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堂电影院

出版时间:2011-9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纪文景出品  作者:百老汇电影中心编著  页数: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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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的天堂电影院还记得十多年前,刚上任不久,在香港地铁车厢中听到这样一番对话:甲:不如去电影中心看电影吧,好像有一部挺特别的,只有那里才可以看到。乙:是什么电影?甲:记不得了。但听影评说是很好的片子。乙:但要去油麻地,太远啦,车资都浪费了。结果,他们翻翻报纸,交头接耳了两句,便在铜锣湾站下了车,说要去时代广场的影院看,要看的电影,现在已记不清楚是什么名字,印象中是一出好莱坞电影。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去电影中心。换着以前是自由身的我,这样的闲聊对话,怎会引起我或一般路人的注意,但那时刚好接手百老汇电影中心这个项目,什么百老汇、什么电影中心等名字,即使是蚊虫之间的谈话,声音再小,总觉得它们跳到耳窝中窃窃私语,既抢耳又烦扰,但总会听下去,因为要听听跟自己有没有关系。这番对话,听似无关痛痒,但也正好说出我们的现状。北京也好,香港也好,两间百老汇电影中心都不处于城市的中心,起码不是人流众多的消费区,所以基本上没有顺道到访的观众,来的观众都是一心想来,有目的地到电影中心一趟。这也解释了观众有时为了方便,去了邻近的影院。尤其在香港潮湿炎热的夏天,北京风大严寒的冬天,观众干吗还大老远地走来,冒着大汗、顶着风雪来看电影?这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换句话说,来电影中心的观众,都是有心的观众,虽未至于千里迢迢,但第一次来也许走了不少冤枉路才找到这片城市的绿洲:东直门地铁站走20分钟路,或香河园路拐弯再拐弯,相信不是每个现代消费者都愿意花上这样的时间和心力。还记得香港的电影中心开张不久,仍有不少人不敢相信,在油麻地庙街和果栏之间,竟然存在着一间艺术影院,还需要经过九曲十八弯才可找到,可以想象,以上车厢中甲乙对话再发展下去,将会成为笑话:“那里怎会有艺术影院?开玩笑。”但也不是闹着玩,这样的地点却造就了现在的电影中心,它的缺点其实正是它的优点。正因为不在黄金地段,它才能以单幢独立影院的姿态,矗立于荒芜或老旧的地区中,不致活埋于商场消费文化之中。试想,假若电影中心在三里屯或铜锣湾出现,且不谈空间如何运用,从那里走一圈顿觉身上多了几分铜臭味,怎样再谈艺术呢?毕竟艺术与商业总有几码子的距离。这样的特点,造就了它那悠闲文化的氛围;这样的地点,也无形中筛选了它的观众,诚意不足的,相信多走两圈就已放弃。所以第一批来电影中心的都可以说是慕名而来的影迷,他们来到属于他们的乐土,找到了繁嚣都市中的一个藏身之所。就我所见,来到这里的观众都一定是来看电影或喝咖啡的,他们似是要从急促的生活节奏中舒缓下来,停一停,想一想,吸一口氧气,以便明天再在职场上,在这个都市中继续作战,继续拼搏。也就是这样,理想的电影院也应具备这样的氛围。这种氛围,不是房地产发展商用银弹、金钱可以买回来的。一个有文化气息的地方,是要靠时间慢慢地积累起来,有机地跟那里的人、地和事一同成长,一同经历才会产生感情。而电影中心在地点上的有利位置,正好拥有培育出这种氛围的条件,在这角度上,人成为当中的关键。还记得五年前在香港的百老汇电影中心十周年的时候,走访过一些艺人、导演,他们珍惜的是我们的观众:观影时,大家不需要提示,不需要劝导,大家都不接电话,不讨论剧情,很纯粹地在同一个空间看同一部电影。这样的观众,在现今“顾客永远是对”的环境下简直是硕果仅存,大家看电影时一起屏息、一起欢笑、一起低泣,然后一起看完片尾的字幕,一起离开影院,眼神可能不经意地碰上对方的,或许连点个头都没有,却交换了一个眼神,不需要语言,就好像完全领略了对方对这出电影的感受,是好是坏,万语千言,在那一刻尽在不言中。一种未经排练的默契,发现对方都有着同样的品位,同样有着爱电影、尊重电影的因子,那种暗自欣喜的快感,虽然只是经历了一出电影的两小时,感觉却像跟伴侣走过人生的一段路,短短的一段路,感觉却何等满足。因为人、因为观众对一间电影院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在会员卡印上了“MyCinema(我的电影院)”的字句,希望百老汇电影中心成为观众心目中的电影院。当电影中心在北京开业一周年之际,我们打算推出一本小小的纪念特刊,记录过去一年在这间影院中发生过的事情,因为发生过的事情实在太多。偶然的机会,“活动搞手”吴靖跟世纪文景的编辑黄安乔谈到这个项目,她也雀跃起来。两人讨论之后,决定将纪念特刊的内容延展出来,变成大家手上拿着的这本书,更为我们起了这样一条更贴切、更电影中心的书名——“我的天堂电影院”。的确,你和我都有自己喜欢的电影院,原因不一,可能因为位置方便,可能因为环境舒适,也可能因为影院是你跟初恋情人认识的地方,也可能是儿时父亲带你去看第一部电影的影院……总之大家爱上一间影院的原因各有不同。这本小书就从这里出发,找了不少名人、名作家,看看他们眼中的影院,看看他们跟电影院那种毫不暧昧、单刀直入的爱的关系。没错,杜琪峰在访问时都是抽着雪茄、架着墨镜的,跟在媒体上看见的他没什么两样,但杜sir一向大情大圣,言语间流露出对香港的情,和他爱电影如爱大婆一样浓烈。尽管他在媒体前很酷,可他谈到成长时的旧式大戏院和戏棚时,总是手舞足蹈,眼睛放光,单是在戏院门前可买到的小食,牛杂、鸡爪、甘蔗、瓜子、香烟,等等,已经叫他喋喋不休,缅怀感慨。可是这一切都已成过去,一如少年杜sir放学后走到银幕后面,偷看“工余场”电影,补习成人世界中的条规……此时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四百击》中安托万逃学偷牛奶的画面。彭浩翔在影院的经历,像极了他的电影,鬼马调皮:小时候从戏院后门溜进去,说忘了东西,要去洗手间,和哥哥里应外合,在前排旁边位置看早场,一看便看到当上导演,继而拍上他的第一部短片作品《智勇三雄》。几年前还在电影中心首播,彭妈妈那时还到场,现场的反应好到不得了,既搞笑又温馨。昔日的人和事,总在影院这空间发生化学作用。顾长卫跟所有最爱电影的人都有同一个愿望——在电影院工作。卖苦力也好,当检票员也好,能在影厅里看个饱就更好。顾导就在文化宫里与电影结下了不解缘。那些日子,见证了历史,留下了电影院发展的印记,而最重要的是,成就了一个导演的诞生。很难想象汤唯是一个漫画迷。在香港,漫画迷总带有贬义,令人想起足不出户的宅男宅女,但套在汤唯身上,格格不入,明明她已表明身份是个漫画迷,你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硬要绕过负责逻辑的左脑,怎样都要游说自己“她是个伯格曼迷”。汤唯就有这样的能耐。电影院跟当地电影运动绝对是息息相关的,单万里老师和闻天祥老师都指出了这一点。北京电影资料馆跟中国第五代导演,法国电影资料馆跟法国新浪潮,台北电影资料馆跟台湾新电影运动等,都是由艺术电影院孕育出艺术电影观众,继而掀起一场又一场轰轰烈烈的电影运动,当时观众对艺术电影的热情,绝对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试想想单老师说到的“用一辆自行车换一套意大利电影回顾展的电影票”,今天听起来是天方夜谭,但当时那种“求片若渴”(闻天祥语)的程度,今天不能比拟。电影运动没有合适的观众,绝对成不了气候。读到张泠在芝加哥的经验,不期然地也想到自己在伦敦国家电影剧院的一次相似的经历:平日两点的场次,看的是雷内·克莱尔(RenéClair)的《意大利草帽》(Unchapeaudepailled'Italie,1928),无声黑白片,竟然全院满座,环顾四周,满眼是头发灰白的观众,自己也就成了最年轻的观众。对商业挂帅的香港来说,这简直难以置信。一个城市的文化程度,多多少少也可从当地的艺术影院看出一二。伦敦和芝加哥,或许正面对艺术观众老化的问题,但回看北京和上海,我们的观众是何其年轻!说到观众,卫西谛的论述,活脱脱的是一个影迷的诞生。诞生的过程中除了看到一位影迷对电影的热情之外,更看到了社会的变迁、观众对独立电影的看法。看VCD长大的观众,自然“胸襟广阔”,较易接纳低成本制作出来的美学,但一下子从DVD里补看了中外经典,见过大制作,自然就不满足于DV摄制的效果。不管怎样,电影硬件的进步,从录像带到VCD、14吋电视机、DVD,都见证了独立电影的发展,起码造就了一批独立电影导演,建立他们的美学观;他们还未当上导演,不就是影迷一个。每个年轻影迷,大抵也会梦想有一天能像周健蔚般身份转化,从影迷成为上海电影节选片人。从影迷到电影人的过程,艺术影院总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好像今天已经消失了的上海胜利艺术电影院、台北的真善美、香港的新华戏院,它们都是影迷成长的安乐窝,也如林明杰所说,香港湾仔由艺术中心、影艺、新华所形成的艺术影院地带,便是影迷流连的好地方。我们在光影中成长,在光影中看世界,我们的价值观也在这些光影中慢慢建立起来,最终我们能否从影迷蜕变成电影人,除了因缘际会,还看你有多傻,有多栽进这个光影世界。李安导演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个玉娇龙,每个人心中都有座断背山”,对影迷而言,我们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天堂电影院。你的天堂电影院在放什么精彩节目,那得靠你自己。你就是这座天堂电影院的放映师。

内容概要

  《我的天堂电影院》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影迷,还是迷影”,杜琪峰、顾长卫、彭浩翔、汤唯等著名电影人记录了他们从1960年代至今的精彩观影故事:从露天影院时代到电视机时代,从录像带时代到VCD、DVD、网络时代……这些经历不仅属于他们个人,更是所有影迷的集体回忆。他们还将引领读者游走在世界各地极富特色的影院中,体验多元的观影文化。
  《我的天堂电影院》的第二部分“电影,属于所有人”。电影院,这个影迷圣殿,不再只是观赏电影的场所,它给影迷和导演提供了一起探讨电影创作和发展的空间:谁是那个叫“电影”的人?贾樟柯、王小帅的第六代宣言是什么?如何讲述那些不能说的故事?……在这里,电影是一种与社会紧密相连的思考,它所表达的或许正是你所想的。
  《我的天堂电影院》的第三部分“影事影话”选载了《盗梦空间》、《让子弹飞》等十部会员票选最佳影片的影评。

作者简介

  百老汇电影中心,是中国大陆第一家艺术影院,也是现时香港独一无二电影文化地标——(香港)百老汇电影中心在国内成立的第一家艺术中心。多元化的理念使电影中心成为跨界文化交流的现场,为志同道合的影迷朋友们提供一个有归属感和认同感的空间。

书籍目录

序言:我的天堂电影院文/麦圣希
影迷,还是迷影
1960年代香港庶民戏院文化文/杜琪峰 吴靖
再见,我的天堂电影院文/顾长卫 吴靖
看艺术电影,去艺术影院文/单万里
四分之一个世纪文/闻天祥
像我这一代观众文/卫西谛
有电影的日子,天天都是节日!文/周健蔚
我的“第一次”文/彭浩翔 吴靖
从漫画迷到伯格曼迷文/汤唯 吴靖
从寇比力克到库布里克文/林明杰
影戏城市间文/张泠
电影,属于所有人
一个叫“电影”的人嘉宾/杨蕊
第六代的集体坚守还是转型,谁能猜到他们的结局嘉宾/王小帅 贾樟柯 娄烨
我们可以说的故事嘉宾/李玉 方励
他日春燕归来,身何在嘉宾/关锦鹏
寻路之旅嘉宾/高群书 尔冬升
无法回避的西西里嘉宾/朱塞佩?托纳多雷
影事影话
我们看什么样的电影:十佳电影
百老汇电影中心大事记
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插图:再见,我的天堂电影院离顾长卫的新电影《最爱》上映还有一个来月的时间,他在一号地的工作室如同作战指挥部:扬声器里轰鸣着预告片的音乐,黑板上订满了大小尺寸的海报,片尾字幕表从头到尾盖满一个3米长的桌子,所有人脸上都是大幕即将拉开前的躁动和兴奋……时光倒退30多年,中学生顾长卫正因为被西安工人文化宫录取为电影院的义务服务员而欣喜不已,那意味着他可以开始行使某种小特权,“往门口一站,售票。有时候同学、朋友过来看电影,基本上一个眼色就进去了。开演十分钟后就得关门,还有好多人围在那儿进不去,眼巴巴地看着,觉得还是挺有成就感的”。1970年代,“文革”后期,政治生活相对宽松,电影院的检票员是一个风光的职业。那个时候人们没有别的娱乐方式,电视机还是个稀罕物件,“观看电影”是最流行也是最平民的娱乐方式。曾经有人夸张地描述1970年代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热映时候的情形:“卖票的窗口打开了,买票的人们激动了。大家潮水般向窗口涌去,随后,两三个身手不凡的人踩着别人的头或肩,像燕子李三那样扑过去。不一会儿,随着窗口的关闭,窗前的大潮平息下去,买到票的兴高采烈地跑到外围同伴那里炫耀,没买到票的垂头丧气,不住地埋怨,还有一部分人在原地打转地找鞋……”15岁的顾长卫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电影结缘。从1972年到1977年,顾长卫常常泡在电影院里。每周二、四、六、日,是文化宫规定放电影的日子,“我能混那儿去,是因为我在学校美术小组画画,刷标语,造谣言,就被叫到他们那儿帮忙去,不停地帮忙”。1957年,顾长卫出生于西安,他从小学画画,是学校“美术兴趣小组”的成员。每天都带着速写本,随时画画。父亲是他的小学老师,母亲是他的中学老师。家教严厉,父亲一脚踢在他屁股上,他像足球一样飞了出去;母亲则会把顾长卫摁住,用软而光滑的鞋底抽打……在电影院当义务服务员的时光对少年顾长卫来说无疑是天堂。他不只是在门口售票,也需要帮忙打扫卫生,至今他还记得一些小窍门:“每次看完电影,每个人拿一把扫帚扫剧场,为了不起灰尘,要把扫帚弄湿,从31排一直扫到第一排。”“卖苦力”换来最大的好处就是能随便看电影:“那个时候好的电影就是《闪闪的红星》(1974)、《创业》(1974),一天放六场,连着两天都在放。一部电影你能够站着看,坐着看;在单号这边看一下,中号那边看一下;你在舞台后边看一下,放映室里面旁边小窗户看一下……基本上一部电影,我在电影院里所有的空间和角度都看过。”电影院巨大的暖气管道、舞台、后台、迷宫似的地下通道,顾长卫都轻车熟路,甚至电影聚光灯前面的玻璃凸镜,也曾拆回家做放大机。“那时候放映室里面还都是老式的放映机,前面有碳棒。当时都是两根碳棒,碳棒是在烧火的,所以要不停地调两个高度,以及两个之间的距离。烧一会儿烧没了,光就暗了,所以要不停地放一会儿,调一会。1990年左右我拍电影的时候,有一种碳精灯,也烧碳棒,灯光师傅就老得调,调正负两级。”少年顾长卫常常暗自羡慕放映员,因为一部影片一区通常只有一套胶片拷贝。放映员每场都得跑片,每个放映场的放映时间都要错开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放映第一盘的时候放映员要骑车去取最后两盘的胶片拷贝,“后来换成了摩托车,很威风”。那时候,工人文化宫在西安算是最大的吗?工人文化宫在西安铁路局里,是铁路局机关的。小时候觉得挺大的,现在感觉其实也不大,但是它倒是有图书馆、游泳池、剧场……什么都有。单位系统里每年都有演出、各种展览、运动会、球赛……夏天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也管游泳池,在游泳池门口售票,然后打扫游泳池。剧场是有上下两层的那种么?不是,是一个标准的剧场,容纳差不多1000多人。椅子是九合板的,座椅能够翻起来、放下去的那种,电影一散场,噼里啪啦地响成一片。那时候,你也手绘海报?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张?潘冬子,《闪闪的红星》里面的潘冬子。那时候还“批林批孔”嘛,总有运动,我们总做展览,技术革新展览(涂标语),反正全是那个年代的那些事儿。那个时候最受大家欢迎的,或者是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电影是什么?我觉得像《创业》、《闪闪的红星》都是那个时候比较受欢迎的影片。1971年,中美、中日开始乒乓球赛。那段时间中国总是“乒乓外交”,于是代表团拍的大型彩色纪录片也在电影院里放映。纪录片里好像有一首歌《小小银球传友谊》,传达了特别美好的情感,特别深情,这首歌被大家手抄传诵……那会儿还有部纪录片《铜墙铁壁的永灵》,讲述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的故事,是北越拍的纪录片。还有罗马尼亚的《沸腾的生活》,前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那时候放映正片(故事片)之前,有时候会加映纪录片,或者新闻简报,通常至少放映三个新闻简报,每个10分钟。大家都看得很高兴。那时候没有什么别的娱乐方式,谁家要是有黑白电视机,每天他们家都能坐一二十人。当时,电影院的票价好像是黑白片一毛或一毛五分钱一张票,彩色宽银幕大概是两毛钱一张票……那时候还有站票,站票是三分钱、五分钱。那会儿电影院能抽烟,连公共汽车上也能抽烟。1976年是特殊的一年,那一年中有三位重要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2月份周恩来总理去世时,全国各地都以不同形式进行悼念,顾长卫所在的剧场也不例外,被布置成悼念活动会场,大家都往那儿送花圈。当时有一名放映员,把家安在电影院里,孩子在家里放炮仗,结果烧着了:“整个剧场、舞台都烧了,满天的黑烟,西安市所有的消防车恨不得全集中在那儿。”这一年,顾长卫高中毕业。你在剧场里当了几年义工,才知道有电影学院,然后萌发了去报考电影学院的想法?1976年,我高中毕业。1977年,大学恢复考试。第一年我还试着考美院,画油画,差一点就考上了。当时报考了西安美院油画系,只收12个人,我的考试成绩可能排在第15名,总之没被录取。刚考完,电影学院78级马上开始招生(电影学院的77级没有招生)。当时只是想考。在贴招生海报简章的地方,看到有电影学院的招生信息,就很好奇。做义工的时候,也会拆电影院聚光灯,用凸透镜做放大机,也会洗照片……当时觉得有可能考上摄影系。后来,就一直碰运气。摄影系要考画画、影片分析、影评……这些恰恰在做义工的那几年都有所积累,也是偶然的运气、机会。考影评时,评论的是什么影片?你还记得吗?一部叫《水手长的故事》(1963)的黑白电影,好像是“文革”前拍的。那时候,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考试结果还没出来,有一天,我去西安工艺美术厂找工作,结果没被录用。回家的路上,还遇到暴雨,感觉就更不好了。狼狈地回到家,看到院子里两棵桃树被风雨折断,青桃子撒了一地……正是吃饭的时间,父母拿出一个信封,信封右下角是“北京电影学院”。我尽量装出无所谓的样子,但实在太难了。我平时一顿可以吃三个馒头,但这时才吃了半个,就再也咽不下去了。回想1970年代,当时对电影的态度与现在有什么不同?我觉得那时候的热情更高。那时候你的选择更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可以做。1978年与顾长卫同年考上北京电影院摄影系的还有张艺谋、吕乐、赵非。那时候电影学院在北京郊区一个叫沙河的地方,除了上课外,每周两辆大教学车拉着全校100多个学生穿梭于电影资料馆、中职礼堂等地打游击看内参片:“每天到处看电影,这边饭还没吃完,那边班车就要发车了。一个系的学生,两辆大校车拉到城里。因为不可能都坐着,那时候坐公共汽车,大部分人都是站着的,所以连坐带站地去看电影。一般看电影都会连看两部,从早期好莱坞影片到当年的新片,新片都是过路片。那种情景就是:一部从法国发到法国大使馆的法国影片,会在电影资料馆过一下,大家都复制一个拷贝,顺道可以看。这种影片都没有翻译,都是老师现场同声翻译,我印象中周传基老师的同声翻译是最好的。”……

后记

经过小半年的整理,终于完成了本书的编辑工作。首先要感谢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的编辑黄安乔小姐耐心而细致的工作。感谢一直以来义务为电影中心记录每一场导演对谈的摄影师张枝摞先生,使得我们得以保存这些宝贵的视频资料。感谢中国电影资料馆毕于臣先生为本书提供了不少有用素材。感谢杜琪峰导演、彭浩翔导演、顾长卫导演、汤唯小姐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也要感谢参与本书的每一位作者,每一位到访电影中心的嘉宾和每一位电影中心的会员朋友们,正是你们的参与才使得这本书有了真正的价值和意义。百老汇电影中心2011年7月5日

媒体关注与评论

有一次在百老汇电影中心和观众交流,我说:站在这里讲话,会特别勇敢。看了这本书我想说:这些文字包含了电影工作者的记忆、处境和见解,特别有爱。  ——贾樟柯写的电影往事带出我对以前看电影的怀念。看完是对现状的淡淡哀愁。  ——陈可辛每个影迷心中都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天堂电影院,而这座天堂电影院在放什么精彩节目,那得靠你自己。因为,你就是这座天堂电影院的放映师。  ——麦圣希往门口一站,售票。有时候同学、朋友过来电影,基本上一个眼色就进去了。开演十分钟后就得关门,还有好多人围在那儿进不去,眼巴地看着,觉得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顾长卫我最喜欢做的事,是站在观影活动的入口处,看那些影迷走进去,脸上闪烁着对电影的渴望。从当时开始,就渐渐理解,电影是“黑暗中的仪式”这回事。  ——卫西谛我一直想开一间放映旧片的电影,放映一些在电影史和文化上有分量的电影,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的电影院允许抽烟!  ——杜琪峰

编辑推荐

《我的天堂电影院》杜琪峰、彭浩翔、顾长卫、汤唯等著名电影人倾述心中的天堂电影院,一份属于我们的共同回忆。卫西谛、黄小邪、闻天祥等知名影评人带您游览世界各地极富特色的影院,体验多元的观影文化。贾樟柯、陈可辛动情推荐,那些在电影院发生的、不得不说的故事。《我的天堂电影院》主要讲述什么是“艺术电影”?艺术电影和艺术电影院在国内是怎样一个位置?在商业电影的冲击下,它们该如何应对以扩展自己的一方天地?杜琪峰顾长卫彭浩翔汤唯贾樟柯王小帅娄烨,杨蕊李玉关锦鹏尔冬升高群书朱塞佩·托纳多雷,倾诉心中的天堂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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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10条)

 
 

  •   可能每个人都看过电影,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记得第一次看电影的情景,这是一本引发我回忆的好书!
  •   了解了更多事和人。
  •   想买很久了,终于到手!
  •   封面感觉手感和视觉感受都很不错的,很喜欢。
  •   观影方式愈趋多元的今天,在影院看电影或许减少了必然性,而是更具有显在的仪式感。于一个黑暗的空间内,前方一块白色质地的银幕投射着形色各异、闪烁不定的光与影,一大群人如入定般地观看,手上、嘴里或有各类零食,心情随影片的情节起伏而起伏,悲与喜总是共通的;于是,一起欢笑,一起愤怒,乃至一起惊呼,一个共同的“磁力场域”就此而生。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电影院,勿论其为普通观众、资深影迷,还是电影从业者、专业研究者,爱上影院的原因各有不同,但那种迷影情结却心有戚戚焉。《我的天堂电影院》显然展示了一个“迷影部落”,里面既有杜琪峰、顾长卫、彭浩翔、汤唯这样的名导与明星,也有单万里、闻天祥、卫西谛、周建蔚等由影迷转变为影评人或从业者的痴心不改者,他们流连于光影明灭间,其实正如你我,一样的懵懂,一样的兴奋,一头栽进这梦幻的胶片世界。
      
      迷影,首在一个“痴”字。杜琪峰回忆,小时候香港还有戏棚,用竹子搭的,下雨时难免漏雨,大家坐在凳子上打着伞看电影;结果戏完了,才发现鞋子随着雨水不知道漂到哪儿去了,于是到处找鞋。而顾长卫上中学的时候在电影院当义务服务员,可以整天呆在里面,那时放《闪闪的红星》、《创业》,一天放六场,连着两天,他是站着看、坐着看,在银幕前面看,又在后面看。这样子下来,一部电影岂不是要看十二遍,真服了他。其实这样的痴迷离我们也并不遥远,如许多七〇后童年记忆里都有着一部《少林寺》,这部八十年代初的电影据统计票房有一亿元人民币,放到现在来似乎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我们要知道那时候的电影票价是一角钱,也就意味着有十亿人次的观众掏钱看了《少林寺》,这还不包括大量免费的露天场次。有许多男生追着放映队看李连杰的飒爽身手,多者看过上百遍,绝对是骨灰级的追梦者。
      
      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迷影者记忆中,有着相异的早期观影体会,自然,有时也有微妙的交叉。如香港导演彭浩翔和内地影评人卫西谛都提到吴宇森的《英雄本色》,不过,一个是对本土电影的观看,一个是外来文化的冲击,但大家看完这部电影后,都很有一种想买件很长的风衣、嘴里叼根牙签的冲动。当然,光影明灭处,更多的是差异,顾长卫小时候看《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沸腾的生活》,还有放映正片前的新闻简报,杜琪峰看《黄飞鸿》、《如来神掌》,仿若两个胶片世界,实质也真是两个世界。后来的迷影者就幸福多了,内地先是进入了录像厅时代,大量的港片和好莱坞商业片蜂拥而至,一慰大家对影像的饥渴;之后VCD、DVD、网络下载接踵而来,环球同此凉热,不管是付费或免费的午餐,影迷们终是真正与国际同步“接轨”了。其实这也是一个“物质”的基础,有着相当广度和深度的看片量,一个迷影的部落才能建立起来。
      
      而这样的部落,内地有,台湾和香港也有。台北的金马影展催生了艺术电影院,成为迷影部落的温育摇篮,《狗脸的岁月》、《窗外有蓝天》(即《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爱情影片》、《尤利西斯生命之旅》、《三轮车夫》等佳片都在极早的时间在台北上映。而进入新世纪,艺术电影市场也有了新思维,不仅有小厅制、主题放映,连诚品这样的书店也要增设电影院,为迷影者提供了上佳的去处。香港是曾经的东方好莱坞,迷影基础深厚,虽电影行业衰落,但迷影热情并未稍减,老牌的杂志《电影双周刊》、艺术影院百老汇电影中心依旧是影迷的寄托与栖身之地。内地的迷影者显然走过了较之台港同道曲折得多的历程,因为特殊的双重匮乏的时代,曾经流传着八十年代有人想用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换一套意大利电影回顾展的电影票,算得上豪举。录像、VCD、DVD等介质,以及“民间放映”,直至网络时代,“黑暗中的仪式”或有变化,但迷影部落对电影的热爱却是一以贯之的。
      
      迷影者对自己的心之念之的投入,实令外人大感惊异,却让同好者心生同念。如早就听说彭浩翔要自掏腰包修复一部老港片,讲的是关公大战外星人的故事,绝对的B级片。这回看到他的访谈,知晓片名叫《战神》,是1972年的,因为水灾,胶片全毁了,侥幸找到一个录影带,修复难度很大。彭浩翔要做技术复原,还要重新配声音和音乐,想来花费少不了。还有杜琪峰很喜欢法国梅尔维尔的《独行杀手》,据说一直想重拍,至今尚未动手;这显然是拟想中的一种致敬之举,是今日的导演向昔时的迷影情结的追溯与还愿。电影从业者有此专业条件给自己造梦,普通影迷虽无此便利,但其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堂电影院,存放泛着光晕的记忆与梦想。
      
      迷恋光影,实在是一个奇怪的事情,在物质方面多半得不偿失,而精神沉迷于梦幻与现实的边缘处。可迷影部落就是悄无声息地形成了,说明电影真有其迷人处,尽管替代不了外面的世界,却自己创造一个自足的天地,迷影者一入此门,往往恍然若失,有庄周梦蝶之感。价值观即使未从新来过,也会渗透进不一样的成分,虚幻与实在的界限或有片刻的混淆,待灯光亮起,重又回到灰色的生活中,不免怅然。其实,人于尘世,难免有所迷恋,爱上光影,多有天真的心思在,因为无实用,且那明灭间,光与暗闪烁不定,隐隐相通孩时的幽暗迷藏游戏。如果再能寻觅到与自己有同好的“部落”存在,更是欣喜无限的事情呢。
  •   还有很多喜欢的导演没包括在内,出本续集吧~
  •   买这本书是在书店匆匆忙忙的看了一眼,觉得是在讲述第六代导演的一些状态的书,就决定买下来看看,到现在为止,让我记忆深刻的是贾樟柯导演所读的那篇间断的文字稿,让我的心里对于第六代导演的处境有了更深的理解,总体来说还是很支持这本书的,对于不是电影专业的人来说可以更好的了解现在的电影,第六代导演一些境地。还算满意。
  •   读后无感。
  •   不错的书,让我了解到了我出生以前的有关于电影的那些事,我一直无法理解的一些从前的现象
  •   和杜琪峰一样,我最想开一家怀旧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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