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真诚与欺骗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社：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阿希斯·南迪  页数：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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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作为方法的印度或许是因为过去十二年主编《亚际文化学刊》（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国际学刊，与亚洲各地（特别是印度）的批判知识圈产生了工作关系，所以张颂仁与高士明两位先生会找我一起组织将在2010年10月至12月于上海举办的“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的系列活动。由于理念相遇，当然就义不容辞地参与了规划工作。他们分派给我的任务之一是替来访的印度学者的读本写序，给了我这个机会说清楚投入这次印中对话的思想背景。十几年前推动建立《亚际文化研究》学刊的动力，是在有限能力的范围内去改变既有的知识状况，在学术生产的层面上推动亚洲各地的互动与整合。那个时候我们来自亚洲各地十几个地区二十余位的编辑委员，对客观情势进行分析所产生的共识是：总的来说，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亚洲各地的知识圈都是把眼睛往欧美看，一个世纪下来，所有事物的基本参照体系都是欧美经验为主。百年之中，这个逐步建立起来、极其稳固的知识结构，造成了学术思想上巨大的问题，不仅是分析视野的窄化，把欧美之外该参照的多元历史经验割除，更糟糕的是欧美的知识方式几乎变成了唯一的典范。但是，历史已经证明这套知识根本无法有效地理解、把握与解释我们自身的生存环境。如何透过亚洲不同次区域之间知识圈的互动，能够彼此看到，进而能使得各地的历史经验成为彼此的参照点，多元转化既有的参照座标，才有可能创造出新的、更具解释力的知识方式。就是凭藉着这个认识论的共识，我们一起走了十二年。回头来看，这条路没有白走。虽然基本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上述的知识结构正在被快速地松动当中。过去十二年世界情势的变化，正在确立世界是在走向多元并存的时代拉美地区政权左转、东盟加三的形成、中国与印度的崛起、非洲经济持续成长、奥巴马取代布什政权、欧盟成员的继续增加，等等。相较于1980年代末期，东欧、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美国强权一枝独秀主宰世界的“全球化”感觉结构，过去十二年走向多元政治经济区域的变化，仿佛意味着一元世界的结束。在思想上，原来已经确定、凝固的知识体系，及其所深信不移的价值观，正在快速的崩解当中，以欧美历史经验为基地形成信心十足的解释框架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处于变动的时代，放慢脚步、重新找回世界各地根植于现代历史经验的思想资源，于是成为开创新的知识状况在以跳过的路径。十二年很短，《亚际文化研究》还没做出值得彰显的知识方式，但是至少我们已经上路了，尝试着走“亚洲作为方法”的知识路线。在亚洲，乃至于其他的第三世界地区，既有主流的知识结构之所以会长期以“欧美作为方法”，还是得归咎于世界史的走向，在以欧美为中心向外旋转的力道下，中国也好，印度也罢，都是以“超/赶”（超英赶美）的基本姿势，学习欧美的事物（当然包括了它的价值观），学术思想、知识生产于是被定位成国家民族现代化工程中的主要环节。姑且不要追究“超/赶”的知识方式中暗藏的陷阱，它是否混淆了规范性的目的与客观的历史解释力，至少可以开始间的问题是，一个多世纪下来，现代化的工程到底把原有的这些所谓后发国家变成了什么长相？民主也好，科学也罢，在学习后的搅拌中，实践出了什么新的模样？换句话说，是不是该是停下脚步互相交换一些“超/赶”的经验，在欧美之外的地区之间，互相照照镜子，发现自己从过去变到现在的长相的路径?看清楚了，解释到位了，才能继续走下去，甚至进而发现“超/赶”的知识路线已经走到尽头，该是调整方向的时候了。如果说知识的目的不是挑空了的为了知识而知识（首先预设了大写真理超越于历史的存在，用来笼罩整个世界），而是为了在世界史的范围内，从多元历史经验的视角，解释各地面对的不同的问题与处境，在相互参照、比较之中，慢慢提炼出具有世界史意义的知识命题，那么，可以说当前所有声称具有普遍主义的理论命题，都不成熟，以欧美经验为参照体系的理论，能够充分解释欧美自身历史就不错了，哪里能够解释其他地区的历史状况，反过来说，对于欧美以外地区的解释必须奠基在其自身历史发展的经验、轨迹当中，不能够简化地、错误地以欧美经验来丈量、解释自身。我想这正是应邀来访的著名的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称之为“将欧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的思想方案，或是2010 年7 月刚刚过世的沟口雄三教授之所以提出“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的思想精神之所在。如果说欧美的历史经验只是一种参照的可能性，特别是它的发展经验与后发地区差距更大，那么它在知识转化过程中是需要被重新调整的。来访的印度女性主义理论家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提出的策略，就是必须在欧美之外的地区开展出“替代性的参照框架”（alternative frame of reference），也就是把原来的以欧美为参照加以多元展开，以亚洲内部、第三世界之间的相互参照，经由参照点的移转，从差异中发展出对于自身历史环境更为贴近的解释。这里思想方案的前提是，关起门来，以本土主义的自闭方式所产生的国粹主义，无法看清楚已经卷入现代的自我，只能沉溺在光辉的过去让自己继续感觉良好而已，打开门来，只以欧美为超赶的参照方式，已然失效，必须在民族国家内部的本土主义（nativism）与欧美中心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此两者之外，寻求新的参照体系。我认为是在上述开启新的知识方式的问题意识下，“作为方法的印度”将会对中国学术思想界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中印之间能够产生对话的前提在于抛弃过去“超/赶”的认识论与知识方式，不能再是以落后/进步、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的速度等，这些表象来进行比较。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得先摆脱、搁置规范性的比较，从分析上入手，看清差异，再开始提出内在于历史的解释。印、中都是世界级的大国，农民占了人口最大的比例，资料显示印度目前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人口大国，将在2026 年达到15 亿，超过中国的13.5亿成为最大人口国，2015 年印度经济的扩展速度将超过中国。换句话说，抛开其他历史、文化的异同，在社会科学的意义上来说，在世界上所有国家中，对中国最具可比性的就是印度， 很难找到其他的地方。但是，这两个国家也有庞大的差异。印度是多语言、多文化的国家，至今没有统一的语言，国会开会是要经过翻译的，所以很多印度的重要知识分子，如来访的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从来就不认为印度是欧洲意义下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体。1947 年从殖民地的身份独立，在被大英帝国征服以前，印度地区没有统合的政体，所以独立以后也很难编织出数千年统一的民族历史，必须更为多元复杂地理解它的过去。因为多民族的过去，其中在部分的人口中留下了所谓的种姓制度（caste system），到今天这个社会组织的原则还在运作，政治体制必须要去处理，无法简单地消灭，而是创造机制让底层的人口参与在政治过程当中。由于多语言的社会生存，文化差异与政治运作交叉重叠，不仅形成许多所谓区域性政党，连一些地方性政治人物（如省长），都是以特定语言产生的电影工业中制造出来的明星，以区域性的高知名度，经过普选选出。在此意义土，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民主运作根植于地方，全国性的政党都必须想办法跟区域性政治力量结合，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对我个人而言，过去十几年进出印度，每次交流都有问不完的问题，因为南亚经验与东亚实在不同，摆在一起后者的情况变得相对单纯，各个国家地区语言统一，民族国家面貌表面清晰，又不是多元政党，等等。这些有趣的差异，原来该是可以好好研究的，但是我大部分的中国朋友，大陆、香港、台湾都一样，把这些差异在已经习惯使用的“超/赶”的思路逻辑下，做了球赛式的比较：印度太长时间是殖民地，所以中国比较好；印度政治制度是殖民体制的遗留，所以中国比较好，是经过孙中山、毛择东革命建立起来的（反映的是再次贬低殖民地经验，把战后第三世界主义的世界观丢了）；印度有种姓制度，所以中国比较好，封建制度已经消除（但是并不去追问印度过去的因子是如何与当代社会接轨，反过头来看看自己的社会中是如何与过去衔接，这个社会真是不再封建了吗？）；印度是多党的问题，谈的比较少，台湾的人会暂时忘掉欧洲的多党制，把美国两党制搬出来，说只有两党才进步（但是没法儿去问历史问题，印度的多党，乃至于区域政党是为何形成）；还有些人说，印度今天牛还在大城市马路上跑来跑去，哪有中国来得进步，不可以以印度为参照的。总之，如果还是要用简单的“超/赶”逻辑，以欧美树立起来的简单的现代化指标来评比，那就只有等到印度经济超过中国，国力强大的时候，才会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现在就继续向天上看吧！其实，交流必然是双向的，其中会有许多难以避免的错位与误解，举例来说，印度的知识界许多朋友对中国感兴趣，并不是由于它的经济崛起，而是中国二战后的社会主义阶段与今天经济发展的关系，长远形成的农民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这是以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为代表的庶民研究关切的核心议题] ，社会主义体制与女性解放的问题至今产生了哪些变化，中国如何看待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关系，中国广大的知识界对于世界的未来有什么不同于欧美的看法，知识界如何在自身的历史实践中提炼出对世界史的解释，等等。总之，以印度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有基本的尊重，对中国知识界有一定的期待，都与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与中国是否现代或是进步没有关连。但是，上述这些问题似乎并不是中国知识界感兴趣，或是准备好可以充分对话的。（更让人难过的是，当第三世界地区期待与中国对话时，常常发现中国许多的知识分子对她/他们根本不感兴趣，眼里只有欧美跟自己。还有人跟你说，别搞政治正确了，亚洲根本不存在，第三世界有什么值得对话的。）我希望已经说清楚了“作为方法的印度”的前提——认识印度是为了去重新认识中国自身与世界——但是也知道当前的知识状况还是处于难以撼动的“超/赶”方式当中，欧美的价值观深入学术思想界，就连是社会主义国度的大陆知识界都很快在赶过港台地区战后“脱亚入欧/美”的知识状况，拥抱欧美知识体系的速度之快，远远超过经济发展，令人惊吓，所以对于这次试图开启的印中对话，我并不抱持很大的希望。这次活动邀请到的学者，除了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因为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很多著作都已经译成中文，其他几位，无论是否生活在印度，他们的知识构成者限植于印度社会与历史，在国际学术界都是非常有分量的学者，年龄上也横跨了三代，从1937 年出生、1980年代就早已在国际上赫赫有名的老将阿希斯•南迪，到在印度与国际思想界备受尊重、刚刚退休的帕沙•查特吉，以及九零年代初以后结构主义翻译理论成名的、壮年一代的文化理论家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读本的翻译工程不小，为的是让中文世界的读者在与他们会商之前或是之后，能够对他们身后的印度社会、历史与文化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的机会。根据我的理解，这几位重要的思想者大都不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对中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与想法，我们期待他们的来访，可以让中国的知识界能开始对印度也有相对应的深度认识，成为我们自我转化的契机。最后，得感谢受邀来访的几位我个人长期的印度友人：女性主义理论家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社会思想家阿希斯•南迪、庶民研究的政治理论家帕沙查特吉、庶民研究的历史学家迪佩•查卡拉巴提，与在中国已经很有名气的历史学家杜赞奇；以及还没缘分会面的著名的艺术理论家萨拉•马哈拉吉（Sarat Maharaj）和在台湾见过一次闻名全球的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教授，感谢他们在百忙中来访，并授予他们著作的翻译出版权。同时，得特别感谢好友王晓明与王安忆的拔刀相助，以及许江院长与陆兴华两位先生的大力支持，承担起各场与印度学者对话的任务。也谢谢来自香港、台湾及大陆应邀参与不同场次，担任特约讨论人的朋友们。第一次有机会跟原来素昧平生的张颂仁与高士明两位先生一起工作，感觉很好，有点像是老友重逢一样，我个人很珍惜。他们的心胸、气度与智慧，让我重新发现很多事情只要有心人凑在一起，分工合作，截长补短，都还是有希望的。感谢二位的信任！陈光兴记于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日于新竹交大二〇一二年七月修订我希望已经说清楚了“作为方法的印度”的前提——认识印度是为了去重新认识中国自身与世界——但是也知道当前的知识状况还是处于难以撼动的“超/赶”方式当中，欧美的价值观深入学术思想界，就连是社会主义国度的大陆知识界都很快在赶过港台地区战后“脱亚入欧/美”的知识状况，拥抱欧美知识体系的速度之快，远远超过经济发展，令人惊吓，所以对于这次试图开启的印中对话，我并不抱持很大的希望。这次活动邀请到的学者，除了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因为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很多著作都已经译成中文，其他几位，无论是否生活在印度，他们的知识构成者限植于印度社会与历史，在国际学术界都是非常有分量的学者，年龄上也横跨了三代，从1937 年出生、1980年代就早已在国际上赫赫有名的老将阿希斯•南迪，到在印度与国际思想界备受尊重、刚刚退休的帕沙•查特吉，以及九零年代初以后结构主义翻译理论成名的、壮年一代的文化理论家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读本的翻译工程不小，为的是让中文世界的读者在与他们会商之前或是之后，能够对他们身后的印度社会、历史与文化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的机会。根据我的理解，这几位重要的思想者大都不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对中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与想法，我们期待他们的来访，可以让中国的知识界能开始对印度也有相对应的深度认识，成为我们自我转化的契机。最后，得感谢受邀来访的几位我个人长期的印度友人：女性主义理论家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社会思想家阿希斯•南迪、庶民研究的政治理论家帕沙查特吉、庶民研究的历史学家迪佩•查卡拉巴提，与在中国已经很有名气的历史学家杜赞奇；以及还没缘分会面的著名的艺术理论家萨拉•马哈拉吉（Sarat Maharaj）和在台湾见过一次闻名全球的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教授，感谢他们在百忙中来访，并授予他们著作的翻译出版权。同时，得特别感谢好友王晓明与王安忆的拔刀相助，以及许江院长与陆兴华两位先生的大力支持，承担起各场与印度学者对话的任务。也谢谢来自香港、台湾及大陆应邀参与不同场次，担任特约讨论人的朋友们。第一次有机会跟原来素昧平生的张颂仁与高士明两位先生一起工作，感觉很好，有点像是老友重逢一样，我个人很珍惜。他们的心胸、气度与智慧，让我重新发现很多事情只要有心人凑在一起，分工合作，截长补短，都还是有希望的。感谢二位的信任！陈光兴记于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日于新竹交大二〇一二年七月修订

内容概要

《民族主义，真诚与欺骗：阿希斯?南迪读本》收录了七篇南迪的代表性文章，包括“可口可乐”、“乡村想像的弱化”、“武士、蛮夷之地与荒野：论意见之可闻与文明之未来”以及“民族主义，真诚与欺骗：关于印度两种早期后民族主义论调的姗姗来迟的讣告”，等。
从中可以见证阿希斯?南迪对不同群体与文化的持久关怀，以及他意图通过个人生活经历讲述群体和文化的努力，而这些个人生活经历往往贯穿于被忽视的事件与极普通的文化产品之中。

作者简介

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墨尔本后殖民研究所的杰出学者，高等教育全球科学委员会成员，现任职于德里的发展社会研究中心。南迪的研究集中于暴力心理学的政治、知识、乌托邦以及想像的文化、人类的潜力以及未来；南迪作品中的恒常主题包括：对知识边缘域的关注与尊重，以及面对人的问题，对由专家主导、经过包装的专门化解决方案的持续质疑。

书籍目录

幼稚化
糖
可口可乐
乡村想像的弱化
最后的相遇：甘地遇刺之政治
武士、蛮夷之地与荒野：论意见之可闻与文明之未来
民族主义，真诚与欺骗：关于印度两种早期后民族主义论调的姗姗来迟的讣告
Infantilization
Sugar
Coca-Cola
The Decline in the Imagination of the Village
Final Encounter: The Politics of the Assassination of Gandhi
Shamans ,Savages and the Wilderness: On the Audibility of Dissent
and the Future of Civilizations
Narionalism, Genuine and Spurious: A Very Late Obituary of Two
Early Post-Nationalist Strains in India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民族主义，真诚与欺骗：关于印度两种早期后民族主义论调的姗姗来迟的讣告 1 民族主义不是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 用与其它意识形态一样的方式配置于人类性格中。它在殖民时期作为民族国家的配件，骑在肩上进入亚非世界。 爱国主义是一种非特定的情感，围绕人类和好些其它种类生物共通的领地形态而产生。这一未被承认的差异是对印度国父甘地的传统民族主义和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对民族主义的全面拒绝这两者的激烈批评的核心。维奈·拉尔告诉我们，印度人是根深蒂固的纪录追求者 2 吉尼斯世界纪录从未从其他国家收到过这么多的认证申请——至少有十分之一的申请都是从印度发来的，有一些还真的破了纪录， 其中有22年来始终站在村里路边同一地点的静默虔诚的人，也有为了创造微书纪录而在一颗大米上写了1314 个字的人。 3 奇怪的是，恰恰有一项独特的纪录印度人竟没有去申请。在民族国家存在的这350年历史中，它有一项无与伦比的成就，而且只要民族国家的体系继续存在，这项纪录就不可能被打破。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公认的印度民族诗人，印度国歌Jana Gana Mana（直译：印度晨歌）的词曲作者，印度的另一首国歌，由班金齐德拉·查杜柏提作词的Bande Mataran（英语直译：母亲，我向您鞠躬）的作曲。同时也是孟加拉国国歌的词曲作者。最近几年，反印情绪在孟加拉国有所增长，而该国的原教旨主义运动也在萌芽之中，这种运动仇视任何印度或者印度教的东西。不过，就我所掌握的情况，目前还没有任何声音出来反对泰戈尔所创作的国歌。这还不是全部。泰戈尔还为斯里兰卡的国歌谱曲，虽然歌词不是他写的。同样的，斯里兰卡人可能和印度这个国家也不总能愉快相处，但他们似乎和印度的民族诗人却很融洽。 泰戈尔并非特例；与之类似的，还有其他没那么戏剧化的例子。在这里我要提一下一首歌Sare Jahan se Accha（直译：高于全世界），这是民族诗人、巴基斯坦开国之父之一的穆罕默德·伊克巴尔（Mohammad Iqbal，1873 —1938 ）谱写的。这首歌是印度陆军主要的行军歌曲——甚至在同巴基斯坦军队作战的时候也唱这支。很明显，在南亚，“领土（territoriality）”的概念和“民族文化”的概念在操作中略有不同。 在1913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泰戈尔成为了一名泛亚洲英雄。他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亚洲人，而且他获奖时殖民主义正如日中天。这一点很重要。1916年，当一战在欧洲正如火如荼之时，泰戈尔第一次去日本作巡回演讲。当他抵达神户时，日本人非常热情地欢迎了他。在有些地方，他受到如前来国事访问的君王一般的礼遇，他的动向被日本一些报纸的头版所报道。不幸的是，泰戈尔所做的一部分演讲是关于民族主义的。今天，这些演讲可能不会被视为多么激进和令人不安；有些观点现在听来已经耳熟能详，尽管有些看来还是非常新鲜和富有煽动力。 4 但没有一个观点是会把东京湾点燃的。然而，当时日本人正处在一种相当狂乱的民族主义剧痛之中，而泰戈尔对民族主义的批评令他们感到极度不安。演讲里不仅有对民族主义激发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严厉控诉，还有针对日本新近打造的将自身置于欧洲或民族主义的思想之中心的这种政治面貌的暗讽。泰戈尔坚持认为，日本的危险之处“不在于模仿西方的外在特征，而是把西方民族主义的原动力当成她自己的来接受。” 5 大部分日本报刊和知识分子都感到气愤难堪，而把演讲的内容解释为一个来自于被击败的文明的诗人的东拉西扯（正如泰戈尔在1924 年访问中国的时候，出于另一类原因，某些中国人所做的一样）。仰仗日本不久前获得的帝国光辉以及成为新的全球强国的胜利，这些人把泰戈尔当做是眼中钉肉中刺。泰戈尔抵达东京火车站时，曾受到数千群众的欢迎；而当他离开日本的时候，据说，只有一个人来送别——接待他的主人。 6 民族主义在殖民时期印度也并不短缺。许多印度人也觉得泰戈尔的行为奇怪，虽然还不至于觉得他无法解释或出人意料。他们对使人的反应在很多方面与他在日中两国受到的反应相容。 7 他已经因为反对民族主义暴力而引起了死硬派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敌视；他们都准备好了听泰戈尔说出最严重的话来。他的三本小说，《戈拉》（Gora，1909年），《家庭与世界》（Ghare Baire，1916年），和《四章》 （Char Adhyay，1934年），被视为对锋芒毕露的、男性气质的民族主义的直接攻击。它们伤害了许多出于政治正确的原因而必须吞咽这些书的读者的感情。因为，吊诡的是，泰戈尔已经是印度非官方的民族诗人了。他不仅写下了数百首爱国主义歌曲，这些歌还鼓舞了许多印度的自由斗士——从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到那些承受警察的警棍和子弹的卑微的志愿者和抗议者。即使在监狱里，许多自由斗士也高唱泰戈尔的歌曲来保存士气。

编辑推荐

《从西天到中土•印度当代新思潮读本•民族主义,真诚与欺骗:阿希斯•南迪读本》编辑推荐：再访天竺自明中土，在想像世界版图的“西方”时，尚有一个离感官更远而脚程更近的“西天”。中国须要深切思考印度、亲近印度是为了自明。中印两国首次在当代艺术与学术的深入交流，探讨历史文明和当代文化的归属，当代印度批判知识界、艺术圈最活跃头脑的作品集；2010年秋，上海双年展“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成果之一。

用户评论 (总计2条)

•   印度学者看世界，值得一读
•   南迪可以被看作是今天的泰戈尔，一个更为复杂和细腻的泰戈尔。尤其喜欢“可口可乐”一文，只是通过可乐的引例，就把消费文化对现代人的无形控制鲜活、生动地呈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