式看待《历史学笔记》，也就算达到目的了。就所要论证和表达的“观念”而言，本书力图从一个侧面指出，艾略特在“希望派”和“记忆派”，或者更确切地说在革命派和反革命派之间所作的带有对立倾向的划分是不成立的，这样的划分实质上是一种19世纪的划分，一种仅仅建基人类心理本能而非政治—历史能力和才干的划分。与之相反，本书意在揭示，革命和反革命乃是人类政治—历史世界中的两股各自独立的力量，它们作为人类历史—政治生存结构中的两个同等具有本质性的要素，相互之间并不存在此消彼长的竞争—依存关系，原因很简单，只要有这样的关系限制，就意味着革命和反革命是可以理解、可以分析、可以规制的，这并不符合历史—政治生活的现实和要义；事实上恰恰相反，革命和反革命正如同完全超乎人类世界之上的诸神一样，它们同这个世界的关系原则并非“对话”，而是“默示”。进一步而言，这意味着人类在任何时刻都可以进行选择，要么去体验“革命”，要么去体验“反革命”，这种选择是自由选择，选择过程当中的主宰性力量是情感而非理智，换言之，这中间毫无道理可言，无论这些道理是建基于社会—经济观点、法律观点，还是文化价值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由于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以及经济学预言在实践中，以及在人们的日常感觉中经历的严重失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马克思的理论和思想区分为“科学”和“价值”两个断裂的部分。一些人在本质上坚持社会民主党的魏玛观点，认为即使抛开马克思理论中的“价值”部分，也并不会影响到就其“科学”部分进行技术性的分析和逻辑推理方面的确认；另一些人则坚持宗教式的、充满着信仰色彩的观点，认为任何对马克思作品的分割式研究都是对马克思的亵渎，并坚决要求人们就像面对宗教典籍那样，学着去“体悟”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思想和理论中的“价值”诉求的绝对优先性。于是，作为发生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的欧洲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论战的重大结果之一，马克思的理论被决定性地划分为“科学”和“价值”两个断裂性的部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熊彼特在总结马克思理论的这种命运的同时，也相当明确地认定马克思及其思想中存在着本质性的“价值”方面的或者宗教意义上的诉求，他评论说：“他（指马克思——作者注）是一位先知，为了弄懂这个成就的性质，我们必须在他自己时代的背景中理解它。当时是资产阶级成就达到顶峰、资产阶级文化落入低谷而机械唯物主义盛行的时代，当时的文化环境还没有透露出新艺术和新的生活方式已经孕育在它的母胎里的信号，仍放纵在最令人厌恶的陈腐当中。社会和所有阶级急剧地消失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信仰，与此同时，惟一的一线光明在工人世界中熄灭了，而知识分子则声称他们对穆勒的《逻辑学》和济贫法甚为满意。此刻，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人间天堂的学说，对于千百万人的内心意味着一道新的光线和新的生活意义。如果你愿意，可以叫马克思主义宗教为冒牌货，或者是一幅对信仰的讽刺画——对这个看法有许多话可说，但不要忽视或者不去称赞这个成就的伟大。不要介意这千百万人中几乎全部不能懂得和正确评价这个教义的真正意义。那是所有教义的命运。”（［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7页）然而，熊彼特完全忘记了马克思从来都是明确拒绝承认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这意味着在他身上并不存在熊彼特所谓的那种单纯的“价值”或者宗教诉求，无论这种诉求是教义性质的和独断的，还是出于个体内心体验的；事实上，马克思对人类的愚蠢和不幸既不抱幻想，也不抱同情。他将历史事实融入他的经济理论，在这方面他表现得同施穆勒、李斯特同样伟大；不过施穆勒和李斯特通过诉求国家主义或者民族自由主义，尝试将资本主义制度稳定下来，从而使自己处于较之马克思安全得多的位置上，即使这种诉求有可能在日后演变为极端而庸俗的国家社会主义形态，他们也不会再往前走哪怕一步，看一看资本主义的未来。如果不能在广阔的历史前景中规划当前，当前的生活必然会因为这种短视而走向灾难。没有直觉是办不成大事的，思想和经验也许能够丰富这样的直觉，但这种直觉本身必定是天生的。理论和经验都不可能替代政治上的洞察力，以及在观察世事方面的那种虽然悲观但仍然积极的态度。这样的洞察力再典型不过地体现在马克思关于法兰西内战的经典文本中。《雾月十八》的著名开篇说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了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卷，第584页）对人类命运的这种失败主义的和宿命论的认知无疑是非常深沉的，这种认知自1848年以来便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马克思的通信和报刊文章当中，这些通信和报刊文章显示出他对人类生活中所呈现出的历史事实抱有冷漠的旁观者态度。这种态度使人自然地回想起爱德华•吉本关于世界历史的格言式评论：历史不过是记录了人类的罪恶、愚蠢和不幸。《共产党宣言》充满热情，并号召共产党人参加一切革命运动，但人们往往由于其中的宗教式召唤和热情而忽略了马克思在作出这项呼吁时所持的吉本式的反讽式的启蒙姿态。这种反讽姿态不仅针对资产阶级，也同样针对反抗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对革命的成功不抱幻想，马克思始终避免了任何的乐观主义错觉；恰恰是因为他始终能够避免这种乐观，所以才热切地号召共产党人参加“一切”革命活动。他是这样评价二月革命的：“任何其他时期都没有当时那样错综复杂：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陈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协调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91页）革命的形式理想同实情之间的反差和对照没有谁比马克思刻画得更具喜剧效果了，即使在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人类的命运也不过如此，革命也许不过是最淡化的非实质形式而已。对于巴黎公社的“社会共和国”行动，他甚至没有表现出19世纪30年代、甚至1848年的那种纯粹热情。如果说他的历史哲学将资本主义视为只能部分地解救人类困难的悲剧英雄，那么巴黎公社的英雄主义行动在他的分析中则不过是一种“悲喜剧”，其中不存在任何的悲剧意味。在他看来，巴黎公社的终极行动不过是宣称了“社会共和国”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只是行动中的人所作的语词上的表达，在这些语词背后，并没有实际的内容作为支撑；也许没有人愿意在马克思事后所刻画的这幅漫画中认出自己，然而，第二帝国全部的现代化发育使种种矛盾更趋强化和尖锐化，扭曲的程度如此严重，同时又如此顺其自然，最终使绝大多数人在无望中发疯。在恐惧和憎恨的支配下，发疯的大多数人就把口号和纲领的紧身衣套在少数赋有决策权和立法权的政治人物身上，迫使其在未经反思的情况下，仅仅凭借政治本能或者眼前的利益诉求而采取即刻的行动，历史便由此获得推进。这一切都表明了马克思对于历史运动的复杂性、歧义性和多面性的深刻认知。值得注意的是，熊彼特的代表性评论中透露出那种严重的曲解，一直延续到二战之后的今天，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仍然据此来攻击马克思的历史学，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学以规律和必然性压制了人类生活中的特殊性和主动性。正是这种误解导致了一种宿命论的观念，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理解为类似自然必然性的东西，比如说，资本主义终将消亡，今天的大多数人都接受或者并不反对这一说法，但人们往往将之理解为并非人类自身的努力可以阻挡的自然进程，如同太阳终将冷却和死亡那样。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人们往往倾向于不将当代事件同作为整体的历史过程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和评判，而只是将这些当代事件视为既定的、无可更改的僵化事实，一种物化了的事实，在人们的头脑中，事情的关键似乎也就变成了如何看待或者解释这些事实，而不是如何改变事实。换言之，这也许就是马克思通常所谓的“异化”现象的题中之义。此种非历史的思维和认识模式直接导致了政治上的犬儒论和失败主义，其中重大表现就是人们不觉得可以富有情感和变革意愿地去谈论具体的社会制度，也许仍然存在日常的理解和批判，但对象则不过是生活的所谓常态，对于这种常态，似乎并不存在从根本上进行改变的可能性；于是越来越少的人会尝试去谈论并评价作为整体的社会制度本身，因为人们实在觉得这种做法已然无足轻重了。事情到了这一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世纪后期的人们通常都会借助二元论的认知结构，逃逸到种种呈现为“价值”形态或者“文化”形态的直觉和体验当中。正如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最强有力辩护者卢卡奇所评论的那样：“在我们把现在的问题看成一个历史的问题的时候，资产阶级思想的这种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核心，就以非常显眼的形式呈现出来……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完全无力把当前世界的历史性事变理解为世界历史，这一点，自从这次世界大战和这次世界革命以来，必定在一切头脑清楚的人们中留下糟糕的回忆。”（［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73页）正是这一点最终解释了19世纪后期的转折年代的那些重大事件为什么在人们当中激起如此重大的情感和理智的混乱和震荡，“非理性的裂缝”最终吞噬掉了整个欧洲。正如马克思精确刻画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38页）然而，这只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那些本质要素进行高度抽象的概括和分析后，得出的一般性结论。这个世界从本质上来看是“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但就现实而言却并非整齐划一，在政治、历史这样的人为技艺领域则尤其如此。从对1848年法国民主宪法的一段代表性评论中，我们并不难看出，马克思对社会整体的复杂、错位以及基于偶然性的变革有着非同寻常的直觉和深刻的见解：“这个宪法的主要矛盾在于下面这点：它所要使其社会奴役地位永恒化的那些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竟由它经过普选权给予了政治权力，而它所批准其旧有社会权利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却又被它剥夺了维持这种权力的政治保证。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强塞在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资产阶级的敌人取得胜利，并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成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8页）同样，马克思对于英格兰宪章运动的评述则进一步显示出，他对由于传统、当前的社会和宗教环境所造成的议会改革的“政治幻象”，对于斗争中被压迫阶级的情感有着何等强大的吸引力和塑造力，以至于能够最终缴获宪章运动的本质性目标。马克思曾对死板的教条主义者提出含蓄的警告：“如果没有相反的趋势不断与向心力一起又起离心力的作用，这个过程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产生崩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5页）正是马克思思想中的这种极其复杂的多面性，及其饱含着现实主义的历史和当代眼光，将我们引向他最后的、也是平生最大篇幅的作品：《历史学笔记》。恩格斯在整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时发现了大量的事实材料，这些材料“几乎没有分类，更谈不上加工整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页）《历史学笔记》所呈现出来的也是同样的面貌。从罗马帝国衰亡到宗教战争，历时十六个世纪的历史事件仅仅按照编年意义上的时间顺序展现在书中。马克思多次强调过：“像其他规律一样，这个规律在现实中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7页）也就是说，许多重大事件通常并不属于就本质性要素进行高度抽象的范围，而这个范围里的工作实际也就是《资本论》的工作。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这些历史事件就影响人类命运而言并不重要，《资本论》第一卷充满了这样的事件。恩格斯正确地拒绝了对《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进行“理论”梳理这一任务，对《历史学笔记》也只是尽了一个编者的基本职责，以“未加工”的面貌呈现出来。这使得我们有机会看到一幅仅供魔鬼战斗和赛跑的世界历史画面。很显然，这样的画面并非伏尔泰式的，而是马克思式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并理解这样的画面。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需要我们更为贴切地去了解作为“人”的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为此，我们首先就必须抛弃充斥在古代、中世纪以及今天的传记作品中的“圣徒传记”的一切痕迹，惟此，方能避免在人云亦云的不断重复中将人物及其思想进行无意识的美化和定型；或者至少我们应当意识到，生活在现世并非一件反历史的事情，也并不是一个庸俗的标准，当然更不会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一信念正是马克思看似无穷的思想动力的源泉所在。追寻此一反讽和现实主义的冷漠态度的来源，想必事关重大。正是这一尝试使得人们有必要以完全不同的眼光来审视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并将之视为一部完整而独立的历史学作品。确实，很难将这部以历史事件汇编面貌呈现出来的纯粹编年史视为独立作品，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更倾向于将这部不具备任何理论形态和逻辑萌芽的作品仅仅视为单纯的“笔记”，不过是为一部未来的理论作品所进行的资料搜集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们往往不习惯将马克思的某部作品单独挑出来进行研究，因为人们通常会担心这种割裂的行为会损害一部作品在整体中将会获得的更多意义，许多魅力将会在这一过程中消失。本文反对前一种观点，并将论证，《历史学笔记》作为纯粹的编年史，根本不足以支撑任何酝酿中的“目的论”的理论或者任何的“规律性”诉求，确切地说，“历史学”笔记并非某种“历史哲学”笔记。对于后一种观点，本书将论证，放弃总体性的思考框架，并尽可能地沉湎于对《历史学笔记》本身的反复阅读，这当然会招致总体性魅力的丧失，但也能够因此获得部分的真理，这部分的真理将同样激动人心。《历史学笔记》以罗马帝国的崩溃作为开始，以三十年战争导致的崩溃作为结束。其中并没有传达任何具有普遍性的意向，崩溃、动荡、病变以及没有尽头的偶然事件在空间和时间中的暴力性碰撞，构成了全部编年史叙述的惟一特征和惟一性格。只是在某些极具限制性的条件下，也确实会形成一些进行斗争、信仰、统治或者反抗的人类共同体，但这样的共同体组织及其行动在马克思的叙述中完全不具备“社会变迁”或者“历史规律”的意义，确切地说，他们并不身负任何意义上的“历史哲学”目的，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赋予“世界历史人物”的那种“世界精神”完全不存在于《历史学笔记》的叙事当中，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这些共同体纯粹以个人或者一群人的意志、激情或者欲望为基础，在诞生和行动之后，便要么缓慢要么迅疾地走向腐败和解体，崩溃之后没有复兴，只是以碎片和败坏的形式散落各处，也没有循环，这包括法兰克人和东哥特人在高卢和意大利建立的伟大王朝，包括查理大帝梦想中的基督教欧洲帝国，也包括教皇及其教宗体系，以及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时期的各个力量和教派，即使是伟大的德意志农民战争也不例外。换言之，历史辩证法以及有关总体性社会和历史变迁的唯物主义叙述在历史学笔记中完全消失了；人类的一切努力都从苦难、欲望和恐惧中诞生，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又都以苦难、恐惧和欲望结束，所有的行动都基于意志—行动的内在循环，完全没有以“规律性”为基础，进而传达某种历史性目的和意义的可能性；这一切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因为人们永远没有为满足设定界限；历史仿佛是没有边界的日耳曼森林，或者神秘的黑夜，人类在其中无声无息地诞生，又无声无息地死亡。偶尔会有亮光闪现，比如意大利早期的王朝以及后期的城市共和国所进行的抗争，再比如英格兰平民在威克利夫运动时期的抗争，也会有伟大个人的出现，比如狄奥多西、腓特烈二世、黎塞留等等，但是，所有这些闪光同历史的黑幕相比，就成了暗淡的微光，死亡将迅速终结所有的人类权力和行动，将其碎裂，并重新释放到历史流变的自然根基当中。在《历史学笔记》中，只有痛苦、厌倦和宗教式的出世和禁欲主义才有可能构成此种欲望和意志循环的外部界限，就像查理五世终于顶不住一再重复的厌倦，突然选择退出游戏，从而结束了神圣罗马帝国与意大利和法国之间的宗教和权力纠葛那样。然而，事态只不过是游荡在两堵绝壁之间的波涛，与其说是结束，不如说只是简单的平息。在编年史的结构和单纯因果关系的叙述模式中，一切曾经存在于世的事物都获得了存在的权利，但一切的存在权利都终结在没有止境的欲望游戏当中，失败导致痛苦，成功则带来新的欲望。人们尽可能地用种种声明和法权形式为自己的动机作出解释，其中一些是真实的，也是真诚的，但在历史的动荡和流变当中，这一切似乎都只不过是为了表明人类意志的盲目和人类理智的丧失。那么，《历史学笔记》的意义何在？本书的主旨并不在于全面剖析《历史学笔记》本身的内容及叙事风格，对于这样一部纯正的编年体史学作品而言，做这样的剖析实际上既无意义，也不可能从中得出任何的结论，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充分的理解角度；本书的主旨是尝试将《历史学笔记》置于同一时期的欧洲史学传统当中，通过比较和对照的方法，予以辨析；进行这种辨析的轴心则是此一时期欧洲史学传统当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正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出发，本书尝试为《历史学笔记》在19世纪中晚期的欧洲史学传统中作出定位。本书第一章，尝试从总体上回顾19世纪中晚期欧洲的政治和历史思想状况；众所周知，在这一时期，各种问题在欧洲纷纷浮现，尽管不像启蒙和革命年代那样呈现得那么尖锐和明确，但这些问题本身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扎根之深则至少不会在启蒙和革命年代之下，对普通公民、政治人物以及思想家们都提出了知识和判断力方面的要求甚至还超越了启蒙和革命年代，同时，这些问题也要求议会、政党以及各个立法机构的成员们去直接面对，而不是以模棱两可的言辞和行动予以扭曲、拖延或者回避。这些大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但都最为集中地表达在历史领域当中，因为人们对过去的理解方式通常都意味着对今天的理解方式，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人们如何理解今天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以同样的方式理解过去。在这个时期，政治生活中最为人瞩目的事件就是普选权在欧洲各个大国的迅速推进，民主对于19世纪的欧洲可谓意义重大，正如同自由对于18世纪欧洲的意义那样，民主问题在19世纪30年代之后，也就是说，在法国的七月王朝、英格兰《改革法案》以及普鲁士改革法令之后，迅速成为欧洲各国政治势力关注的核心，无论是共和派还是君主派。大问题的浮现同时也意味将会造就出第一流的政治人物、活动家和第一流的思想家。马克思当然跻身这个行列当中。《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惟一一部纯正意义上的历史学作品，也是马克思平生最大篇幅的作品。然而，《历史学笔记》作为一部贯穿了十六个世纪的“世界史”作品，在这一时期的欧洲史学传统当中，可谓特立独行，这不仅仅是因为这部作品所采用的编年体体例在这一时期的欧洲史学传统中堪称绝无仅有，而且也因为这部作品本身的散文式的叙事风格，不带偏见，没有超历史的诉求，在此，我们必须考虑到，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传统的几乎全部精力都锚定在某种“文明史”或者“文化史”之上，其基本意识无不透露出某种本质论的或者进步论的诉求，而《历史学笔记》则全然避免了这一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本章在大致概述出19世纪中晚期欧洲总体思想状况的基础上，将尝试以民主问题为核心，进一步揭示出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传统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所表现出的一般性特征，由此而凸显出马克思《历史学笔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独特而鲜明的地位。本书第二章承接第一章的论述，第一节尝试深入考察19世纪中晚期欧洲政治和经济生活领域所发生的重大变迁。经济生活中涉及范围最广泛、同时也是最深刻的变化就是个人主义的衰落，政治生活中的最重要变迁则与之相应，那就是古典议会制度的逐渐衰弱（比如在英格兰）或者败落（比如法国）或者夭折（比如德国）。第二节则着重探讨这一时期欧洲统治阶层以及社会中上层当中的精神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本书将这些方面统称为“心理条件”，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欧洲统治阶级并不如启蒙和革命年代的社会精英阶层那样，有着强烈的纯粹精神上的诉求，至少，这一时期的欧洲宗教生活一方面大幅度淡化了传统的天主教独断论的教义体系诉求，另一方面也淡化了自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以来的那种强烈而又纯粹的绝对信仰，感觉论的色调日益趋于浓重并开始占据主要战场。这一切都同个人主义的衰落紧密相关。经济—政治生活和心理条件这两方面从总体上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基础性背景，《历史学笔记》本身也正是借助这个背景才能够得到充分的理解，这一点是很明确的，也是很自然的。第三节则接续前两节的论述，着重探讨作为马克思思想核心的辩证法在19世纪中晚期的欧洲、尤其是在德国的没落，这种没落的最深刻也是最显著标志就是欧洲统治阶层以及资产阶级方面统治信心的动摇或者丧失，其具体的表达方式便是不再相信社会凭借自身力量造就并推进历史性运动的可能性。统治阶级的“内在虚弱”同“辩证法的没落”，实际上就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相；作为其结果，就是作为辩证法的替代物的各种直接性的、非运动性的“世界观”和二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崛起。和《资本论》一样，《历史学笔记》也正是在同此类“世界观”和二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抗争的基础上诞生的。本书第二章详细阐述了：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二元主义催生了种种非理性的“世界观”，所有这些“世界观”的共同特征便是从根本上认同历史—政治以及社会—经济事实的物化，并据此否认社会自身的运动力量以及重大变革性的可能性。这一切恰恰是马克思从根本上反对的。本书第三章承接第二章，从正面论述资产阶级历史观如何在此种二元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以及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又是如何在对抗此种资产阶级历史观的基础上得以成形的。第三章第一节从作为整体的西方观念史的角度来相应阐述马克思有关“哲学的消亡”的论题，以此为后面章节中有关19世纪中晚期欧洲历史学的论述充分地铺垫哲学的前提和基础，论述将围绕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第三章第二节将主要阐述19世纪中晚期的欧洲史学传统如何在普遍性的二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上确立起来，这部分论述主要围绕这一时期欧洲史学传统的两个主要奠基者尼布尔和兰克进行，此二人所确立的具体治史方式——包括叙事方式、材料选取等等——尽管在19世纪后期遭遇瓦解，但这一传统中所固有的二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却完整地得到传承——实际上兰克本人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个重要敌对者，并在19世纪后期表现为更为激进的非理性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这种非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渗透并主宰了这一时期的主流史学领域，其影响力遍布欧洲各个角落；同时，这种影响力和统治力非常强大，足以超越史学领域，进入并掌控着新兴的社会科学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生平的所有作品都是以抗拒这一非理性潮流为基础和前提的，如果说《资本论》在一般性的社会科学领域发挥着这种抗拒作用，《共产党宣言》在现实的政治纲领领域发挥着这种抗拒作用，那么《历史学笔记》则是在史学这个19世纪欧洲思想最为传统的堡垒内部，发挥着同样的对抗作用。由此便注定了《历史学笔记》在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传统中的关键性地位，那就是同整个这一传统的对抗。第三章第三节将正面论述《历史学笔记》在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传统中的定位问题，论述主要集中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一方面是以恰当的篇幅剖析《历史学笔记》当中蕴含着的深刻的一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诉求，这种诉求无论是在历史选材上还是在叙事体例和叙事风格上都充满着理性主义，这正是马克思思想的本质性要素；在这个方面，《历史学笔记》同《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乃是一脉相承的；另一方面，第三章也会在第三节的第一部分花费适度的笔墨用于阐述马克思思想中理论与行动的关系，借此阐明，在马克思看来，理论和行动之间并非二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所认定的那种对立关系，相反，理论和行动乃是二而一的关系，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是对“哲学的消亡”这一论题的进一步扩展，确切地说，是在史学领域的扩展；因此，很自然地，马克思有关法兰西内战和党派斗争的一系列著名论断在这一部分将成为关注的重心。《历史学笔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定位问题也正是借此才能得到更为充分的理解。第三章第三节第二部分的主题就是对《历史学笔记》本身进行比较性质的阐述。在这个部分，本书尝试选择19世纪中后期欧洲所有具有代表性的“世界史”史学作品和史学家，当然也包括自文艺复兴以来有代表性的欧洲“世界史”作品和史学家，依据对照性分析的原则，同《历史学笔记》进行参照和对比，从正面揭示出双方的对峙，从根本上讲，就是一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同二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对峙；这种对峙是本质性的，也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前者是本质上的理性主义，后者则是本质上的非理性主义。《历史学笔记》正是从此一对峙当中获得了自身在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传统中的定位。如果从这一定位出发，将很有可能对《历史学笔记》本身进行更为充分的理解，这种理解也很可能是以前所没有的，至少是以前从未有人尝试过的。本书第四章是结论部分，也是伸展性论述的部分。第四章尝试在前面各章节论述的基础上，概述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在19世纪中后期所遭遇的扭曲性解读，这里所谓的扭曲性解读，意思是指将马克思思想体系人为地分裂为“科学”和“价值”两个彼此不相连接的部分，仿佛确实存在这样的两元格局一样，这种解读习惯实际上从19世纪中晚期开始，穿越了整个“漫长的20世纪”，一直持续到今天，并形成一种扎根于人们心灵当中的思维习惯。第四章以结论的方式指出，此种割裂式解读方法的根源，就在于前文所描述的那种二元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将此种认识论和方法论运用于一元论的马克思思想体系身上，无论如何都势必要造成本质上的伤害，这种伤害对于马克思思想本身来说，也注定了会是致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笔记》也获得了自身在马克思本人的庞大作品库中的定位，因为《历史学笔记》正是一副针对非理性主义二元论的富有教益的、有效的解毒剂；也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将《历史学笔记》视为《资本论》的序言，当然也可以视为《资本论》的余论。

内容概要

《海国图志丛书:马克思 与19世纪》内容简介：知识与权力的直接结合是19世纪发展起来的“时代精神”。19世纪中晚期的欧洲，主流史学传统的基本意识无不透露出某种进步论诉求，而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则否定了任何具有普遍性的意向，只凸显偶然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暴力碰撞，成为鲜明的反潮流存在。
《海国图志丛书:马克思 与19世纪》作者以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传统中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重大变迁为轴线，探讨了马克思《历史学笔记》借以缘起的时代精神和政治—历史—经济背景。通过和当时不同潮流的“世界观”和历史研究方法的比较与对照，为《历史学笔记》在19世纪中晚期的欧洲史学传统中做出了定位，同时也探讨了自19世纪中晚期开始一直持续至今的对马克思思想体系的割裂式解读的弊端。
知识与权力的直接结合是19世纪发展起来的“时代精神”。19世纪中晚期的欧洲，主流史学传统的基本意识无不透露出某种进步论诉求，而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则否定了任何具有普遍性的意向，只凸显偶然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暴力碰撞，成为鲜明的反潮流存在。

作者简介

林国荣，男，执教于西南政法大学，专著有《罗马史随想》《帕那萨斯山来信》等，以古代希腊—罗马历史与法律思想、近现代政治哲学思想等为治学旨趣。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历史学笔记》的工作背景和条件第一节 经济生活第二节 心理条件第三节 辩证法的没落和“世界观”的崛起第三章 哲学与历史第一节 哲学的消亡第二节 19世纪的“史前史”叙事与《历史学笔记》的现身第三节 《历史学笔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定位：比较与阐释第四章 结语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民主与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中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卡洛•安东尼（Carlo Antonio）在评价19世纪的欧洲思想状况时，这样写道：“人们把19世纪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诚然，18世纪也有伟大的历史学家，但19世纪的历史学家与这些前辈有明显的区别，因为他们清楚历史的当下价值。他们不只培育出一种著述类型，而且提出了他们民族生活中的问题。他们意识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在这一点上，他们超越了激进革命的抽象观念，特别重要的是，他们知道如何从几百年的历史遗产中开掘出活跃的现实性——不管这种现实性是好是坏。所有这些人都是热情的爱国者，他们从历史研究走向政治生活，进入政府。在18世纪，塑造公共舆论的是‘哲人’；在19世纪，继承这一职责的是历史学家，他们的著作通常就是宣言书。撰写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通常足以使人有资格成为政府首脑，而重要的政治党派通常又与重要的历史学派是同一的。……正是由于历史学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我们才称这个世纪为历史学的世纪。”［1］19世纪同样也是工业革命在全欧洲收获广泛成果的世纪，事实上，自法国七月王朝建立之后，“1789观念”就已经开始淡化为党派性议会政治的日常宪政操作，呈现为一系列纯粹技术性的问题，丧失了传统的理想主义和自然法诉求；换言之，在工业革命的巨大成果之中，法国大革命已经不再是困扰整个欧洲的核心问题。真正的核心关注是在切实的现代意义上如何推动发展，让民族和国家同迅猛发展的经济、科学和技术保持一致。18世纪由哲学家们宣布的基于自然法理想的进步观念，在19世纪为一种更务实的观念所继承，这就是实证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所激发起来的社会进步观念。另一方面，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浪潮，尽管带有雨果式的浪漫主义成分，但也给欧洲的19世纪历史图景留下沉重的伤痛；同一时期的英格兰宪章运动尽管以纯粹政治权利方面的收获而告终，但运动中提出的严厉而不失理由的经济要求，也同样使英格兰的开明统治阶层蒙受着社会良心的巨大谴责。尽管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上述两场大规模社会—政治运动都失败了，但毫无疑问，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欧洲社会底层在质疑着19世纪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当这种质疑是基于历史理由，而非自然法理由的时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严肃的反思；而且，这种质疑有着恒久的力量。正如马克思理论的基本思考所论断的那样，当形式无法再容纳内容的时候，形式本身只能被攻破。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为19世纪中晚期欧洲的基本社会结构勾勒出一副出色的总体图景，他写道：“从历史上说，资本总是限制死了工党主义所掌控的领域。……统治者们表面上一直采取守势，但从19世纪后半期起他们就不再这样做了，而是理性地整个把工人阶级要么看成是一种巨大的威胁，要么看成是十分的无助。当工党在20世纪将其基本的政治主张具体化时，国家的统治者们大体上对它还是持欢迎态度的，并不够理性地认为它本质上是安全的，潜在地说还是有益的——就像它在1914年匆匆表白的那样。因为，这种天性恭顺的、可敬的政治主流文化所缺乏的，正是一种真正的独立精神。因此，最终铸就了今天这种类型的社会和国家的改革，也极少是它主动争取的结果。最典型的是，这些改革或者是某个折中方案，即特权阶级之所以接受这些改革，是因为它们保证了作出妥协抑或是从该阶级开出的条件中作出了选择；或者是某种防御性措施，即代表特权阶级的政党已经调过味道的或者出于同情而采取的措施。”［2］显然，在这种看似凝固的社会状态之下，有着难以尽数的暗流在涌动。历史学在1848年之后也褪去了兰克（Leopolde von Ranke）、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以及基佐（Franc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早年通过其作品而表现出的那种乐观和自信，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逆转，尽管这一切都是悄悄地进行的。这一逆转的根本特征就在于，19世纪中晚期突然间大量涌现出以长时段为主题的史学作品，这些作品要么关注一个特定民族数百年的发展规律，要么关注非政治性的主题，其中文化史、文明史、经济—社会史以及基于循环论的形态史学吸引了绝大部分第一流史学头脑的全部精力。相形之下，兰克所开创的政治史学则因为其对短时段和具体事件的特殊关注，而在19世纪中晚期悄然走上末路，这个过程之迅速着实令人吃惊和困惑。卡洛•安东尼提供了一种解释，他认为其中原因在于“在各大民族完成统一后，在历史中寻找行动动力的任务已不再那么紧迫了”。［3］这无疑是出自一个意大利人的本能的应激性解释，但这种解释势必是表面性的。民族统一确实是马基雅维利以来意大利史学的中心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欧洲国家同样如此，就史学自身而论，民族统一显然也并非必然就是核心问题，有太多的问题，或者说，凡是涉及人类自身在时间当中的命运的问题，皆在史学的重大主题范围之内，而民族统一不过是一个特殊的19世纪问题。马克思无论是作为《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的作者，还是作为参与这一过程并为这一过程付出全部心力的民主斗士、报刊编辑或者记者，都与这一过程是不可分割的。他的历史哲学首先被人们称为历史唯物主义，人们也往往将他视为一派教义的首领，仿佛马克思本人对历史进程的参与不过是人们所理解的某种教义在行动上的反映。但人们却一直未能注意到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在《共产党宣言》身上表现得已经非常集中和明显，而他的一系列为现实斗争而作的新闻性质的评论则更是突出了一个史学天才的多样性头脑。《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留给后世的最大篇幅的作品，马克思在这部作品中也展现出一个纯粹的历史学家的现实感和看待问题的透彻度，而非一个历史哲学家的思辨性和教条性。《历史学笔记》出现在19世纪中晚期这样一个时刻，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反潮流”的大事件，这是因为这部作品始终展现的是对短时段和个体性的政治—军事事件的全心关注。此种叙史方法与兰克的史学传统存在表面上的类似，但显然马克思并没有兰克那样的虔信派宗教信念，也不会抱有任何天定和谐的乐观精神。严格地说，作为《历史学笔记》的作者的马克思在这部作品中呈现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老辣同时又不乏沧桑感和反讽气质的历史事件旁观者、参与者以及创造者；换言之，《历史学笔记》中的马克思显然是马基雅维利、伏尔泰和兰克的综合体，而完全没有了《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中的那种理想主义精神和热情。这一切都使得衡量《历史学笔记》在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总体图景中的地位成为一个特别吸引人的问题。究竟发生了什么致使19世纪中晚期的欧洲史学发生如此巨大而又迅速的变化呢？究竟出于什么原因致使马克思写出了他平生最大篇幅的纯史学作品《历史学笔记》呢？本文尝试以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中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为轴线，对上述问题提出一种具有内在合理性的解释，而不是那种尽管带有善意但却是纯形式化的解释，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本文作者否认后一种解释方法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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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国图志丛书:马克思与19世纪》编辑推荐：1、反思历史事件中革命派与反革命的简单划分、马克思思想理论中科学与价值的二元割裂。2、由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背景出发，审视《历史学笔记》的定位与价值，复原马克思思想的一元、理性本质。3、《海国图志丛书:马克思与19世纪》并非针对马克思著作文本的史料分析，而是马克思史学思想的一个特殊评论，一种解释的可能性。这其中包括思想史、社会—经济史、政治哲学史以及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