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知识状况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社：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陈光兴 张颂仁 高士明 主编  页数：292  字数：1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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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说：想像亚洲思想界陈光兴1.世界正在快速地转变，过去两个世纪中的欧洲中心、美国中心，正在多元移转中：拉丁美洲经济体正在逐步形成，非洲大陆的整合正在发生，亚洲次区域的链接持续深化，特别是印度与中国大陆显著的经济能量带动着世界整体格局的变动。但是，学术思想界，乃至于民间对世界的认识，仍然被已经养成习惯的知识方式所限制，并没有能跟上局势的变化，更为主动积极地去认识变动中的多元世界，特别是位于我们自身所属的亚洲区域中的邻居们。2010年，在上海双年展的架构下，“西天中土”计划在艺术策展的同时推动了印度与中国的社会思想对话，搭起了一个中印思想界互动的桥梁，并于2011年以主题为“你不属于”的印度电影展的形式，巡回于北京、上海、广州、昆明、香港、新竹，在各地配合着论坛，继续开拓交流的层面。“西天中土”至今还是进行式，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中印互动机制出现，期待它们能更为广泛地打开两地的视野，使双方成为彼此的参照。当初之所以能够规划中印思想界对话，其实是靠着已经运行十多年的“亚际文化研究”知识网络，所以从一开始就在想像，能否在下一阶段将对话由“中印”扩大为亚洲思想界乃至于亚非拉之间第三世界的对话。2012年上海双年展策展人邱志杰的邀约，创造了落实之前想像的契机。“思想界”是东亚现代史的产物，在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韩、日、冲绳，乃至于新、马一带被广泛地使用。我个人的理解是，近代以来，在后发国度里，伴随着整体现代化的历程，出现了关切公共问题的空间，讨论的是社会变动过程中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虽然这些讨论以人们具体生活世界中出现的现象为对象，但是提出的观察、解释与批判的维度往往大于事件本身，逐渐形成了多元异质的思维方式，成为特定思想者或是知识群体特有的风格。在此公开论辩的过程中，报纸、杂志形成19世纪中后期以来思想界对话的平台，这个空间虽然在20世纪后期开始萎缩，却以不同的方式被承继下来，特别是讨论民生疾苦、公共议题的“精神”与以社会、政治关切为内核的“知识方式”，成为东亚后进地区思想界特有的景观。日本历史悠久的《思想》《现代思想》《Impaction》，冲绳的《反风》，韩国的《创作与批评》《黄海文化》，中国大陆的《读书》《天涯》与《热风学术》，中国台湾地区的《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台湾社会研究》《思想》，新加坡的《圆切线》，马来西亚的Aliran，乃至于南亚印度的《经济与政治周报》（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与《研讨》（Seminar）等，大概都是第三世界“思想界”传承的延续。与今天认知的学术界不同，思想界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就算是可能有特定学科背景的学院中人，因为贴近脚下的土地与身边鲜活的个人，所以他们的参与、介入与关怀不在于学科内部的忠诚，他们写作与思考的方法更不受限于学科与体制的规范，当下的政治与社会关切使得他们的书写不在乎普遍性的宣称，纵使对特定的事件，他们的看法也具有高度的启发性，能够照亮各种令人困扰的事物，甚至常为后人所参考，人们所熟悉的鲁迅的知识方式就是现代思想传统具有代表性的体现。所以，“思想界”不是机构化的指称，没有清楚的边界，人们进进出出，历史地来看，它也不断地在变动，有些人有长期的积累，有些人一鸣惊人后就消失了，传承不断的是思想界在动态历史中的轨迹。日益明显的问题是，具有强大资源与积累的“学界”，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逐步机构化、体制化与专业化的过程中，学科内部以种种再生产的机制透过权力与资源分配规范着成员的知识方式，规训着人们对学科的忠诚。1990年代以后，碰上国际竞争力的追逐，高举着“科学”的旗帜，研究出版以全球（实际上是英文）为范围，“科学引文索引”（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成为升迁、奖助的指标，去本土、去历史、去政治，学术研究陷入“有学术没思想”的境地。更糟糕的是，原来具有反省意识、批判精神的人文学界，从七八十年代起，开始崇尚“理论”，形成欧美理论霸权的风潮，在极其简化的认识中，将理论概念高档化，把不使用外来流行语汇的讨论判定为不是真正的知识，快速丢弃已经形成的现代思想资源，压缩具有活力的知识空间。纵使经过所谓“后殖民”理论的反思与介入，这种欧美理论自我殖民的倾向仍不断在东亚各地深化。讽刺的是，回头来看，亚洲地区最具有原创力、解释力与分析力的著作反倒来自直接面对当地自身问题的思想界。学界的操作往往是在强化欧美大学体制下的知识体系，但又抽空历史的厚度仅在皮毛的层面上拿来拿去。我个人熟悉的台湾地区与韩国的主流学界基本上的路径就是“跟着美国走”，连学术人口庞大的中国大陆也快步跟上。没被看到的悲剧是，美国学院派的知识正在摇摇欲坠，它的知识体系在长期空洞化的过程中，连其自身的历史状况与社会危机都没法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亦步亦趋的我们，不走自己的路还要一直跟到哪儿去呢？正是在上述的大情势下，不能坐以待毙让状况继续恶化，我们一群散布在东亚各地、环绕着思想性刊物的朋友们，慢慢地走到一起，开始推动“亚洲现代思想”计划，企图重新挖掘“属于我们”的思想资源，与“思想界”走出的知识传承作更为紧密的衔接，通过东亚各地思想界相互的对看、学习与参照，突破当前的困境。2.然而亚洲思想界的想像，绝不是突如其来的，20世纪上半叶，东亚地区的互动算是十分频繁的事情，东京、北京、上海、香港等地，都曾经是知识人的汇聚地。“二战”后，除了1950年代万隆会议的“第三世界主义”思路与实践外，民间也有零星的思想界连结与互动的尝试。为了让“亚洲当代思想读本”的读者能有更具历史感的动态理解，不至认为所谓“亚洲思想界”是凭空杜撰，以下将简单地介绍从1990年代开始至今，笔者观察到的亚洲区域内的几个实践，看看前人走过了什么样的路，接下来我们能承接哪些过去的轨迹。东亚在“二战”后，因为冷战以及各种形式的分化，要形成有系统的对话关系其实是相当困难的，1978年中国大陆宣布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东亚冷战对峙的格局开始松动，到1980年代末期全球冷战结构开始逐步解体，才提供了1990年代以后知识人越界互动的新契机。然而，在1990年代契机出现前，并不意味着“二战”后没有具体的实践，只是很多活动是在各地内部展开的。许多圈内人都知道，在亚洲的批判圈中备受尊重的武藤一羊（1931—）先生，从1970年代起就开始游走于亚洲各地，进行连结的工作，在日本参与建立了不同的民间机构与团体，如《AMPO》杂志、亚太资源中心（Pacific Asia Resource Center）、自由学校，至今还活跃于共同创办的人民计划学习组（Peoples Plan Study Group，[PPSG]）参见http：//www.jca.apc.org/ppsg/en/，出版刊物与专著介入社会舆论。1980年代末期，他发起“为了21世纪的人民计划”（Peoples Plan for 21st Century）的大规模连结，提出“跨界参与式民主”的方向，核心思想在于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直接互动。武藤先生的工作横跨思想、社运与教育，纵跨五六十年，是东亚战后民间越界连带的开创性人物，以他为线索进行有系统地研究与分析将是有重要意义的工作。1980年代初期，亚洲民间出现了一个国际组织——亚洲区域网络方案（Asia Regional Network for Alternatives，[ARENA]），主要的推手是来自南亚（印度）的积极分子，创办时的负责人是劳伦斯•苏伦德拉（Lawrence Surendra），秘书处曾先后设在马尼拉、香港，后来搬到首尔圣公会大学。这个组织的成员主要是以个人身份参与进来的活动家与学者，知识与行动所构成的张力是这个组织具有生产性的动力源。因为是历史悠久的团体，在国际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三十多年间，ARENA办了许多活动，出版了很多亚洲各地的报告。在另一个层次上，“区域”与“本土”构成了这个团体第二个长期存在的张力，作为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它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发言（如“9•11”事件后的反战运动），但它的成员基本上是参与其中、散布各地的个人，如何与本土连结一直是努力的方向，然而各地条件有很大的差异，横跨南亚、东南亚、东北亚各地的成员很难同步配合。ARENA的优势在于它有很强的行动性，2001年“9•11”事件发生，10月份它就连结了亚洲各地的行动团体成立了“亚洲和平联盟”（APA），很快速地对局势变化作出区域性的反应。整体而言，ARENA的存在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过去的活动成果与实践的方法仍然需要被认真整理。从1997年起，来自韩国、日本、琉球、中国台湾地区的民主与社会行动团体，共同主办了6次“东亚冷战与国家恐怖主义学术研讨会”参见曾健民：“试谈‘90年代的陈映真’”，载陈光兴、苏淑芬编：《陈映真：思想与文学》，下册，台北，台社，2011年，第499—534页。请特别参见第528—533页。，主要的推手包括徐胜、杉原达、新崎盛晖、陈映真等，会议的目的在于清理冷战体制下国家暴力所造成的长远的历史问题，同时社会的区隔得以跨越使得民间团体能够开始越界学习各地的状况，发现东亚现代史的共同关联。在组织上，由“东亚冷战与国家恐怖主义学术研讨会”形成共同的执行委员会统筹整体，各地成立秘书处（事务局）负责推动当地的参与；在形式上，除了由各地报告各自面对的重要问题外，还需通过现场参观访问、证言会、追悼会等活动，使与会者能够身临其境的学习。1997年在台北举办之后，该会1998年在济州岛，1999年在那霸，2000年在光州，2002年在京都与丽水先后举办。笔者参与了1997年在台北的会议，观察到前所未见的会议运作方式，组织者以高度的意志力，在民间团体缺乏物质条件的情况下，经过各地秘书处的努力，将所有的论文在会议开始前翻译成韩、日、中三种语言，而会议的发言与讨论也是即席同步翻译成这三种语言，这是一般学术会议不可能做到的。6年的6次会议下来，除了各类型的活动外，共累积了上百篇的论文，这些经验与资产也该有系统的研究整理。10年后来看，“东亚冷战与国家恐怖主义学术研讨会”是东亚左翼民间运动团体少有的、如此规模的相互合作、学习与跨越藩篱的尝试，是“思想东亚”的初步体现。时间上也是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日知识共同体”计划，由备受敬重的沟口雄三（1932—2010年）教授与孙歌共同推动，自1995年起经过两年的准备，于1997年召开第一次会议，之后由日本交流会连续支持了6年的活动。参见沟口雄三，孙歌：“关于知识共同体”，载《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论述之两难》，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3—372页。这个计划的重要性体现为是在中日的思想界搭起了一个互动的尝试，参与的人员很广泛，包括学者、记者、编辑、活动家等，试图在对话中触碰相当有冲击性的议题，如民族主义问题、中日两国对于战争不同的历史记忆、南京大屠杀、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事件等。活动虽然是以会议的形式进行，但是组织者非常有意识地要打破一般宣读论文的形式，希望能创造新的方式深入问题，也因此不断在学习与尝试中寻找更好的互动方式，把这次讨论的不足部分在下一次的聚集中继续面对；虽然议题持续地变换，但是组织者坚持的是在动态的过程中创造出能够认识各自问题的契机，同时也能看到相互之间的问题。“知识共同体”计划有很强的地标意义，开启了战后中日之间相当重要的知识互动关系，虽然已经结束了10年，至今却还是很被重视。笔者认为，“知识共同体”计划最具贡献的地方是在实践过程中提炼知识的“方法论”，在文化之间寻找互动的可能性。《亚际文化研究》（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Movements）计划以出版刊物为核心，目标清楚单纯，于1998年开始运作至今近15年。由于文化研究的跨领域性质，以及对社会实践的开放性，刊物虽然以英文为媒介，但是出版的内容为东亚地区现代文化与思想性书写。组织上，除了编辑委员遍布南亚、东南亚与东北亚等地外，最初为组稿于1998年在台北召开的会议，后来也演变成双年会，陆续在福冈、班加罗尔、首尔、上海、东京、达卡、新加坡等地召开。2005年成立了学会，试图将集结范围扩大，使得年轻的学人可以在亚洲通过双年会的平台碰面。2010年成立了亚际文化研究机构的联合会，秘书处设在韩国圣公会大学，联合了近20个学术机构，以暑期班的形式，发展共同课程、编辑读本，期待研究生能够在未来形成跨国研究团队，产生出不同于以往的知识内容与方法，能够更贴近各地自身的历史与社会。第一次的暑期班于2010年在圣公会大学举办，2012年的第二次由印度班加罗尔的“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虽然说“亚际文化研究”是一个以英文出版为主的平台，但是它的编辑部曾先后设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与台湾交通大学的亚太／文化研究室。生活在中文世界中，我们不可能只从事英文的知识生产，过去十几年，研究室陆续投入了不少精力组织其他平台，包括链接亚洲地区以华文为媒介的知识社群，也试图连结两岸四地的思想界；我们创办了“思想、历史与文化讲座”，促成亚洲重量级思想者与中文学术思想界对话；我们也持续策划、整理、翻译、出版了中英文的书籍。两年前即2010年开始启动的“西天中土”计划，是上海艺术双年展的项目，以印度作为方法，透过艺术家与思想者，将印度历史、社会带入中国大陆，希望能够开启中印两地相互参照的契机。计划主要的推手是张颂仁与高士明，笔者参与负责规划“中印社会思想对话”这个部分。因为是以艺术策展的形式来进行，所以邀请来的7位印裔重要思想者于10—12月间的周末早上，陆续在上海美术馆进行专题演讲，下午则由大陆及港、台地区思想界的同仁进行响应与讨论；活动期间共出版了8本演讲者代表作的译本，演讲与讨论的整理资料也正在出版中。2011年的活动形式是以影展为媒介推进社会思想对话。邀请到印度重要的电影史与电影理论家阿希什•拉贾德雅克萨（Ashish Rajadhyaksha）担任策展人，经过8个月的准备，完成了36部电影艰巨的翻译工作，出版了1本印度重要电影理论的读本，展出了包括纪录片、实验电影与故事／剧情片在内的3种电影类型。展出于2011年11月25日起至12月25日止，陆续在北京、上海、广州、昆明4个城市展开，其中包括多场社会思想论坛，2012年上半年又于香港与新竹放映，开创出多个城市巡回影展的活动形式。这个目前还在持续进行中的计划，在大陆与港台地区的思想界引起了一定的回响，我们期许在未来能够强化双向的交流，在印度内部进行直接的对话。最后，2006年召开的东亚批判刊物会议，在《创作与批评》这个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发行量最大的独立民间刊物，创刊40周年庆的时候，由主编白永瑞教授发起，该会议计划并曾经陆续在首尔（2006、2012）、台北（2008）、金门（2010）、上海（2011）、冲绳（2013）等地举行，长期参与的刊物包括《创作与批评》（首尔）、《台湾社会研究》（台北）、《世界》（东京）、《现代思想》（东京）、《冲击》（东京）、《反风》（冲绳）、《读书》（北京）、《热风学术》（上海）、《黄海文化》（首尔）、《区域》（北京），“亚际文化研究”等。这里讨论的资料来自《台湾社会研究》，2006年9月号，除了白永瑞的编者按外，还刊载了8篇相关报告。首次会议指出，东亚区域内互动已经在各个层次展开，问题也层出不穷，但是对正在形成的“命运共同体”的未来走向却没有共识，所以会议的主旨是“作为连带的东亚”对“以未来的共同目标为媒介的、在连带意识中可以想像和体现出来的”区域性共识进行讨论。（白永瑞，2006：221）“东亚批判刊物会议”的特性在于构筑一个以本土刊物为连结点的思想网络。熟悉东亚地区刊物历史的人都知道，刊物的意涵不仅在于通过出版介入社会，更为关键的是围绕着刊物集结知识人所构成的思想界，刊物之间的连带因而有潜在的辐射性作用，将各地的知识圈链接在一起，成为能够开始想像亚洲思想界的前提。值得关注的是，如果把同时发生的另一个合作计划——东亚出版社之间的连带我的理解是包括创作与批评、台北联经、东京岩波、北京三联等的出版人合作计划，已经进行了四五年。——放在一起来看，似乎意味着区域性的知识生产有着走向整合的趋势。以上简单介绍了亚洲各地的思想界所发起的活动。越界的合作是极其困难的，参与到对话空间中的人难免会带着自身对自己所处社会的理解去认识其他人来自的国度，也就很自然地会造成误解、错位与落差。积极参与的同仁似乎都被迫要培养出一些能力，学习不要任意下判断，学习把自以为是的政治正确收起来，学习不仅要穿透表面进入别人的社会，还得能充分理解合作对象在他们社会中的多重位置，乃至于具体的工作状况，由此才能比较准确地看到彼此之间的极限与可能，也才能互给空间，作出务实的期待与判断。笔者过去20年间参与这些活动，比较深的感受是，许多国际性的交流有所谓“代表性”的问题，这在东亚（或亚洲）的脉络中似乎不是那么重要，原因在于大部分的知识人基本没有与东亚地区对话的动力，有意愿参与的人也大都不会声称代表了自己居住的国度，而只是一个参与到本土知识过程的人加入到越界的对话中；一旦进入这个空间，也得培养把自己“相对化”的能力，才可能进入别人的语境。久而久之，连带的网络本身构成了“互为内部，也互为外部”的契机，我们对合作伙伴的处境有了内在的理解，也就开始对自身的处境有了不同的理解。其实，内部的理解可以是相当偏狭的，因为长期的摩擦与碰撞，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而“外部”的关系有相对距离，因此比较有条件避免掉不必要的情绪与偏见。我个人认为东亚连带实践出现了这个难能可贵的契机，可以更为超脱地看待极为压缩的当下现实，对人、事、团体能够有更公允、更开放的对待方式，构成“既为内部又为外部”的机制。3.以上的回溯提供了部分亚洲思想连带的尝试，也带出了2012亚洲思想界上海论坛的前身与热身准备，我们是在前辈与各地朋友们持续努力的基础上，接棒前进。整体而言，亚际书院的成立与其推动的“亚洲现代思想计划”，汇聚了三个持续进行中的知识网络：“亚际文化研究”有关《亚际文化研究》的经验总结，请参见Kuan-Hsing Chen，“Living With Tensions：Note on the Inter-Asia Movement”，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11（2）,2010，pp.311318.，“西天中土”计划有关“西天中土”计划的经验总结，请参考张颂仁：“回顾西天”，载《艺术观点》，第48期，2011a，以及张颂仁：“西天中土到如今”，载《艺术中国》，10月号，2011b.，东亚批判刊物会议，这三根柱子支撑着未来的工作。承袭2010年“西天中土”的部分形式，我们在第九届上海双年展的架构下，2012年10月12日至19日，计划举办为期八天的“2012亚洲思想界上海论坛”活动。我们邀请来六位亚洲各地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思想者，包括韩国首尔的白乐晴先生、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卓莫•夸梅•桑达拉姆（Jomo Kwame Sundaram）先生、印度加尔各答的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先生、冲绳的新崎盛晖先生、日本东京的板垣雄三先生、印度德里的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先生，我们也邀来了以参与本次计划为主的朋友们，与六位主讲人深入对谈。读者手中的读本是特别为这次对话所做的准备，选编、翻译了主讲人希望与读者分享的文章。以下对这几位主讲者进行简单的介绍。伴随着战后民主运动的逐步发展，从1960年代至今，韩国孕育出相当庞大的批判圈，在半个世纪里白乐晴先生与时俱进，一直是思想界的常青树。白先生1938年生于韩国大邱，1963年起任教于首尔大学英文系，1972年完成D. H. 劳伦斯的论文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直至2003年退休受聘为首尔国立大学英语系名誉教授。白先生1966年创办至今长达46年的刊物《创作与批评》，在威权体制下，以关切社会现实的民族文学为媒介参与社会改造，这份具有长期影响力的思想性刊物与民主运动同步，逐步发展成高质量的人文出版社，刊物与书籍的出版使得《创作与批评》成为战后韩国最重要的思想资源。自60年代起白先生投入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他在学界是著名的英国文学研究专家，引领学生开创出“全地球的方式”（planetary approach）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在思想界他以《创作与批评》为基地，兼具评论家、编辑、出版家、作家、活动家等多重身份，开拓民族文学的发展空间，参与推动民主运动，发展出具有高度原创力的思想性论述，如“超克分断体制论”参见陈光兴：“白乐晴的超克分断体制论——参照两韩思想两岸”，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74期（6月号），2009年，第3—47页。倡议朝鲜半岛之统一是以克服世界资本主义为目的。随着政治情势的变动，他在过去30年不断更新、深化理论的开展，也因此在2005—2009年间被任命为“6•15共同宣言”实行委员会南方民间首席代表，他对朝鲜半岛统一的路径与方法有着相当务实且具前瞻性的思索。从收在本书中的两篇文章里，可以看到白先生近期对于韩国政治发展的危机与民主升级的新看法，他提出了“2013年体制”的前瞻性思考，相对于朝鲜战争结束时形成的“1953年体制”奠定了军事威权统治，一直到“1987年体制”经过不流血革命向文人政权转型，却带着过去的派阀与政党政治对尔后民主发展造成的限制，体现在近期政局的倒退，于是他呼吁“民主2.0”的“2013年体制”的出现，能克服“代议制民主”的局限，落实民众民主，带动韩国继续前进。白先生的著作甚多，由于他是韩国思想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所以他的重要著作大都早已译成日文；虽然他的英文有很深的造诣，但因为心思放在国内，英文专著于去年才翻译出版；参见Nak-chung Paik，the Division System in Crisi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中文部分目前只有两本选集，一本是1998年白先生首次访问中国大陆，由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人：分裂体制下韩国的视角》，另一本是他访问台湾后联经于2010年出版的《白乐晴——分断体制•民族文学》，我们希望未来有白先生更多重要著作的中译本问世。位于东南亚的马来西亚，18世纪后期起受英国殖民，1957年马来联邦正式独立，位居马来人、印度人与华人的荟萃之地，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度。卓莫•夸梅•桑拉拉姆195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母亲是华裔，父亲是印度裔，1950年代正当第三世界独立运动的高潮，父亲用两位非洲反殖民领袖，肯尼亚的卓莫•肯亚塔（Jomo Kenyatta）与加纳的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为他命名，期许他能够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1970—1977年在国内完成大学教育后，他陆续在耶鲁、哈佛取得硕、博士学位，尔后他返回马来西亚担任经济学教席，2004年从马来亚大学退休，2005—2012年任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担任主管经济发展事务的助理秘书长。作为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卓莫在马哈蒂尔专政期间（1981—2003年）一方面积极参与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协助建立起独立自主的社会科学研究社群，一方面通过研究批评时事与政策，建立起公共知识分子的名声，1999年出版的著作《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学：政治、资助、利润》（Malaysia’s Political Economy：Politics，Patronage and Profits）是其代表性著作。1990年代后，卓莫把视野拉大，东南亚、第三世界、全球经济成为他关注的研究对象，在2005年，他推动创立国际发展经济学伙伴（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conomics Associates [IDEAs]），联合以“南方”为主体的经济学家，介入不均质、不公平的全球经济发展。卓莫的专著近30种，编辑的书近百种，全球范围内很少有学术界的人士持续生产的能量超过他，他通过组织研究团队，针对各个层次的问题，进行介入。作为经济学家，他不相信教条主义，他所秉持的信念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理念必须能够跟自身的专业研究结合起来付诸实践，正因为长期坚持这样的精神，他被公认为重要的经济思想家。2005年他接受联合国的任命，正是试图在全球政治的层面上落实使世界发展走向更为均衡的理念，而亚非拉正是他的工作重心。收在本书中的文章，是他以经济分析来论证“9•11”后世界局势如何依然处于帝国主义的运转逻辑。此次参与上海聚会时，他已经累积了10年以上在全球层次思考问题的实践经验，离开联合国的工作位置，他应该会对世界的变动有更加尖锐的看法。本文截稿的8月初，卓莫刚离开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经济发展助理秘书长的职位，但是在此书编辑过程中的8月中旬，他加入了位于罗马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部，担任助理总干事。——编者注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教授是知名的政治理论家，在印度与国际学术思想界享有很高的声望，是亚洲在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1947年出生于加尔各答，他可以说是承继了以泰戈尔为代表的现代孟加拉的文化和知识传统，至今仍坚持用孟加拉语书写，也坚持以加尔各答为基地，从未脱离印度独立至今的语境。1967年他于加尔各答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攻读政治学，1971年取得博士学位，1972年返国任教，1973年起就职于加尔各答现今极为著名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1997年至2007年任该中心主任，十年来他每年秋季学期都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授课。作为闻名世界的庶民研究学派（Subaltern Studies）的创立成员，通过与其他成员的互动，查特吉从1980年初期起，深受历史与人类学方法的影响，从而走向跨领域研究的方向，几乎所有他的著作都很难以单一学科进行划分，他的成名作《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A Derivative Discourse）呈现的是各种领域的合流。政治评论是他写作的一个主要的部分，针对特定的事件在报章杂志上面对广大的读者，从1970年代至今没有中断，《一个可能的印度》（A Possible India）集结了他的评论文字，构成了他对印度战后政治变动的看法。除此之外，多才多艺的他在加尔各答是知名的剧作家与演员，通过这种方式，他将思想融入公共生活之中。从写作的维度来看，他的视野与活力是几个层次操作、辩证的结果——加尔各答、孟加拉地区、印度与南亚、纽约，他所属于的那代知识分子对第三世界有很深的认同与想像，几次来到中国大陆他都抱着特殊的情感与期待。到目前为止，查特吉著作的中译本有三本：2000年台北巨流的《发现政治社会——现代性、国家暴力与后殖民民主》、2011年南京译林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与广西师大的《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其实他还有另外几本重要著作，如极具创意的《高贵的骗子？》（A Princely Imposter? The Strange and Universal History of the Kumar of Bhawal，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结合文学性的历史叙述与分析，讲述了殖民时期印孟分立前的孟加拉地区的故事；近期的选辑有《帝国与国族》（Empire and Nation，Columbian University Press，2010），《政治社会的世系：后殖民民主政治研究》（Lineages of Political Society：Studies in Postcolonial Democracy，Permanent Black， 2011）。对这位处于南亚首席地位的思想家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2011年出版的《当下的理论化：帕沙•查特吉文集》（Theorizing the Present：Essays for Partha Chatterje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收录在本书中的两篇文章，一篇是1990年代中期对“我们的”现代性的思索，从“双语知识分子”（bilingual intellectual）自省的困境中，重新认识现代性其实不是一套普遍主义的价值观，而是高度谱系化的过程，不同的地方有其自身的问题意识。面对当前所处的知识状况，今天读来，对中文乃至于非西方世界的思想界，仍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它意味着我们还处于殖民性与现代性交叉重叠的境况之中。另一篇文章聚焦在“三农”问题上，继续他对当代“政治社会”理论的讨论——处于法律范围之外的底层社会弱势群体，如何为了生计，与政府、公民社会进行协商，在此动态过程中拉起政治社会的民主空间。近期印度经济快速发展，企业资本、城市中产阶级、国家、公民社会的结盟关系，将非正式经济资本、“三农”推向“政治社会”的一方，在庞大农民群体必然继续存在的前提下，上述两者间的矛盾强烈冲击着代议制民主机制与社会精英所盘踞的公民社会，他认为，除非能够创造出新的以底层民众为基础的政治机制，否则印度的民主将持续受到挑战。因为历史因素，冲绳与日本本土处于“既内部又外部”的关系之中，其中一个关键时间点在于“二战”冲绳战役后，冲绳被纳入美国军事统治长达18年，直到1972年才“复归”日本。关乎冲绳民生、安全的基地问题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解决，以至于造成所谓“战后”冲绳至今仍然处于军事状态，民众抵抗运动长期起起伏伏，经久不衰。正是危机状况的迫切性，造就了冲绳虽小却五脏俱全的思想界，发展出诸多超越冲绳自身的重要理论命题。请参见已经过世的冲绳重要思想家冈本惠德的相关著作。在冲绳与日本本土，新崎盛晖先生是学术思想界公认的当代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与冲绳现代史研究权威，他曾两度担任冲绳大学校长，毕生致力于立足实践之上的历史撰述，至今专著有十余本，编著40余本。新崎先生1936年出生于寄居东京的冲绳人家族，1961年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后，任职于“冲绳资料中心”，从事冲绳战后史的研究，与中野好夫合著的《冲绳问题二十年》是冲绳战后史研究的开端。冲绳复归后，他于1974年回到冲绳任教，1960年代起便开始积极参与冲绳市民运动，50年来的努力与贡献获得了日本和平学会的肯定，被誉为“言论活动四十年的民众伴跑者”。研究冲绳历史跳不过新崎的著作，他的研究方法特殊，是在历史过程中书写历史，他自己说，冲绳现代史从来就不是他的研究对象，他自身的生命跟“冲绳问题”密不可分。他的思想能量来自不断面对“不解决不行的实践问题”，也就是“冲绳问题”，在具体的境况下持续反思和平问题的根本所在。他指出，冲绳问题所突显出的根本“和平”问题是，日本本土所宣称的和平，并不包括冲绳的和平；日本本土所宣称的民主与人权，并不包括使冲绳从美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甚至可以说，日本本土的和平是以牺牲冲绳的和平为必要条件的。因此，冲绳问题并不是日本和平问题的一部分，而是日本和平问题本身。新崎先生的冲绳现代史研究的特征在于把冲绳现代史作为民众运动史来叙述，焦点放在世界史的构造变动中、在冲绳生活的人面对美军及日美关系的态度变化上。他不只是作为一位历史研究者而进行活动，实际上还具体地陪伴着冲绳民众运动的实践而行，如在1970年代后半期，为了支持反对CTS（石油储备基地）建设的居民运动而组织“扩大琉球弧居民运动协会”，并担任代表负责人；1982年时，为了拒绝为军事基地提供土地，也就是支持“反战地主”，而组织了“一坪反战地主协会”；1993年，和重要思想家冈本惠德先生等人一起出版《反风》季刊，成为今天冲绳重要的刊物。此外，以美军基地问题为中心，他积极参与建立了连结冲绳与韩国民众运动的纽带。新崎先生著作甚多，主要包括：《冲绳战后史》（岩波书店，1976），《冲绳•反战地主》（高文研，1983），《冲绳同时代史》全10卷（凯风社，1992—2005），《未完成的冲绳斗争》（凯风社，2005），《冲绳现代史（新版）》（岩波书店，2005）等。2008年时，《冲绳现代史》被翻译成韩文，2010年中文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是其惟一的翻译成中文的著作。收录在本读本中的4篇文章，试图展现出新崎先生的书写特性，过去四五十年间，他始终没有间断地在报纸杂志上对具体现实问题发表政治评论，同时也不断对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进行整理、编辑，累积起来，可以说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评论与著作，构成了战后冲绳政治史的重要现场记录与分析，若研究冲绳民众政治思想，新崎先生所坚持的评论工作是最重要的资源。在日本思想界具有很高声望的板垣雄三先生，1931年生于东京市。他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中东研究者，同时带动了第三世界研究。195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西洋史专业后，曾任职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与东京经济大学传播系，此外担任日本中东学会会长，日本科学委员会委员，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板垣先生曾经组织日本阿拉伯国际联合研究（共同研究）会，以“中东的社会变化与伊斯兰”、“伊斯兰的城市性（Urbanism）”等主题组织共同研究，其间培养了臼杵阳、酒井启子等众多的中东、伊斯兰研究人员。板垣先生的世界史构想与区域论述不仅影响了中东研究，也影响了日本的国际关系与第三世界研究以及区域研究。他的中东研究的特点不仅仅体现在以帝国主义与“世界划分”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区域历史现实的一面，而且体现在内在地理解中东的民众世界，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定义世界史。板垣先生的“N区域”论不只是一种将从属与剥削关系的世界体系与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相对化的区域论，而且是由第三世界的民众动态世界入手，探寻民众作为“自身的形成与展开的场”选择全新“地域”可能性的论述。此外，板垣先生不仅在文化、学术交流方面致力于提升日本人民对中东的理解，同时也与同巴以问题、难民支持、国际合作相关的市民团体在学习上进行合作，通过中东，重新定义现代日本的性质。他的主要著作包括：《细听石头的呼喊——探索中东和平》（平凡社，1992），《历史的现在与地域学》（岩波书店，1992），合作编著《伊斯兰的城市性百科全书》（亚纪书房，1992），《世界史的设想》（朝日新闻社，1993）与《“反恐战争”与伊斯兰世界》（岩波书店，2002）等。很可惜的是，这些重要著作都还没有中文译本。这次收录在读本中的几篇文章，是板垣先生近期的思考，特别是“9•11”以后世界局势的变动，对于伊斯兰世界所造成的巨大冲击，他认为，在被欧美中心污名化的危机状态下，亚洲与第三世界必须与广大的伊斯兰民众站在一起，把握这个契机，开始重新学习与认识他们的主要信念。因此他将伊斯兰的“万有归一”（Tawhid）视为多元普遍主义的原则，与世界所有的文明与宗教相互交流，他的分析指出，在最深处各种体系都是相通的，就像离地面300—400米的深处，流动着延绵不尽的地下水渠一样，不同的文明必须要联系起来，打破彼此间的芥蒂。在他的分析中，到2025年时，伊斯兰人口将占到世界总人口的1/3，东亚世界过去对于它的忽视必须要积极调整，例如在广为人知的儒、道、佛交融之外，应该重新挖掘早就在我们文化中产生作用的伊斯兰因子。虽然以研究伊斯兰为中心，对欧美中心主义持极为批判的态度，但是板垣先生多元普遍主义包容性的方法论与世界观具有强烈的比较视野，它启示我们在面对世界客观存在的多元异质性时，该如何在互动中寻求真实的彼此认识，达到“万有归一”的境界，只有如此，才有条件走向在差异中能够相知的世界和平。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是反映印度思想界40年来长期有所积累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研究特性在于深厚的南亚区域与第三世界视野。有关阿希斯•南迪的研究请参见Vinay Lal （Ed.），special issue on “Plural Worlds，Mutiple Selves：Ashis Nandy and the Post-Columbian Future”，Emergences，No.78，19951996.1937年南迪生于印度东北部帕戈尔布尔市一个操孟加拉语的基督教家庭，幼年时全家搬至加尔各答。1947年印度独立，印巴分离，他亲眼目睹了族群冲突中的暴力。大学时原本就读于医学院，后因志不在此，转至希斯洛普学院（Hislop College）读社会科学，取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尔后对临床心理学发生兴趣，在古吉拉特大学（Gujarat University）取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在此时期他开始接触到奥克塔维•曼诺尼（Octave Mannoni），艾米•塞沙勒（Aime Cesaire），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与阿尔伯特•麦米（Albert Memmi）的著作，从此一生与思索第三世界的（后）殖民精神状况发生了不解的因缘，被视为后殖民研究经典的成名作《亲密的敌人：殖民主义下自我的丧失和寻回》（The Intimate Enemy：Loss and Recovery of the Self under Colonialism），是1983年的早期成果。1970年代末毕业后，他加入了1963年在德里成立、今天极具盛名的社会发展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1992年至1997年任该中心主任，近年虽然退休，仍获聘为荣誉资深研究员，以中心为家。他自认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所关切的问题一直摆荡于两个端点之间：一端是人类的潜力、创造性，一端是人的暴力、毁灭性。例如他持续在研究南亚地区的屠杀行为，其重点不仅放在群众暴力，同时也强调人们对于组织化的机械暴力与族群民族主义的反抗，也正因此，他与社会运动以及国家权力之外的民间政治群体关系密切，这使得他的研究具有高度的介入、行动的色彩。过去30多年间，他参与了诸多类型的调查委员会与公共听证会，议题包括社群暴动、发展的暴力、种族性别歧视、选举弊端与人权的滥用等。立足于南亚历史与社会的真实处境，南迪的知识生产开拓出诸多主流学术之外的领域，如科学性的创作力，未来研究，后发展与后世俗社会的愿景，城市的思维，民族国家的神话等，这些议题的开展都跟他具有高度自觉的第三世界视野有关，对他而言，这些问题的显著性都跟后发社会的生存状态极其相关。作为一个多产作家与公共知识分子，他持续地对当下所发生的事务进行书写，当具有争议性的事件爆发时，思想界都期待他难以预料的分析与看法，因而他在南亚有庞大的读者群与影响力。可惜的是，时至今日他的近20本的著作中，没有一本中译本。期待他的几本重要的著作，如《亲密的敌人》《亲密的敌人》正由台湾社会研究国际中心出版中，由丘延亮翻译，预计2012年内出版。，《超越民族主义：泰戈尔和自我的政治》（The Illegitimacy of Nationalism：Rabindranath Tagore and the Politics of Self，1994），《野蛮的弗洛伊德以及其他关于自我可能性及自我恢复性的文章》（The Savage Freud and Other Essays on Possible and Retrievable Selves，1995），能够早日与中文读者见面。本书翻译的两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思想特性，《论羞辱》一文是他从第三世界精神分析的角度，阐释在具体的政治、社会过程中理解个人与群体之间所发生的羞辱行径，特别是在我们承认这样的状况无法避免、会持续发生的情况下，与其不断进行无助于事的规范性谴责，是否应该更进一步正视在羞辱中所开启的新的、创造转化的机会。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如果羞辱的感受来自受辱者还具有最起码的自尊，能够面对羞辱也就意味着能够掌握自己与生存环境的感受，例如甘地早年在南非受到歧视的羞辱感反而在日后发展出他激进的非暴力理论。《科学、威权主义与文化》展现的是南迪自1980年代开始的对于迷信科学主义的批判，他长期发展的“批判性的传统主义”，是在呼吁要反思性地承继先人的知性与智慧，经过民间生活世世代代的提炼，所孕育出来的属于民众的知识，不能粗暴地以迷信之名，拱手臣服于科学的威权主义。南迪所提出的问题，广泛存在于第三世界后发地区，他的理论对于重新认识在我们所处社会中依然有高度活力的民间生活——这些不同于民族主义分子的现代化想像而被急于铲除的对象——提供了很有启发性的分析视角。我个人认为，面对印度这个古老而又不断前进的多元、复杂的社会，在所谓“传统”与“现代”的摆荡与拉扯中，如何给予现代国家其实无法处理的广大底层民众以能动性与主体性，正是在这个问题意识中，南迪长时期积累的分析方式构成了他思想的原创性。以上简单的介绍，希望引发读者对于这几位重要思想家更为立体、动态的想像与兴趣。他们共通的特性在于持续面对自身所处社会中存在的、没有解决的问题，或是在持续思考具有迫切性的社会危机，他们不但不随波逐流跟着流行的知识走，反而不断地更新原有的想法来面对新的局势，慢慢积累出属于他们自身风格的思维方式。然而，他们的研究工作不是孤立的，一方面在面对广大的社会，一方面又紧密地镶嵌在他们所属的思想界当中，我们必须对两者之间的张力有更为深入的理解，才能更为充分地把握他们各自的处境与所处的对话关系。目前我们还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期待通过“亚洲现代思想”计划，未来能促成各地的思想界建立起更为深刻的相互认识。最后必须强调的是，我们的任务不在于寻找、建立几个有名的标竿，而是如何以这些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为媒介，进入到他们身后所处的当地社会，认识承载着社会变动的历史，这是在当下想像亚洲思想界的方法论与认识论的起点，如此才能更进一步联系到更为宽广的民众思想的肌理。期待亚洲思想界的平台，能够激荡出更具解释力的知识方式，用以面对我们所处世界的困境。2012年8月1日于印度班加罗尔

内容概要

本书中的文章来自于六位杰出的亚洲思想者，他们立足于各自社会的殖民与后殖民状况，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有力的思想。书中的议题设计殖民与后殖民现代性、全球经济发展不均衡、殖民条件下的民众运动、民主社会的继续民主化、不同文明间的共通性与融合的可能，等等。这些思考不仅有力地穿透本地经验，也为亚洲知识界寻找自己的知识方式，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引。

作者简介

陈光兴 张颂仁 高士明 主编
作者包括
[日]新崎盛晖 [印度]帕沙?查特吉 [日]板垣雄三
[印度]阿希斯?南迪 [韩]白乐晴 [马来西亚]卓莫?夸梅?桑达拉姆

书籍目录

序言：想像亚洲思想界（陈光兴）
新崎盛晖
“举岛上下斗争”25年来所应追问的问题本质
从冲绳的角度看日朝问题――以冲韩民众联合运动为中心
能否创造新的思想——“9?11”与和平运动
被点燃的历史记忆——什么招来了举岛上下的愤怒？
帕沙?查特吉
以两种语言谈谈我们的现代性
民主政治与经济转型
板垣雄三
坎儿井挖掘与万有归一：历史与未来
阿希斯?南迪
论羞辱：人类侮辱限度的政治与文化心理学
科学、威权主义与文化：诊所之外“隔离”的范围与限度
白乐晴
D. H.劳伦斯的民主主义论
韩国的民主主义与朝鲜半岛的分断体制
卓莫?夸梅?桑达拉姆
帝国主义存活无恙，但依然在进化中：“9?11”后之全球化与东亚

章节摘录

帝国主义存活无恙，但依然在进化中：“9•11”之后的全球化与东亚卓莫•夸梅•桑达拉姆 著李佳琳 译，蒋亦凡 校一个世纪前，主要围绕着英国自由主义者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就当代帝国主义问题曾有过一次热烈的讨论。虽然他对于帝国主义的看法随着时间而有所改变，但是在他关于这个主题的经典的著作中，他发现之所以要反对帝国主义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帝国主义源自资本集中之后出现的寡头或垄断权力，它直接否定了竞争资本主义所倡导的自由理想。第二、这种强大的垄断实体所造成的过度的政治影响导致了帝国主义在国际范围内的扩张主义，违背了自由民主的理念。列宁曾经吸收霍布森和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关于现代金融资本（牵涉到银行与工业垄断者的联合体）的分析，发展出了自己犀利的论述，第三国际后来正是因此而反对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国族忠诚的立场。延续马克思的说法，他指出资本主义内在的集中化和中央化的倾向意味着霍布森所说的帝国主义其实是资本主义演进的结果，而非是霍布森所认为的是资本主义的畸变。后来，列宁继续指出，虽然帝国主义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首要的斗争任务是社会主义，但是为了民族解放而反帝，却是那些殖民与半殖民地的首要任务。民族解放的斗争可能会带来各个阶层参与的反殖民同盟。众所周知，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之后就提到帝国主义其实是前资本主义的返祖现象（atavism），它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而消失。在当代，讨论帝国主义和帝国的语境已经十分不同。从某些角度来看，二战后的帝国主义与战前殖民帝国已经相当不一样。虽然一些连续性体现在了“新殖民主义”的说法中，但非连续性的方面也被“后殖民主义”一词的早期用法所承认。毕竟，战后的美国霸权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冷战格局和马歇尔计划，而非“炮舰外交”或者是其同时代的，或是后来的对等物。美国在军事等方面的海外扩张历史长达两个多世纪，而从美西战争（Spanish-American War）开始的直接的美国殖民主义本身并不能否认美国霸权的诸多随时间而变化的新的方面。近期学术界从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的角度重新思考帝国主义——比如“网络霸权”（network hegemony）和跨国公司共谋——的尝试不应该掩盖美国霸权的不断变化的现实，尤其是从冷战结束后开始的变化。19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同时拥抱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霍布森采用自由主义来反对寡头经济的后果和垄断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后两者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是对自由主义理念的否定。所以，从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同时推行经济和政治的自由主义是两相一致的。绝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当代经济新自由主义者的问题在于，他们坚持经济的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却不反对现代寡头企业的出现、整合和政治影响力——这常常是通过对私有产权的强调进行的。因此，从这样的一种自由主义视角而言，当代经济新自由者可以被认为是不连续的、自相矛盾的，甚至是机会主义的。一些经济新自由主义者并非政治自由主义者，尽管近期很多政治的论述总体上倾向于把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很多人依然坚持政府应该逐渐退出其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功能、权力和影响力。然而，很多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机构并不坚持自由的政治制度和过程，声称政治干预并非其职责所在。难怪经济自由主义在种种不自由的条件下被强加于人，结果往往增进了外国企业的经济利益。然而，对于当代经济帝国主义来说，非自由的政治状况并非是必然的，而且很可能恰恰不是它的首选的政治方案。毕竟，基于共识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 with consent），或者说葛兰西所说的霸权（Gramscian hegemony），通常被认为远比当代殖民主义成本低、问题少。近期重燃的对于帝国和帝国主义的兴趣乃是受到了近期的事态发展的影响。它始于冷战中西方阵营的完胜和现存国家社会主义的显而易见的消亡。这种政治胜利通常与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相关联，其中包括对经济自由化的乐观态度，包括那种被称为“全球化”的跨国和跨境的组成部分。这些都会在后文进行讨论。但是，其中最紧迫的冲动则是来自于“9.11事件”之后国际局势的变化。众所周知，这不仅成为军事入侵阿富汗和伊朗的正当借口，也使国际对峙更趋严峻，这部分地表现在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之中。需要明确的是，单边主义并不是一些评论家有时所说的孤立主义。布什政府也不是不受任何约束的，有时摇摆于可欲、可能和可行时的单边主义和不可避免或势在必行时的多边主义。一些人觉得这是一种“硬柿子、软柿子”的策略，正如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和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所采用的那样，而另一些人认为，这是为了联合支持布什第二任政府的不同的派别所必须。而所谓“新保守主义”的阴暗的（即便不是凶恶的）崛起，常在这一语境中被提及。可以理解，“新保守主义者”们自称是政治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拥抱自由民主的政治方案——至少对于中东是这样——并且试图撇清与法西斯主义者的贵族保守资助，以及其他亲美的独裁者和反动派（在里根和老布什政权那里常常见到）的关系。但众所周知，他们从不迟疑于与那些支持利库德党的内塔尼亚胡派的人士结盟。很清楚，所有这些造就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代，许多旧的同盟正处于压力之下，联盟或被建起来或被抛弃，以适应新的发展。对于我们的论题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新的局势给无论是以直接单边主义占领（即便是以那种从未被充分说明的“自愿联盟”的形式）的形式，或是牵涉一些多边管理（比如北约和联合国）的形式进行的帝国主义支配提供了新的合理性。毫无疑问，国际不平等和支配的藉口久而有之，但在过去的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随着在西方英语国家新右翼霸权的复苏（比如重新燃起的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失败国家”、“吸血鬼国家”、“流氓国家”等说法的热衷），又有了一轮可觉察到的复兴。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原先欢欣鼓舞的福山的关于“历史的终结”的论调很快就让位于伯纳德•刘易斯-塞缪尔•亨廷顿（Bernard Lewis-Samuel Huntington）关于犹太-基督教北大西洋西方（Judaeo-Christian North Atlantic West，这是一个近期的发明，我们假设它存在）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文明的冲突”的警告。所谓的其他地方当然主要是指当时经济发展迅速、表面上信奉儒教的东亚国家（先是由日本领衔，而后是中国），还有被自己的老阿拉伯罕弟兄轻易断绝关系的伊斯兰教。我不想停留在政治和文化的领域之内，而是觉得有必要回到经济领域，考虑一下近期的经济全球化是否已经加强或者削弱了国际支配和国际剥削的关系。虽然在经济与政治之间并不存在想当然的、简单的关系，尤其是当安全问题的重要性似乎要大于经济考虑的时候，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尽管经济帝国主义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依然存活无恙。可以肯定的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要早于当今关于帝国的讨论，并且在此被理解为自19世纪后期以来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发展和重组的结果。这种关于资本积累的认识，考虑到了其不断变化的特性，它和科技和社会组织发展的关系。这样一种关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很明显地受到了英国自由主义者约翰•霍布森的开创性作品的影响，它也影响了其他人，包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这种观点将帝国主义与垄断资本，或寡头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并且也认识到帝国主义发展的过程、机制和制度在所谓“漫长的20世纪”发生了多少变化。就是说，帝国主义不仅和当代的经济全球化相关，也与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更早期的全球化过程的相关。通过把它确认为寡头资本主义，这一看法将现代帝国主义与早先的与其他经济制度相关的帝国主义进行了区分。殖民主义的结束，战后的黄金时期，国际经济专业化的巨大变化，各种致力于多边机构建设的严肃的努力，消除国际不平等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举措，以及其他各式各样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与全球化相关的各类发展，都深刻改变了作为当代帝国主义特征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我在文章的下一部分会谈到，很多我们现在所说的在国际层面开展的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是在加强并且深化当代帝国主义。早期的社会危机和劳工运动推动了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革、促进了非洲和亚洲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拓展了福利国家的可能性和发展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干预，它们规制了资本积累，但从未破坏它。现阶段的经济全球化并非是史无前例的。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初期，一些与被霍布森和列宁称为帝国主义的现象有关的跨境流动（比如劳工），其影响力即便不是在绝对的意义上，也是相对的意义上要超越当代的流动。的确，这两个时期存在着许多其他重要的差异，但是没有一样能够从根本上否定现阶段仍然具有经济帝国主义特征这一论断。

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是了解亚洲批判性社会思想必须跨越的门槛。——罗永生亚洲，我们生活和思考的空间，我们走向世界的原点。对我们而言，寻找它的原理、理解它的多样追索它的脉动，是对知性和德性的考验。本书是一个很好的向导，引导我们深入亚洲，探索人类。——孙歌这本文集是来自亚洲地区不同社会的杰出知识分子对亚洲社会的殖民的与后殖民的、革命的与后革命的处境的分析。他们的研究是理解当代世界及其困境的不可或缺的视角，其中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汪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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