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创造的哲学与哲学的综合创造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刘静芳  页数：269  

内容概要

　　《综合创造的哲学与哲学的综合创造：张岱年哲学思想研究》张岱年是当代具有重要影响的哲学家，他对中国传统哲学和辩证唯物论所作的沟通，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传统哲学现代化的双重意义。但学界对张岱年的综合创造工作的研究却不够细致，未能勾勒出其整个的哲学体系。作者在《综合创造的哲学与哲学的综合创造：张岱年哲学思想研究》中就是要努力完成这项工作——揭示张岱年综合创造的哲学体系及其对哲学所进行的综合创造。《综合创造的哲学与哲学的综合创造：张岱年哲学思想研究》在对张岱年思想中的各种不同要素进行梳理研究之后，勾勒出了作为综合创造的结果的哲学体系的整体面貌。并在此基础上，从方法论、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几个方面，阐明了张岱年的哲学体系是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哲学界最有影响的新实在论、当代新儒家思想及其他的新唯物论十分不同的特殊的哲学体系。

作者简介

　　刘静芳，1967年生于黑龙江。2005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上海大学哲学系我爱。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哲学。曾在《中国哲学史》、《学术月刊》等杂志上发表相关论文。

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章 综合创造：从文化走向哲学第一节 文化的综合创造与全盘西化派及东方文化派一、批判东方文化派和全盘西化派的笼统的思维方式二、肯定中西文化既有同质性，又有民族的和时代的差异性三、扬弃全盘西化派的环境决定论和东方文化派的意欲决定论第二节 文化的综合创造以哲学的综合创造为核心第二章 方法论上的综合创造：体验、解析、会通第一节 体验、解析、会通的结合第二节 体验、解析、会通相结合的哲学方法与其他哲学方法一、体验、解析、会通与辩证法二、体验、解析、会通与直觉法三、体验、解析、会通与传统哲学方法第三节 方法论上的综合创造的理论意义第三章 宇宙论上的综合创造：以物为本、变易大化第一节 “以物为本”的本体论一、“以物为本”与传统哲学的“唯气论”二、“以物为本”与新唯物论的本体论三、“以物为本”与现代新儒家的本体论第二节 变易大化的宇宙观一、“大化三极”与新实在论的“无极而太极”二、“生生两一”观点对传统哲学、新唯物论及新实在论的综合三、“一本多级”观点对新唯物论、突发进化论及新实在论的扬弃第三节 宇宙论上的综合创造的理论意义第四章 人生论上的综合创造：“充生以达理”第一节 人生之自然：“天人本至”一、“天人本至”与传统哲学的“习与性成”及马克思主义人性论二、在自由与必然问题上与新唯物论者的区别第二节 人生之当然：“兼和”一、最高的价值准则为“兼和”二、“兼和”标准对传统哲学“中庸”观点的扬弃三、“兼和”标准对新唯物论的发挥四、“兼和”标准对中国新实在论者的价值论的批评第三节 克服天然达于至善：“充生以达理”、“动的天人合一”、“与群为一”一、充生以达理二、动的天人合一三、与群为一第四节 人生论上的综合创造的理论意义第五章 知识论上的综合创造：所知为实、知识三本、真知三表第一节 知识论之问题及研究方法一、知识论之问题二、知识论的研究方法第二节 外界的实在问题：所知为实一、外界实在的证明二、在外界实在问题上与金岳霖的区别三、在感相与外部事物的关系问题上与金岳霖及张东荪的区别第三节 知识的来源与要素：知识三本一、在知识的来源与要素问题上对新唯物论与传统哲学的综合创造二、在知识的来源与要素问题上对张东荪知识论的批判第四节 真知的标准：真知三表第五节 张岱年知识论的意义第六章 综合创造的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第一节 综合创造的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一、从哲学内容上肯定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二、从哲学形式上肯定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三、从哲学方法上肯定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第二节 综合创造的哲学与哲学史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一、综合创造的哲学观决定了张岱年哲学史研究的内容二、综合创造的哲学观决定了张岱年哲学史研究的方法三、综合创造的哲学观决定了张岱年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阶段性结语第一节 张岱年综合创造的哲学体系的独特性一、与当时其他的新唯物论者的区别二、与新实在论者的区别三、与现代新儒家及其他唯心论者的区别第二节 张岱年综合创造的哲学体系的定性与评价附录一 张申府vs张岱年：启蒙与建构附录二 艾思奇vs张岱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内部分歧附录三 张岱年哲学思想研究综述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综合创造：从文化走向哲学　　文化的综合创造与哲学的综合创造在张岱年那里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综合创造的文化观为哲学的“综合创造”提供了理论上之所以可能的论证，因为哲学是为文化所涵盖的。另一方面，张岱年所进行的文化上的综合创造是以哲学的综合创造为核心的。　　张岱年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提出了创造新哲学的主张，在1934年发表的《中国思想源流》一文中，张岱年指出：“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安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但是，这篇文章对如何进行哲学的创造，哲学的创造是否可能等问题，却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只能在张岱年“综合创造”的文化观中去寻找。30年代，张岱年提出了其“综合创造”的文化观。这种文化观既反对全盘西化论，也反对复古。张岱年说：“对于中国未来新文化的看法，近年以来，在复古及纯欧化两种主张外，原也有人主张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成一种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