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中国学术思想抉隐

出版时间：2009-01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严寿澂  页数：473  
Tag标签：无  

前言

　　中国近三百年之学术思想，复杂蕃变，胜义缤纷，大有未发之覆在。民国初元以来，学者论此者颇多，大率可分二流，一主“科学”，一主“启蒙”。晚近则稍有不同，喜谈所谓学术现代化。所主虽似各别，然以西人成说为据依，则不异也。然而须知所谓科学规律也者，乃确定不移之因果关系，不可有例外，若其他一切情形全同（西人所谓ceteris paribus），结果必如此而不如彼。然社会人事，经纬万端，可以实验室之法施诸其身而有效者乎？所谓规律，合于彼时彼地者，必合于此时此地，参验不爽，若其数一二三四者乎？至今人所乐道之“启蒙”，本为特定名词（Enlightenment），专指盛行于欧洲十八世纪一尊理性之主张乃由此而衍生之运动，以为有所谓普遍理性，无间于古今，无分于南北，故世间万事，皆有定理可循，犹如几何学之命题，可由数项公理推演而得，人类社会之所以纷扰抢攘，端在此普遍理性尚未照亮人心，然理性终不可遏，全体人类必将统一于其中。试以近百年之世事观之，果如是耶？抑全然相反耶？明世正、嘉、隆、万之间，果有此“启蒙”主张乎？泰州、公安派下人物，今世学者锡以“启蒙”嘉名者，大都重情而轻理，尊主观而贬客观，试问与欧西启蒙思想家类乎不类？至专注于所谓学术现代化者，或流于表面之形式，或隐以西人成规为无上正等正法，以之衡量评说中国学术，常不免郢书燕说，削足适履，其说愈有条理统系者，距古人学术之真相，或愈远也。　　潋不敏，近十余年来，授课谋食之余，颇致力于明清之际以降学术思想之史，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也。偶有所会，或形诸文字，发表于海内外诸刊物，积累渐多，乃都为一集。自谓或能稍窥古人用心之隐微，及其立说所以然之故，因不揣浅陋，以“抉隐’’名之。不敢效时贤之所为，冠以“学术史”、“思想史”之名者，以所论毕竟东鳞西爪，不足以当此号也。　　承友人许君仲毅不弃，大力推挽，上海人民出版社允予刊行，在此谨表谢忱。广州中山大学陈浊斋（永正）教授先生，精研小学，能诗善书，当此举国上下嗜利奔竞之日，独能读书养性，不慕荣华，人品、诗品、书品，皆臻第一流，洵浊世之高尚士也。兹承先生为拙著题签，宠何如之。

内容概要

　　《近世中国学术思想抉隐》是作者近年来对清代学术思想史所作的研究的成果。该书通过对清代代表性学术人物的个案研究，深刻而清晰地揭示了有清一代学术思想发展的整体脉络和内在规律，对清代学术思想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作出了科学的判断和定位。

作者简介

　　严寿澂，上海市人，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博士。现执教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并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及美国克莱蒙研究生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宗教学院经典诠解研究所（Institute for Signifying Scriptures）特约研究员。治学领域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与古典文学，旁涉政治思想及宗教学。近年刊有专著《近世中国学术通变论丛》（台北2003年版）以及期刊论文多篇。

书籍目录

自序引言明末大儒王船山的人格与思想庄子、重玄与相天——王船山宗教信仰述论“两行”与治道——读王船山《庄子解》“思主容”、“涣其群”、“序异端”——清人经解中宽容平恕思想举例近代实用型儒家循吏之学——袁简斋论治发微焦循“一贯忠恕”说与儒家多元主义道光朝士风与学术转向——读沈垚《落帆楼文集》嘉道以降汉学家思想转变一例—读丁晏《颐志斋文集》经学、史学与经世——朱一新学述从改善民生、革新行政到议员政府、普及教育——蒯光典政治思想述论此意深微俟知者——吕诚之先生史识述论今文学之转化——吕思勉经学述论刘咸炘诸子学述论察变观风，史有子意——读刘咸炘《治史绪论》儒道二家思想与价值多元论中国现代学术与文化自觉问题

章节摘录

　　历史所求的是过去，由过去即能知现在。然而过去、现在、未来，莽莽迁流而不息，本无界域之可分。此即所谓进化。欲知此进化的定则，必明事物的因果。史学与史料之别，即在史学所求者，在事物的因果，在进化之则。不仅史事流转不息，历史本身亦“非一成不变之物，而时时在改作之中”。而改作不仅是纠谬补阙而已。时代变迁，人对历史的着眼点亦随之而不同；所见既异，所取材料不得不异。①可见诚之先生治史，是以著新史为鹄的，与新旧考证派祈向不同。　　在先生看来，古人作史的宗旨，有三点与今人不同，即偏重政治、偏重英雄、偏重军事。“政治军事，古多合而为一。而握有此权者，苟遭际时会，恒易有所成就，而为世人目为英雄也。此最大之弊。”政治对社会的影响，愈至近世而愈轻（政治转移社会之力，近代实远不如机械发明）。而军事的胜败，“初不在胜败之时”。②须知凡事“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环境之内的，如其不知道它的环境，这件事就全无意义了”。先生以韩信与戚继光将兵事为例。韩信驱市人，背水列阵，竟打胜仗。戚继光重视训练，所部纪律严明，亦所向有功。二事恰相反。重视战术的人，以为韩之将才胜于戚；重视训练的人，则说韩信成功是侥幸。其实都不其然。战国时代，本是举国皆兵。韩信生于汉初，一般人民承战国之风，都有战斗技能，所以只要置之死地，就能人自为战。戚继光的时代，人民全不知兵。“若不加以训练，置之活地，尚不能与敌人作战，何况置之死地呢？”足见欲知史事真相，必须明了其环境。　　若不知环境，对任何事情，乃至任何时代，都不能明白。所以现代史家最重要的事，是“再造既往”，亦即“综合各方面，使其时代的情形，大略复见于眼前”。史事可分“特殊事实”和“一般状况”两类。就特殊事实而言，和普通的见解相反，往往隔相当长时期，然后真相大白。因为事情有其内幕，当时秘而不宣；而且当时人论事，难免因利害和感情关系，见解不能平允，故真相历久乃明。至于一般状况，则与之相反。以上海的情形而论，“现在的上海，物质生活是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