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督君主的教育

出版时间：2003-11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伊拉斯谟  页数：231  译者：李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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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代序　　伊拉斯谟的《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两书之撰成相隔不过三年（分别完成于1516年和1513年）。[2]当时的政治状况动荡不安，欧洲最具权势的王室（意大利美第奇家族，法国瓦罗亚王室，西班牙、德国与低地诸国的哈布斯堡王室[3]）野心大炽，渴慕王朝武功，一时造成（如一位历史学家曾称之为的）“道德恐慌”。这两位在撰写论著讨论如何最好地培养统治者以进行卓有成效的治理时，都是在回应这种时势。马基雅维利面对美第奇家族于1512年重掌佛罗伦萨政权的局面（该家族于1494年被法国人逐出佛罗伦萨），试图阐明要想确保维持君主声称的对国家的控制，君王术（princely virtu—osity）都得具备哪些特性。他为此所提出的这些劝戒，其基础就在于威慑要惩治恶行，赞同采取地域扩张主义，以及乐意借助强力维持政治控制，　旨在令君主的臣民始终处在不安的状态之中，比如“君主使民畏惧远比受民爱戴来得安全”，或是“君主应当心无旁骛，只考虑战争及其法纪与惩处”。[4]　　面对现实政治中的同一个问题，这两位思想家的反应却是如此迥异，这真算得上对于人类心智之精巧的那些不断出现的反讽之一。在《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中，伊拉斯谟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马基雅维利力图教导攫取权力的统治者，如何才能最好地维持这份权力。而伊拉斯谟却直言不讳地赞同欧洲的世袭王室，明确指出，打乱现行秩序会引发分歧，不利于社会整合，代价过于高昂，因此难以考虑。统治者的臣民只有遭受赤裸裸的暴政，才有正当理由发起政治挑战。基于这种对于现状的认可与支持，伊拉斯谟在《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中为自己设下的问题是：如何确保那些世袭王位的统治者受到正确的教育，以便公正而仁慈地进行治理，使君主之治理永远也不会沦为压迫。　　“如果没有一个国家，单单一位君主是无法生存的，事实上，是国家承纳了君主，而不是君主承纳了国家。除了其臣民的授意，还能有什么让一位君主成为伟人?”[5]在伊拉斯谟看来，正是君主之臣民的正式授意，授予君主对臣民行使权威的权力。生在现行世袭家室中的君主可以认为具备这种授意，通过婚姻获得头衔的君主就得主动去寻求这种授意，而通过军事行动和征服赢得疆土的君主也得如此。无论何种情况，都期望君主能够矢志不移地服务于其臣民的最佳利益。　　伊拉斯谟之所以坚持认为，君主必须在所有事情上都表现出德行，直接源于这种基于共同授意的合法治理模式。由一群臣民选择服从一位君主的统治，前提是完全认识到他的所有行动都将有利于他们的共同利益。在其敬献查理国王（日后的哈布斯堡皇帝查理五世）的信函中，尹拉斯谟（借鉴希腊政治哲学家色诺芬的说法）提出：“在对自由的、自愿的臣民的绝对治理当中，确有某种超出人的自然的东西，某种全然神圣的东西。”[6]自由而自愿的授意为基督君主的统治提供了理据和支持。因此，基督君主需要受到特别的教育，以便能够在一切事情上都认识到并去追求道德上的善，从而有能力代表其民众做出正确的决策。

内容概要

　　在《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中，伊拉斯谟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马基雅维利力图教导攫取权力的统治者，如何才能最好地维持这份权力。而伊拉斯谟却直言不讳地赞同欧洲的世袭王室，明确指出，打乱现行秩序会引发分岐，不利于社会整合，代价过于高昂，因此难以考虑。统治者的臣民只有遭受赤裸裸的暴政，才有正当理由发起政治挑战。基于这种对于现状的认可与支持，伊拉斯谟在《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中为自己设下的问题是：如何确保那些世袭王位的统治者受到正确的教育，以便公正而仁慈地进行治理，使君主之治理永远也不传统沦为压迫。

作者简介

作者：（荷兰）伊拉斯谟 译者：李康

书籍目录

代序论基督君主的教育献辞第一章 基督君主之诞生与教养第二章 君主须远佞臣第三章 和平之艺术第四章 岁入与税负第五章 君主之宽宏仁慈第六章 法律之执行或修缮第七章 官吏与其职责第八章 条约第九章 君主之联姻第十章 和平时期君主之要务第十一章 论开战附录 附一 颂奥地利大公腓力（选段）附二 颂奥地利大公腓力伊拉斯谟生平著述编年译者说明

章节摘录

书摘　　您既然和其他人一起分享了基督的圣餐，难道拒绝也和他们分享基督的教诲?您已经以基督的名义发下誓愿，难道会对恺撒或亚历山大大帝的行径无动于衷?您期待着和别人一样的回报，难道认为基督的箴言不适用于您?　　但是，另一方面，不要以为只是在仪礼上发现基督，也就是说，只是在不再被严格遵照的箴言里、在教会的制度里找到基督。谁才是真正的基督徒?不只是受过洗礼、坚信礼或上弥撒，而是在内心深处信奉基督，并通过秉持基督精神行事来表现这一点。　　要防备内心出现这样的念头：“为什么你用这种腔调跟我说话?我又不是一介草民；我又不是一位牧师；我又不是一名修士。”而是要这样想问题：“我既是一位基督徒，又是一位君主。”一位真正的基督徒，有义务始终远离一切堕落，而以其无可指摘的品性和智慧秀冠群伦，更是一位君主的职责所在。既然您强令您的臣民知晓并遵从您的法令，那么，对于作为您的国王的耶稣基督的律法，您又该以怎样的加倍热诚，强令自己知晓并遵从!　　要是有人曾经发誓效忠其国王，后来却起而反叛，您会认为这是一件十恶不赦的罪行，因为没有任何惩罚足够严厉。那么，对于您自己受洗时发誓效忠的基督，您投身于他的事业，您祝愿了他的圣餐，却又有何根据为自己开脱，有数不清的次数违背了基督的律法，却只是一笑置之?　　如果这些所作所为都是满怀赤诚，我们又为何视同儿戏?但是，如果它只不过是一场儿戏，我们又为何要以基督的名义令它荣耀?凡人皆有一死，乞丐与国王概莫能外。然则身后的留名各有不同，到那时，曾经强权在握的那些人所受的对待也是最苛刻的。　　不要以为，只需征发一支大军讨伐土耳其，修筑一座神庙，或在什么地方建造一所小修道院，就已经很好地履行了您对于基督的职责。再没有什么别的成就，能够比您向您的子民展现出自己是一位仁君更好地让您赢得上帝之恩宠。　　要提防那些佞臣的蒙蔽，他们声称这类箴言不适用于君主，只适用于他们称为神职人员的阶层。诚然，君主并非神父，因此不必为基督之肉身祝圣；他不是主教，因此不会向民众宣讲基督教的神迹，不会主持圣餐仪式；他不曾终身归人圣本笃会，因此不会披上蒙头斗篷。但是，他比这些人都更彻底地是一名基督徒。他终身归人的修会不是圣方济的修会，而是基督本人的修会，他由基督本人亲传白袍。如果君主在期望实际回报的同时也期望成就伟大，就必须和其他基督徒一道不懈追寻。您也得背负您的十字架，否则上帝不会接纳您。您也许会问：“那么我的十字架是什么?”让我来告诉您。只要您追寻正确的事业，决不滥施暴虐，决不横征暴敛，决不卖官鬻爵，决不贪污受贿，那么，您的财富当然就会比不这样做时空虚许多。但是，只要您正在展现出正义的获益，就别在意财富的贫乏。再者，只要您不遗余力地在各方面都考虑到国家的利益，您的生活就将处于焦虑之中，您的少年情怀将被剥夺其快乐，您会被夜以继日的工作弄得疲惫不堪。忘掉这些不快，享受您的自觉：您走的是一条正道。与此类似，如果您选择的是宽恕伤害，而不是让国家耗费极大代价来复仇，您的帝国很有可能有所减弱。但请承受这种后果，要想到您已经从给比原本少得多的人们带来伤害之中收获了许多许多。您作为一个男人所具备的个人情感(比如被攻击激起的愤怒、对妻子的爱、对敌人的恨、羞耻之心)，是不是唆使您去做不正当的事情，无益于国家的事情?请您重视值得荣耀的胜利，请让您对于公共福祉的关注战胜您的私人情感。最后，如果你不能够在捍卫您的王国的同时，做到不侵害正义，不流血成河，或者不对宗教韵事业造成重大伤害，那还不如顺应现实处境，退位算了。即使您不能在不威胁到自己生命的情况下照管好自己臣民的财产，也要将民众的安危置于自己酌安危之上。但是，当您这样行事，像一位真正的基督君主一样行事的时候，或许会有些家伙说您是个傻瓜，根本不是位君主。矢志不移，宁做一位正义的庶民，不当一个不义的君主。您可以看到，即使是最伟大的国王，如果他们想要始终如一地遵循正确的道路，并且也应当如此，就会背负他们的十字架。　　如果在定罪时考虑的是所造成的危害，那么佞臣之祸因其以暴君的观念败坏和污染君主的年少时光，对于国家所造成的祸害更有甚于窃取公共财富的贼。任何人污损君主之钱币都尚且受到精密设计的惩罚，而污损君主之心智的那些人，却似乎会受到几乎可说是酬报的待遇。　　但愿卡涅阿德斯的名言至少在我们基督徒中间不那么正确。他说：王室子弟除了骑马，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正确地学会，因为在其他所有事情上，每一个人都会迁就他，奉承他，但因为纯粹的马并不懂得骑在自己身上的是王公贵族还是庶民百姓，是富得流油还是一贫如洗，是帝王之尊还是一介平民，只要那人没有高超的驭术，它都会把他甩下背来。但我们的确也时常看到，不仅保姆、友伴、随从会对帝王家的孩子阿谀奉承，甚至负有形塑男孩性格之重托的导师本人，在履行自己职责的时候，也会考虑自己由此发财致富，而不是培养出一个更好的君主。就连那些在宗教事务上一本正经地讲道的人，也会曲言奉承，讨好君主及其廷臣，即便要做出某种批评，口气也像是最热乎的奉承。我之所以说这些，并不是因为我认为用刺激性的语言大声斥骂君主的生活是一种值得鼓励的做法，而是因为我宁愿看到布道者们在宣扬良君的正面典范时不作妄语，不曲言奉承，一味纵容基督君主身上那些连异教徒也会谴责异教君主的表现。国家之官吏不能直言相谏，国家之咨议不能坦诚相待，对商国是。其原因就在于，既然王公贵族之间利益相争，也就都相互倾轧，争宠于君主之前，或打击对手，或力避授敌以柄，自讨苦吃。神父者亦为阿谀奉承之徒，医生者也是唯唯诺诺之辈。听取异邦演说家赤裸裸的颂扬，而今已成随处可见的习俗。过去尚存有一丝最后的希望，而今就连这一点也是无法信赖：我所指的当然就是那些被老百姓称之为“王室告解神父”的人。如果这些人坦率真诚，慎思明辨，当然就有能力在他们享有的绝对私密的状况下，给予君主坦诚友好的建议。但现实往往是人人都在寻求他自己的利益，同时却忽视了服务于共同的善的手段。诗人和演说家现在都已经驾轻就熟，不根据君主实际应得的奖赏，而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灵感，来掂量如何颂扬君主。当然，他们的危害还算比较轻，巫师和预言家之类的人危害要严重得多。他们担保国王长命百岁，无往不胜，功勋彪炳，幸福快活，广土众民；然后又对其他人危言恐吓：暴死，灾难，折磨，流放。在此过程中，他们利用了人类生活中两个首要的暴君，也就是希望与恐惧。从星辰流转之中预卜未来的占星术士和他们也是一丘之貉，至于他们的东西是不是一种真正的科学，这里不是讨论的地方。无论如何，他们现在对普通人所拥有的支配力量，给人类带来的绝对不是个小问题。　　但各种谄媚小人中危害最大的，还是有些人表面上坦坦荡荡，却以某种令人瞩目的方式，设法在看起来约束你的时候怂恿你，在看起来批评你的时候赞扬你。普鲁塔克在一篇名为“论如何区辨佞臣与诤友”的短文中，对这些人做了绝妙的刻画。　　一生当中有两段时光特别容易受到谄陕的侵袭。一是少年，因为少不经事；一是老年，因为老迈昏聩。不过，愚人在什么年纪上都会出现，也总会伴随着自恋。柏拉图也正确地警示我们，最危险的一种奉承，就是当人自我奉承，结果当其他人对自己做的事情恰好是自己自愿做的时，很容易不加防备。　　过去有一种不错的想法，在国家的边界要塞设置官吏以核查进出口贸易，当然，也是为了确保商人行旅自由来去而不必担心盗匪袭扰。如果在君主统治的疆域内有什么东西被盗，每一位君主都会确保商人不会蒙受任何损失，盗贼不会逍遥法外。但到后来，或许是出于礼节，商人们开始略付薄费。而在今天，旅人处处都要受到这些关税的掠夺，游客被骚扰，商人被洗劫，尽管过路费与日俱增，但再也不曾听闻有保护这些人的说法了。制度最初设立时的宗旨就这样荡然无存，这项做法在出台时是多么的合情合理，却在那些实行者的滥行误施之下，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暴政。　　过去有这么一种规矩，就是由失事的船只上冲到岸边的财货应由沿海地方官保管，但不是为了让这些财货落人他或君主的腰包，而是为了防止被不法之徒所攫取。如果没有可以合情合理地声称占有这些财物的人生还，最终就将归为公共财产。但是如今在有些地方，散落到海边的任何东西无论是怎么来的，都被地方官据为已有，他比大海本身还冷酷无情，因为风暴过后留给可怜的生还者的任何东西，都被他像第二场风暴一般劫掠一空。　　好了，您可以看出，一切都变得何等地糟糕。窃贼因为攫取他人的财产而受到惩罚，但原本被任命来阻止偷窃的官吏却干着和窃贼一般无二的勾当。正是被雇用来保护合法所有人免遭损失的人，对该所有人实施了第二次掠夺。也正是那些被任命来专门防止行旅被袭扰和劫掠的人，大肆袭扰和劫掠着商人。正是被法律任命来防止财产落人奸人之手的人，阻止了财产回归它合法的所有者。许多地方都有大量与此类似的制度，其不公不正毫不逊色于不正义本身。不过，我无意于在本文中指责任何具体的国家，因为这些事情几乎是所有国家的普遍现象，当然它们也都指责这些现象。我只是为了劝戒世人才开列这些例子。其中的某些惯例或许确实在废除时必然引发剧烈的动荡，但这些惯例的废除将会为君主赢得民心与美誉，要知道，有些东西比任何财政所得都重要。　　就像君主一样，法律必须让所有人都能受到保护，必须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否则，正如希腊哲学家的智慧之言，法律只会成为蛛网，鸟儿可以凭其个头儿大而轻易地撞破，只能缠住些小蚊小蝇。　　就像君主一样，法律始终必须做到宁贷勿罚，原因或是由于它具有某种本质上的温和；或是由于它反映了上帝的行事方式，不轻易陷于愤怒与复仇的情绪之中；又或是由于被错放的人可以通过惩罚来挽回，但受到不公惩罚的人就只能陷于无助了。即便他依然幸存，谁又能估价另一个人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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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伊拉斯谟的《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两书之撰成相隔不过三年(分别完成于1516年和1513年)。[2]当时的政治状况动荡不安，欧洲最具权势的王室(意大利美第奇家族，法国瓦罗亚王室，西班牙、德国与低地诸国的哈布斯堡王室[3])野心大炽，渴慕王朝武功，一时造成(如一位历史学家曾称之为的)“道德恐慌”。这两位在撰写论著讨论如何最好地培养统治者以进行卓有成效的治理时，都是在回应这种时势。马基雅维利面对美第奇家族于1512年重掌佛罗伦萨政权的局面(该家族于1494年被法国人逐出佛罗伦萨)，试图阐明要想确保维持君主声称的对国家的控制，君王术(princely virtu—osity)都得具备哪些特性。他为此所提出的这些劝戒，其基础就在于威慑要惩治恶行，赞同采取地域扩张主义，以及乐意借助强力维持政治控制，  旨在令君主的臣民始终处在不安的状态之中，比如“君主使民畏惧远比受民爱戴来得安全”，或是“君主应当心无旁骛，只考虑战争及其法纪与惩处”。[4]　　面对现实政治中的同一个问题，这两位思想家的反应却是如此迥异，这真算得上对于人类心智之精巧的那些不断出现的反讽之一。在《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中，伊拉斯谟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马基雅维利力图教导攫取权力的统治者，如何才能最好地维持这份权力。而伊拉斯谟却直言不讳地赞同欧洲的世袭王室，明确指出，打乱现行秩序会引发分歧，不利于社会整合，代价过于高昂，因此难以考虑。统治者的臣民只有遭受赤裸裸的暴政，才有正当理由发起政治挑战。基于这种对于现状的认可与支持，伊拉斯谟在《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中为自己设下的问题是：如何确保那些世袭王位的统治者受到正确的教育，以便公正而仁慈地进行治理，使君主之治理永远也不会沦为压迫。　　“如果没有一个国家，单单一位君主是无法生存的，事实上，是国家承纳了君主，而不是君主承纳了国家。除了其臣民的授意，还能有什么让一位君主成为伟人?”[5]在伊拉斯谟看来，正是君主之臣民的正式授意，授予君主对臣民行使权威的权力。生在现行世袭家室中的君主可以认为具备这种授意，通过婚姻获得头衔的君主就得主动去寻求这种授意，而通过军事行动和征服赢得疆土的君主也得如此。无论何种情况，都期望君主能够矢志不移地服务于其臣民的最佳利益。　　伊拉斯谟之所以坚持认为，君主必须在所有事情上都表现出德行，直接源于这种基于共同授意的合法治理模式。由一群臣民选择服从一位君主的统治，前提是完全认识到他的所有行动都将有利于他们的共同利益。在其敬献查理国王(日后的哈布斯堡皇帝查理五世)的信函中，尹拉斯谟(借鉴希腊政治哲学家色诺芬的说法)提出：“在对自由的、自愿的臣民的绝对治理当中，确有某种超出人的自然的东西，某种全然神圣的东西。”[6]自由而自愿的授意为基督君主的统治提供了理据和支持。因此，基督君主需要受到特别的教育，以便能够在一切事情上都认识到并去追求道德上的善，从而有能力代表其民众做出正确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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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基督君主的教育》的表述形式是一系列的劝戒和箴言（以简洁易记的语句概括教诲的关键要领），对象是开明的统治者。其中的“基督教教义”其实只是它对于领袖和法治所赋予的高度的道德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