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9-7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吴思 页数:242
Tag标签:无
内容概要
《亲历记:走向1949》包括:开国大典为何并非十月一日;宋庆龄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毛家湾服务员披露林彪的家庭生活内幕;江青折腾我拍“样板电影”;迎取刘少奇主席骨灰纪实;张学良的中共党员身份考略;胡耀邦向我们三鞠躬。《亲历记:走向1949》是知名历史杂志《炎黄春秋》2000年—2009年十年所刊文章的精编集。《炎黄春秋》被誉为中国当代历史第一刊,自创刊以来,十年总订量已逾500万册,近几年来每期的订阅量高达10万册之多,在国内历史读者群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亲历记:走向1949》集中选取了《炎黄春秋》“亲历记”栏目里的精华篇目,这类文章都是当事人自己亲历、并且自己记录下的活生生的历史。《亲历记》分为两辑:《走向1949》和《1978纪事》,时间跨度从抗日战争之初到改革开放前后,所记录的内容偏重平凡人的视角,但也有对重大人物的审视;既反映出了当时普通的家庭生活,也展现了许多关键的历史事件;不仅有原汁原味的纪实成分,更有还原历史的解密文字。选编者希望这些文章能给读者提供一些新的历史资料,同时希望通过这些知识增量,解释人们对于中国当代史的一些困惑,并纠正一些误解。
作者简介
吴思,历史学者。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炎黄春秋》杂志社总编辑。著有《潜规则》、《血酬定律》、《隐蔽的秩序》等作品,在国内引起广泛影响。
书籍目录
刀尖上的日子
我与日军空战
我亲历的长沙大火
我是炸黄河铁桥、扒花园口的执行者
空袭中路遇宋美龄
滚在刺刀尖上的日子(上)
滚在刺刀尖上的日子(下)
中国大学生与美国飞虎队
日寇投降亲历记
芷江受降亲历记
走向1949
我在西路军的经历
党派我给宋庆龄当秘书
我在延安被“抢救”
史超眼中和笔下的淮海战役
我在解放战争中的三年采访
随毛泽东进京赶考的日子
不能忘记本原的开国大典
苍茫二十年
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
沈元: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
从战士到贱民的奇特经历(一)
从战士到贱民的奇特经历(二)
苏飞冤案平反何其难
家庭出身与我的个人遭遇
我亲见亲历的荒唐工程
章节摘录
我与日军空战吴鼎臣/口述 张学锋/整理1937年9月19日的沪宁保卫战中,由于日军的96式战斗机性能优越于我们当时使用的霍克Ⅲ战斗机,战斗中,我的飞机中弹十多处,一粒达姆弹击穿飞机的玻璃风挡后炸成无数只芝麻大的碎片穿进我的右小腿内,忍着剧疼,我驾驶着受伤的战机好不容易才降落到扬州机场。紧接着就被紧急送到扬州医院进行手术。当时我们空军的情况并不好,军事力量上敌优我劣,尽管中国空军已连续击落日机60多架,但我们损失更大,由于没有技术力量制造也购买不到飞机,国民党军方只能“拆东墙补西墙”临时组装一些飞机,根本压制不住敌机的强大攻势。照这样下去,中国空军将全军覆没。就在我为下一步如何空战焦急万分的时候,接到了我所在的空军四大队发来的电报,让我在伤好之后赶到兰州接收苏联援助的新型飞机。要知道,能驾驶战机重返蓝天战斗,那是一件多么让人振奋的事情啊!当时别提我有多么激动了。顾不得腿伤还没有痊愈,我坚持要求出院,当天奔赴兰州。这里有必要提及《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由于空军损失殆尽,国民党政府开始寻求外援,当时太平洋战争还未爆发,美国无心介入,蒋介石只好把目光投向苏联,经过一番磋商,于1937年8月21日签订条约,苏联不但为中国输送了飞机,还派来了志愿航空队参加中国的对日作战。当我风尘仆仆地赶到兰州,战友们在与我热烈地拥抱后,就急着向我介绍苏联新式战机的优越性能。我们四大队接收的是E-15和E-16两种型号的战斗机,这两种战斗机最大的优势就是速度快,转弯灵活,配备的火力猛。先是在湖北襄城机场完成熟悉飞机性能的训练任务后,我们四大队就接到上级命令,驻防到武汉王家墩机场,保卫武汉领空。武汉作为当时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和抗战物资的集散地,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自然也是日军进行军事打击的重要目标。我们个个摩拳擦掌,发誓要驾驶新型战机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看。第一次空战,我们击落敌机十二架1938年2月18日,武汉地区晴空少云,江面上风平浪静、舟楫稀疏。地处中原地区的武汉,虽然离当时的抗日前线还有几百公里,但在中国传统的春节期间里,人们根本没有心思过年,日军飞机空袭的警报不绝于耳,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武汉三镇。当天,我和其他担任警戒任务的飞行员寸步不离各自的战机,就连中午吃饭,我们都是在各自的机翼下面蹲着吃,就在我吃完饭准备进入机舱休息会儿的时候,突然间空袭警报长鸣,我们立即登上战机做好起飞的准备。这次日军来势凶猛,在26架战斗机的掩护下,12架96式轰炸机满载着炸弹,排着长蛇阵向武汉方向饿扑过来。随着三颗红色信号弹的升空,在代大队长李桂丹的率领下,我们四大队所属的21、22、23中队立即全部起飞,迎战敌机。当我们升高到2000米高度时,就发现大批日机已逼近武汉东南部上空。李桂丹当机立断,指挥大家投入战斗。第22、23中队担任主攻,第21中队负责掩护。顷刻之间,一场激烈的空战打响了。就在我的飞机升高到3000米的高度时,一架96式战斗机居高临下向我俯冲下来,想咬住我的飞机尾部实施攻击。由于手中驾驶着性能优越的E-15战斗机,我心里一点也不慌张,开始慢慢地在空中兜圈子,并故意做出躲避敌机射击的样子,引诱敌机上当,敌机果真以为我的战机害怕了,也跟着我的战机转起了弯子。突然,我以最小半径的急速转弯,猛地转到日机的尾巴后面。惊慌失措的敌机发觉上了当,猛升、猛降、急转弯……使出吃奶的本领想挽回劣势局面。上钩的鱼儿可不能让他白白溜掉,当距离三十多米远的敌机锁进了我的瞄准镜时,说时迟那时快,我的四挺机关枪同时开火,眼看着敌机飞行员的脑袋蔫在一边,刚才还嚣张不可一世的日机此刻拖着长长的浓烟,翻转着向前下方坠落下去。那年我未满23周岁。“二•一八”空战,从战斗打响到结束,只进行了12分钟,共击落敌机12架。四大队损失飞机5架。代大队长李桂丹、中队长吕基淳、队员巴清正、王怡和李鹏翔5人,为掩护战友血撒碧空。2月21日,武汉市各界在汉口总商会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和第十八集团军代表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等领导人送来了挽联,上写:“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万万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二•一八”空战的中国空军的胜利,大长了中国军民抗击日寇的士气。过了几天,那些被我们击落的敌机残骸被堆放在汉口中山公园大门外,武汉百姓扶老携幼争相前来观看,照相留念。我们这些飞行员自然也成了武汉姑娘追求的偶像,我的妻子也就是在那时经朋友介绍认识并结为眷属的。第二次空战,钢板椅背救了我的命没有了敌机的骚扰,武汉又暂时恢复了往日的繁荣,商店照常开门营业,学校也恢复了上课,就连电影院也开始热闹起来……但我们空军时刻没有放松,时不时地飞到前方战场为陆军加油助威,并在空中向日军阵地投掷炸弹。为打击日军空军基地,我们奉命调到南昌机场,准备与苏联空军志愿队一道,奔赴广州外海的三灶岛的日军基地实施空中打击。但天公不作美,正逢梅雨季节,天天小雨下个不停。那时中国空军有三个不飞:天气不好不能飞,飞机不好不能飞,飞行员身体不好不能飞。没有办法,我们只有在南昌待命。4月29日,是日本天长节,即日本昭和天皇的生日。日军企图在一天之内一举消灭驻武汉的中国空军主力,以实际行动向天皇祝寿。为此,日海军航空兵团经过两周苦心筹划和精心准备,决定由佐式保指挥的第2联合航空队负责执行这一“神圣使命”。殊不知,日军的意图早已被中国空军所获悉。中国空军在4月20日击落一架前来武汉上空进行侦察的日机,在死去的飞行员身上搜出了一个笔记本,上面披露了日军29日空袭武汉的重要情报。在与苏联志愿航空队研究部署后,我们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日军对他的秘密被泄露并不知晓。当天下午1点多钟,日本棚町少佐率18架轰炸机,在小园少佐指挥的27架战斗机的护航下,从安徽和江西边界大举进袭武汉。下午2时30分,日空军编队进入武汉空防警戒范围,三镇空袭警报同时响起。早有准备的中国空军第3、4、5大队的19架和苏联志愿航空队的45架E-15、E-16战斗机此刻已占据有利高度,正准备歼灭进入他们预先设下的空中口袋的日机。这一仗历时30分钟,在中苏飞行员的密切协同作战下,共击落敌机21架,余下的狼狈逃窜。中国飞行员陈怀民和苏联志愿队飞行员舒斯捷尔与日机格斗中,临危不惧,在战机受伤的情况下,先后与敌机相撞而英勇牺牲。他们为中国抗战而死,功垂千史。在那天的空战中,我和陈怀民担任总领队刘宗武副大队长的僚机,突出在大队的最前端。战斗一打响,我就遭遇三架敌机对我进行包围攻击,我照顾了这一架,就顾不上另外两架。突然间,一阵子弹打得我的座椅背叮当响。这下我反倒镇静了许多,真没想到我刚刚安装的自制钢板椅背救了我一命(“二•一八”空战,我们吸取了阵亡战友的教训,将原先战机上的铝皮椅背改换成防弹钢板)。我沉住气准备寻找机会先击落其中一架再说。不料,又一阵子弹从我的侧面进行扫射。立刻我的战机被打中起火,由于惯性,大火烧在了我的面部和颈部,情况十分危急,我只得弃机跳伞,降落在武昌徐家棚附近的水田里,落地后才感觉到脸上身上一阵阵灼疼。当地的老百姓得知我是中国空军飞行员后,立即取来扁担、绳子和门板做了副临时担架,抬着我准备护送我过江。行走了约一里路,遇到了开车前来巡查路况的粤汉铁路的一位段长,当听说我是负伤的中国空军人员,急忙将我扶上车,将我送到粤汉铁路医院进行急救包扎,然后又护送我过江,就这样我又转入了当时由外国人开设的万国医院(位于中山大道黎黄陂路的交叉口)。经过外国医生的复查,重新消毒后整个头部包了起来,由于伤势严重,必须住院治疗。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我住院的当天,我正迷迷糊糊地躺在病床上,突然听到有人对我说:“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先生来看望你了。”我想揭开包扎在眼睛上的纱布,亲眼看看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轻轻地握住我的手,用我们苏北口音亲切地对我说:“希望你好好养伤,伤好后再重上蓝天杀敌,我们后会有期。”尽管当时我没有看到周恩来先生的面容,但他温暖的双手、亲切的问候,至今让我终生难忘。两天后,我面部的纱布拆除了,看到病房摆满了慰问的鲜花,床前的桌子上放满了各种食品,床头上放有社会各界人士慰问时留下的名片。还有抗敌后援会赠送的一块阿美加手表和一只派克钢笔。陪护我的小通信员将我身上换下来的衣物还给我,我的飞行服被敌人燃烧弹引燃烧成了碗口大的洞,身上穿的衬衣背后有6个洞,那是被敌人子弹从侧面射穿的。那子弹距离我的腰部至多也只有0.5—1毫米。我右脚大脚趾上被子弹射穿了两个洞,但未伤到脚趾骨。我真的好幸运,也多亏了那块钢板椅背,是它救了我的命。由于我的面部伤势较重,还需要进一步治疗。就这样,我失去了“5•31”武汉第三次空战的机会。三个月出院后我奉命调离空军四大队,到昆明航校一面疗养一面工作,并开始了培养飞行员的教官生涯。我亲历的长沙大火华宣恩中国抗日战争期间,震惊世人的长沙大火令国人难忘,作为亲历并参与这一惨案的当事人之一,我将所见所闻记录于后,供今后历史研究者参考。焦土抗战、坚壁清野乃抗战策略之一,也反映了中国人破釜沉舟、死里求生的决心。然而1938年长沙被烧成一片废墟,依我之见,却并非为焦土抗战而牺牲,内中原因无法全面分析,但国民党官僚阶层的腐败、内讧则暴露无遗。幸而,湖南人厚道而坚强,遭此剧变虽有怨言,为顾全大局,反而化悲痛为力量,配合国家军队与敌人作殊死战斗。此后,湖北三次大会战,衡阳47天保卫战都留下壮烈史迹,当时率领民众守城的乃湖南人方先觉师长。长沙为湖南省会,地辖南北,扼粤汉交通中心,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淞沪之战展开,南京撤守,继之徐州会战节节失利,长沙地位日趋重要,更成了前方之后方,也成了后方之前方,前线伤患与京沪人员物资,不断后撤前来,或过路转赴西南各省;而后方之兵源粮秣,也经此向前方源源补充,如此为这古城带来空前畸形之繁荣。及至武汉保卫战展开,留驻长沙及过路人员之物资,始逐渐离此后撤,市民心中此时也觉得空虚与恐慌。1938年10月下旬不数日间,广州及武汉相继失守,敌人并于11月10日攻陷湖南之岳阳,企图一鼓作气打通粤汉线,控制我抗战中心。长沙夹在武汉广州之中,已极为紧张,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加以敌机滥施轰炸,人心益加浮动,市民自中秋以后即自动展开疏散,先是老弱妇孺,次是不必要留在城内之男子,最后是全家撤退;各学校均陆续搬迁湘西南一带山区,商店行业大都停业疏散,城内除守军及战地服务团青年们外,尚有四千余伤残官兵,后方无法收容,暂留原地。那时,长沙一些大户有钱人家皆有“封火墙”,厚达尺余,高至二三丈,足以防火防盗,除非炮弹直接命中,否则万无一失,他们储备了充分的物资及粮食并派遣人员看守。当时长沙的军政首长、省主席张治中,警备司令酆悌下辖两个警备团,警备一团团长岳岑率部于宝庆集训,在长沙仅有警备二团,团长徐昆,警察局长文重孚。张治中在岳阳失守那一天,还特别鸣锣示众,告知市民敌军尚在岳阳以北,一时绝到不了长沙。战地服务团的青年团员们更远赴四乡讲演,张贴壁报,以安定民心,翌日即有市民回城。张治中电令警备司令酆悌,若长沙一旦危急,即实施焦土政策。酆悌当时正应副司令唐生明之晚宴,唐生明之妻乃老牌电影明星徐来,擅长肆应,美而多姿,每有宴会,宾客皆趋之若鹜。酆悌曾任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官僚习气极深,很少与部下接触,高高在上,一味只知享乐,沉迷灯红酒绿之中,接张治中电令后也不考虑,立即传令参谋处周处长(忘其名,火后即失踪)布置长沙焦土事宜。周处长紧急电知,徐团长、文局长,以及地方自卫队等开紧急会议。会中酆悌宣布奉主席命令,若日军进犯长沙,即实施焦土政策,一切实施事宜由周处长拟定方案,经磋商后各位分头进行,他就离开了会场。最后商定实施方案主要的是警察局尽力劝市民疏散,并防止暴民乘机捣乱,市区内交由警备二团负责行动,因兵力不足郊区可由地方自卫队担任放火,放火队三人一组,每组间隔50到100米,汽油可向警备司令部领取,每一组配发一小桶,所有市内各放火组统由徐团长指挥,听到拉警报即开始放火。任务完成后可分头向湘潭退却。然后在湘潭集结,听候下一步命令(说明:按军事规定,敌军进入城郊30华里以内时,即实施“焦土抗战”政策)。盖当时我方电讯器材奇缺,武汉会战时通信兵团曾冒险至湘北岳阳等地撤收电线电话,以图抢运后方应用,只因战局逆转过速,措手不及,以至当时电讯传播极为困难,甚至第九战区司令陈诚与省主席张治中欲得一具电话都不易,其困难由此可见。岳阳失守时隔两日,敌军向岳阳以南离长沙还有250里的新墙河进犯时,译电员竟将前方电讯漏一“墙”字,致将“新墙河”变成离长沙仅有12华里的“新河”。此信息当时被自卫队首先得知,这班乌合之众,不管上级有无命令,也没有听到警报,即放起火来。这时防守长沙的兵力极为薄弱,不论官兵都存有早日脱离不安全地带的矛盾心理,我们在城内的官兵们,蓦然看到四面火起,人心彷徨不已,不知所措,徐团长立即骑车赶往警备司令部请示,讵知到司令部见满地纸屑杂物零乱,人员已不知去向,仅有三数士兵在捆行李也准备逃走,当然也问不出所以然来。他返回原地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进退两难,长叹一声“走吧”,于是各处士兵也点上了火,大火也就如此一轰而起。时已黄昏,不到一小时长沙市即全部陷入火海之中。12日半夜,我与营部的官兵们(我时任二团一营营副)退至五里牌时,只见张治中身披黑披风,兀立在何键(前省主席)别墅大门口,态度木然,双眼直盯住长沙城中的冲天烈火,身旁站着背木壳枪卫士5人,我们向他敬礼也视若未见。我们随着人群往湘潭公路撤退,但人潮汹涌,寸步难行,部队炊事兵的大锅被挤丢在路旁,大小汽车皆被推倒在两旁田中,失散人群小孩哭着喊爹娘,爹娘声嘶力竭呼喊儿女,沿途人挤人,虽有善心人欲伸援手,但面临如此生死关头,自身难保,徒呼奈何!那种绝望悲惨情景让人不寒而。时已深夜,百里处火光照耀如同白昼,及至次日清晨我们行抵“猴子石”时,敌人一架侦察机忽临头上来回盘旋,但未有其它行动即向北飞走。我们继续前行,直达湘潭,已走了一日一夜,疲惫不堪,即靠在人家后门口睡觉,时见大火烟灰纷纷飘落头顶。第二日我们陆续归队,接团长传令所有官兵即返回长沙候命。长沙大火延续两夜一日,始自行熄灭,全城尽成焦土,一眼只见断垣残壁,4000余伤患官兵被烧死;市民有的死在市区中,有的淹死在湘江里;还有地方上的莠民流氓乘火打劫,以为可发洋财,当警觉后欲逃离现场已无及;大宅院内所有留守者因前后门均被砖石封死,以及贫困老弱无法走动的,皆无一幸存,真是冤哉!事后,敌机曾将大火后所摄照片投掷于劫后长沙,上印“请看是谁杀人放火”,其心战之狠恶,可以概见。幸国人洞烛其奸,虽对当事人恨之入骨,但并未因敌人之心战而动摇抗战意志。张治中事后问明真相,大错业已铸成,再下令补救已无可收拾矣,他情知不妙,准备东渡湘江,一走了之。事经九战区司令长官获悉,急电留在长沙处理善后。时蒋介石适在南,问讯后表示“此皆我用人不当之咎,而亦中国人才缺乏之所致”。又说,“文白(张治中之号)不知责任所在,犹以为普通罪过,尚思推诿卸责,此表示无能无知之事小,而对于革命与廉耻之事大……”蒋介石拟即赴长沙,陈诚竭力劝阻,谓长沙现毫无兵力,人心慌乱堪忧,待稍稳定后再北上不迟;同时急调附近俞济时部第二十军连夜赶来长沙,一方面责令张治中督率部下尽快清扫主要几条街道(如国货陈列馆前大马路)并扑灭余燃,虽略微修饰门面,实难掩伤心触目之惨状。蒋介石于16日晚间到达长沙,亲睹长沙劫后惨状,及陈诚、张治中来见时,告曰:“长沙焚毁,精神上之打击,千百倍于战败之痛苦,可耻可悲,莫此为甚。”以上这些话都由蒋介石的侍从官转告各部下。中央政府为查究责任,特设军事法庭于二十军军部,派贺国光为审判长,拘押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人于军部特务排。三人得到相当优待,眷属可随时会见送饭。警备两个团官兵全部交由二十军编收。审判结果,酆、徐、文三人均处死刑;张治中撤职查办,讵经人斡旋,反调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人们颇表不满,残壁上写着:“兵临城下,主席张皇失措。烈焰冲天,全城尽成焦土”、“电讯失真,铸成大错。罪魁祸首,推诿卸责”、“新墙河是属岳阳,长沙新河少一墙,这墙相隔两个府(岳阳府与长沙府),混作一府似荒唐”、“三个头颅一把火……”等等。长沙人怨气冲天,因张治中幸免于罪,且反而出任政治部主任,到任之日,有人在部长室门后大书“小心火烛”四字,此更虐而谑矣。其后议论纷纭,有说张治中和酆悌素不相睦,因借长沙大火一案置酆于死地,盖酆悌执行放火,只得张之口头通知,并未有书面命令,致百口莫辩;有说译电员之错误乃有意人为;衡诸情理,均未能全信,且事隔半世纪多,亦无从查考,但国民党有许多高官官僚习气极重,只知享受权势,无视于人民生活痛苦,以至造成上下离心却是实情。(华宣恩,浙江宁波人,黄埔军校毕业,1938年长沙大火期间任副营长,1948年赴台,后移居加拿大,现回宁波养老,91岁)不能忘记本原的开国大典燕凌六十年了,不禁回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是在哪一天举行的?在什么地方?这还用问吗,现在,一般都说是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和广场上。国庆节不是10月1日吗?那幅有名的、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几次修改最后又还原了的油画《开国大典》,画的不是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庆祝仪式的情景吗?是的,这已经习以为常被认为当然了。可是,这并不符合历史真实。“国庆”和“开国大典”并不是一回事。把天安门城楼上那个场景叫做“开国大典”其实是个误解。有《人民日报》当年发表的全部有关报道为证。请看194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头条新闻: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中国人民政协开幕【新华社北平二十一日电】中国人民所渴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于今日下午七时在北平开幕。中国人民政协筹备会主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向大会致开幕词,中国共产党代表刘少奇、特别邀请代表宋庆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张澜、中国人民解放区代表高岗、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陈毅、民主建国会代表黄炎培、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李立三、新疆代表赛福鼎、特别邀请代表张治中、特别邀请代表程潜、华侨代表司徒美堂等十二人在今天的会上相继发表讲演。在会议开幕前,中国人民政协筹备会副主任周恩来报告了会议各类代表的名额和已经到达北平的代表人数。周恩来代表筹备会提出了关于大会主席团八十九人的名单和秘书长人选的提议,得到全场一致的通过。主席团八十九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各七人;民主建国会代表三人;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四人;中国民主促进会代表、中国致公党代表、九三学社代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代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各一人;各地区代表九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十一人;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三人;解放区农民团体代表二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代表二人;其他全国性人民团体代表八人;上海人民团体代表二人;产业界民主人士代表三人;国内少数民族代表二人;华侨民主人士代表二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一人;特别邀请民主人士十一人。会议的秘书长是林伯渠。当被通过的主席团登上主席台后,主席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在这个庄严的时刻,军乐队齐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时在会场外鸣礼炮五十四响,全场代表一致起立,热烈鼓掌至五分钟之久。毛泽东主席的开幕词生动地扼要地叙述了会议召集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毛泽东主席的充满说服力量和乐观情绪的演说,几乎每一句都引起了会场雷鸣似的鼓掌。在毛泽东主席的开幕词在长时间掌声中结束以后,全场起立为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静默三分钟志哀。十二位讲演者的讲演都受到会场的热烈鼓掌欢迎。他们代表着新中国的各方面力量,说明了关于新中国光明前途的共同信念。……这里面列举的许多人名、单位名称和代表人数看起来似乎很枯燥,不厌其烦照抄在这里,是希望过去看过的读者从中重新温习一下当年人民大团结的风貌,而希望没有看过的比较年轻的读者也能够细细品味其中包含的重大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名词和数字是枯燥的,而其中代表的那些人和事,放在当时的环境中看,却是活跃生动、丰富多彩的。不能忘记,毛泽东主席的名言:“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就是这一天在人民政协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说的。也就是在这篇开幕词中,他宣告:“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同时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的题目,就是:《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社论开头就旗帜鲜明地揭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是中国光辉灿烂的人民的新世纪的开端。这是全中国人民空前大团结的会议。这个会议宣告了旧中国的永远灭亡和新中国的伟大诞生。这个会议,在全世界进步人类为世界和平民主事业与人类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伟大斗争中,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永远不可磨灭的贡献。”社论中回溯:“一九四八年的五月一日,正当(蒋介石集团召开的)伪‘国大’完结的那一天,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愿望,发出了对时局的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伟大的号召,配合着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民主运动的前进,立即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国内外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我们今天终于看到了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民主运动胜利地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胜利地召开了人民自己的政治协商会议。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胜利。”社论最后殷切地期望:“从此,全世界的人都将看到中国人民以空前英勇的姿态站起来,成为有高度文明的新社会新国家的光荣的主人。”政协会议决定新中国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并明确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即本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政协会议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的图案,决定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以北平为首都改名北京,以公元纪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政协会议全体一致通过的《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性质“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依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人民日报》的头条大标题把《共同纲领》称为“人民大宪章”,10月1日的社论中称之为“国家的根本大法”。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民政协会议于9月30日闭幕的消息:【新华社北京三十日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它的最后一天选出了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六人为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五十六人的选举结果如下: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今天的会议的其他结果是:选举了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一百八十人(见另电),通过了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见另电),通过了给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见另电),通过了竖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纪念碑的碑文(见另电)。在今天的会议议程完毕以后,举行了简单而庄重的闭幕式。……这个名单初看也未免有些枯燥,但从其包含的时代风云来看,就并不乏味。同时报上发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也值得再次精读。宣言宣告:“这次会议,包含了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表现了全国人民的空前的大团结。”——当时,是把中国共产党包括在“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之内的,不像后来,只把共产党以外的民主党派称为“民主党派”,似乎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民主党派,而是一个非民主党派。宣言中说:“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其中杰出者有如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的压迫,领导广大的人民,进行了不断的斗争,百折不挠,再接再厉,到现在,终于达到了目的。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宣言告诉全国同胞:人民政协会议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同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朱德副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典礼上的闭幕词。闭幕词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工作,已经胜利地完成了。我们全体一致,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欢呼:“庆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完满成功!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一天《人民日报》社论的题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开宗明义:“前程无限光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开始自己当权管理国家,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揭开了历史的新的巨册。”开国盛典已经举行过了,那么,10月1日天安门的盛大集会,又是什么性质?也请看看当时《人民日报》上是怎么说的。10月2日的头条大标题是:首都三十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典礼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很清楚,这是宣布和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典。那一天,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曾经有不少人认为那天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的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显然是把他在政协开幕词中的话搬到这里来了,而且字句也不完全准确。由新华社统一发布的10月1日庆典消息是这样开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今日在新中国首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这是在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典礼上宣布的。典礼在北京天安门前举行……”毛泽东主席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正式公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政府委员会委员名单,然后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特此公告。”10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中说:“在中央人民政府业已宣告成立的今天,我们中国人民可以确信:我们已是一个不可被战胜的国家了,我们要迅速动员全国的一切力量,有步骤地实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实现中国人民革命的大宪章。”放宽尺度,也不妨说:从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人民政协开幕,到10月1日举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典,可以统称为“开国盛典”,但是决不能只把10月1日的集会称为“开国大典”,而把真正的开国盛典(9月21日的政协会议开幕)抹杀了。也许由于当时人民政协会议是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而中央人民政府庆典是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比较起来,后者比前者更容易引起众人瞩目;也许由于国家和政府这两个概念在不少人的脑子里分不大清楚;或者由于后来把10月1日定为国庆节,而人们容易把开国盛典与国庆日混为一谈;也许由于人民政协和《共同纲领》后来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种种因由,使得当年本来讲得很清楚的“开国盛典”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典”,后来渐渐被混淆了,以至于把本原的真正的开国盛典遗忘了。然而,这是不应该被遗忘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还需要大力推进和深化的时候,我们还需要从作为开国盛典的人民政协会议中吸取不少有益的成分。因为,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是继续完成尚未完成的共同纲领的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共同纲领所体现的那个社会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血管里,流动着的相当大的成分还是共同纲领所体现的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当年那些日子里,在《人民日报》编辑部编发这些稿件、组织版面的时候,我每一天心情都是兴奋激动的,兴高采烈的,几乎天天彻夜工作不知疲倦。10月1日那天清晨更是刚把报纸大样付印就同报社参加庆典的同志们一起到天安门去,直到晚上8点多钟才在游行的灯笼火把丛中回到报社,立即又投入庆典版面编辑工作。内心涌动着的就是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美好前景、人民民主力量大团结的和谐气氛。只想着“前途是光明的”,而不想“道路是曲折的”。曲曲折折到了80年代,进入老年,才又感觉到渐渐恢复了一些当年的青春气息。也就越来越想念,当年本原的开国大典是不能忘怀的。(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原副总编)……
编辑推荐
《亲历记:走向1949》:《炎黄春秋》杂志十年精华本,总发行量逾5000000册!著名历史学者吴思主编,为你揭秘鲜为人知、触目惊心的中国当代史!
图书封面
图书标签Tags
无
评论、评分、阅读与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