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9-6 出版社:曹泳鑫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06出版) 作者:曹泳鑫 页数:382
前言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尤其缺乏全面、系统并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曹泳鑫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当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许多新问题及其巨大挑战,都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形成冲击。任何国际关系理论都必须着眼于现实,服务于现实。在国际体系加速转型、全球性危机空前尖锐的今天,实践对理论的需求更加迫切。近来,《资本论》在西方的热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回归,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立足于世界历史实践和人类社会现实的学说,具有历久弥新的强大生命力。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就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而中国外交实践和思想的升华、国际地位和作用的提升,为加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及其实践,提供了充分的现实条件和历史机遇。本书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创新性研究,使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突破。全书分为上、中、下篇。
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终成果,全书分为上、中、下篇。上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部生气勃勃的理论思想史的历史审视,深刻揭示了它的理论体系的开放性与变革性,以及它与其他西方国际关系思想理论之间丰富复杂的历史性关系。中篇梳理、提炼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五大基本理论:世界历史理论、国家理论、战争与革命理论、国际主义与民族理论、国际合作与和平共处思想等。下篇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概括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具有的高度能动的现当代中国形态和本土化的理论成果。 作为国内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和具有创新性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著作,《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立意高,阐述精当。书中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脉络,还原其深刻内涵和基本精神,在总体考虑其理论体系全貌的基础上,重点突出它的特点、发展创新和现实指导意义,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人类文化思想基础,在比较中展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深刻性、创新性、变革性和开放性,以及发展的可持续性,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提出了颇有新意的见解,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进行了历史考察、综合研究和学术提炼,既强调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与理论基础,又强调了中国的发展与创新,从而进一步拓宽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视野。
作者简介
曹泳鑫,研究员,法学博士。2000年7月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2005年12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晋升研究员职称,2005—2009年担任《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职务,主持办刊工作,并兼任中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总支副书记。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等。出版专著、编著多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学研究》、《现代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欧洲》、《世界民族》、《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现代哲学》、《开放时代》、《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或理论文章近80篇。独立完成国家课题、省市级课题多项,荣获第二届张仲礼学术奖、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宣传优秀成果著作奖等多种奖励。
书籍目录
序上篇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和价值基础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开放性一、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现实意义(一)马克思主义所面对的“后”时代的问题与主义(二)世界历史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肯定和西方学者的认同(三)正确解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世界发展观的基本精神(四)马克思主义的时空化展开——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民族化发展(五)违背马克思主义给社会主义实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严重危害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开放性体系(一)本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历时性划分(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特点和研究重点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思想史比照——西方国际关系思想和理论流派的历史审视一、西欧国际关系理论形成的社会思想文化基础(一)宗教文化基础_(二)世俗政治和人文基础(三)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等物质基础(四)国际体制基础二、近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逻辑(一)主权理论(二)殖民主义和战争理论(三)重商主义和均势理论(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理性主义发展三、西方现代国际关系的思想分野和理论流派(一)自由主义理论的主要特点(二)激进主义理论的主要特点(三)保守主义理论思潮(四)普世主义、精神进化论与文化民族主义(五)帝国主义和反理性主义思潮四、西方理论影响的扩展和理论批判(一)世界战争、民族革命与西方理论影响的扩展(二)主权国家体系的全球化与西方理论批判(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第三章 国际体系衍变与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关系思想基础的深刻变革一、国际体系的全球化与现代国际关系的思想基础(一)传统区域国际关系体系的历史性变动(二)全球主权国家体系的形成(三)近现代国际关系的思想基础二、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关系思想基础的深刻变革(一)认识中外思想史中的马克思主义(二)马克思、恩格斯对国际关系理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历史性变革(三)列宁的国际关系思想和理论特点中篇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几个基本理论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国际关系研究的唯物史观一、与旧国际史观的截然不同二、世界历史的现代性和全球化特征三、世界历史发展观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基本理论一、唯心主义旧国家观批判与国家研究之方法二、国家的基本性质(一)国家的管理和政权性质(二)国家的意识形态性质(三)国家具有相对的政治独立性三、现代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对立关系(一)现代国家实现的变革——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二)宗教意识形态的继续存在——国际神圣同盟与世侄国家关系的对立(三)人权关系——政治自由与利己主义的对立……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战争与革命理论第七章 国际主义与民族理论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与和平共处思想下篇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第九章 旧中国思想危机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国际战略思想的形成第十章 新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及其理论特点第十一章 和平、发展、合作——改革开放与中国和平外交思想的发展第十二章 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建设和谐世界参考文献
章节摘录
上篇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和价值基础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开放性一、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现实意义(一)马克思主义所面对的“后”时代的问题与主义人类的全球视野是随着国际关系和全球联系的发展而逐步深入展开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是先从国家内部和区域层面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着手研究人类文明发展问题,从一系列现实问题出发来思考和研究人类发展问题,并得出自己的真知灼见。从20世纪开始,人类更多地面对全球层面上的问题,如战争与和平、人口、贫富差距、性别、环境、能源等,使得人们对社会发展模式的反思和批判不断增强,尤其是20世纪后期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下,涉及全球性的价值观、全球治理、社会发展模式、国际合作机制等“共性”问题的思潮不断呈现,于是,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等与经济全球化类似的概念和主张也开始显露,尽管出现的观念不同,但人们往往逃不脱自己社会和文化的背景,比如,一些西方人很容易把以前的欧洲国家政治和国际关系模式作全球性泛化,其全球治理和全球伦理说多立足于18、19世纪资本主义性质的所谓“人类普遍价值”之上,所要建构的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依然是使昔日西方主宰下的国际秩序和规范体系在全球放大。与此相对,也出现反对西化的后殖民主义思潮。也有人认为政治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的全球化,似乎全球化已经开启了全球社会主义新秩序创建的进程,其中不免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还有一些人试图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超越那种非此即彼的僵硬二元对立的东西方文化冲突模式,强调过去东西方对垒的传统观念应该让位于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第三条道路”。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那种依然从分析种族、阶级出发,对新殖民话语权所作的政治揭露:处于全球化浪潮中经济落后民族沦为臣属阶级,但其精英分子或学者打人第一世界学术圈以后,容易成为西化了的非西方人,他们能相当完备地运用“西学”武库中的最新理论去反映自己处身的尴尬,即身处于高层学术圈中,必然要求自己所“应具有”的“特权地位”,于是,他们被整合进统治阶级的营垒,消隐了种族、阶级、性别的差异。也就是说,当他们作为边缘化的“从属臣民”时没有话语权,当挤进中心话语圈分享其话语权时,却只能说第一世界的“话语”,似乎无力找回历史记忆中自我民族精神之“大音”。这些人是非西方国家存在着的迷失的人群。不管怎样,以上观念都已具有全球性思维的特征,都在突破传统国家政治和文化的研究范围,也突破了区域政治和文化的研究范围。然而,如果要对全球性的问题和全球性国际秩序构建作出思考,无论如何也依然需要立足于现实问题的研究,去作深入的反思、批判和思想建构,单纯作抽象的人类普遍价值的假设或简单意识形态式的断言,都是苍白无力的。正如有学者指出:有了自由而不求真,就永远不能成为一个思想者,同样,在思想着而又不履行思想者的公正,那就丧失了思想者的良知。其实,求真、秉公不只是出于良知.或者不能停留于良知,至少还需着眼于现实,而真正立足社会现实和世界历史实践的学说,正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它立足于对现实的批判性分析和真正的正义论,从而形成以社会实践为根基的唯物史观,因此,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指出,“人们可以用形形色色的方式来对待共产主义学说及其论证,但在存在的历史上可以确定的是:一种对世界历史性地存在着的基本经验,在共产主义中表达出来了,谁如若只把'共产主义'看作'党派'或者'世界观',他就想得过于短浅了”。在矛话依然层出不穷的所谓“后殖民主义”、“后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也的确在不断被各种观念所试图消解,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世界进入“后冷战”的格局里,与历史终结论一样叫嚣的是文明冲突论,他们叫嚣的是什么呢?就是制度差别已被取缔,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并存,人类重新回到“我是谁?”这一基本问题上,人们之间的重要区别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区别,而是文化的区别,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和普遍的冲突,不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国和穷国之间、强国和弱国之间的冲突,而是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文明冲突。其实,即便世界历史归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能否真的被消解?对此,美国著名左派汉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1940-)在其《弹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出:“在我看来,最令人发笑的没有条理的表述就是,同时声称资本主义取得胜利和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马克思主义最早对资本主义及其特性与矛盾进行了研究,如果说资本主义现在已经遍布世界,那么,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比以往的意义更大”。与多元价值观和文明冲突论不同的思潮是新的普世价值说和一体化论。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政策和国内外形势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均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效率、自由、民主、社会福利等等日益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政策的主旋律,对西方左翼力量来说,这有他们努力的结果,也成了他们努力的方向。哈贝马斯等就认为,社会福利国家实行的政策尽管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内在问题的理想方案,但可以说是现在能找到的最好的解决办法。但是,随着民族解放运动所导致的全球主权国家林立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真正到来,市场机制开始全球确立并发挥作用,资本主义强国虽具有资本等优势,但在许多方面已经不那么随心所欲,其国内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于是有人开始认为经济全球化破坏了社会福利国家方案,破坏了自由的政治文化,背离了民主制等;担忧国际上能否达成效仿西方制度的一体化,也就是说,如何把以前在一个民族国家内的经济效率和自由、社会保障等问题放在全球的范围内考虑,如何把民族国家的国家职能转让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的政治共同体,实现一种全球福利体制。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全球化下各民族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把市场的配置和调节功能与资本主义的民主制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交往理论、第三条道路理论、新霸权主义思潮等,都在各自逻辑内论证实现普世价值、国际合作或全球一体化的可能性途径,从他们各自的意愿和意识出发去考察社会规范和体系。这让人容易产生一种幻想,好像他们所要确立的规范、体系完全取决于人的意愿,好像有了全球意识,就只需专注于推动意识交流,不需考察产生这种意识的现实基础的变革。所以他们容易忘记马克思并否定马克思主义,或者只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批判理论。“后现代”人对现代性的解构仿佛唯一集中地就是文化领域。理论似乎都在围绕文化这一中心去展开、去发挥了,并进入“后现代”的文化场中,其中最明显的地方恐怕就是去意识形态化、去价值化、反理性倾向、反人本和去主体性,充满着文化宿命论。当今的文化批判,以对现代性批判开始,自然也不能排除对后现代主义本身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多转以文化批判为其中心内容。然而,那地在文化批判领域有所建树者,必然跳出单一的文化视域,深入到社会政治、经济的现实场景里,其很多方面也是在延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和批判方法。比如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就是影响较大的一位后现代主义批评者,他洞察到后现代社会资本主义劣根性的极端发展,看到现代阶段文化转变的一些表征,指出资本统治和消费主义扩张下的人的主体性的进一步丧失:后现代人在紧张的工作后体力消耗得千干净净,人完全垮了,这是一种非我的耗尽状态,在这种后现代主义的耗尽里,人体验的不是完整的世界和自我,主体零散成碎片,主观感性被消弭,世界已经不是人与物的世界,而是物与物的世界,只是纯客观的表现物,人没有情感,也没有热情,正如后现代画家沃霍尔的名言道白:我想成为机器,我不要成为一个人,我像机器一样作画。也就是说,艺术家追求的是他们所谓的达到了无情、无思、无识、无语的纯客观程度,艺术在丧失了革命性和风格性等艺术本身应有功能之后,一步步走向反艺术。跨国资本主义文化生产则更加重了这种危机,它使文化扩张且不断消弭文化的精神特性,迫使艺术放弃批判功能而顺应消费和科技型生产关系,使文艺和美学丧失深度模式、丧失历史意识、丧失主体性、丧失价值承载,后现代社会里新的判定标准则是“怎么都行”,世界被普遍“物化”。杰姆逊也意识到,文化领域的问题不可能单纯通过文化来解决,在关于如何消除跨国公司对信息系统垄断的问题上,他指出:“我们不能单纯期望信息垄断的局面会通过一群有善良愿望的科技精英分子的自觉而得到改善。恰恰相反,我们只有以政治上的行动本身,才能对那信息垄断的局面提出真正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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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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