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理论

出版时间：2006-8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梁漱溟  页数：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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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梁漱溟先生社会政治思想的代表作。全书由甲部认识问题和乙部解决问题构成。甲部，主要是从历史学的角度以文化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来观察、分析中国社会结构及文化传统性质的，是乡村建设理论的依据和乡村教育思想的基础；乙部，主要阐述乡村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手段，通过社会组织的重建和现代科学生产及生活知识的灌输，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和促进农业经济的复苏与振兴，使中国逐步过渡到真正以民为主的现代国家并由农业引渡到工业化。梁漱溟将其特有的文化哲学思想具体应用于中国社会研究，以乡村建设实践为基础，总结了有关中国社会改造与乡村教育的基本原则，揭示了中国乡村社会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

书籍目录

题记自序引言甲部 认识问题一　乡村建设运动由何而起甲　起于救济乡村运动乙　起于乡村自救运动丙　起于积极建设之要求丁　起于重建一新社会构造的要求二　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及其所谓治道者甲　伦理本位的社会乙　职业分立之交相为用丙　伦理本位、职业分立之交相为用丁　只有周期的一治一乱而无革命戊　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的几个要点——教化、礼俗、自力己　教化、礼俗、自力三者内容皆为理性庚　士人即代表理性以维持社会者辛　周期的乱三　旧社会构造在今日崩溃的由来甲　旧社会构造崩溃之由——中国文化的失败乙　中国对西洋之一种比较——团体组织丙　短处正从长处来丁　自毁与他毁戊　自身的真缺欠四　崩溃中的中国社会——极严重的文化失调甲　伦理本位的社会之被破坏乙　职业分立的社会之被破坏五　中国政治无办法——国家权力建立不起甲　消极无力的政治乙　思想分歧丙　没有阶级丁　社会事实与意识要求不符合戊　中西精神之不同乙部 解决问题一　新社会组织构造之建立——乡村组织第一节　组织原理甲　新组织即一新礼俗乙　中西具体事实之沟通调和丙　从理性求组织丁　从乡村入手之义第二节　具体组织甲　乡约火补充改造乙　乡农学校第三节　组织的作用甲　我们的乡村组织可以解决中国眼前的几个大问题丁　我们的乡村组织可以实现一个理想的社会二　政治问题的解决第一节　社会与政治第二节 眼前与将来第三节 政权属彼与政权属我第四节 何谓中国政治问题的相当解决第五节 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在哪里第六节 解决眼前政治问题的途径第七节 一个具体的设计第八节 几点的解说三　经济建设第一节　中国旧日经济的特殊第二节 西洋自近代迄今经济上的进展变迁第三节 受西洋影响后的中国第四节 需要有个方针路线才行第五节 方针路线在哪里甲　农业所受压迫比较和缓乙　农业破坏最不能忍受丙　要凭藉农业谋翻身丁　从农业引发工业是我们翻身之路戊　总结上文第六节　如何促兴农业甲　中国大社会必须有一总脑筋乙　积极使农业进步的三个要点第七节　中国土地问题第八节　苏俄给我们的参考第九节 农民合作与中国经济建设第十节 工业化问题第十一节　末后的几句话四　末后我们所可成功的社会甲　新社会与旧社会之比较暨中国新社会与西洋近代社会之比较乙　人类社会建设应有的原则附录一　我们的两大难处——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研究院讲演附录二　回忆我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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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建设理论》是梁漱溟先生社会政治思想的代表作。梁漱溟将其特有的文化哲学思想具体应用于中国社会研究，以乡村建设实践为基础，总结了有关中国社会改造与乡村教育的基本原则，揭示了中国乡村社会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梁漱溟的药方
  　　——《乡村建设理论》对当下制度思考的意义
  　　
  　　干春松
  　　谁是20世纪中国最富创造性的思想家，一直是近年来学术界喜欢谈论的问题。一般来说，这样的问题本身难以成为一个严肃的学术话题，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众多学者对于鲁迅和胡适之间谁该占据宝位进行辩论。但是，在这样的争论中，梁漱溟似乎有点落寞。最近偶然翻到台湾出版的2002年第6期的《当代》杂志，里面用很大的篇幅讨论胡适，其中也涉及到不同的人对于如何评价鲁迅和胡适对于中国现代思想的意义的不同看法。但是令有感兴趣的是林毓生先生认为，鲁迅和梁漱溟是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
  　　终于提到了梁漱溟，而且是从一个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的嘴里。生性倔强的梁漱溟或许会感到一丝安慰，但就我来看，这甚至有点是像是对他的补偿。
  　　说起梁漱溟，最被人谈论的是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与毛泽东冲撞，还有“批林批孔”时期特立独行的气概。而对于学术，他那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可能更为人们所乐谈。
  　　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林毓生先生所言不虚，梁漱溟先生足以代表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那么什么能够成为梁漱溟的立言的代表呢？
  　　在北京大学充任印度思想教席的梁漱溟因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所引发巨大规模讨论，既使他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学者，并且与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一起成为最早的对于横扫一切的启蒙思想的反思性的重要作品，而梁漱溟更因此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之一。
  　　美国学者艾恺将梁漱溟称为“最后的儒家”，这种称呼代表了国内外曾经有过的一种态度，即儒家已经变成“化石”，不再能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实际影响。但是，他们显然不了解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最后往往意味着开始，实际上梁漱溟代表了儒家重新开始的姿态，尽管这种姿态是多么被人误解，（类似的误解或者轻蔑至今没变）或者说，在狂躁和迷乱的20世纪的民族心态中，对于强大和富强的西方的向往，使我们对一切冷静和理性都抱有嘲笑。
  　　但是，思想的创造性首先在不依附，不盲从。梁漱溟曾经经历精神上的极度苦闷，曾经有过出家的念头，但是接触儒家的著作之后，儒家乐观的态度给了他很大的触动，但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并开始了冷静而富有意义的思考。
  　　如果我们选择一种从“儒家重新开始”的角度来看梁漱溟的作品的话，《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要解决的是他为什么要对陈独秀和胡适等人的态度说不。而以《乡村建设理论》为中心的一系列作品则是要回答儒家“如何重新开始”。
  　　
  　　（一）乡村建设和中国社会出路
  　　
  　　虽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意义。但就梁漱溟先生的作品而言，相比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多少有些被忽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新儒家的继承者一直将视角集中在儒家的心性理论的阐发上，所以对于梁漱溟致力于社会制度的思考并热中于社会活动的意义并不十分看重，所以，当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的学说成为人们的口头禅的时候，严肃对于这本书的意义的研究至今仍难以见到，即使是相当多的关于乡村建设的著作中，梁漱溟的社会政治学说依然不能被有效地纳入整体性的思考框架中。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乡村建设在梁漱溟的思考中，并非专门为解决乡村的问题，而是要为以“移植”为主要特征的进退失据的现代中国政治制度设计寻找一种新思考的角度。
  　　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一直是梁漱溟学术活动的焦点，他说：“我的问题虽多，但归纳言之，不外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两类，……所谓中国社会问题是以中国政治问题为中心，我今日所提倡并实地从事之乡村建设运动，即是我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一种烦闷而得来之最后答案或结论。”梁漱溟对于文化路向的讨论其实最终是要落实在人生观和社会问题之上的。然而，在我看来，与乡村建设的实践相比，梁漱溟为解决乡村问题而提出的种种设计，梁对于制度设计的原理的讨论显得更具前瞻性。因此，本文的讨论也就主要从这一点展开。
  　　梁漱溟认为，中国近代因为受西方富强的影响，因此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以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开始引入西方的制度体系，但是，这种引入有很大的盲目性，甚至是自相矛盾的。 梁漱溟认为中国政治的危机在于政治家群体的不成熟。由此，梁漱溟甚至追求一个职业的政治家阶层，这些阶层并不试图直接从政治上获得利益，而是代表某一个群体的利益。这样总比让那些军阀、资本家、知识分子直接来参与好一些。
  　　由此可见，他之所以提出乡村建设的思路，最直接的反应是社会变革过程中中国乡村社会的破产。在辛亥革命之后，政权的组织基本上是模仿西方的社会管理模式，因此，尽管是军阀混战，却也没有停止过将国家政权延伸到乡村社会的努力。其意图十分明显，即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控制、提升对乡村社会的榨取能力。但是，新的制度和原有的乡村社会架构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冲突，结果是，原先的相对独立的乡村生活被破坏，但新制度的效率却无从体现。甚至还产生了另外一种始料未及的现象——政权的“内卷化”（stateinvolution），按照杜赞奇的解释，就是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乡村社会的榨取能力。在政权的内卷化过程中，政权的正式机构和非正式机构（尤其是赢利型经纪组织）同步滋长。比如土匪横行等。他说： “假如中国不与西洋相遇，外面没有什么民治党治可以模仿，单就自己社会现有的事实想办法，必然差不多。现代意识要求破坏了旧秩序，想要建立新秩序。而新秩序又以无社会事实为依据，而建立不起。旧秩序破坏，新秩序建立不起，乃为我们此刻的真实情况。” 在他眼里，军阀和土匪是同一个问题，只不过，军阀对应的是现代政治制度的移植的失效，而土匪则是农村秩序破坏的直接后果。
  　　梁漱溟认为根本的问题出在当时的制度不是“自生”的而是“移植”的，它从根本上违背了中国文化的精神。 梁漱溟提出的乡村建设的组织形态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包括乡长、乡农学校、乡公所、乡民会议。但梁漱溟随即便表示，乡村运动只是提出问题，并无明确的主张。即便有主张，便是主张建设，切近实际的工作，所以他主张，知识分子应该下乡，去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更重要的是，乡村运动充分考虑到各地的差别而主张依各地的情况而建立。
  　　他还强调：组织原则上（1）假令中国社会将来开出一个新组织构造的路子来，一定不是从国家定一种制度所能成功的，而是从社会自己试探着走路走出来的，因此中国将来的社会构造在礼俗而非法律。（2）中国的发展是他自觉的，而非别人强制的。梁漱溟认为像苏联这样依靠强大的外力而“捏造”出来的政治实体是注定没有生命力的。
  　　 梁漱溟比较了中国和西方在政治价值观上的差别，他认为，西方政治的两个基本原则是公民参与和个人的自由权。所谓的公民参与就是大家做主，但是，这一点就与中国精神中的两个优点相冲突，即伦理和人生向上，梁漱溟认为有许多领域是不能多数决定，人格的高低也不能是多数人决定。
  　　 因此要追求贤知之士的领导和多数人的主动二者之间的调和。
  　　但是这种态度并非是要拒绝对于西方制度的借鉴，梁漱溟用了一个最简单的解释，因为中国人和西方人纵有许多的不同，但是归根到底都是人，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点，而且中国事实的变化，也会使双方有许多可融合的空间。梁所提出的新自由观则是强调在服从某种公共利益和个人的向上发展基础上的自由。这使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中国义务伦理观念达成调和。
  　　所以，梁漱溟借用了陈独秀的“觉悟”说，他说当所有的制度模仿完成，但制度的效率依然不能看见甚至导致制度的混乱，表明我们应该对这一简单移植的做法的反思。“中国人学西洋，学到这一步，也就完了。更没有什么可学的了；不觉悟，也会要觉悟了！今后除非中国民族更无前途，即也没什么自救运动再发动起来；如其有之，新运动的倾向，将不能不从‘民族自觉’开始。”
  　　
  　　（二）制度必须从自身的文化中生长出来
  　　
  　　梁漱溟曾称中国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化，梁漱溟对于中国现代制度建设的思考也是一种“早熟”的思考，因为，即使在西方，制度和习俗之前的关系也是最近才被学术界所强调。除了我们熟悉的哈耶克等人之外，哈佛大学的印度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森（Amartya sen）着力于反思建立在西方文化强势基础上的认同“暴力”，认为不能因为有一部分继承了他们自己的传统而别列入另册，同时，他也认为印度佛教中的辩经习俗是“民主”的形态，因此认为应该丰富“民主”的意义而不是被狭隘的定义所局限。这些讨论都能让我们想起一百年前梁漱溟孤独的思考。
  　　梁漱溟并不反对对于西方的文化和制度的接受，他认为，既然同属人类，那么肯定会有许多的共同点，这就会互相吸收个借鉴奠定了基础。况且，中国文化中有一种宽容的精神，因此对于外来的强势文化采取毫无保留的吸收态度，但是问题是有时候引入的结果与愿望刚好相反。比如在中国社会需要团结的时候引入个人主义，因此西方的思想却成为中国社会的离心力。第二，中国以前是专制，反专制的目的就是要保证个人的权利。但是，却引入一种反近代的思想，不讲专制，却强调专政和统制，在自由尚未建立，尊重个人习惯还没形成的中国，却引发无限制的干涉主义。
  　　因此，伦理本位的社会崩溃了，但是西洋的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也没建立起来，成为一个东不成西不就的状态，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讲理，在需要用西方的理论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就用西方的那套。在需要中国的伦理道德来说理的时候，便搬出中国的说法，全然不管这几套理论之间的矛盾。
  　　旧的社会组织崩溃了，就要建立新的社会组织。那么，梁漱溟要建立的社会组织是什么样?他说：“中国如果有一个团体组织出现，那就是一个中西具体事实的融合，可以说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这个团体组织是一个伦理情谊的组织，而以人生向上为前进的目标(这两项很要紧，西洋人亦将转变到这里来）。”
  　　梁漱溟从中西精神的差异上讨论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可能途径，他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利益集团之间的牵制，从而建立起一种均衡，而中国的伦理关系的特征，使政治架构中的统治阶层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制约建立不起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说明，中国社会维系的主要力量在于“礼”，在于情理，而非冰冷的“事理”。
  　　乡村组织中建设现代的制度精神，因为这里面包含着情感和人生向上的因素，梁漱溟对近代以来乡村社会的变革持怀疑态度。梁漱溟比较了吕坤等设计的乡约原则和近代中国农村的乡村自治条例进行比较之后，发现，在法制原则下，传统中国乡约中“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精神已不复存在，代之以严肃的处理，而结果是使这个人在乡村社会中因失去脸面而无法再容身，从而将之推向更为恶劣的境地。
  　　由于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梁漱溟的制度设想并没有取得实践的检验，而接下来的中国政治现实也使这种讨论成为绝响。不过，随着三农问题、城乡问题、农村衰败等问题的讨论，梁漱溟的思考和实践成为不可忽视的“起点”。
  　　不同于当时和当下的许多知识分子并无政治实践的经验而高谈制度的创造，梁漱溟有着邹平乡村建设的具体的经验。不过，人们或许会从乡村建设的实践本身的失败和他的制度构想本身的问题来质疑梁漱溟乡村建设本身的价值。但是，有一点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在当下的中国，又进入了一个选择的关键时刻，我们已经感觉到制度理想和制度实践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制度建设与中国文化、习俗之间的距离。这导致我们的制度效率低下。而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往往单向度地被认为是模仿和移植不够充分，而不是从制度移植是否与文化习俗相冲突的角度来理解。这样，这种思考的角度所导致的结果是制度建设中将中国的制度传统的合理因素弃置不用。但有趣的是梁的思考十分符合多元性的文化思考，而我也相信这种实践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对这种思考的重要性的贬低。欣喜的是我们已经看到冯象等学者对于这些思考的继续，而如果有更多的类似于梁先生这样的实践的机会，其结果会是如何呢？这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