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责任与大国战略

出版时间：2008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潘忠岐 主编  页数：261  字数：25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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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日益频繁，中国的角色定位、国际责任、对外战略和外交转型等问题迫切需要学术界进行深入的研讨。为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以“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为主题于2006年10月召开了一次国际青年研讨会。来自海内外高校和智库的近50位青年学者与会。这里，我们选取部分会议论文以及因不同原因未能与会的相关论文构成第八辑《复旦国际关系评论》，以飼读者。

书籍目录

编前语中国的角色定位  中国与世界秩序：意象差距的变动及其寓意  中国的国家身份、国际地位与战略定位  权力与责任：冷战后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  建构一个情境现实主义观点来解释中国的冷战后安全政策中国的责任指向  负责任大国：理论、历史与现实  评析“中国责任论”  中国民众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支持：强度与来源——基于六城市民意调查的经验发现  将地区化与冲突防治联系起来中国的战略思考  试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软实力的构建  结构型战略能力与中国国家安全  中美相互依赖的结构——理论分析的框架  后冷战时期中国在东北亚的外交政策中国的外交转型  中国的外交新思维与外交理论的发展  中国元首外交的法理地位与实践空间  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  构建中国的外交哲学刍议

章节摘录

　　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发展变化与中国外交的转型密不可分①，而中国外交的转型又与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意象和意象差距的变动直接相关。②从上述中国参与世界秩序的进程来看，一个明显的变动趋势是：中国越来越淡化军事参与，越来越强调外交参与：外交参与则越来越从经济参与走向全面参与，从双边参与走向多边参与。而这种参与模式的变化反映的恰恰是中国对世界秩序意象差距日益缩小化的变动趋势。　　总体上，中国对世界秩序的参与在建国初期的第一阶段主要是被动的、消极的和抵触性的，1971年重返联合国和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使中国对世界秩序的参与由被动变主动，由消极变积极，由抵触变融入，中国也随之在第二和第三阶段越来越多地从参与中受益。四、意象差距的变动与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　　受益：物质性成长和社会性成长　　几十年来，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受益如同参与一样是多维的，其中在国家层次上实力的提升，即国家的物质性成长，与在国际层次上威望的提高，即国家的社会性成长，是最重要的两个受益表现。　　在中国将近60年的发展中，前30年与后30年的物质性成长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GDP总量、人均GDP和经济发展的开放性（即国家进出口贸易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三个指标最能反映中国国力在参与世界秩序过程中的受益情况。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作为过去20年中亚洲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中国GDP从1984年到2004年增加了6倍。2004年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是12％（仅次于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三分之一。③就中国人均GDP而言，1985年仅为280美元，到2005年则已达到1 290美元；平均年增长率从1984年到1994年为7．9％，从1994年到2004年为7．4％。①中国经济发展的开放性也呈现出大致相同的发展趋势。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比较研究中心的统计分析，在中国参与世界秩序的第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开放性一直很低，几乎没有超过10％。但到了第二和第三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开放性快速提升，从1979年的10．5%到2000年的48．4％，20年增长了近4倍。②　　中国参与世界秩序的过程是不断接受和内化国际规范的过程，是不断推进国家社会化的过程。建国之初，中国对各种国际规范普遍持怀疑和否定态度，国际规范的内化程度很低，并且基本上出于迫不得已。因此，中国主要以现行世界秩序的反对者出现。在第一阶段，中国唯一真正内化的国际规范大概只有主权原则。但是，即使对主权原则，中国的内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出于利益的得失分析，尚未达到接纳其为合法性观念的程度。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特别是在中国参与世界秩序的第二阶段，中国对各种国际规范的内化程度大大提高，并且基本上出于自觉。中国不再是世界秩序和国际规范的坚定反对者，而是有限的批评者和务实的利用者。中国开始更多地接受和内化各种国际规范，尽管主要局限在经济领域，并出于功利性目的。冷战结束后，中国对各种国际规范的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已经基本上出于自愿。中国已经彻底放弃了世界秩序反对者和革命者的角色，逐步建构起了世界秩序支持者和塑造者的新形象。中国对国际规范的内化已不再仅仅出于工具目的，而是增添了很多自愿和接受其为合法性观念的成分。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加联合国各种国际维和行动，并明确提出了要成为“负责任大国”的自我定位。就像有学者指出的，“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的自我身份经历了一次变革，一次转型。传统的以主权为中心的、自主的大国身份……已经不轻松地同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新身份联系了起来，这个负责任大国的资格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参与越来越制约跨国行为的制度来评估的。”①　　然而，西方有些学者从大国兴衰和权力转移理论出发，认为中国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是旨在变革国际体系的“非现状国”。②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米尔斯海默直言不讳地说：“像先前所有的潜在霸权国一样，中国将强烈地倾向于成为一个真正的霸主”。③这些论断的致命缺陷在于，“忽略了国家身份的作用”，考虑的只是国家的物质性成长，没有看到更为重要的国家的社会性成长。④国家实力的提升是该国挑战现有世界秩序的必要前提，但它并不是导致该国必然实行修正主义国际路线的充分条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崛起只是使它具有了挑战世界秩序的必要条件，但真正使它走向战争的不是其物质性成长的成功，而是其社会性成长的失败。就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若非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国内强烈的复仇情绪对德国社会性成长的致命冲击，德国的国际社会化进程也许会给世界带来和平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⑤　　德国崛起于逆境，崛起于对世界秩序的无限怨恨和仇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战败国的安排），在实现物质性成长的同时却没能实现社会性成长。中国崛起与德国崛起存在根本不同，中国崛起于顺境，崛起于积极参与和融入现行国际体系，并积极接纳和内化现有世界秩序中的各种国际规范，因此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实现了物质性成长和社会性成长的同步协调发展。如果把崛起的路径和方式，把国家的社会性成长情况考虑进去，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十分肯定地认为，通过社会性成长崛起的国家会反过来修正或颠覆一直使其受益的秩序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