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1-1 出版社:世纪文景 作者:贺麟 页数:328 字数:2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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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贺麟全集》的出版,是我和许多学界同仁久已期盼的事情。贺麟先生 是现代中国的重要哲学家、翻译家、哲学史学家和前期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不了解贺麟先生的学术活动和成果,就无法真正知晓现代中国如何引入、 消化西方哲学,也会盲然于新儒家运动一个重大思想源头。而要深入研究贺 麟,此《全集》就是最全面和最权威的文本。 贺麟,字自昭,1902年9月出生于四川省金堂县杨柳沟村一户乡绅家庭 。他8岁入私塾,后来入新式小学和中学,1919年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 身)中等科二年级,1926年夏毕业于该校高等科。1926年至1930年,先后在 美国的奥柏林、芝加哥和哈佛三所大学求学,受到系统的西方哲学和社会科 学的严格训练。1930年夏,赴德国柏林大学系统学习和研究黑格尔哲学一年 。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36年成为正教授。 他1942年出版《近代唯心论简释》,1945年出版《当代中国哲学》, 1947年出版《文化与人生》。此三书确立了他在当代中国哲学、特别是新儒 家学术潮流中的重要地位。1950年,他翻译的黑格尔《小逻辑》出版,以后 多次印刷和再版,影响巨大。到“文革”前,他的一些译作已陆续出版,比 如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知性改进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上 卷,与王玖兴合译)、《哲学史讲演录》(前三卷,与王太庆等人合译)等。 1955年,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外国哲学研究室主任,一级研究 员。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受到触及,“文革”中被严重迫害。“文革 ”后出版和出齐了多种重要著作和译著,担任中华全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 。1992年9月逝世于北京,享年90岁。 贺麟先生一生的最大两个成就是:(一)沟通中西主流思想的方法论,由 此而为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儒家,找到一条新路。在西方一边,他自斯宾 诺莎那里获得理性观照的直觉法、自黑格尔那里得到辩证法的提示,并力求 打通两者。在中国一边,他揭示了宋明儒的直觉法,既言及陆王的“不读书 ”、“回复本心”、“致良知”的直觉法,也阐发朱熹那“虚心涵泳,切己 体察”的直觉法。至于辩证法与直觉法(他又称之为“辩证观”)的关系,可 以简略说成,辩证法需要直觉法的引导,而直觉体验则需要辩证法的曲折往 复的磨炼和开展,两者在历史、艺术、文化和人生的变化过程中相摩相荡而 一气相通。(二)对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斯宾诺莎哲学的精当阐发和翻 译,使之生意盎然地传人中国。贺先生的译文以深识原著本意、学问功力深 厚、表达如从己出、行文自然典雅为特点,得到学术界一致赞许。他志在向 中国人介绍和翻译西方的大经大法,或“西人精神深处的宝藏”,所以无论 是在选题择人、版本选择还是在实际翻译上,都认真严肃,还往往对照其他 语言中的相关译本。而且,只要情况允许,他会在译著前加上有分量的导言 ,或在论文、著作中加以阐述,以便于中国读者的领会。 贺麟的学术活动、著作和学说,以其内在的思想素质和成就,在他那个 时代的哲学界中属于最出色之列。而且,人类世界将进入一个各种文化、特 别是东西方文化相激相融的时代,那些能够站在这个交汇之处,能真正有助 于理解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的学说将获得更多的关注。尤其是,在这个数理化 、技术化、商品化的时代,那既不躲避,亦不苟从,而是能在“理”中不失 “心”源,或以新鲜的方式体会出“心即理也”者,当有蓬勃的活力和未来 。我相信,贺麟思想会随着此套《全集》的出版和时间的拉长,而愈来愈显 露出多维度的深意。 这套《全集》包括贺麟先生的专著、译著、学术论文、学术讲义以及其 他重要的文章、札记、书信、日记等等,将分批整理出版,目的是尽可能系 统、完整地展现先生的学术历程以及在各个领域的学术成就,为学界贡献一 套研究贺麟学术和思想的最具权威性的定本。为此,承担这一艰巨任务的编 辑,做了大量细致认真的校对和梳理的工作。除了重新设计版式,纠正此前 版本的少量讹误,统一同一书稿前后不一的译名等工作外,编者还依据贺先 生自存本上的手迹,校改了部分由于时代因素或出版上的考虑而曾作调整的 文字,以最大程度体现先生本人的真实意愿。此外,有的译作因出版年代相 隔多年,加之部分内容是集体翻译,并经过数次修订和多个版本的相互校勘 ,译文呈现出某种前后不一致的现象,这次借重新编排之际,编者们也尽量 做了统一处理。 贺麟先生是引导我走上哲学之路的恩师,他的学识和人品是我所崇敬和 终生感怀的。我一直觉得,他对于现代中国哲学事业的贡献,还没有为学界 充分认识和估计。这套《贺麟全集》的出版,或许会有助于改变这种局面, 为未来的贺麟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并泽及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 戊子夏(2008年6月)愚弟子祥龙敬撰于北大畅春园望山斋
内容概要
本书是哲学家贺麟撰写于抗战时期的论文集。书中每一篇文字都是为中国当时迫切的文化问题、伦理问题和人生问题所引起,而根据个人读书思想体验所得去加以适当的解答。这些解答所取的途径,如从学派的分野来看,似科比较接近中国的儒家思想,和西洋康德、费希特、黑格尔所代表的理想主义。篇中大都系亲切地自道所思所感和所体察到的新意思,以与青年朋友们谈心论学。本书是贺麟先生前期思想的代表。
作者简介
贺麟(1902.9-1992.9),字自昭,四川金堂人。现代哲学家、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翻译家。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介绍和研究,是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同时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融合创新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主要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小逻辑
书籍目录
题记新版序言序言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经济与道德物质建设与培养工商业人才物质建设与思想道德现代化法治的类型五伦观念的新检讨论假私济公论英雄崇拜论人的使命信仰与生活理想与现实乐观与悲观自然与人生观念与行动基督教与政治论研究宗教是反对外来宗教传播的正当方法基督教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纳粹毁灭与德国文化诸葛亮与道家读书方法与思想方法从看外国电影谈到文化异同战争与道德宋儒的新评价杨墨的新评价功利主义的新评价宣传与教育漫谈教学生活陆象山与王安石人心与风俗树木与树人学术与政治政治与修养王船山的历史哲学论哲学纷无定论文化、武化与工商化王安石的哲学思想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西洋近代人生哲学的趋势反动之分析革命先烈纪念日感言向青年学习
章节摘录
关于注重道德的话: 管子: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孔子:去兵……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孟子: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我们试比较玩味他们这番兼赅浑融代表典型的中国人智慧的话,我们便 可以看出他们的说法:第一,虽前后所说,好似自相矛盾,而其实无有矛盾 。第二,他们既不片面注重道德,亦不片面注重经济。第三,他们也不笼统 地,宽泛地说道德与经济有同等的重要,漫无分别;反之,他们对于经济与 道德之先后缓急、轻重高下的关系,确有一定的见解。我们可以总括为下列 三命题: (一)就立国根本言,道德为立国的大本。国家的基础不是建筑在武力上 ,也不是建立在经济上,而道德才是维系国家的基础的命脉。以素持德治礼 治的孔孟,有此种见解,自无足怪;而以实行霸道著称的管仲,也说出这类 的话,更特别值得重视。 (二)就施政次第言,须先着手解决经济或国民生计问题。次及国防问题 ,次及道德文化问题。《论语》载孔子适卫时与冉有一段对话,最足以表示 此意:“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 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孟子见梁惠王虽然开口就说:“王何必日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但一谈及施政的程序,他便提出他的“五亩之宅,树之 以桑……”的一套经济政策,且谓“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养 生丧死无憾”为“王道之始”。足见孔孟施政的方针,一贯的首先着重经济 力的培植。 (三)就道德与经济的关系言,国民经济的富足,可以促进一般道德之良 好。国民经济的贫穷,可以引起一般道德的堕落,惟有特别有道德修养的士 或君子是例外。 简言之,他们共同认为道德为目的,经济为工具,道德为立国之本,经 济为治国之用。经济的富足与否可以影响一般国民道德的良窳,但少数有道 德修养之士其操守却不受经济的影响。由我们以现代眼光看来,这种见解, 可谓最合于常识、最平稳、最妥当、最不偏倚、最无流弊了。 但是他们这种见解虽好;究竟止于是简单的、含浑的,甚或武断的见解 ,而不是系统的理论或学说。譬如,道德何以是立国之本?何以施政次第, 须先解决经济问题?经济的贫富何以会影响一般人道德的好坏?经济既能影 响人的道德,是否经济决定道德?如是,则能决定的经济岂不是本,而被决 定的道德,岂不是用吗?经济与道德逻辑上的关系,换言之:经济与道德必 然的、普遍的、永久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诸如此类的问题,上面所引的 管子和孔孟的话,均不能给我们以充分的满意的答复。现在的时代,人们对 于古圣贤的话无有信仰,其实也无须有信仰,所以单是提出古人的嘉言灼见 ,若无事实的证明,理论的发挥,决不足取信。而且近代凡耳食一点达尔文 进化论的人,谁也都知道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天然淘汰的说法,谁也都知 道有强权无公理,经济力、机械力、武力是取决胜负的关键,谁也不会完全 相信道德家“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或“为政以德”的说法。 所以我们只好对于古圣贤的遗教暂抱怀疑态度。今试对人人所公认的关 于经济与道德的一些事实,从理论的分析着手。关于经济与道德,有下列四 条不可否认的显明的事实: (一)经济富足可以使道德好(所谓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知礼节,有恒 产即有恒心,即指此项事实)。 (二)经济贫乏可以使道德好(所谓家贫出孝子,士穷见节义,无恒产而 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均指此项事实)。 (三)经济富足可以使道德坏(所谓饱暖思淫欲,所谓经济中心即罪恶之 渊薮,即指此项事实)。 (四)经济贫乏可以使道德坏(所谓无恒产即无恒心,小人穷斯滥矣,或 饥寒起盗心的俗话,均指此项事实)。 这里所列各项事实,尽管彼此互相冲突矛盾,但却无人可以否认这些全 是坚实可靠的事实。我们对于这四项事实,第一须同等重视,不可偏重一项 事实而大发议论;第二我们必须提出一些可以同时解释四项事实的公共理论 。根据对于上面四项事实的分析,我们可以绌绎出下面几条理论: (一)经济的贫乏与道德的好坏间无必然的函数关系。换言之:经济富的 人不必道德好,经济贫的人不必道德坏;反之,经济富的人不必道德坏,经 济贫的人不必道德好。这就是说,我们不能以经济的贫富作道德的好坏的标 准,我们不能说经济的贫富必能决定道德的好坏。 (二)一个人只是经济富时道德好,但经济一旦贫乏,立即为非作歹,则 他当初的道德好决不是真正的道德好。 (三)一个人只是经济贫乏时方铤而走险,有不道德的行为,以图免于饥 寒,而当年丰时靖的时候,却是安居乐业的良民,则他的行为决不是真正的 道德坏。 (四)一个人当他经济富足时道德好,当他经济贫乏时道德亦好,方得谓 为有真道德。所谓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方是真 道德。富无骄,贫无谄,富不淫,贫不移,乃是真道德最低限度的要求,并 不是只有大圣贤,大丈夫方如此;换句话说:真正的道德不随经济状况为转 移,非经济所能支配。 (五)经济贫乏时道德坏,经济富足时道德亦坏,方是真正的不道德,方 是自觉自愿的作恶。故此种真正的恶或真正的不道德亦不随经济状况为转移 ,亦非经济所能支配所能决定。我们可以把孔子“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话, 改为“真善与真恶的人均非经济所能移”(但须知真恶的人,不必是下愚, 有时是富有才智,能号召多人,领导多人的人物)。 (六)真正道德好的人富时可以多做善事,贫时可以少做善事,真正道德 坏的人,富时可多做恶事,贫时可少做恶事;换言之:真正有道德的人或真 正不道德的人,不但不受经济的支配,且反能利用甚或创造自己的经济力量 以作为善或为恶的工具。P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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