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9-8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蒋伟国 页数: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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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本来就是丰富多样、生动精彩的。史书则应当是对已经发生之事的忠实记录,不管是全景式的长篇巨著,还是专题研究的精品力作,抑或是分门别类的论述分析。向广大读者呈现的这本《民国黑白道——趣说民国社会生活百态》,不发故弄玄虚的惊人之语,不作无中生有的诓人之谈,不求面面俱到的品评赏析,而把民国时上自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的千姿百态、包罗万象的日常生活真实地记载下来、重现出来。它不是对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等作浓墨重彩的描述,而是通过一段段有趣故事的叙述、一幅幅生活图景的再现、一个个鲜活个体的分析、一条条人生脉络的梳理,从当时人们琐碎的生活细节中、日常的人际交往中、面临生老病死的困顿中,搜奇罗轶、探颐索隐,从一个个微观的层面解析并展现民国社会的林林总总、方方面面,以满足人们追寻历史的好奇心。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主流的“现代生活”,大多起源于近代、肇端于民国。可以说,现代中国社会中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讲究情趣的生活追求,中西杂陈的生活习俗,贫富悬殊的生活水平,均在民国时期或多或少出现过,或者有了一些基本的因子。还民国时期民众多样化生活的本来面目,就自然而然成了《民国黑白道——趣说民国社会生活百态》的主题。
内容概要
本书描述了一幅民国社会生活风景图。民国时期,是我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现代转型的时期,在我们当今社会已经成为主流的“现代生活”,大多发端于民国。作者以通俗、流畅的纪实手法,活泼、简约的杂志式标题,铺陈了民国三教九流的独家内幕,内容包括旅馆揭秘、婚礼大观、寿庆掌故、谱牒编纂、祠堂香火、典当悲欢、拍卖活动、纸币发行、掮客点滴、方城大战、吸毒贩毒、暗杀内幕、丐帮啸聚、庙会练摊、集藏谈屑、选美透视、自杀秘闻等,使读者在轻松阅读中了解民国社会的衣食住行、人生礼俗、民间游娱,洞悉民国时期的江湖骗术、世情黑幕、丑态恶行,管窥民国众生的生存状况、秘闻趣事、人情世故等等。书中不少别致的社会现象,或是引自国外,或是推陈出新,也有不少中国古有传统的习俗、礼俗的演变。 作者在书中为我们描述了民国的社会百态以及趣闻奇事,也有不少当时的花边新闻,所述有的零星散见于文史旧书,有的则难得一闻,而介绍的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风俗,简述其源头,概述其发展,有较好的知识性与广泛的信息量。 全书配有老照片及漫画,读来轻松、趣味。是一本既富知识性、又有趣味性的休闲读物。
作者简介
蒋伟国,民国史研究者。1963年出生,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读研期间,潜心于近代中国社会的研究,参与编写了《民国社会大观》等书。毕业以后,利用原来积累的不少资料,编著了《民国三教九流》,得到广泛好评。另在《东南文化》、《苏州大学学报》和《民国档案》等刊物发表文章30余篇。
书籍目录
一、外来风引发新世面——衣食住行篇 新旧杂陈话服饰 餐桌上的新奇——中西菜肴 土洋结合——民居建筑 藏污纳垢——旅馆饭店 举步维艰——城市公交 筚路蓝缕——民用航空二、一生大典多奇观——人生礼俗篇 名字题取的趣闻轶事 揉合中西——婚礼景象 死活都做的寿庆活动 丧事奢俭有天壤之别 祭祖祭宗为敦亲睦族 谱牒篡修不绝如缕 祠堂香火薪传不已三、世间万花筒——社会生活篇 尽展人生百态——茶馆 服务多样——澡堂浴室 欺穷怕横的当铺经营 方兴未艾——拍卖活动 乱象重重——纸币发行 为富不仁——职业掮客 为虎作伥——镖局镖师 良莠不齐——彩票买卖 雅俗共赏——店铺幌子四、明晋惊怵大曝光——丑态黑幕篇 公私娼妓甲于天下 军妓之罪罄竹难书 雀战之风甚嚣尘上 烟毒篇遍及城市乡村 绑票案件此起彼伏 江湖骗术无奇不有 暗杀内幕触目惊心 乞丐请愿演新篇五、雅俗风景多趣粹——掌故轶闻篇 岁时节令功能凸显 趣味无穷——迎神赛会 交易兴旺——庙会练摊 风生水起——集藏活动 谋职成为女性时尚 选美——又一种“金钱的竞赛” 自杀演化成社会问题 身份证制度试水各地
章节摘录
一、外来风引发新世面——衣食住行篇新旧杂陈话服饰自古以来,服色与政治就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当王朝更替之时,总有易服色之举。清朝灭亡,民国肇造,社会正处于政治递嬗时期,服色的更易自是在顺理成章地进行着。然而,历史的演进,总有继承与抛弃之两途,所以民国时的易服色,首先表现在服饰上的中西并存、新旧杂陈的千姿百态的局面。辛亥革命爆发、资产阶级共和国成立之后,为实践人们所追求的自由、平等的原则,政府废弃了千百年来以衣冠“昭名分,辨等威”的传统习惯及规章制度,并仿效西方各国服饰,颁布了《服制条例》。条例规定了男女礼服的式样,要求官吏士庶一律遵行。然而,由于其中颇多不切合中国国情之处,该条例终未能实行。20年代末,民国政府重新颁布了《服制条例》,以为民众衣着的准则。该条例吸取民国初年所定条例的教训,只对男女礼服和公务人员制服作了规定,对于平时便服,则不作具体规定。这样就有了一定的适应性和实用性。不管是何时制定的《服制条例》,其适用范围都是相当有限的。事实上,当时社会上人们服装的式样、品种,远远超过了条例所作的规定。男子服装:长袍马褂民国初年的男子服式,主要有长袍和马褂。马褂是长袍外所着的短衣,本为满洲贵族的马上装束。后传到民间为一般民众所用。不管是长袍抑是马褂,都有着用作礼服和用作便服的分别。用作礼服的,在款式、质料、颜色及尺寸等方面均有一定格式。如马褂,一般都用黑色丝麻棉毛织品缝制,对襟窄袖,下长至腹,前襟钉纽扣5粒。长袍则用蓝色,大襟右衽,长至踝上二寸,袖长同于马褂。在其左右两侧的下摆处,还开有一尺左右的长衩。用作便服的,颜色可以不拘。在初春或深秋季节,人们还喜欢在长袍外加着一件马甲,以代替马褂。当然也有单着长袍的。民国初年,前清翰林王湘绮还是以貂褂翎顶外出赴宴,这引起了一位身着笔挺西服的新贵的诧异。他忍不住问王湘绮:现在已经改朝换代了,先生为何还要穿前朝的服装?王说,当今服色未定,我与你所穿的,都不是汉族衣冠,姑且各行其是吧!王的抢白,使新贵尴尬得无言以对。实际上,新贵的诧异是多余的,因为当时的社会上,长袍马褂与西装本来就相安无事地并存着。西装始兴长袍、马褂,往往是旧派人物的穿着。一些受过西方思想影响的人或自命为新派者,则大多西装笔挺地穿行于通商口岸、各大都市。西装是西方特有的一种服饰文化。它传入中国,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和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密切相关。最初,西装仅为来华的西方人所穿用,后来在沿海通商口岸地区的一些买办、商人起而仿效,开国人穿着西装之先河。到20世纪初,经徐锡麟等人的刻意提倡,并由王兴昌于1904年试做成中国的第一套西装后,西装在中国渐渐流行起来。民国时期,不少的官员和知识分子都很喜欢穿西装,这在一些通商口岸和大都市则表现得更为明显。据徐国桢所著《上海生活》载,20年代,上海社会上穿西装的男子极多,其中主要有学校的学生、教师,公司洋行和各机关的办事员等。西装的日益流行,使各类新式的时装公司蓬勃兴起,光静安寺路、霞飞路上就集中了很多家服装店。在流行西装的同时,一些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还喜欢穿着学生装。这种服装由西装改制而成,是一种西装的变体,其形制要比纯粹的西装来得简便。一般,它不用翻领,而只有一条窄而低的狭领,穿时用纽扣扣紧,因此不需要用领带、领结等作为装饰。衣服的正面下方,左右各缀一个暗袋,左侧胸前还缀有一个明袋。穿着这种服装,能给人一种精神和庄重的感觉。“中山装”的应运而生尽管传统的长袍、马褂和西式的西装、学生装,都有着相当多的穿着者,但是在孙中山看来,它们不是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就是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而必须加以改革。正是在孙中山的积极提倡和躬亲实践下,一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服装才应运而生。1923年,孙中山在广任国民政府大元帅时,即开始着手传统男子服装的改革。他以当时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翻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东西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以使衣袋不仅可作装饰,而且可放不少用品,收到既美观又实用的双重功效。接着,他又设计了与上装相配套的裤子。他吸收西装裤的长处,将裤子设计成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制一个暗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覆以软盖的格式。不久,他在黄隆生的协助下,顺利制成了第一套中山装,从而开创了中国男子服装的一个新时代。之后,中山装在为官为民者中流行起来,成了人们非常喜欢穿着的服装。民国时期男子服装的种类、品种,不可谓不多,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不可谓不大,然与女子服装相比,则不免有小巫见大巫之叹。女子服装:上衣下裙民国时期男子服装的种类、品种,不可谓不多,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不可谓不大,然与女子服装相比,则不免有小巫见大巫之叹。女予服装:上农下裙民国初年,妇女服装一般仍保持着上衣下裙的形制,与清代的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有一些青年妇女受日本女装的影响,穿窄而修长的高领衫袄和黑色长裙,以为唯此才当得起文明、新潮。其后,因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妇女服装日趋华丽,并且出现不少奇装异服。姜水居士在《海上风俗大观》中记述20年代初的妇女服饰时说:“至于衣服,则来自舶来,一箱甫启,经人道知,遂争相购制,未及三日,伊然衣之出矣……衣则短不及膝,袖大盈尺,腰细如竿,且无领,致头长如鹤。裤亦短不及膝,裤管之大,如下田农夫。胫上御长管细袜,肤色隐隐。……今则衣服之制-又为之一变,裤管较前更巨。长已没足,衣短及腰。”然而,当时的一些妇女对洋装所表现出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偏爱,并未维持多久。当她们领悟到“曲线美”的道理,在裁制衣服时改变了传统妇女服装的胸、肩、腰、臀完全呈平直状态,没有明显的曲折变化的造型后,她们发现,中国的传统服装稍作改造也能称身适体,富有个性。正是由于妇女有了这种认知,传统的女服旗袍才成为妇女普遍的穿着。改良旗袍旗袍原是满族妇女的服装,其特点是宽大、平直、下长至足,材料多用绸缎,衣上绣满花纹,领、袖、襟、裾等都滚有宽阔的花边。20世纪20年代以后,汉族妇女模仿旗人的穿着,使旗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及起来。起初,其式样与清代旗装没有多大差别,但不久在受欧美服装影响以后,就有了明显的改变,主要表现在长度缩短了,腰身收紧了,袖口窄小了……30年代中期,旗袍在衣长、袖长、衩长上不断翻花样,致使这种服装一时衣长及地,连鞋子都看不见,一时又缩短至膝盖处,使整个小腿都裸露在外面。一时兴长衩,一时又兴短衩。不过,袖口却是越缩越短,由肘上缩到上臂半露,再缩到肩下二三寸;同时,腰身越来越窄。有的窄到要吸了气才能扣上纽扣。进入40年代后,旗袍的式样趋向于取消袖子,缩短长度和减低领高,并省去了繁琐的装饰,使其更加轻便、适体。“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纽扣来代替,不久连纽扣也被捐弃了,改用揿扣,总之,这笔账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有,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别看穿上这种旗袍几乎近于玉体展览,其实却是一场烘云托月的服装大革命,忠实地把女性优美的人体轮廓曲曲勾出。旗袍在不同时代的不断翻新、变化,大大增强了其自身的活力。由于其不同的款式适合不同层次、地位的妇女穿着的需要,因而它几乎成了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当时,不管是家庭妇女、学生、工人,还是达官显贵的小姐、太太,都喜欢这种能充分体现女性魅力的服装。旗袍作为当时最受妇女喜爱的服装,在妇女服装中的地位是首屈一指的。除此以外,披风、大衣、西装、马甲、长裙等,也曾流行过一时。披风又称“大髦”,在近代为一般时髦妇女的服装。除夏季外,其余季节均可穿用。在质料上,除单的以外,还有夹的、棉的、皮的等。外表一般用时式的绸缎制作。颜色以绿者为时髦,也有大红、粉红、咖啡及灰色的。上了年岁的妇女大多穿深色的披风,有的还用浓重的黑色,以示稳重端庄。披风的长度,一般在膝盖部位,只有在冬天才略长一些。披风的两襟,虽然钉有纽扣或带子,但妇女们在穿着时往往不用,任其敞开。走路时一般都用两手交叉抓住衣襟,以显示气派和风度。30年代以后,有些妇女,开始厌弃披风,西式大衣遂成为她们秋冬时节穿着的宠物。近代著名女作家张爱玲在她的《更衣记》里,对民国时期的衣着变化作了详细的论述。“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蠲免了的时候也有。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像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交际花与妓女有戴平光眼镜以为美的。舶来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时装也显示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阶级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拨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裤带,带端飘着排稳。”作为女性作家,张爱玲从女人的角度评论女人的服装,是细致而生动的。从“小马甲”到“义乳”民国初年,一种由“捆身子”内衣演变而来俗称“小马甲”的内衣,在女性中流行开来。小马甲多半以丝织品为主,普通人家则用布,其形制与穿在外面的坎肩不同,一般都比较短小。在小马甲的前片,缀有一批密钮,使用时将胸乳紧紧扣住。上海锦江饭店创办人董竹君,十五六岁时穿的服饰就是“一件灰色无花的绸面灰鼠皮袄,一件紧胸的布背心,一条黑缎裤,一双黑鞋和白洋布紧袜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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