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11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武心波 编 页数:126
前言
王国维尝从中外关系视野下总结中国学术的三个时代,认为晚周诸子学说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中古时期的佛学传入,为我国思想之受动时代,因宋儒调和,又兼带能动之性质;而今西洋思想东渐,又有佛学所没有之强大物质力量相配合,中国思想之受动影响,不亚于中古时期,此受动如何转化为能动,任务艰巨也。此三个时代类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同样贴切,与梁任公所谓“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说,有异曲同工之处。近代西人挟思想与物力,几横空出世于中国,中国传统天下观念迅疾天崩地裂,陵谷变易,殆失自尊,不要说能动中达济天下,在受动中独顾其身,怕都没有回旋的空间。大国非仅强大物力之谓,有组织世界之灿烂学术和思想也!今日中国与世界正发生前所未有之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借改革开放之雄风,我国国力蒸蒸日上,势不可挡。然真正在相互交织的世界中,做到寓受动于能动,需有物力之配合,更得以思想和制度来组织世界,以本领之。要求得“本领”,非一门学科所能为,需要各个知识门类百花齐放,相互借力、接力、刺激。
内容概要
本书以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印度和巴西这九个大国的国际组织行为出发进行研究,考察了这些大国的国际组织行为的历史、发展、特征,考察了其各自遵循的原则和传统,并附有相关的案例分析。可以说,本书是全面研究当今世界各个大国国际组织行为较为的系统的著作。
作者简介
武心波,男,1958生,山东临沂人。法学(国际关系)博士,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国际观察》(CSSCI)执行主编、研究所党总支书记。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问题,亚太国际关系等。曾参与教育部“九五”课题《大国文化战略》研究,并独立完成其中的子课题《日本文化战略》的研究。在《日本学刊》、《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论坛》、《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等专业书刊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兼任中华日本学会理事、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理事、《日本学刊》特约撰稿人、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会员、上海日本学会会员、上海日本研究交流协会会员等。
书籍目录
丛书总序前言第一章 中国国际组织外交:态度、行为与成效 第一节 中国对国际组织基本态度的历史演变 第二节 中国国际组织外交的勃兴及其行为特征 第三节 中国国际组织外交的成效 结语第二章 美国国际组织外交:以国际刑事法院为例 第一节 模棱两可的认知 第二节 犹豫不决的参与 第三节 案例分析:国际刑事法院 结语第三章 俄罗斯国际组织外交 第一节 以联合国为政治平台,树立俄罗斯的国家形象 第二节 竭力跻身“七国集团”,成为国际新规则的制定者 第三节 利用国际经济组织的巨大资源,推动俄罗斯的经济发展 第四节 积极改善与欧洲关系,巩固区域主导地位 结语第四章 英国国际组织外交的演变 第一节 从“光荣孤立”到借助国际组织支撑衰退中的大英帝国 第二节 冷战时期以国际组织外交支撑“三环外交” 第三节 冷战后积极推进国际组织外交促使英国成为“全球中心” 第四节 后冷战时期英国国际组织外交的国际动因及其作用与不足 结语第五章 法国国际组织外交:历史与现实。 第一节 历史概述 第二节 法国对国际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影响与作用 第三节 法国的兴衰 第四节 战后戴高乐主义时期法国的国际组织外交政策 第五节 法国国际组织外交政策的民族主义特色及原因 结语第六章 德国参与地区性和国际性组织 第一节 战后联邦德国对本国《基本法》和国际法的重新认知 第二节 战后联邦德国参与区域国际组织的内外动因 第三节 德国统一对欧洲区域机制的影响 第四节 统一后德国的区域机制建制观 第五节 德国对国际组织政治议题的推动:以节 能减排、金融货币制度改革为例 结语第七章 日本国际制度外交理念与实践的历史变迁 第一节 奉行国家至上主义,挑战国际制度 第二节 以日美同盟为主导,全面融入美英主导的国际体系 第三节 确立政治大国目标,急欲改变在国际体制中的战败国地位 第四节 以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契机,增强日本对国际制度的主导作用 结语第八章 印度国际组织外交 第一节 从尼赫鲁到辛格 第二节 印度与联合国 第三节 印度与地区性国际组织 结语第九章 巴西国际组织外交:以运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为例 第一节 巴西国际组织外交概述 第二节 巴西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表现 第三节 巴西实战策略及经验教训结语
章节摘录
共同发起创办国际贸易组织的活动,并进行了有关的谈判及《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拟定工作。当年10月30日,中国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上签字。1948年3月,中国又签署了联合国世界贸易与就业会议的最后文件,成为国际贸易组织临时委员会执行委员之一。1948年4月21日,中国政府签署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临时适用议定书》,5月21日,中国成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正式缔约国。二、相对排斥(20世纪50——-6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拒绝给予其外交承认,并支持国民党政府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席位。在两极格局下,中国作出了“一边倒”的外交决策,选择了与西方国家处于对立状态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加强了对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阻挠。尽管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路线,但中国为自身获得更加广泛的国际承认并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作出了积极的努力。1949年11月5日,周恩来外长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哈尔夫丹·赖伊(Trygve Helvdan Lie)和第4届联大主席卡洛斯·罗慕洛(Carlos Romulo),并郑重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政府丧失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与事实根据,要求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1950年1月8日,周恩来再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大主席,要求联合国立即将国民党当局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3然而,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阻挠下,联合国大会在20世纪50年代,或者接受美国的提议,不予讨论驱逐国民党政府、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问题,或者支持美国提出的推迟这一问题的讨论。4随着亚非拉一些新独立国家不断加入到联合国中,美国提出的推迟讨论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主张遭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反对。
编辑推荐
《大国国际组织行为研究》:中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丛书。
图书封面
评论、评分、阅读与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