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9.1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法]弗雷德里克·巴尔比耶,卡特琳娜·贝尔托·拉维尼尔 页数:384 译者:施婉丽 徐艳 俞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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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和传媒是今天传播全球化的重要使者,一个是无形的文明积累,一个是有形的传播形态,把我们带人有文化内涵的历史情境中。任何具有传播功能的大众媒介,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无不成为文化的载体,既表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也展现人与物的关系。我们学习西方或是批判西方,离不开传媒的提示和诱导。 传媒是什么?按照我们的理解,传媒意味着传播信息符号的手段,当然要同时具备社会性和技术性。
内容概要
从1751年狄德罗《大百科全书》的出版,到21世纪因特网时代的到来,几百年间,法国传媒经历了怎样的历程? 本书以编年史的形式展开,昭示了法国以至欧洲传媒发展进程中,影响最为巨大的那些传播形式。《大百科全书》、司汤达小说、任天堂游戏,电话、广播电视、因特网,这些看似松散的元素是如何集中在一起的?传媒的变迁与文化演进、民族特性的关系如何?传统书业与启蒙运动、印刷刊物和大革命的渊源又怎样?诸多问题得到了详尽而明晰的探讨,许多观点与论据极具参考和研究价值。 本书为研究、了解法国传媒史的必读图书。被译为英语、希腊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意大利语、中文等多种文字。
作者简介
弗雷德里克·巴尔比耶(Frede ric Ba rbier),毕业于巴黎文献学院,获文学及人文科学博土学位。曾任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现任法国图书史研究中心主任、《法国图书史》杂志主编、法兰西古籍协会会员。近年来主要作品《金融与政治》(Finance etPolitique)、《18-19世纪:宫尔家族王朝》(LadynastiedesFould,18e一19e siecle)、《图书史》(Histoiredulivre)等。
书籍目录
丛书总序(陈卫星)序导论 传媒有史可依第一部分 图书的第二次革命(1751-1870年) 第一章 旧制时代的书业(1751-1790年):法国模式 传统书业 图书与启蒙运动 一种开放的局面 第二章 欧洲与书刊业 德意志出版业和地域控制 奥地利:民族文化与政治集权化 文化融合与民族化吸收:俄罗斯模式 新大陆 传媒、民族与国家 第三章 印刷刊物、大革命和政治参与(1790-1820年) 革命中的印刷刊物:法国模式 从政治革命到皇权重组 欧洲:印刷刊物与民族性 第四章 产业化出版业的发明 另一场革命的序言:1815-1830年 至关重要的年月:1830-1838年 产业化图书业的灵魂人物:发行人 第五章 作者、著作与公众:大众传媒产业的开端 写作 一种产业化文学 补偿:教育、政治斗争与先锋派 产业化文学与大众文化 产业化发行 结论第二部分 全球传媒业(1870-1950年) 第一章 信息的战略价值 邮政:灵巧的传播手段 电报机:追求瞬时性的梦想 电话:一种网络化人际关系的教学法 第二章 报纸和期刊的黄金时代 期刊杂志的发明 走向大众的新闻出版物 图书面对昙花一现的境地 征用:大众传媒与极权政体 第三章 电影,是一种图像文化吗? 静止图像与动态图像的传统 电影的诞生 好莱坞古典风格与摄影棚系统 图像的真谛 欧洲文化与民族模式 电影,一种无所不能的艺术 第四章 国家与市场问的无线电广播 最初的脚步 广播在美国:无线电波的魅力 纷繁多样的欧洲广播 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第三部分 网络世界(1950-2003年) 第一章 电视的古典时代 一次缓慢的技术变革 在美国:一个崭新的公共空间 在欧洲:一种民族的大众模式 第二章 电视,是一种迷人的媒介吗? 电缆与卫星:新的力量对比 新观众,新内涵 关于传播理论的评论 第三章 印刷品与全球化 1945年后的期刊出版物 期刊危机与金融财团的回应(1980-1995年) 印刷技术及其实践 传媒、文化与政权 当代法国出版业 传媒、帝国主义及自由 第四章 第二代电子传媒 网络的全球化和数字化 传媒的变异 大型传媒集团的诞生 第五章 坎坷的创新之路 家庭电影录像片和电子游戏:日本帝国 网络与创新结束语:为新传媒的纷繁复杂而辩护丛书后记人名索引团体名称索引作品名称索引
章节摘录
阅读与差别 最后,我们强调一下由扫盲统计结果评估出的人数极其有限的读者之群体特征。即使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代,读者群也是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小环境构成,其成员从地理位置上讲有时远隔千里。其实,纵使某些国家民众扫盲取得了更大的成果(如欧洲的部分日耳曼民族和新教地区,或者在盎格鲁一撒克逊地区),日常生活的物质条件通常也不允许人们逾越传统书籍与文本(宗教书籍)或廉价文本(上门兜售的小册子)的模式而定期接触到其他印刷刊物。 反过来必须着重指出:这些凤毛麟角的小团体拥有极为丰厚的物质财富,且知识分子的眼界极其开阔。除了从前教士们收藏的系列书籍之外,有些贵族的私人藏书也非常可观,构成了确立其特权性社会地位的一个要素。皇族的庞大藏书渐渐被达官贵人们复制效仿,因此在英国才会出现布伦海姆宫的马尔巴罗家族的大型收藏博物馆,或者特雷利西克的豪华图书馆。在欧洲大陆某些高级商务、银行和财政的作用更有限的地区,其文化差异却遵循着相同的理念。启蒙运动时期德意志王储们的大型书架与法国艾玛纽埃尔·德·克罗伊公爵这样的图书业余收藏者们的藏书交相辉映、旗鼓相当。 然而,虽然书籍和刊物进人了社会的少数精英团体,但这并不排斥其他事物的发展。尤其是,虽然知识分子,如作家、教师、教士、律师和法学家、医生等团体的总体分量尚未达到那种使多元化社会职业团体全方位地接触文字刊物的境界,但这个团队具有推广传播的潜力。针对从前藏书的研究结果提供了许多依据,但综合论述、总结这些素材仍十分困难:在巴黎、法国北部地区及汝拉(IeJura)山区,正如在其他外省首府(如第戎[Dijon]、贝尚松、亚眠[Amiens]、里尔[Lille]、艾克桑一普罗旺斯(Aix-en-Provence]等城市)一样,从18世纪上半叶开始,司法界人士、行政官员和医生们的私人藏书有好几百册,有时甚至达几万册,且藏书类别往往比较专业化。正是这些人士在30年的时问内④占领了新的学院社团,他们借助这种方式竭尽努力地促进启蒙运动文化模式的发展。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大众基础,写作的自主发展进程至少到18世纪下半叶还一直遭遇阻碍。如果作家自己没有一笔财产,那么他为了生计就被迫要谋取一份职业(比如在教会找个差事),或者寻求某个大人物的保护。赠书题词的流行正是当时现实的写照:阅读公众的缺乏被皇族及文学艺术资助者们的扶植所弥补。 纵然这里缺乏最直接的资料论证,书籍仍然面向那些有才能的人,即后来人们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群开放,而且也面向更广大的群体开放。乡村通常没有书店,却也并非彻底失去书籍和刊物的踪影:流动商贩网、非专业的定居型旧货商们,按照一些相对固定的线路和时间段,传播着小册子、宗教书籍、年历和日历、图片以及纸制品等等。然而文化融合最为受益的地区自然还是城市,特别在新型“都市”里,文字作品随处可见,并且聚集着相当人数的文化中介(尤其是那些仆人),他们承担了将上流社会的生活时尚传播到更广泛民众当中的任务。在巴黎,文化融合首先触及特权阶层,随后不可避免地波及民众:“在巴黎图书的传播已超越了单纯的文化机构与部门的密度差异(如书店的密度),这个大都市或许能提供比王国里其他任何一个城市更多的文化机会,因为它出产和传播书籍、报纸和图片;因为它挽留和吸引着作家与写者;因为文字以各种形式在此流传。首都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文化,人们的行为举止以新知识为榜样。交往与沟通的机会甚至为穷困潦倒者和目不识丁者提供了一种希望与获取新文化的可能。初来乍到者,无论是临时迁居还是最终定居,其所见所闻并非如同一个村夫来到所在区的区府几小时内的见闻,而远甚于一幅单纯的城市风貌画。他进入了一种全新的、迥然不同的人文关系中,他可以变成另一个人……”图书与启蒙运动 从根本上来说,社会历史的演变在很长时期内(并且直到今天)存在着一种延续性概念,而主要的突变只发生在通常所描述的工业革命时期。但这张年表还须进一步凝炼,以强调19世纪工业社会和20世纪大众消费社会确立之前的两个预备性阶段:其一是自18世纪后半叶始,特别是1760年之后,形势发生逐步变化;其二是政治革命本身,即1789年的大革命。总之,旧制时期图书业的发展全面延续到了19世纪的工业化时期。心理史研究也涉及了近代图书史研究所得以细致分析的主题,即所有征象一致证明:无论法国,还是很多其他国家,主要从760年开始都已迈入一种渐趋崭新的局面。法国印刷刊物产量的增加 如果说工业化的起步仅仅追溯到法国复辟王朝时期⑤,甚至始于七月王朝⑥,那么可以设想一些先期的预备性条件应该是从1760年汇集起来的。这方面不乏一系列实证,首先就是印刷刊物量的增长。具体估算它的数字比较困难,所以史学家大概不得已而选择了统计已经出版的刊物名称,而忽略了一种版本的真正印刷量和发行量这一核心问题。其次,系列书籍从19.世纪开始通过刊物版本备案、常规新书目录(比如德意志出版社的目录集),或者是由专业人士、珍本收藏家、教授、学者建立的回顾性文献目录而被登记造册。现今保存于各大图书馆的书籍统计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例证。 关于18世纪法国印刷刊物产量的评估出自约瑟夫一玛丽·凯拉尔的《法兰西文学》(laFrancelitteraire)。如果我们遵循这些资料分析,可以得出结论:1701年至1770年间出版的刊物数量几乎稳步发展,大约增加了两倍。世纪之初,每年出版将近2000种刊物,而1770年的10年问却超过了6000种。随后,这个数据继续扩大,即使仅限于凯拉尔的统计(他仅统计文学刊物)。而刊物量的发展速度似乎相应趋缓——但事实本身并非毫无意义,它印证了书业结构内部所进行的深层重组,也表明书业向图书的第二次革命敞开了怀抱。部分专题性刊物尤其涉及某印刷工场、某城市或某个地区的印刷品,补充了我们的看法,并明确了一个事实,即1760-1770年的10年间外省刊物得以复兴:波尔多、法国北方,还有斯特拉斯堡等地,形势发生了变化,刊物生产的示意曲线偏离了皇室条例所局限的那条通常为零的刻度线。出版作品类型的增多肯定了这种进步,它们从此摆脱了外省千篇一律的畅销书种的模式:城市习俗手册、宗教读本或年历和民间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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