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空军击落U-2纪实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作者：谢雪畴  页数：276  字数：2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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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60年代，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其美国后台老板的支持下，屡派被称为“黑猫小姐”的美制U-2高空间谍侦察机入侵我领空，对我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侦察和拍照，严重威胁我西北核试验基地的安全。
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在刘亚楼司令员的指挥下，创造性地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运用于导弹部队作战中，击落五架U-2，彻底粉碎了美苏对我的核讹诈、核威胁和核垄断的阴谋。
　　本书通过对亲历者的采访和参阅大量保密档案，再现了我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在波诡云谲的国际环境中，用落后的武器装备打下U-2的全过程，再现了当年中美生死较量的台前幕后。

作者简介

　　谢雪畴
汉族，1920年11月出生，湖南宁乡人。1938年3月于湖北黄安参加新四军，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第二师第六旅第十七团政治处主任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兖州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淞沪战役，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曾任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第二十师第六十团政治委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空军高级航空学校、空军第一高级专科学校政治委，兰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名誉理事。著有《团指挥员》《古塔的神话及其他》《中国空军击落U-2纪实》《东海冲击波——三军首次联合渡海登陆战纪实》《穿破硝烟的身影》等数十部作品。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射天狼
  一 “Ｕ2”潜入空军作战室
  二 周恩来追梦成真
  三 毛泽东说：“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还要有原子弹”
  四 刘亚楼发火了
  五 “笨蛋”猎手出奇招
  六 导弹游击战起步
  七 第一架U-2是怎样击落的
  八 报捷声里
第二章　 肯尼迪的外科手术与聂荣臻的集群火网
  一 天外来客的怪招
  二 于无声处听惊雷
  三 干涸了的水国
  四 道是无情却有情
  五 罗布泊的夜晚
  六 肯尼迪的“外科手术”
  七 聂荣臻的集群火网
  八 看得见，打不着
  九 踱方步的情怀
  十 吹尽黄沙之后
  十一 塞在煤车里的英雄营长
第三章　 后悔药变成三部曲
  一 大套间里
  二 红土地上的亲人
  三 阵地
  四 天上掉下个“黑猫小姐”
  五 三部曲奏进中南海
第四章 毛泽东一言九鼎
  一 总预演
  二 毛泽东一言九鼎——早响
  三 千钧雷霆一触即发
  四 “采蘑菇”的人们
第五章 冒出个“小元宝”
  一 近快战法失灵了
  二 检讨会捡回个大宝贝
  三 萨拉齐的雪莲花
  四 寒夜高空的游猎
  五 爬出死亡
  六 最后的结论
第六章　 两个太阳
  一 21号机组
  二 “投到哪里算哪里”
  三 三军易统，良机难觅
  四 金色蘑菇云
  五 “抢在法国人前面”
  六 李源一接受的新任务
  七 忧愁风雨周恩来
  八 两个太阳——并非神话 
后记

章节摘录

三、毛泽东说：“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还要有原子弹”    1953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继承了他的前任杜鲁门总统的“潜在意识”，又一次对中国进行原子弹威胁。    这次，他不像杜鲁门那样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露骨地大喊大叫，而只是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柯林斯将军进行了秘密谈话。    美国国务院1953年的绝密备忘录中记载了这次谈话。    在一个阴晦的早晨，刚上台不久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别墅草坪遛着他的高头大马。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功臣名将，此刻正春风得意，但他不得不驻缰，不耐烦地听取柯林斯关于朝鲜战况的报告。    “总统阁下，南北朝鲜已达成停战协议，但战斗仍在继续。”    “这种无休止的军事僵持是不能容忍的。”    然后，艾森豪威尔总统用不明确的语言暗示：可否以使用核武器作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柯林斯对此表示怀疑。他提醒说：“总统阁下，中国和朝鲜的军队处于掘壕固守的状态。核弹的威力将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牵涉到苏联人的核反击，那么，在釜山港的美国海军部队将是极好的报复目标，那时，将会出现第二个珍珠港事件。”    艾森豪威尔总统不以为然，他松开缰绳，说：“这种选择最先应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选择。”    于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选择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和论证。    会议由柯林斯主持，结果，问题被拖下来了。柯林斯的质疑得到了与会者的理解，有的将军更从世界性的角度预测核武器的后果，说这种后果美国将无法承受。    柯林斯将会议的情况报告给艾森豪威尔总统，他只是默默地听着，不置可否。他吸了几口雪茄，沉思着。最后，他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他将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两星期后召开的国家安全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了两个探讨性的问题，对与会者进行试探，却没有正式提出使用核武器。他巧妙地避开了这个可能引起爆炸性争论的问题。    虽然华盛顿的这些内幕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允许发表，但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核叫嚣曾经鼓噪一时，周恩来以他特有的政治敏锐力注意收集美国总统和将军们狂妄的梦呓。他从麦克阿瑟、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的各次核叫嚣中痛切地感受到了原子弹威胁的压力，进一步看清了中国应当有自己的原子弹的绝对必要性和迫切性。他头脑中长期孕育着的这个战略构想日趋成熟起来。    1954年2月，在地质部副部长刘杰的领导下进行了开发铀矿资源的筹备工作。同年6到10月，地质专家高之杖踏着前人留下的足迹，在辽宁海城和广西富钟县杉木冲等地进行了考察，并且从杉木冲带回了铀矿石标本。周恩来把这个消息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很快便听取了刘杰的汇报。听取汇报后，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很有希望。要找。一定会发现铀矿。”第二年，地质部组建了第三局，委派雷荣天负责制订了一个全国性铀矿勘探计划，成立了两支共1000多人的勘探大队，分赴中南地区和新疆寻找铀矿。地质尖兵们在一年的时间里，风餐露宿，踏遍了祖国的千山万水，终于发现了一大批放射性异常点，其中有开采价值的矿点11处。到1960年，这支队伍先后向国家提交出的开采矿点共达八个之多，基本上满足了第一批铀矿山建设的需要。    在铀矿勘探捷报频传的同时，核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实验工作也有了初步的进展。    善于把握机遇、多谋善断的周恩来，勇敢地迈出了他决定性的步伐。    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约请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地质部部长、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到他的办公室开小型调查会。周恩来仔细地询问了我国原子核物理研究的现状、人员、设备、原子反应堆和原子弹原理以及铀矿地质勘探的情况。    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参加了这次小型调查会。    会议结束时，周恩来总理说：“我把打算筹建原子能研究所和核工业的想法给主席报告了，主席要亲自听取这方面的情况汇报。明天，你们还来，汇报要言简意赅，最好能带点实物来，这样效果会更好。”    第二天，1月15日，毛泽东在丰泽园菊香斋书房前边那间政治局常委开会的房间里，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当钱三强和李四光走进这间会议室时，发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陈毅、聂荣臻、薄一波等中央领导同志全都是来听他们的汇报。    汇报开始后，李四光从提包里取出一块黑色的铀矿石，说：“就是这样一块矿石，经过提炼和制作后得到的东西能够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毛主席兴趣盎然，拿过矿石察看了一遍，又让在座的各位传看。    当钱三强汇报到原子的结构原理时，毛主席引用“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话，阐明他“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著名的哲学观点。他鼓励科学家们要进一步开展原子能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    会议结束时，毛主席强调指出：“我们国家已经知道有铀矿，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抓起来。现在有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    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正式作出了研制原子弹和导弹的决策。    第二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公开申言：“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面对核大国的核威吓、核讹诈，毛泽东发出了掷地有声的核自卫宣言。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战略决策。    在这个决策的指引下，中国工业和科技实现了一次战略性的调整和改变，几十万国防科技大军拥向了西北和西南，优秀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共和国的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中国建立核工业、发展核武器的举措，极大地震惊了世界的核霸主们。于是，他们从天空、地面、海上，从我国的国境线外，从一切可以利用的渠道来进行频繁的侦察和监视，严重地威胁到我国的国防安全。    于是，“黑猫小姐”的身影潜进了空军司令部的作战室里。    P12-15

后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华大地上出现的五四三部队是一支披覆着神秘面纱的队伍。它在行军作战时，连番号、服装、汽车牌号都改称为地质勘探队。这支仅仅拥有五个作战营兵力的地空导弹兵，硬是把当时世界上技术最先进、被吹嘘为打不下来的美国高空侦察飞机——U-2打得纷纷坠地，打得闻风丧胆，打得终于不敢再来中国大陆上空露面。这支导弹兵真正成了“玉宇澄清万里埃”的金猴。    一支装备笨重、机动性差，本来只适用于要地防空的现代化尖端技术兵种，竟然在漫长的十个寒暑春秋中，神出鬼没地驰骋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在风餐露宿中踏遍了祖国的千山万水。一大群文化素质较高、操纵着先进技术兵器的青年官兵，竟然住在马毛絮成的军用帐篷里打了十年的导弹游击战。我问过英雄营长岳振华，十年的帐篷生活，你得到的最大收获是什么？他回答说：“我终身不再患感冒了！”咀嚼着英雄的这句话，品味着他们当年生活的情景，实在让人感动，令人震惊！但在当年，此中风雨，此中苦涩艰辛，局外人是无法知道的。他们工作战斗的特殊性质要求他们成为一群隐姓埋名的军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有幸结识了这支队伍中的若干同志，也曾听闻过他们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军旅生涯，但是，我始终不能作进一步的接近。离休后，我有了充分的写作时间，有了自由创作的条件，我首先想到要写写他们，而我的愿望却不能实现。其实这支神秘的队伍，早已成了昨日的秘密。当年那些最令人心醉神迷的电子战、“近快战法”等，早已被当今的电子计算机技术和更新的战法所取代、所超越了。而这群青年官兵当年的英雄主义精神，他们在充满浪漫激情和传奇色彩的生活和斗争中进射出来的光华，却是永远不能取代和磨灭的。让如此光彩照人的精神瑰宝永远尘封在保密柜里，被时光逐渐磨洗掉，以至在人的记忆中成为一片空白，实在令人惋惜！    我要感谢于振武将军，是他应允了我来写这支英雄部队战斗生活的请求，是他允许我查阅了当年历次作战的档案材料，使我获得了描写这支英雄部队史诗般故事的宝贵历史资料。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兰州军区空军任职期间，同大西北核试验发生过接触。我进入罗布泊亲眼见过核爆炸的辉煌，我同航空兵部队空投空爆原子弹、氢弹的指挥员，飞行人员，参谋人员，战斗员，战勤保障人员多年生活在一起，我组织整理过空投空爆原子弹的历史资料。我在大西北黄土高原、雪山草地、戈壁沙漠里活动了九个年头。这片干渴贫瘠却非常雄浑壮阔的山川，真正构成了我们民族的脊梁！这里的大地、人民深情地哺育了我，大大地开阔了我的眼界，使我的心灵得到了升华，荡涤了个人坎坷遭遇中的尘埃，使我晚年的征程充满了战士的豪情。当我动手准备写这些光辉的人和事时，我得到了兰州军区空军李永德、臧穗、张翰华将军和机关同志的热忱关怀和全力支持。    在采访和深入研究这些史料中，我恍然发觉，20世纪五六十年代空军地空导弹兵反美蒋U-2的斗争以及航空兵空投空爆核弹的活动，都同核试验任务有紧密的联系。准确点说，它是中国核试验的一个组成部分。地空导弹兵的大部分作战行动都是为保卫在大西北进行的核试验。    中国的核试验是在世界核大国咄咄逼人的核垄断、核恫吓、核讹诈的形势下，被迫采取的自卫的、正义的行动。这种自卫的、正义的行动，自然要折射出我们民族的雄魂和正气。这使我终于获得了本书的主旋律。至于我能有此收获，还应感谢空军原作战部副部长、曾任福州军区空军参谋长的恽前程和作家乔良同志的鼎力帮助。    我能向岳振华、于福海、汪林、徐克江、何方、张伯华、恽前程、文绶、王笃敬、张至树、田在津、刘济棠、王友亮、’邱慎言诸战友进行单独采访，当面听他们畅谈自己的战斗历程，是我平生的一大幸事，也是一大快事。他们给予我的，远远超过了我在书中对他们的记述。对此我既感激又惭愧。他们中的几位同志还对本书中专业性、技术性的内容和文字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校订和改正。徐克江同志将他珍藏的《当代中国国防科技事业》一书供我参阅，使我在叙述我国核工业、核武器的发展情形时，有了准确可靠的依据，这都是十分难得、极为宝贵的，在此一并致谢。    成钧将军的夫人周月茜同志为我在北京的采访做了周到的安排。老伴钱磷一直陪同我采访、录音和记录，又用电脑帮我打印书稿和校对，使我免爬方格之苦，这些都是我应深致谢忱的。    在写作过程中，我常有一种力不从心之感，因为受自己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文化素养的限制，对书中人物、事件、时代背景等方面的看法，难免有偏颇、肤浅、疏漏以至错误之处，这都只有恳切地期待知我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写作本书时，刘亚楼将军和成钧将军已离世多年。两位将军都是我平生最敬重的师长，他们生前对我的教诲和厚爱令我终身难忘。现在，将此书权当一瓣心香奉献在两位将军的遗容之前，希望能使他们的在天之灵得到一点慰藉。    此书出版五年后，家人将我的文学作品都放在了博客上，得到了许多读者的垂爱。2011年山西人民出版社来信，要再版《中国空军击落U-2纪实》。    2012年5月间，编辑吕绘元将修改好的书稿寄给我。吕绘元同志将我的文章做了一些修改，特别是原著第六章的《两个太阳》一节，在内容上对空投原子弹和氢弹的全过程进行了淋漓尽致、绘声绘色的补充，提高了作品的可读性，并且使该书的主题思想更深挖了一层。    她比我幸运，我当年写这本书时受到许多保密限制，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她的文风好，她修改的地方我都同意。    我得到了当年空军领航员尖子于福海同志的鼎力相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他在空中亲自操作投下来的，第一颗氢弹是他在地面指挥空投下来的。本书关于空投的事都经他审阅修改。    在这里，我向编辑吕绘元和于福海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谢雪畴    1996年10月14日初稿于西安    2012年5月修订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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