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瑞典] 谢尔·埃斯普马克 页数:157 字数:71000 译者: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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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文版序 埃斯普马克 这个小说系列包括七部比较短的长篇小说,形成贯穿现代社会的一个横截面。小说是从一个瑞典人的视角去观察的,但所呈现的图像在全世界都应该是有效的。人们应该记得,杰出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最近还把我们的时代称为“遗忘的时代”。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有人表达过相同的看法,从米兰?昆德拉一直到戈尔?维达尔:昆德拉揭示过占领捷克的前苏联当权者是如何抹杀他的祖国的历史,而维达尔把自己的祖国美国叫做“健忘症合众国”。但是,把这个重要现象当作一个系列长篇小说的主线,这大概还是第一次。 在《失忆的时代》里,作家转动着透镜聚焦,向我们展示这种情境,用的是讽刺漫画式的尖锐笔法——记忆在这里只有四个小时的长度。这意味着,昨天你在哪里工作今天你就不知道了;今天你是脑外科医生,昨天也许是汽车修理工。今天晚上已经没有人记得前一个夜晚是和谁在一起度过的。当你按一个门铃的时候,你会有疑问:开门的这个女人,会不会是我的太太?而站在她后面的孩子,会不会是我的孩子?这个系列几乎所有长篇小说里,都贯穿着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亲人或情人的苦恼。 失忆是很适合政治权力的一种状态——也是指和经济活动纠缠在一起的那种权力——可谓如鱼得水。因为有了失忆,就没有什么昨天的法律和承诺还能限制今天的权力活动的空间。你再也不用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只要你成功地逃出了舆论的风暴四个小时,你就得救了。 这个系列的七部作品都可以单独成篇,也是对这个社会语境的七个不同的切入视角。第一个见证人——《失忆》中的主角——是一个负责教育的官僚,至少对这方面的灾难好像负有部分责任。第二个见证人是一个喜欢收买人心的报刊主编,好像对于文化方面的状况负有部分责任(《误解》)。第三个见证人是一位母亲,为了两个儿子牺牲了一切;儿子们则要在社会中出人头地,还给母亲一个公道(《蔑视》);第四位见证人是一个建筑工人,也是工人运动的化身,而他现在开始自我检讨,评价自己的运动正确与否(《忠诚》)。下一个声音则是一位被谋杀的首相,为我们提供了他本人作为政治家的生存状况的版本(《仇恨》)。随后的两个见证人,一个是年轻的金融巨头,对自己不负责任的经济活动做出描述(《复仇》),另一个则是备受打击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妇女,为我们提供她在社会之外的生活状况的感受(《欢乐》)。 这个系列每部小说都是一幅个人肖像的细密刻画——但也能概括其生活的社会环境:好像一部社会史诗,浓缩在一个单独的、用尖锐笔触刻画的人物身上。这是那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曾经一度想实现的目标。但这个系列写作计划没有这样去复制社会现实的雄心,而只是想给社会做一次X光透视,展示一张现代人内心生活的图片——她展示人的焦虑不安、人的热情渴望、人的茫然失措,这些都能在我们眼前成为具体而感性的形象。其结果自然而然就是一部黑色喜剧。 这七个人物,每一个都会向你发起攻击,不仅试图说服你,也许还想欺骗你,就像但丁《神曲·地狱篇》中的那些人物。但是,这些小说里真正的主人公,穿过这个明显带有地狱色彩的社会的漫游者——其实还是你。 2012年9月
内容概要
《失忆的年代》(Gl?mskans
tid)是一部西方现代主义特色的长篇小说总集,由七卷较短而互相呼应但相对独立的长篇小说构成。第一卷《失忆》(Gl?mskan)出版于1987年,最后一卷《欢乐》(Gl?djen)出版于1997年。其它各卷分别为《误解》(Missf?rst?ndet)、《蔑视》(F?raktet)、《忠诚》(Lojaliteten)、《仇恨》(Hatet)、《报复》(Revanschen)等。
《失忆》用第一人称叙述。主人公在某个政府机构主持一项调查工作,该调查是对当代日益普遍的失忆症的一项研究,但是,不久调查工作进入困境,不仅主人公对调查茫无头绪,连他自己的身份也因失忆而模糊不清,进而导致爱情的迷茫和痛苦的追寻,由此发生了一系列的人生故事。
作者简介
谢尔·埃斯普马克,生于1930年,是瑞典著名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文学教授,曾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文学院院长,现为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学院终身院士,并17次出任其中五院士组成的评选委员会主席。
除长篇小说系列“失忆的年代”外,还出版有长篇小说《伏尔泰的旅程》、诗集十一本和文学评论集多本,其中包括介绍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诗人马丁松的传记《大师马丁松》和专门介绍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原则的专著《诺贝尔文学奖:选择标准的探讨》(此著作中译本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内幕》)。埃斯普马克还获得多项瑞典和国际的重要文学奖项,包括瑞典贝尔曼文学奖、特朗斯特罗默文学奖和意大利德尼诺文学奖及卡皮罗文学奖。
章节摘录
我很高兴你来找我。你在走廊里的快速脚步声,就已经使我本来几乎停止的思维运转了起来。你的动作里有一种期望,使我又有可能找到词汇。而你自然而然地坐下,就像在一个老熟人家里,尽管我们两人都知道,这样的关系其实早已不存在。让我这么说吧,你用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把你我算成同一个圈子的人——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本来确实是可能成为朋友的。 摇曳的光线里我很难看清你。当我想确定你的形象的时候,你的样子却散开和重叠。但是我能清晰地听到你的呼吸声,不是那种气喘吁吁的呼吸,好像你曾经快步爬上楼梯,或者因为咄咄逼人而来势汹汹,你只是平稳悠然地呼吸,像在等待着什么。我感到你在偷窥着我的手提箱。你当然已经明白,这只箱子就是我的记忆。是啊,你得原谅我,在说到这件事的时候,我的口气有点苦恼。就像某种外在记忆物如今已经必不可少一样,当你的无能为力就这样成为眼下的问题,你也会一样感到烦恼。不过,就调查工作来说,这样的安排是一个前提。没有了手提箱,我就完全束手无策了。 我知道,我必须赶快抓住你的注意力。否则你只会听几秒钟,越来越不耐烦,最后就站起来走掉了。我可正需要你呢。我想你也需要我。也许,我要说的事情也关系到你的生活,至少触摸到了你我生存的根基。我要试试进入正题。 就我的理解来说,你来找我,是想知道失忆到底是怎么回事。原则上,派一个负责调查此事的人来说明情况应该是最好的了,没有人更合适。我只担心,你会过高估计我对这个问题的掌握程度,但是我还是要尽我所能,不要让你再莫名其妙。作为回报,我希望你能帮助我找到……是啊,再找到她。我想捕捉一个名字,但是已经没什么名字存在,这你当然明白。尽管有一个名字几乎就在唇边,可我不敢说出来。要是说错了,那我就等于闯入了一条不能回头的死胡同。我必须让这个问题开放。 就是说,我需要你的帮助,来评估这些不多的线索。属于这次调查范围的文件只占了这个手提箱里的主夹层的一部分。在侧夹层里,我放的是我个人材料里剩余下来的文件。我没有计算那些塞在各个衣袋里的成堆的记事条,我来不及看,但是也不敢扔掉,这些能提醒我的纸条越来越多,像杂草丛生,简直要把我的头都埋起来了。你能看到,那些放在私人文件夹层里的材料并不多,是我随身带的不同种类的证件,有些已经损毁或褶皱了,有些是比较新的,一些照片,几张收据,几本日历簿,一两张账单等等。这些文件实际上对我也是陌生的,就像它们对你应该是陌生的一样。 当我开始挖掘我的个人历史的时候,必定是有过担心的,生怕用这种方式来抗拒健忘症是违法的——是,我更喜欢“健忘症”这个词,而不是更流行的用语“失忆”。我显然已经查看过了目前有效的法律文件。在这个记事条上我看到,我甚至和司法部的主管提到过这件事情。是27号,没有写出月份。但记事条上写着“同意”。那个笔迹是我的:这是我最基本的身份。只有一个迹象是让人不安的。在这张纸条上的“同意”下面写着:“不过得睁大眼睛”。还有一个问题预兆着灾难:“你-的-调-查-呢?”显然每个字都下笔很重,做了强调。不可理解。 现在你坐在我的面前,这就给了我一个独特的机会,能帮我从绝望中清理出头绪。我可以对照你的茫然来测试我的茫然,可以一起搜查我们正在扩大的空白,一段一段地推进……我不是要搞明白那种小事情,比如说你不记得自己成长时期的事情,或者不记得昨天晚上在哪里,或者是你正在做的随便什么事情——这样的事情我们毕竟还是学会了应付。不,我想到的是每个晚上当站在我们称呼为“家”的门前时的无奈与无聊,不知道在门后等待着我的是什么面孔。几个陌生的孩子向我走来,试着用一种称呼:爸爸?一个陌生的女人给我一个犹犹豫豫的拥抱,或者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口气可能就像学校的女教师,也可能就像一个监狱的看守。想想看,其实这就是她!我可能和她睡觉,可能不睡。不记得。但很可能今天晚上和昨天晚上不一样。 我肯定被赶出来很多次了。很多迹象表明,健忘症是分布不均的。分布最密集的很可能就是我通常在里面活动的那个圈子。有时,会有人感觉我是陌生人,他们会排挤我。我不记得了。 但是,这些想找到家的绝望尝试,只是一种寻找的迹象,延伸过我的整个生存状态。我反反复复地翻遍了我的文件,焦急迫切地寻找什么踪迹……对,她的踪迹。我在我的材料中要找的是那样一些要点,其中有一些更重要的前后关联会突然清晰,一行字,或者一张照片,能给一个巨大而未知的部分投上出乎意料的光芒。但是你必须帮助我来看。 我要把我的意思说得更清楚一点。瞧瞧这张男孩子提着鱼的照片。我敢说这张照片照的是我,大约9岁时的样子,从脸上已足以看得出来。这个男孩提着的是一条三文鱼,肯定有一公斤半重。在另一只手里他拿着一个带绕线轴的钓鱼竿,一种简单的男孩型号的鱼竿,带有绕线轴但没有什么精致的雕饰。虽是在生活片断之中,但一切都非常清楚:一件格子背心,宽大的高尔夫球裤,过分显小的帽子——还有这条难以置信、闪闪发光的鱼。你能看到,男孩站在一条宽敞的摩托艇甲板上。收起来的桨在他身后像个V字叉开。沿着地平线伸展的必定是北方省份的针叶林河岸,石头很多,偶尔有一两根圆木矗立水面。一个有着像是三桅船轮廓的沙洲正被精确地勾画出来;每根枝杈都清晰可辨。但是最清楚的事情是照片里没有的——拍照的人。整幅画面都是对着他的,服从着他的导演。这男孩带着关注的目光摆着姿势,把闪光的鱼伸过来让他评估。照片里找不到的父亲,要是身影落在艇上,就能更加清楚。这是一个从不露面的父亲,虽然他总是就在现场。男孩显然是一个离婚家庭的孩子,而且生活在离婚依然是件大事的时代,能把孩子扔到不分阶级的地方:既不是资产阶级子女,也非工人子弟,什么都不是。这个男孩的皮肤细薄得透明。在这个胜利的时刻,手提着鱼,他就像是一个候风地动仪。他必须用皮肤测知现实中的每一次地震,能及时躲避,保卫自己,得以幸存。一定是这种灵敏度,使得照片如此清晰。这张照片本来应该被白色和无意义淹没。但这个男孩紧张的注意力让每个波浪、每节树枝都各就各位,定格不动。更是他的眼神使得父亲在照片里也如此清晰。有你的帮助,我就能看见。 我其实是在尝试建立那种视角,能够鸟瞰各种事情有广阔关联的地方。用这样的方式,我就能为自己找到方位,找到一条道路,通向……。我们必须给她一个名字,一个无论如何不是欺骗性的确定的名字。如果我们叫她L,你是否觉得奇怪?这个字母在任何情况下都比较可靠;这个问题我以后还会谈。只是一个字母,就几乎不会关闭太多的门。我承认,这样一种命名有点让人难为情,因为从某种观点看缺少亲密性。而从另一个方面看,它又是比较合适的,能让你保持某种距离。毕竟你很快也会看透这些或许越来越脆弱的私人事物。 我寻找的就是这样被光明照亮的时刻。我相信,他们在什么地方等待着出现,在那些最无法预见的地方——就那方面来看也是在官僚活动中。这个部门已经是这样一个幸运的瞬间的产物。而这是我自己建立的部门也不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深信不疑——这不是出于什么我对特权的饥渴,或者出于努力把更多的影响力抓到我手里的一种企图。实际上我对荣誉或权力都没有兴趣,不是为了荣誉和权力本身,而是把它们当作工具,以便能提供人们期待我提供的东西。不,这个部门就是某种远见的结果,而我对此自然没有任何记忆,但是也不难设想。你可以想象一个组织——一个内阁部门或者一个行政署或者现在的什么政府机构——有一天突然发现在他们下面还有另外一个机构。那时就应该增加一个或几个下属机构,这样才能让他们互相沟通。可是也得设想在更高级别上所说的这个单位要和更多其他单位合作,协调投入的力量。这就反过来要求在沟通方面投入新的力量。最后,你坐在那里,感到束手无策,无法对付一个不能全面考察的网络。本来是为沟通而建立起来的,但是由于它的庞杂,编织成一个阻挡所有信号通过的大网,一切就都停止在了自身内部的喃喃自语之中。此时此刻,我倒突然清楚地看到,各种连接应该如何安排,才能创造几个小时的关联:脸上要燃起火光,各种功能和有关联的事情要清理好,一个不为人知的等级出现了,带有古老蚀刻铜版上的清晰,如一个圣经雕刻,那上面神圣的光芒正从破碎的云缝间向下射出,照亮了树林和田野。 这种图像是从哪里来的?我无法回忆起任何圣经的插图。那是一种干扰。好像是另外一种意识,在一瞬间通过了我的意识。 我寻找的是和这个男孩的猎物有亲属关联的东西,那只野兔不太像是真的,从拼图图片般的叶子、云彩及曲折徘徊的小路中猛然钻出来,现在又把自己淡淡的光芒照射到整个森林之上:一个让人醒悟的时刻,能捕捉住之前的岁月和往后的岁月,捕捉住人的关系、背叛和闲言碎语的沉默,一个能够克服正迅速扩张的失忆的时刻。 最好的帮助手段自然就是这些照片。可惜,我只持有不多的几张照片。有两张是曾经贴在照相簿里的,在后面有同样的浆糊痕迹,有同样的灰红色纸片。其余照片,能够为我打开过去的大门提供钥匙的,都不见了,还放在很多叫做“家”的地方的其中一个里。这些我抢救下来的照片可能在某次我们分手时被放在某个钱包里,或者是被放在一个衣兜里带在身上——因此褶皱得不成样子了。 奇怪的是没有什么她的照片。这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首先没有确保给自己留下她的照片。也许我有过一张照片——或者更合理的说是有过数张——但被偷掉了?我会把一张如此珍贵的照片忘记在什么地方,同时又带走了其他照片,这简直不可相信。但是,谁会有兴趣来偷一张陌生女人的照片呢?就算她也许是非常漂亮的吧?自然,另一个女人在妒火中烧的时候,可能会在我睡觉的时候查看我的东西,我的很多叫不出名字的女人中的某个女人,在很多我无法确认的地址之一。一个女人,不可能在相识了仅仅一两个小时之后,就被爱情合理地捕获,但她还是会感到嫉妒痛苦,因为她这一夜的丈夫居然还窝藏着对另一个女人的不正当的持久激情。这是完全可能的,是的,甚至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么发生的。 你现在别不耐烦。我明白,你要了解的是失忆,换句话说,我这个手提箱主夹层里的东西才是你感兴趣的。但让我先说明一下,这项官方调查和我自己的私人考古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如果说,我个人的项目几乎完全取决于更高层的官方调查的结果,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私密的活动本身也是营养,能让官方的挖掘调查有可能继续下去。对L的寻找,正如你会注意到的,也直接显示在这次吸引你到这里来的法庭调查中。事实上我能想象,发生在我们两人头上的事情是一种迹象,是牵连到我们整个社会的,我只能这样理解,另外的方式无法理解。我请求你对我有点耐心。在你离开我的那个时刻,你不会比我知道得少。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小说《失忆》评论——在埃斯普马克《失忆》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余华今年六月在北京的时候,我的老朋友万之说他把瑞典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翻译成了中文,同时邀请我参加今天的会议。然后,我读到了《失忆》。这是一部细致入微的书,里面的优美让我想起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里面的不安让我想起了弗洛伊德的《释梦》,里面时时出现的幽默让我想起了微笑。一个失忆者在滔滔不绝的讲述里(也是自言自语)寻找自己在这个世界里的痕迹:不可知的文件箱,一个新鲜的伤口,几个日期,一封信,一个地址,一份发言稿,旧日历等等生活的碎片,它们之间缺少值得信任的联结,而且这些碎片是否真实也是可疑的,但是这些碎片比失忆者更了解他自己,作者在写到一堆钥匙时说:“其中一把钥匙比我自己更知道我的底细。”我的阅读过程十分奇妙,就像我离家时锁上了门,可是在路上突然询问自己锁门了没有?门没有锁上的念头就会逐渐控制我的思维,我会无休止地在门是否锁上的思维里挣扎。或者说我在记忆深处寻找某个名字或者某一件往事,当我觉得自己已经接近了的时候,有人在旁边说出了一个错误的名字或者错误的事件时,我一下子又远离了。我似乎读到了真相,接着又读到了怀疑;我似乎读到了肯定,接着又读到了否定。这样的感觉像是在读中国的历史:建立一个朝代,推翻一个朝代,再建立一个,再推翻一个,周而复始。因此我要告诉大家,这不是一部用银行点钞机的方式可以阅读的书,而是一部应该用警察在作案现场采取指纹的方式来阅读的书。或者说不是用喝的方式来阅读的书,应该是用品尝的方式来阅读的书。喝是迅速的,但是味觉是少量的;品尝是慢条斯理的,但是味觉是无限的。埃斯普马克似乎指出了人是失去语法的,而这个世界是被语法规定好的,世界对于人来说就是一个无法摆脱的困境。而语法,在这部书中意味着很多,是权力,是历史,是现实等等,糟糕的是它们都是一个又一个的陷阱。这也是今天的主题,失忆的个人性和社会性。埃斯普马克的这部小说,既是观察自己的显微镜,也是观察社会的放大镜。埃斯普马克比我年长三十来岁,他和我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历史和不同的文化里,可是《失忆》像是闹钟一样唤醒了我一些沉睡中的记忆,有的甚至是拿到了死亡证书的记忆。我想这就是文学的意义,这也是我喜欢《失忆》的原因。我在此举一个例子说明。书中的失忆者始终在寻找一个L的妻子(也许仍然是一个临时妻子),失忆者几乎完全忘记了L的一切,但是“我的感官记住了她的头发垂下的样子” 。女性的头发对我和埃斯普马克来说是同样的迷人。时尚杂志总是对女性的三围津津乐道,当然三围也不错。然而对于埃斯普马克和我这样的男人来说,女性头发的记忆比三围美好得多。我有一个真实的经历,我二十来岁的时候,没有女朋友,当然也没有结婚,曾经在一个地方,我忘记是哪里了,只记得自己正在走上一个台阶,一个姑娘走下来,可能是有人叫她的名字,她急速转身时辫子飘扬起来了,辫梢从我脸上扫过,那个瞬间我的感官记住了她的辫梢,对于她的容貌和衣服的颜色,我一点也想不起来。这应该是我对女性最为美好的记忆之一,可是我竟然忘记了,毕竟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埃斯普马克让这个美好的记忆回到我身旁。谢谢你!埃斯普马克。还有你,万之,我的老朋友,你的译文棒极了!昨晚我和思和一起赞扬了你中文的叙述才华。二十多年前你从北京坐上火车摇摇晃晃去了挪威,然后又去了瑞典,开始了你远离中文的漂泊生涯。可是读完中文版的《失忆》,让我觉得你一天也没有离开过中国,我怀疑你在遥远北欧的生活是你虚构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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