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诺莎的理性启蒙

出版时间：2012-3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吴增定  页数：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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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尽管斯宾诺莎的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他的政治哲学却一直遭到忽视。长期以来，他的政治哲学仅仅被看成是他的哲学或形而上学的一个简单演绎和应用；相应地，他的政治哲学著作《神学政治论》也仅仅被看成是他的哲学著作《伦理学》的一个附录和补充，不具有独立的价值。
《斯宾诺莎的理性启蒙》是研究斯宾诺莎政治哲学的专著。作者吴增定在书中指出：斯宾诺莎政治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批判“神学家的偏见”
，清除“通往哲学的主要障碍”。
《斯宾诺莎的理性启蒙》认为，《神学政治论》和《伦理学》事实上刚好构成了斯宾诺莎哲学整体的两个方面：前者的目的是揭露传统神学和宗教是一种束缚和禁锢人的迷信、偏见和蒙昧，后者则是教导人如何在理性的引导下认识神，获得真正的自由、幸福和拯救。综合起来看，斯宾诺莎从政治哲学到哲学的“上升之路”正是一条现代性的理性启蒙、解放和拯救之道：人凭借自己的理性不仅走出了传统启示宗教的“黑暗王国”，而且获得了真理、真正的自由和幸福；人不仅认识了神，而且甚至通过理性最终把自己变成了神。就这一点来说，斯宾诺莎的哲学和政治哲学作为一个思想整体，恰恰体现了现代性和现代理性启蒙的自我筹划、自我解放和自我肯定精神。

作者简介

吴增定，男，安徽庐江人，1972年生，1999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博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迄今已发表“有朽者的不朽：现代政治哲学的历史意识”、“政治与教育：洛克的政治哲学研究”、“行政的归行政，政治的归政治”等数篇论文，另有《敌基督者》(尼采)、《政治神学续篇》(卡尔·施米特)等译著问世。

书籍目录

总序
引论
第一章  斯宾诺莎与现代“神学政治问题”的缘起
  一、什么是“神学政治问题”？
  二、斯宾诺莎与早期现代的“神学政治”危机
  三、斯宾诺莎政治哲学的历史语境
  四、斯宾诺莎的哲学与政治哲学
  五、斯宾诺莎政治哲学的意图
第二章  神与人
  一、斯宾诺莎哲学的方法和语境
  二、神与自然
  三、人的自然
  四、从奴役到自由
第三章  宗教批判与理性启蒙
  一、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与政治哲学
  二、斯宾诺莎宗教批判的哲学基础
  三、斯宾诺莎宗教批判的具体内容
  四、斯宾诺莎宗教批判的结论
第四章  《圣经》与理性的自然之光
  一、斯宾诺莎与《圣经》解释
  二、《圣经》解释的原则和方法
  三、《圣经》的真实作者与成书历史
  四、从《旧约》到《新约》
  五、斯宾诺莎《圣经》解释的意图
第五章  个人与国家
  一、自然状态与自然权利
  二、契约与国家
  三、政治与宗教
结论
  一、斯宾诺莎的影响
  二、斯宾诺莎政治哲学的困难
  三、斯宾诺莎的哲学前提
  四、什么是理性启蒙？
参考书目
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就此而言，契约的有效性并非来自于某种道德约束，而是来自于它的“功利”（utility）。这也是斯宾诺莎与霍布斯的根本分歧所在。霍布斯把遵守契约或守信看成是一种自然法，并且认为不遵守契约或违背诺言无论如何都是不正义或不道德的。但在斯宾诺莎看来，除非是为了担心遭受更大的坏处或希望得到更大的好处，否则没有人会遵守契约，所以他认为：“要求另一个人永远信守诺言，但却不同时确保假如他违反诺言就会遭到更多的伤害而不是好处，是很愚蠢的。” 斯宾诺莎通常与霍布斯及洛克等一道，被看成是早期现代社会契约思想的经典代表。所谓“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无外乎是说明，国家如何起源于某种前国家的“自然状态”。在《伦理学》中，斯宾诺莎言简意赅地陈述了他的“社会契约”思想： 要使人人彼此和平相处且能互相扶助起见，则人人必须放弃他们的自然权利，保持彼此间的信心，确保彼此皆互不作损害他人之事。至于此事要如何才能办到，要如何才可使得那必然受情感的支配和性质变迁无常的人，能够彼此间确保信心，互相信赖，据第四部分命题七及第三部分命题二十九所说，已很明白，因为在那两个命题里，我曾经指出，任何情感非借一个相反的较强的情感不能克制，并且又曾指出，一个人因为害怕一个较大的祸害，可以制止作损害他人的事。就是这个定律便可以作为建筑社会的坚实基础，只消社会能将私人各自报复和判断善恶的自然权利，收归公有，由社会自身执行，这样社会就有权力可以规定共同生活的方式，并制定法律，以维持秩序，但法律的有效施行，不能依靠理性，而须凭借刑罚，因为理性不能克制情感。像这样的坚实的建筑在法律上和自我保存的力量上面的社会就叫做国家，而在这国家的法律下保护着的个人就叫做公民。 斯宾诺莎的这段话包含了三个非常重要的论点：首先，人与人之间若想达成和平，则必须放弃自己的自然权利，将它让渡给国家；其次，这种放弃权利的承诺或契约是基于人性之“趋利避害”的“普遍法则”；最后，国家制定法律，维持社会秩序，保障每个人的生命和安全。 那么，斯宾诺莎的社会契约思想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严格说来，他对于契约的理解已经大大地偏离了以霍布斯为代表的早期现代社会契约思想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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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哲学丛书:斯宾诺莎的理性启蒙》是研究斯宾诺莎政治哲学的专著。作者吴增定在书中指出：斯宾诺莎政治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批判“神学家的偏见”，清除“通往哲学的主要障碍”。

用户评论 (总计4条)

•   斯宾诺莎的政治哲学
•   　　原来读吴增定的书，觉得他的文章背后有施特劳斯的影子。在《尼采与柏拉图主义》的后记中，吴增定肯定了自己受到刘小枫和甘阳的影响，并坦承自己的尼采研究受到施特劳斯的启发。在此之后，吴增定似乎有些沉寂了，但是随着《利维坦的道德困境》出版后，接连出版了《斯宾诺莎的理性启蒙》和《敌基督者讲稿》两部书，可见吴增定的厚积薄发。不过，我们从这三部书中也能感觉到他受到施特劳斯影响的加剧，当然也可以说是水平在加深。
  　　
  　　在陈冠中《盛世》中，曾经描绘过一个北大的SS读书小组，主要成员其实就是吴增定、李猛、应星等人。他们从九十年代初开始阅读施特劳斯和施米特。不过有心的读者对于SS这个符号，很容易联想到所谓的党卫军。这正是陈冠中的目的所在，今天阅读施特劳斯和施米特就有污名化的倾向，其肇始就在于此。但是，我们必须说为何九十年代北大的读书会要读施特劳斯和施米特呢？
  　　
  　　其实，作为对于自由主义和启蒙哲学最为有力的批判者，施特劳斯和施米特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八十年代的海德格尔就有反思现代性的一面，但是由于被萨特《存在与虚无》化解为自由主义，导致了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到了九十年代才真正开始。对于八十年代的反思，固然有陈平原等人选择学术建制化的道路，当然也有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对于现代性启蒙的反思。可以说，邓晓芒等人的理性启蒙，恰恰是建立在马克思-黑格尔-康德的基础上，总体上是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但是，作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则选取了海德格尔-施特劳斯-施米特的反思性道路。其实，已经开始与五零后启蒙知识分子分道扬镳了。
  　　
  　　作为读书小组的重要参与者，吴增定没有与朋友们一道选择出国留学，而是留在北大读博教书。但是，他却是少数仍旧保持施特劳斯研究热情的读书会成员。其它的许多同道，在新世纪回国后，纷纷与施特劳斯分道扬镳，找到了自己的研究道路。而吴增定则坚持了施特劳斯对于现代性反思的立场，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研究。我们手中看到的这三部书稿，其实就是他实践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成果。其中包括一部概论两部专题研究。
  　　
  　　对于《利维坦的道德困境》，我们不妨看做是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中文版，或者是中文语境对于施特劳斯现代性批判的接受和理解。《敌基督者讲稿》和《斯宾诺莎的理性启蒙》则是两部具体的个案研究。如果，我们了解到施特劳斯的教授资格论文就是《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就能明白吴增定与施特劳斯的精神联系。
  　　
  　　言归正传，这部关于斯宾诺莎的启蒙理性研究，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按照政治哲学对于斯宾诺莎进行解读和分析。他将全书除《引论》外，分为了五部分，分别探讨了政治神学问题、神与人、宗教批判、《圣经》批判、个人与国家等命题。最后一个命题很明显是政治哲学主题，而前面四个命题则更接近于宗教神学，那么神学与政治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可以这么理解，自然是哲学的研究对象，神是宗教崇拜的对象，而人性则是政治的关键所在。如果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继续分析斯宾诺莎对于哲学与神学关系的处理，在他看来神学是人类幻象的投射，人们因为缺乏理性因此区分不了自然现象与神学幻想，导致了人们对于神的崇拜。人类社会对于神学的崇拜，导致了人类社会自身的混乱。因此，需要用哲学来启迪和教育人们，从而能够认识自然，摆脱神学的幻象。当然，宗教必然导致混乱，这种观念显然是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因此我们不能将斯宾诺莎的观念当做是真理。
  　　
  　　至于说宗教批判和《圣经》批判，其实都是斯宾诺莎在区分了哲学与神学之后，开启了用理性来取代宗教的一系列举动。比如通过揭示《圣经》中神迹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论证了神与自然本为一体，肯定了神迹就是否定了自然。这种辩证性的讨论，让斯宾诺莎处境尴尬，不仅被犹太教革除教门，而且还要在基督教社会小心翼翼地生活。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出斯宾诺莎的努力，其实恰恰就是要将宗教赶出政治领域，建立起一套由哲学为主导的新政治学。
  　　
  　　因此，他接下来就是在讨论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这个就是在后宗教时代，如何建立公正的政治制度的尝试。我们必须说斯宾诺莎虽然拒斥了一个传统的政治乌托邦，但是却建立了一个理性政治的乌托邦。通过理性，人们可以自我管理，从而建立一个没有上帝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人们不再被宗教、民族所区隔，而是生活在一个普世自由民主的社会中。
  　　
  　　就像吴增定在结论中所说，虽然斯宾诺莎摧垮了一个旧有的政治乌托邦，但是却建立起了一个理性乌托邦。无论是在传统政治中，还是在现代政治中，人们由于自身的缺陷，无法克制自己的爱欲和激情，因此无法建立起理想的政治体制。虽然，斯宾诺莎通过哲学启蒙，期待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但是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的局部战争，已经告诉了我们理性乌托邦的失败！
•   　　斯宾诺莎的政治理想似有理论困难，不理性的大众如何摆脱神学政治经理性启蒙结合为自由共和国？这不仅需要哲学，更需要市场经济。理性让人明了自身的利益，凭激情生活的人们则在市场中发现且结合彼此真正的利益，甚至无需启蒙。自我保存的欲望融合了形而上的分裂，理论仍一以贯之，自由依然可能实现。
•   这批反现代性的人的局限也就在这里，他们古老的政治性的乡愁混杂着对文明衰落的恐惧促使他们以退缩保守的方式看待启蒙理性展示出来的宏大前景。这里的思考的最大关节可能只在于，面对文明之衰落的危险，我们退守到一个在古代典籍中被“证实”过的生活理想，还是勇往直前进入到一个新鲜的、未知的生活境遇里去？启蒙理性是后者，反启蒙理性是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