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何以至此

出版时间：2010-8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雷颐  页数：257  字数：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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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何以至此•从小事件看清末以来的大变局》内容看似庞杂，但大体说来，还是三方面的“人与事”。首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人与事”。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开端，从某种程度上说，杨芳传统的“粪桶战法”和林则徐突破传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隐喻了以后贯穿中国近代史的两种救国途径间的“紧张”。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军连吃败仗，朝廷忙将赫赫有名的猛将、果勇侯杨芳调到广东前线御敌。面对英军的船坚炮剩，杨芳在广州城广搜马桶，尤其是妇女的经期用品，作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因此留下“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之讥。其实，以马桶，尤其是妇女所用溺器、经血布等“秽物”作为破敌法宝，并非杨芳的发明，而是颇有些年头的传统。远的不说，稍前的乾隆年间，山东白莲教王伦起事，围攻临清城，守城官军就将鸡血、粪汁洒在城上，并找来一些妓女赤身裸体站在城上，以阴门向敌，以破敌阵。稍后的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守城时也曾将女性掳去，脱裤站在城墙上作为守城之法。由此看来，杨芳还真算“文明”了，因为他并未如“传统”那样直接以女性下体面对敌阵。所以，杨芳此举只是当时国人习以为常的“常识”，实不应对其大加嘲笑。不过，唯其如此，林则徐大胆突破传统“常识”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更令人钦佩。因为，此举当时不仅应者寥寥，而且林则徐还因此被批为“溃夷夏之防”、“以夷变夏”。就是说，破坏了“狄夷，，与“华夏”问的“文化防线”，使“华夏”被“夷化”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中国近代化“开篇”的遭遇，预示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艰难曲折，主张“师夷长技”者，以后一直受此严斥。容闳是近代留学“第一人”，1854年即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归国，他亲眼看到了西方的富强，更感到中国的落后，决心“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曰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先后了解、参与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全程”参与近代史的幸运者。他的一生，不仅像镜子一样映照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而且有迥异于他人的独特意义。张之洞是晚清重臣，他从反对洋务的“清流”转而成为洋务运动的后起之秀的历程，颇耐人寻味。一旦从只会“坐而论道”的“言官”成为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他就明白空谈误国的道理，转而务实，开始致力于洋务。当然，作为久经宦海的老臣，他深得通权达变之术，在政治形势的“守旧”与“变革”中左右逢源。当然也有左支右绌之时，甚至有过几次严重危机，但最终“有惊无险”——最紧迫的一次，他毫不留情地斩杀了数十名策动自己“起事勤王”、支持维新的门生。在社会转型中，思想的争论同样激烈。1912年秋，留学美国的陈焕章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孔教总会”，康有为任会长，他任总干事。从袁世凯夺得大权的1912年起，短短的十几年中，各路军阀厮杀争战，你方唱罢我登场，掌权者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但无论谁掌权，陈焕章都能得到赏识，并非这些军阀宽宏大量、不计前嫌，不管他曾为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服务，而是他们都明白“孔道一昌，邪设斯息”有利于自己统治的道理。陈也明白，自己在乱世中谋权谋利的不败法宝就是“孔教”，谁掌大权“孔教”就为谁服务。正是从这段历史中，鲁迅得出了引起时人强烈共鸣的孔子只是“敲门砖”的结论。而对儒学推崇备至、有当代大儒之称、对当代海内外儒学“复兴”厥功至伟的堂堂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杜维明，在《道学政》中也承认：“对儒学公共形象的最严重损害，并非来自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其他西化论者所组织的正面攻击，而是来自极右翼，尤其是利用儒家伦理巩固统治的军阀以及同流合污的传统主义者。”第二，是当代的“人与事”。当代的“人与事”最主要特点之一，是“政治”与“生活”紧密相连。爱因斯坦仅在1922年末从欧洲乘轮船访问日本时，往返路过上海并停留了两三天。他绝不会想到，半个世纪后，他的相对论和他本人竟会在中国大遭批判，成为中国国内政治斗争的一个“题材”，直到1978年才获“平反”。这出折腾了将近十年的闹剧早成笑谈，但泛政治化思维，将学术问题政治化的恶劣后果，留给人们的教训与反思格外的沉重。后人很难想到，西方古典音乐曾经被严禁，以至于“无标题音乐”能否上演，也与最高层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粉碎“四人帮”后，能否公开演奏贝多芬的音乐，谁都无权做主，层层请示，最后由政治局开会才“拍板”。改革开放以后，对平民百姓文化生活影响最大的“现象”之一，是中断了近30年的“流行音乐”突然再次流行，但引起的争论也最激烈，争论时间也长达十几年之久。这十几年对流行音乐的时禁时放，时放时禁，反映出“转型初”复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态。手拿话筒，边唱边走，边唱边舞，被作为腐朽、堕落的表现而大加批判。架子鼓、沙槌、电吉他、五光十色的灯光、舞台中间有斜形台坡等等，女演员穿短裤、短裙在台上荡秋千，报幕员穿得珠光宝气，迪斯科、披肩长发、紧身衣、牛仔裤等都被作为流行音乐的“符号”而严批。台湾儿童歌曲《童年》受到种种严厉批评：“实际上，《童年》所塑造的‘童年，，是台湾社会制度下产生出来的畸形儿，是一种扭曲、变态的童年，这种童年在我国(大陆)是少见的，即便是个别存在，也只是个别教育的问题，无须用歌唱大做文章。”《童年》尚且如此，就更不必说邓丽君了。从西方古典音乐到现代流行音乐，许多年的时“禁”时“放”说明，没有法律和制度保障，文化是无法繁荣的。第三，是国外的“人与事”。法国革命因其激烈而使后人对其争议不止，但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米涅所言：“在革命中，一切都取决于第一个拒绝和第一场斗争！”革命的爆发与其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由统治者对改革的“第一个拒绝”及其引发的“第一场斗争”所决定的。当路易十六于1774年即位时，法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他为克服财政危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开始对特权阶层征税，但因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而作罢。于是，他决定向“第三等级”增税，最终引爆了大革命。当既得利益集团拼命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愿稍稍让步，国家又不愿或无力进行根本性制度变革的时候，推翻既得利益集团甚至国家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最终，特权等级被根本推翻，路易十六本人也被推上了断头台。一场巨大的社会变动、革命，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个社会的矛盾不断积累，最终尖锐到“总爆发”的程度。例如，列宁有“伟大革命导师”之誉，但他在十月革命前长期流亡瑞士时，几经努力却无法使一个小小的工人组织“革命化”，甚至“一对一”地做工作都未能提高一个青年工人的“政治觉悟”，更不必说让其走向革命。因为瑞士是一个穷人生病都能住进疗养院的国度，在这种社会，的确很难发生革命，产生大动荡，即便最伟大的革命者、最激进的造反者，也将一筹莫展。所以，列宁非常不喜欢景色如画的瑞士。这也说明，只要社会制度良好，并具自我改革、调节功能，能不断纾解社会矛盾，平民百姓自然安居乐业，所谓“激进”只能是少数人的信念，社会影响十分有限。只要政治民主、清明，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都有保障，任何“激进”都没有市场，根本鼓动不起社会风潮。所以，革命、动荡实非“激进”者制造出来，而是统治者拒绝制度改革导致了革命的爆发。所以，若要真正“告别激进”，避免社会大动荡，对“激进主义”的分析批评固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吁请当权者正视现实，审时度势，主动进行制度变革。当然，相对于大千世界的“人与事”，这本小书所谈的“人与事”最多只是沧海一粟。好在“一滴水也能反射出太阳的光辉”，或许，这便是《历史:何以至此•从小事件看清末以来的大变局》的价值所在吧。雷颐2010年6月

内容概要

　　《历史：何以至此——从小事件看清末以来的大变局》是中科院史学研究员雷颐先生的文集。文章所写内容多为中国近现代史话题，包括《“粪桶妙计”与“师夷长技”》、《梁启超百年前憧憬“上海世博会”》、《新文化与新教育》、《沉重的“外交笑话”》、《贝多芬中国“获胜”记》、《既得利益集团与路易十六的断头台》、《引人深思的两个莫斯科之旅》、《相对论“遭遇”中国政治》、《“国家”：从维新到五四》等。

作者简介

雷颐，湖南长沙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先后当过知青，军人、工人，然后考上大学，再读研究生。这种经历，使他成为“把历史作为现实参考的著名学者”。
    主要作品推荐：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荣获二○○八年度十大好书奖

书籍目录

第一辑　末路的罪与罚　“粪桶妙计”与“师夷长技”  　杀降的“国情”与“公例”　清末“国有”与“民营”的激斗　“官不过问”的失败　失败的乌托邦：“天国”悲剧　历史的见证者：容闳的独特意义　“二张”的命运　“有学有术”张之洞　总督的抉择第二辑　民国的新意义　梁启超百年前憧憬“上海世博会”  　“孔教拜孔子，孔子要上吊”  　“五四”的力量　梁漱溟的意义　教育总长蔡元培　大学不是衙门　新文化与新教育　“国家”：从维新到五四第三辑　新鲜的记忆　沉重的“外交笑话”　“蔡文姬”向“曹操”忏悔　“灯塔”与“大桥”的命运　贝多芬中国“获胜”记　“抒情”的解放　“流行”的流行　相对论“遭遇”中国政治　生命的浪费：沈从文的内心独白　沉重的疑问　文章千古事　莫让岁月空流逝　“国学热”中说“国学”  第四辑　历史：何以至此　列宁为何讨厌瑞士　既得利益集团与路易十六的断头台　从“自由主义”到“国家主义”    ——森有礼的悲剧　引人深思的两个莫斯科之旅　何以至此

章节摘录

杀降的“国情"与“公例”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更是江南重镇，在清代是江苏省城。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为太平天国苏福省省会，忠王李秀成长期精心经营苏州，想将其建为第二个天京，是太平军占领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攻占苏州，当然是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梦寐以求之事。1863年春，李鸿章率淮军和“常胜军”陆续攻下常熟、太仓、昆新、吴江、江阴等处后，于11月中旬兵临苏州城下，开始进攻苏州。苏州太平军守军在主将慕王谭绍光领导下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由于屡攻不下，而且伤亡不小，李鸿章明白如果强攻将会付出更大代价，且结果如何尚不得而知。于是，他决定“智取”，策反太平军守将。在谭绍光领导下守城的太平军将领，还有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嘉、比王伍贵文这“四王”和张大洲、汪花班、汪有为、范起发这“四大天将”，他们控制着苏州城内四分之三的兵力和六个城门中的四个，却与主帅谭绍光一直不和。常胜军首领戈登通过奸细了解到这一情况，特别是知道纳王郜永宽还有投降之意后，便主张诱降纳王，兵不血刃地攻克苏州。戈登的建议为李鸿章采纳，而且淮军攻城主将之一程学启本是太平军降将，他手下的副将郑国魁与郜永宽等原就是熟人。经过一番秘密联络，郜永宽在11月28日派康王汪安钧潜入清军大营，与戈登、程学启开始投降谈判。几天后，郜永宽在苏州城外阳澄湖亲自与戈登、程学启商议降约。双方约定，郜谋杀谭绍光，取其首级并献苏州城以降清，而戈登、程学启承诺保证郜及其部下性命，并给副将以上的降将一定官职，赏赐郜本人二品武职，戈登做担保人。12月4日，郜永宽等八人趁在慕王府议事的机会刺杀了谭绍光，并割下谭的首级。第二天，郜将谭的头颅送达程学启处，并大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清军诱降成功，终于“兵不血刃”地拿下苏州。然而，李鸿章不但没有履约保全投降者的性命，反而设计杀害了这八名降将。据记载，正当这八名降将来到李鸿章营中，满怀希望地准备接受红顶花翎时，埋伏在帐外的武弁立斩八人之头！同时，清军在城内大开杀戒，苏州一带口音者被“放归”，而南京以上口音者则“不分良莠尽杀”，城内数万太平军守军在毫无戒备中被诛杀。李鸿章及清军的残忍、背信，在这次杀降事件中暴露得淋漓尽致。戈登听到李鸿章杀降的消息，顿时勃然大怒，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而且自己还曾信誓旦旦地为降将作保，于是提着洋枪要找李鸿章算账。李鸿章闻讯赶忙躲了起来，以后几天戈登一直在提枪找李，而李则躲避不见。由于左找右找都找不到李鸿章，戈登只得愤愤然地留下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不然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将所攻占的城池再交还给太平军。然后，他就率“常胜军”返回昆山，同时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干预，迫使李鸿章下台。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郎也从上海赶到昆山，与戈登商定“常胜军”由其节制，不再受李鸿章及中国政府调遣的问题，借此从中方手中夺回“常胜军”的控制权，同时对李鸿章大发雷霆，指其背信弃义，要李鸿章“备文认错，方有办法”。李鸿章则以这是中国内政，外国无权指责干涉为由，针锋相对地回答说：“此中国军政，与外国无干，不能为汝认错。”伯郎只得“一怒而去”。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并警告说此事很可能使列强不会再帮助清政府，并可能撤回帮清军打仗的洋兵洋将。面对洋人的严厉指责，李鸿章毕竟有些慌乱，他在给朝廷的几次奏折中辩解说，如此杀降是因为叛变“诸王未理发，叛迹显然”；“挟制要求，不肯散其众，硬请保为总兵副将官职”，“降众多达二十万，难以安置”等理由。表示“臣思受降与受敌，必审其强弱轻重，能否驾驭在我”。其实，根本就没有“降酋”谋反的任何迹象，而仅仅是他担心难以控制，就采取了如此残酷的手段。他在稍早上奏的《克复苏州折》中就明言：“该酋等久在贼中为大头目，狼子野心，恐其难制”，所以要采取措施，“免致尾大不掉另生枝节”。“恐其难制”此四字是他杀降的真实动机，仅因其“恐”，数万人生命便化为乌有！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扬扬得意地说，这次“擒杀伪王六、伪天将五，皆忠逆部下悍党，稍可自娱”。在给郭嵩焘的信中亦说这次“苏州、无锡苦战数月而得之，所以少惬意者，诱斩六伪王四天将，而解散忠党二十万之众”。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故意将戈登反对杀降的原因归结于自己先将“常胜军”调回昆山，未让其攻人苏州，戈登因此心怀不满，故意找碴儿，并强调“洋人性情反复，罔知事体”。他并向朝廷表示，此时的淮军已不是初抵上海时的初创之师，而“常胜军”“除炸炮外，攻剿不若我军”，所以对戈登的“屡称对仗”，他“亦不甚惧怯也”。最后，他以退为进，说如果因此破坏“中外和好”大局，“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这种血淋淋的无耻行为，却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认为“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以“理学家”自诩的曾国藩竟也称赞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称“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攻克苏州，戈登的“常胜军”立下了汗马功劳，朝廷论功行赏当然不能少了他这一份，即赏银一万两，稍加变通的仿照外国奖章的“头等功牌”。但没想到的是，由于发生了“杀降”事件，怒不可遏的戈登竟然公开表示拒绝接受朝廷的赏赐，并在给他赏赐银两的皇帝诏令背面写道：“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他“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赐的东西”。同时，他还拒收李鸿章先前应允犒赏的七万元洋银。拒受朝廷赏赐，这可是对朝廷的巨大羞辱，是对堂堂华夏“礼仪”的老大不敬。几个月攻下常州后，“常胜军”遣散，戈登准备回国，经过赫德的调解，戈登最后接受了朝廷赏赐他的名誉提督衔、几套华服、奖旗、奖章和最高荣誉的象征——黄马褂，但仍拒收赏银。P7-9

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国有”与“民营”的斗争中，国家、政府的力量强如压卵之石，商民只能设法谋官才能维持自己的权利。而商一旦成了官，往往会如盛宣怀那样，反过来又以政府的力量为自己谋利。这样，官、商的界限便永难划清，腐败也将日甚一日。  ——清末“国有”与“民营”的激斗  列宁被誉为“伟大的革命导师”，然而，他在瑞士几经努力，却无法使一个小小的工人组织“革命化”，甚至“一对一”地做工作都未能提高一个青年的“政治觉悟”，更不必说让其走向革命。一个穷人生病都能住进疗养院的社会，的确很难发生革命，产生大动荡，即便最伟大的革命者、最激进的造反者，也将一筹莫展。 ——列宁为何讨厌瑞士

编辑推荐

《历史:何以至此•从小事件看清末以来的大变局》虽然是一本随笔集，但综观全书，我们完全可以说，作者实际探讨的是同一个主题：是什么样的力量使政府改革的努力与期望落空？又是什么样的力量使激进革命像轮回一般在中国历史上反复演出？ 雷颐的随笔很通俗，但他的通俗不是讲故事，而是把问题讲明白，讲到点子上，这很难得。

用户评论 (总计33条)

•   爱书之人你伤不起啊！！！昨天还在围脖上赞美卓越对江浙沪地区用户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第二天书基本就到了，速度之快令人叹服！但是！！！！更令人感慨的是竟然是盗版书！！！本来只是发现这本书有少部分文字油墨太重，刚才不经意间在图书馆的新书架上发现了一摸一样的《历史...》，其纸张质量和印刷文字的清晰度确实不一样，最明显的是书皮的颜色都不一样，卓越的显然深不少，另经确认，两本书均为2010年8月第一版1-10000册。这是上海某重点大学的图书馆，谁的是正版，谁的是盗版，不言自明！！！有木有！！有木有啊！！爱书之人伤不起啊！！！有木有啊！！收藏盗版的是SB啊！！！有木有啊！！！“瘦肉精”伤身体，盗版书伤神经啊！！！有木有啊！！另外，这本书本身的参考价值是非常大的，希望大家亲自去书店或其他网店购买！！卓越，永别了，明天的两本书，爷不收了！！！
•   雷公的书，一向很好，但是说的还是不到位，说到位的话就不让出版了
•   关于随笔，百度百科有此解释：亦称杂文，是散文的一个分支，是议论文的一个变体，兼有议论和抒情两种特性，通常篇幅短小，形式多样，写作者惯常用各种修辞手法曲折传达自己的见解和情感，语言灵动，婉而多讽，是言禁未开之社会较为流行的一种文体。我实际更为看重随笔的知识性与思想性。当然文字的功底是一定的。有关晚清的历史随笔里，我觉得雷先生是写的最为持久和涉猎的范围更大的一位。比照中国当下社会，我们会体会到文章里许多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东西。文章的深意可能就在其中。
•   本书四个章节，窃以为，先生的第一章节尤其精到，切入点也很别致，发人警醒。读的时候，我突然冒出个荒唐的想法，如果把14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的某些思想，糅杂在第一章节中，一并比较、升华，对读者的震撼更大，也更有现实意义。第三章节和第四章节则有续貂之病，恰似蜻蜓点水般，依稀可见些许涟漪。对此，我也能理解，始皇帝焚书坑儒、满清大兴文字狱，即便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对待敏感话题，也是三缄其口学金人，噤如寒蝉的。
•   1.书的质量还行，开本小了些2.内容大多发人深省，烛照历史，对照现实，让人唏嘘。
•   寻访失落的历史，对照暗淡的现实
•   帮室友买的，印刷不错，内容很好，是有表示赞！
•   质量一般 看到一半中间开胶了 内容比较浅显 启发性也有 不过专业人士就别看了 都是浅尝辄止的 目前还没看完 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所改观
•   内容不错。。可惜卓越给我的书是盗版的，败兴！
•   怪自己没看目录，到手才发现，里面还有民国的，文革的，前苏联的内容，还以为全是清末的内容，好些内容一点都不喜欢，感觉有敷衍凑字之嫌。
•   记录的是历史事件背后的心理动机、人物的性格特点，诸多背景史料令短篇更有看点，喜欢这种钩沉的感觉，正与邪往往存乎一念之间。如果配有一些图片、漫画，会让整本书添彩、更具有说服力。
•   偶然翻到这本书，阅读后发现真是不错，非常值得好好细读，自己悟出很多道理。
•   此书的装帧很雅致.内容的深度尚待提高.
•   与《万历十五年》有同样的感觉
•   值得一读，不是那种用来骗钱的书。
•   历史的新解。挺好
•   先囤积，，
•   雷颐说晚清
•   　　不知道为什么，对写郭沫若的那一篇最为难忘。一是写他因为拍马匹创作《蔡文姬》被一些当权者当面鄙薄嘲笑，甚至之后纪录在《陈赓传》，对御用文人的轻视如此露骨，而郭也不过只能讪讪的陪笑吧。二是在晚年痛失两个爱子，之后他开始用毛笔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抄写爱子郭世英地日记，一共抄了八大册，直到去世，都置于案头。其中，蕴含着怎样地拳拳之爱，怎样巨大之痛。看的人实在是难过。其实有时候的确是存在宿命地。这种宿命不是随机地，从你出生时就定下来地宿命。而是由你身处地大环境和你个人性格相互作用下地必然。其实，从共和国一建立，郭沫若的宿命就已经定下来了。只是伤痛与耻辱的大与小之别罢了。试想郭一介文人，他又能如何？若是硬拼，最后不过是死，只不过时他杀与自杀之别。梁漱溟的“随千万人吾往矣的”的气魄固然可敬，可梁也还是驯服的。再加上郭沫若本身也是一个比较会看风向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总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是斗士是超人去反抗，为自己以及自己的家庭追求一个安宁的环境总归没有错，何况他也不曾主动去害过别人。这就决定了他作为御用文人的的悲剧。人们一方面对郭的“软骨头”表示鄙夷，一方面又对迫使他如此作践自己的当权者的实力表示钦佩向往。这才是最值得鄙夷的。
  　　
  　　
  　　另外一篇写森有礼的也不错，分析的比较细。不过我是从森有礼的被刺杀想到日本近代的暗杀风潮也太过于恐怖，从早点的佐久间象山，坂本龙马到大久保利通，高桥是清，森有礼再到30年代的犬养毅等等。死了一大堆高层人物，各方代表都有。中国的吴佩孚，张作霖不必说了，李鸿章和俄皇太子也差点中招。日本人为何如此钟情暗杀？不知道有谁做过研究，求赐教。
  　　
  　　恩，其他内容只能说是不够新鲜，之前都有了解，不过是温习下罢。新意不大。
•   　　《历史：何以至此》
  　　
  　　 我喜欢历史，我家的书中历史占据的位置最为显著，可是真正让我喜欢的历史书却不多。我喜欢历史仅仅是喜欢，并没有想要上升到研究的高度，我不是，也不想成为一个历史专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喜欢历史的读者。所以那些历史的资料，查阅可以，我却没兴趣读。那些大部头的史书，欣赏可以，我却很难看下去。我更喜欢的是那种跳出历史的具体事件，从更长的时间段，用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历史。如果还能够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把这种审视表述出来就更完美了。可惜这样的作者太少，所以哪怕占上了一样，作为读者就可以满足了。
  　　
  　　 像《万历十五年》，像柏杨的《白话通鉴》，像《明朝那些事》，像张建伟晚清历史报告，像《辛亥：摇晃的中国》这样的书都让我爱不释手。
  　　
  　　 这本《历史：何以至此》很见作者的功力，都是从很小很小的事情说起，考据很详细，能看出作者是一个真心喜欢历史，热爱历史，甚至痴迷历史的人。非如此难以做到对历史如此熟悉。作者擅长的是民国和现代史，这几年民国史尤其火爆，出版的书都数不清了，而且出来很多专家级别的学者。也许是民国过去的时间还不很久，留下来的史料相对丰富，而且最近的环境也比以前宽松，所以民国史发展非常迅猛。作者尤其是对音乐史很有研究，写了很多视角独到的文章。可惜我对音乐完全不熟悉，而且那种能够跳出细节的历史叙事，所以尽管很羡慕作者的功力，这本书却并不是我喜欢的那种历史书。
  　　
  　　
•   　　本书确实不错，不过本人较喜欢前半部分的清末民初及建国前的历史，建国后的可以在《炎黄春秋》里读的，也不太感兴趣。不过看这本书得稍微具备一点点历史常识，其中对张之洞与张佩纶的命运变迁着笔清晰，阐述明了，此二者的命运中可以看出，书生空谈误国与洋务派之间的差别，一者只会破口大骂，而一者专心与社会实务，其鲜明的对比有着明显的儒生入仕后的痕迹，值得一读~~
•   　　这个威权时代，犬儒横行。兆山会哭鬼，秋雨去含泪。文人的媚骨毕现。自古识字忧患始，本当以气节立言行事，大多却成了柔弱无骨，匍匐于地的可怜虫。可是，还是有那么一些知识分子，在尽力守护传统，维护此道的尊严。　　　　 近读雷颐的《历史何以至此》，处处发现一个知识分子的良苦用心。虽无振臂高呼，却借着沧海历史的一角，如照妖镜般，照出现实的荒诞和混乱。现实重复着历史，结局已然。书中尾篇《何以至此》，文末单句成行，戛然而止：何以至此？　　　　 这是作者的天问。而全书，就是这个天问的答案。　　　　 中国近现代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至1949年定鼎终。前后才一百年，迄今也只一百多年，却是中国历史上最错综复杂的一段历史。内外交困，战乱频仍，各路英雄风云际会，各种运动风起云涌。要厘清这段历史，着实不易。我们接受的近现代史教育，近代史是“丧权辱国”的代名词，现代史则是抗战史、党同伐异史。愚民教育使我们对历史，除了历史的“虚无”外，譬如现在被人传为笑谈的“蛋炒饭死”，更多的是片段，精心编撰摘取的片段。没有细节，没有理性和情感兼具的人，有的只是事件，只是“英雄和草莽”、“爱国贼和卖国贼”。我喜欢关注历史细节的书，以前有吴方的《斜阳系缆》，现在是这一本。　　　　 你知道促成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的容闳，容纯甫，可谁又知，孙中山起事前拟推举容闳为大总统，因后者婉拒，才作罢；你知道卖国李鸿章、张之洞，可谁又知，当慈禧以一己之私断然对外宣战时，他们却以敏锐深邃的全局观，运用极其高超的政治手腕，“违抗上命”促成“东南互保”，虽然最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火烧万园之园圆明园，但却保护了南方的大片富庶之地，使生灵和新兴现代工业不糟兵燹涂炭。只读官之正史，只受国之教愚，这些你怎么会知道？　　　　 蔡元培也是书中浓墨重彩的一个人物。其中开篇即语：蔡之大名，非“北大校长”，而是“校长北大”。对比现实北大，此话恰切的让人叹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教授治校”，“教育乃天下公器”，蔡校长的语录至今仍可奉为圭臬。可放眼当今中国大学，未曾有践行者。信息发达的当下，有几人知道今天的北大校长是谁？北大百年，早已只是中国一所北方的大学而已。　　　　 书中还有当代史中一些荒诞不经的事，现在的我们读来非常隔膜，只觉好笑，却不能体会那个特定环境下的高压与辛酸。书中所举一例，即是姜昆的名段《照相》，谁都想当然的认为这是艺术的夸张，有谁知，它真真切切、原原本本的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上演过。　　　　 位卑遑论忧国。营营者，唯小民俗事而已。掩卷叹息，作此文。
•   　　在近年看过的历史相关的读物中，这是我最喜欢的书。
  　　
  　　散装的历史随笔，要构筑一个完整的框架原是不能。然而若深入市井，细数柴米油盐、民生制度；或者所述的历史事件原是耳熟能详，惟其细节虽鲜为人知却绝非次要；又或者构筑起彼地的危迫情势，使彼时名流皆不能独善其身之因更易感同身受——则历史于读者不再遥远，只如身在其中。
  　　
  　　更何况，未必只是历史而已。
  　　
  　　“作者简介”中曾说，作者复杂的经历，使他成为“把历史作为现实参考的著名学者”。我原以为这不过是拙劣的“读者体”的“古为今用”，看过才知不然。有评论者说，此书较之史学更近时评，我深有同感。只不过，与阅读一般时评不同的是，若你发现某些时事与百年前甚至数十年前的历史其实并无二致，是否又是另一种不同的感受？
  　　
  　　且看一些书中的摘录。
  　　
  　　“（胡适写道）列位办学堂，尽不必问教育部规程是什么，须先问这块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么。譬如我们这里最需要的是农家常识，桑蚕常识，商业知识，卫生常识，列位却把修身教科书去教他们做圣贤！又把二十块钱的风琴去教他们学音乐！又请一位六十块钱一年的教习教他们英文！列位且自己想想看，这样的教育，造得出怎样的人才？所以我奉劝列位办学堂，切莫注重课程的完备，须要注意课程的实用，尽不必去巴结学员，且去巴结那些小老百姓。视学员说这个学堂好，是没有用的。须要小老百姓都肯把他们的自己送来上学，那才是教育有成效了。” 《新文化与新教育》
  　　
  　　“袁世凯正式发布‘尊孔祀孔令’。深通权谋知道的袁非常明白，传统的‘礼治’有利于实现自己的独裁专断，而现代的‘法治’则是独裁的障碍，所以在正式就任大总统的《宣言》中明确提出，治国要‘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以礼义为主，法律为辅。”《“孔教拜孔子，孔子要上吊”》
  　　
  　　“（在‘官督商办’背景下，政/府的政策摇摆不定。官办则不断亏损，然改商办后一旦好转，则官又图谋强行收回。）在清末“国有”与“民营”的斗争中，国家、政/府的权利强如压卵之石，商民只能设法谋官才能维持自己的权利。而商一旦成了官，往往会如盛宣怀那样，反过来又以政/府的力量为自己谋利。这样，官、商的界限便永难划清，腐败也日甚一日。” 《清末“国有”与民营的激斗》
  　　
  　　“太平天国的理想，起码在前期，不能说不真诚，但实践的结果与自己的理想恰恰相反。按照一种人工设计的社会模式来建构社会是危险的，设计得越细，危险性越大——《天朝田亩制度》明文规定每户只能养五只母鸡、两头母猪（太平天国的理想是‘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主有所运用’）。在人类历史上，如此大规模的乌托邦实验确实罕见，或许，这便是太平天国更深远的意义所在。” 《失败的乌托邦：“天国”悲剧》
  　　
  　　“革命、动荡并非‘激进’制造出来，而是统治者拒绝制度改革，种种社会矛盾越积越多、越来越尖锐之后的总爆发。” 《列宁为何讨厌瑞士》
  　　
  　　“（当国家失去了改革的机会，革命一旦爆发，则）在你死我活的生死搏斗中，破坏性最强的最激进者往往最易为人接受，最易取得胜利，而理性和平者更富建设性的纲领意见总是被早已激愤万分、狂热暴躁的‘革命群众’拒绝、抛弃。” 《既得利益集团与路易十六的断头台》
  　　
  　　“作品已无所谓真正伟大与否。适时即伟大。” 《生命的浪费：沈从文的内心独白》
  　　
  　　看到这些，是否有历史尚未远去，往事仿佛相识的感觉？
  　　
  　　梁文道曾说，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时评才会超越时效性，成为常识，有结集出版的意义，那就是——评论所抨击指斥的事件，至今还在不断地发生。而我想，也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历史随笔才会超越历史，成为时评，那就是——那些在历史上导致了无数悲剧的情景，仍未结束。
  　　
•   　　雷颐先生的这本书，以小见大，读起来让人感到很通畅，同时也让人感觉到一些思考，值得在换一种情境下一读。
•   　　（导）近代中国的大变局，由暴力的冲撞开始。表面上，是国家的实力抗衡。但其实，更是个人不断成长、发育，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非专制独裁政体下被“牧养”的“老百姓”，此种内在的需求，注定要求相匹配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因此，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才能成为百年中国，最核心的一个议题。那么，知识分子群体，面对此议题，是如何思考如何行动的？
  　　日前，《晨报周刊》对话历史学家雷颐，探询历史和现实何以至此的因缘。
  　　
  　　（主）雷颐：知识分子是如何消灭自己的
  　　
  　　文|袁复生 图|杨抒怀
  　　
  　　前几个月。本刊做了两期关于“常识和伪常识”的专题。
  　　向读者和专家们，分别征询各自眼中的常识。综合大家所见，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在现代社会，我们最需要的第一条常识，就是国家、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个人权利，和国家主义之间，究竟应该遵循如何的规则？
  　　这个问题，其实一直纠缠于中国现代化的始终。1932-1933年间，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就曾因这个问题，发生过十分激烈的辩论。
  　　雷颐在其新书《历史：何以至此》中，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以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重要人物，日本现代教育的开创者森有礼，从一个自由主义者转向国家主义者，但最后却被强调“日本国情”的国粹派青年刺杀的悲剧为例，告诉我们，国家主义是一种激素、毒药，也是个魔咒。在国家主义、军国主义为灵魂的日本教育武装下的几代人，50年间，最后将国家推向了毁灭的边缘。一开始强大，后来成为一个失败的国家。
  　　辉煌的明治维新，为什么最后诞生出了一个破碎的失败国家？
  　　这难道不是森有礼，和其他知识分子，都应该反复探询的问题吗？
  　　
  　　【森有礼悲剧】
  　　（）将军国主义的灵魂注入日本近代教育的他，却被“国粹派”刺杀了
  　　
  　　1875年底。
  　　大清帝国的第一重臣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接见了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
  　　在当时的天朝，李鸿章可以说是最有见识的人了。
  　　“但森有礼，比李更有见识。”写过《李鸿章与晚晴四十年》的雷颐说。
  　　其时，日本的明治维新，刚进行了7年。
  　　其时，李鸿章52岁，森有礼28岁。
  　　在雷颐的新书《历史：何以至此》中，关于森有礼的这一篇，《从“自由主义”到“国家主义”——森有礼的悲剧》，颇含深意。
  　　“因为研究李鸿章，所以看到森有礼的资料，就很感兴趣。其实不仅有森有礼，当时日本还有很多的知识分子，他们都从明治维新初期的‘自由主义’，学习欧美的民主、自由，转向了对于天皇权威的加强，对于国家权威的维护。”“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学的普鲁斯王朝的君主立宪，明治的君主立宪，君主的权力比普鲁斯又加强了。”
  　　在1875年之前，森有礼先是在英国和美国游学。1871年，24岁的森有礼，就出任了日本首任驻美公使。
  　　在驻美公使的任上，森有礼做了一件影响极其深远的事情：向美国的大学校长、教授、政府官员、文化界人士，广泛征集关于教育的意见，请大家畅谈教育的原则、理念和对日本创建现代教育体系的建议。
  　　这本由森有礼的咨询信，和包括耶鲁大学校长华尔赛（Theodore P . Wooleey ,1801-1889）、哈佛大学校长欧理德（Charles W . Eliot ,1834-1926）、政治家鲍德威（时任美国教育部长，George S . Boutwell , 1818-1905）和加非德（Jams Abram Garfield , 1831-1881）、著名物理学家恩利约瑟（Jeseph Henry , 1797-1878）、数学和天文学家满勒（David Murray , 1830-1908）、传教士潘林溪（Octuavius Perinchief , 1829-1877）等13位美国学界和政界人士的回信组成的《Education in Japan》，1873年在美国出版。
  　　“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介绍、阐述了欧美近代平等主义教育观念。”
  　　1873年，森有礼回到日本，担任外务大丞。他也发起了“日本第一个合法研究、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学术社团——明六社。”他本人，也被称为是日本的“明治六大教育家”之一。明六社，也翻译出版了20多部介绍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法治思想的西方书籍。
  　　不过，“还政于民”的民主自由运动，即便是敢于主动变革的明治天皇，也是如此不适应，深受刺激。
  　　于是。1875年，发布“谗谤律”、《报纸条例》；1876年，发布“演说取缔令”；1879年，发布《集会条例》。森有礼的“明六社”，也在1875年被迫自动解散。
  　　“迫于压力”，森有礼转向了国家主义。
  　　1881年，在日本的宪法审议上，森有礼质疑伊藤博文提出的“天皇经帝国议会的承认行使立法权”，觉得“承认”不妥。他说：“倘若赋予议会如此最高权力，则将使日本传统国体发 生大变化，形成所谓君民同治之势。”有评论说：“曾是启蒙思想家的森有礼反对大变革，否定‘君民同治’，拒绝‘帝国议会的权力’。”
  　　1885年，森有礼担任文部大臣。他在建立日本的近代教育体系的同时，也把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变成了教育的灵魂。披上的，是西方教育的皮。
  　　国家主义是一种激素。
  　　明治政府，就是在这样的激素之下，很快强大起来了。日本的国力强盛，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得到了验证。与其说这是“维新”的胜利，不如说是国家主义的“明治”的胜利。
  　　这些胜利，正是伊藤博文和森有礼们所期待的。
  　　但是，森有礼却看不到了——1889年2月11日，正准备参加明治宪法庆典的森有礼，被一名叫的日本青年暗杀在官邸。
  　　这名年轻暗杀的他的原因，说起来也让人扼腕——刺客西野文太郎是个“国粹派”，因“轻信社会上关于森有礼参拜伊势神宫时有不敬的行为”，于是用刀劈杀之。也有说法，因为森有礼鼓励日本人学英语，所以被“国粹派”视为“卖民贼”。
  　　实际上，森有礼是成功地“确立神道教的国教地位”、将“传统儒学、普鲁士的国家主义与日本的神道教融为一体，成为近代天皇制的思想基础”的主将。（据说，森有礼也是萨摩藩示现流高手，就是那种传说中的迎风一刀斩。）
  　　
  　　【钱端升与胡适】
  　　（）1930年代，希望中国走专制、独裁道路的知识分子的文章，要比选择人权和自由、民主模式的文章，要多得多
  　　“森有礼悲剧”，远远不是孤例。
  　　在1988年就开始研究胡适的雷颐说，“胡适那种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为你的国家争自由的思想，在当年的中国，真正认同的人也很少。胡适是名气大，但真正在思想上的追随者，很少很少。尤其是抗战的时候，只有他和张奚若等极少数的知识分子，能够坚持一贯的思想，要自由，要平等。
  　　当时的其他人，一看日本人快打来了，就完全倒向了国家主义了。像丁文江、蒋廷黻这样的知识分子，1920年代梦想‘好人政府’，到后来九一八事件了，福建那边的十九路军又反蒋了，他们觉得，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存在不存在的问题，不是哪种国家的问题。有政府，我们就要支持它。他们提出了‘新专制主义’。”
  　　丁文江说，“我少年时曾在民主政治最发达的国家读过书的。一年以前我又曾跑到德意志苏俄曾参观过的。我离开苏俄的时候，在火车里我曾文我自己：‘假如我能够自由选择，我还是愿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苏俄的知识阶级？’我毫不迟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问道：‘我还是愿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苏俄的地质技师？’我也毫不迟疑的答道：‘苏俄的地质技师！’”
  　　这也正是丁、蒋等人的逻辑，因为觉得“在今日的中国，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我们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要不然只好自杀或是做日本帝国的顺民了。”
  　　1932年，蒋廷黻被邀请参加“国难会议”，发表《参加扩大会议回忆》说：国难时期都应该提倡政治改造以免分散国人对外的力量，认为应该“拥护中央”，因为“中国要有好政府必须自有一个政府始”。“我们的问题不是任何主义和任何制度等问题。我们的问题是饭碗的问题、安宁问题。这些问题是政治的ABC字母没学会的时候，不用说语法，更不用谈修辞学”。
  　　就连哈佛大学博士、中国政治学的奠基人之一钱端升，都觉得民主国家已经衰落了，现在要走独裁的、专制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发展。钱端升说，要“在一二十年内沿海各省务须使有高度的工业化，而内地各省的农业则能与沿海的工业相依辅”，“中国急需于最短时期内成一具有相当实力的国家”，就需要“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为了这个目标，甚至可以选择极权主义的国家，即“国家之权是无限制的，国家不受法律之拘束，法律仅是国家行使职务时的一种工具。”
  　　只有胡适等少数的知识分子，在坚持“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
  　　因为，民主政治，并没有那么高难度。他说：“我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向来崇拜议会式民主政治的人，说那是人类政治天才的最高发明；向来攻击议会政治的人，又说那是私有资本制度的附属品：这都是不合历史事实的评判。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余地；在于集思广益，使许多阿斗把他们的平凡常识凑起来也可以勉强对付；在于给多数平庸的人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可以训练他们爱护自己的权利。总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
  　　这一场1930年代的讨论，集中发表在《申报月刊》、《东方杂志》等报刊上。2010年1月，山西学者智效民，将其收集在《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一书中。纵观全书，在1930年代，希望中国走专制、独裁道路的知识分子的文章，要比选择人权和自由、民主模式的文章，要多得多。
  　　可是，即便是胡适这种人物。到了晚年，他的国家主义的影子，还是不免流露出来，促使他在“吴国桢投书骂蒋”事件中，说错了话，成为其晚年的一个败笔。
  　　1953年，被逼去美国的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1954年在《look》杂志撰文批评两蒋《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吴说，“在台湾每年的预算中，美国人提供了三十至四十亿美元，用来创造一个极权‘国家’”。“台湾和美国的纳税人都在为青年团、秘密警察、国民党和其他权威机构买单，他们当然不知道这一点。”
  　　为了维护蒋，胡适不仅指责吴“没道德感”，还写了《台湾是多么自由》。
  　　“巡视今日的台湾，可以发现八九百万中国人在那里正受到最好的管理。这种管理是中国任何地方多少代以来都没有的管理——最自由、最有效，当然也是最诚实的。
  　　“没有新闻检查，没有进出入检查……各国记者出入自由，驻台的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记者们，随时可以发回报道。
  　　“在自由中国拥有的另外一些自由，如迁徙自由、择业自由、进入台湾不再容易……但一旦合法居住台湾，并拥有警察局发给的居住证，他可以坐火车、公共汽车、飞机，或开小车、骑三轮，或到处转悠，自由如同在佛蒙德（Vermont）、堪萨斯（Kansas）或俄勒冈（Oregon）。而且，他可以干任何工作，只要他能找到，或者坐在一块岩石上，远眺大海，或者在轻柔的意大利乐曲声中边背诵诗歌，边品尝美酒。”
  　　难怪殷海光说，晚年的胡适，只能打40分。
  　　胡适晚年的保守，其实只是轻微的国家主义的倾向。而国家主义的极端，便是钱端升先生介绍的极权主义国家。
  　　与独裁不同的是，极权主义国家是“Totalitarian State”，钱端升根据德国、意大利、土耳其和苏联的情形总结说是“国家权力无限，而这无限的权力则由一党专享。党之内则又大多有一权力无限的领袖。”
  　　
  　　
  　　【贝多芬与喇叭裤】
  　　（）人民有没有选择听贝多芬的权利？
  　　
  　　国家干预一切，在中国文革时到达了顶峰。
  　　9月27日晚，在熬吧举行的《晚清以来的大变局终结了吗？》沙龙上。雷颐首先发问：“人民有没有选择听贝多芬的权利？”
  　　在他的新书《历史：何以至此》中，他用了5篇文章，谈文革期间的音乐和社会生活的变迁，以及背后的政治斗争。
  　　1977年3月26日，贝多芬逝世150周年的纪念日。这天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破天荒地播出了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这首曲子，使正在当兵的雷颐，“触电一样，几乎要从饭堂的凳子上弹起来。”
  　　多年以后，成为历史学家的雷颐，重新看到此次播放贝多芬的材料时，也一样觉得十分惊讶——这次播出贝多芬，竟然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来讨论，连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都说这个我定不了。
  　　而促使贝多芬解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央交响乐团的李德伦，在送给政治局会议的材料中，特别强调了，贝多芬也是革命导师列宁最喜欢的音乐。
  　　贝多芬解放之后。
  　　即便是离政治最远的音乐，也一样残留着政治的影响。比如在文革中，曾被带过 “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帽子的吕骥，1979年还是觉得抒情歌曲“还是戴一顶革命的帽子为好”，觉得流行歌曲和新潮音乐是两个应该警惕和批判的“冲击波”。
  　　崔健的《一无所有》出来时，还是遭遇到了极其猛烈的批评，批评的理由，无非是觉得对国家不利，毒害青年。
  　　然而，这种“每一个毛孔都要被管制”的体制，究竟能催生出什么伟大的奇迹呢？1974年，雷颐在福州参军，1978年，他离开福州时，发现当时的农村，和四年前，简直一摸一样。而1982年，他再去到农村，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这一代人的觉醒，是从亲身看到的历史变化开始的。计划经济，只能集中力量做极少的几件大事，而对整个人民的生活改善，是无能为力的。”
  　　计划经济，也就是当年钱端升说的统制经济，就是国家主义的完善经济形态。这个经济下的苏联，他极其羡慕的苏联，后来崩溃了。
  　　而他自己呢？
  　　解放后的钱端升，曾任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首任院长，但他的处境，却大大不妙。
  　　1951年，钱端升发表了《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1957年，他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检讨，钱端升几乎再无文字留世。1989年底，一位政法大学的退休“司机”还当众兴奋地对当年的青年教师许章润说：“罗典荣？钱端升？哼，他妈的，那时我们想骂就骂！想打就打！”
  　　
  　　图说
  　　
  　　2010年9月26日，雷颐在晨报大讲堂的现场。他说他们这一代人的觉醒，很多是从自身的经验获得的，计划、极权社会下，对个人权利极大扭曲的促使了他们对个体和国家关系的反思。
  　　
  　　《历史：何以至此——从小事件看清末以来的大变局》书影。在这本书中，除了森有礼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容闳。他几乎参与了晚清以来的变革的全过程，而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没有人身依附于一些利益集团，相对保持着独立性，为了实现自己对国家的理想。雷颐说，这个人物，特别值得知识分子注意。
  　　
  　　《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书影。这本书收集了193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模式选择的论争，最后这场论争，还是因为抗战打断了。
  　　
•   恩，很有道理的样子
•   恩 我还以为有人来夸下我 原来是熟托
•   丁文江说，“我少年时曾在民主政治最发达的国家读过书的。一年以前我又曾跑到德意志苏俄曾参观过的。我离开苏俄的时候，在火车里我曾文我自己：‘假如我能够自由选择，我还是愿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苏俄的知识阶级？’我毫不迟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问道：‘我还是愿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苏俄的地质技师？’我也毫不迟疑的答道：‘苏俄的地质技师！’”
  ——只有经历过随时可能“亡国灭种”的人，才会有这种深深的恐惧。而雷颐现今的所谓坐而论道，也不过是以今日之和平环境所将养出来的从容，去随意揣度昔年人们所谓的“不理性”罢了。
•   @ 洛水无花
  后来之人对历史的感悟，除了以史实为基础外，也需要适当的个人思考和揣摩，冰冷的记录文字，是不能窥见历史事件中千丝万缕的变化的
•   “适当的个人思考和揣摩”确实需要，但若是罔顾客观环境而去强加评判，那便是在是荒唐了。
•   事实上，国家主义的导向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呢？
  3600万人因为饥荒死亡。
  内战死的人，待统计。
  文革死的人，待统计。
  这个人数，比抗战少吗？
•   近现代历史的叙事轨迹，变化尤其明显。过去，几大运动、几大高潮的模式，用以建立历史的进步规律以及迄今而止的结果的必然性。现在，反道而行地，历史被打个颠倒，为建构“一蟹不如一蟹”的结论服务。按照这种预为建构的结论，清朝其实可以完成中国的立宪制度，不幸而有辛亥革命，北洋本可完成中国的民主，不幸而有南方政权，国民政府本可实现国家的强盛，而不幸又有国共战争，终于使得国家至今蹭蹬。
  　　历史其实不容假设，而这个“劣币趋逐良币”的历史解释模式，完全就是一条假设的路线。
•   近几年来，一种尤为津津乐道的历史叙事，乃是塑造民国时代的佳话。知识分子的风范、工商人物的境遇、官僚阶层的容忍，以及丰富的社会图景，编织了令人怀旧感慨的民国风情。然而，这样的叙事里面，没有劳工的生活，底层农民的苦难，以及小市民的哀愁。这样的叙事，以占人口不到百分之二十的识字者中尤为精英的群体，来代替一个时代的总体画像，以雪泥鸿爪、吉光片羽的佳话代替历史的完整性认知。夸张的幸福，独家的讲述，如同三十年前夸张的工农独家诉苦。
  　　在这种精英的怀想中，春秋战国时代因“人才总有用武之地”而备受推崇，竹林七贤的风雅故事也足堪称道，而俑贵履贱、人命枕藉、千里荒芜、万里无烟、人口动辄减少一半、皇家仪仗也凑不出四匹马等惨烈情景是被忽略的。
  　　在这种精英的怀想中，军阀相伐的北洋是美好的，人心丧失乃至于高级官僚都纷纷倒戈成为“内线”的政权也是美好的，倒戈只是因为对手太能“利诱”。只要假装不看底层生活，不看普通人的艰难，就可以装作历史的大势不是由多数人的生存状态决定，而是由精英分子的生活状态刻写。
  　　这是一个苦难接着苦难的民族，近代以来的历史有着连续不断的困顿。现状的不如意，足以让人去反向解读历史，并以演变的结果来怪罪当时的历史没有“长后眼睛”，没有前瞻的洞察力，看不到未来将要出现的问题。然而，即便生活在结果之中，流行的叙事也并不高明到哪里去，它作为主流叙事的镜像而存在，采取了一种颠倒了立场，这是完全的“对称性转换”，并不代表认识的独立，而恰好不过是被决定了的姿态性反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