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与环境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作者：王杰瑜  页数：220  字数：280000  

前言

　　王杰瑜博士定于今夏出版他的这本博士学位论文，春节过后即函电交驰，还于5月间由太原来西安促我为之写序。为年轻学者出版学术专著作序，推介学术新人与新著，是我十分乐意做的工作。自1992年为徐君峰博士所主编的《龙盘虎踞帝王州》一书（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作序以来，迄今已先后写过33篇序言，其中有20篇即是为年轻的博士、教授之著作所作。而且每每都是在接受任务后按期写出，甚至提前交卷。但因今年上半年我所主持的《清史·生态环境志》一卷需修改完稿，按协议要在6月30日前呈交送审稿，所以只能集中精力，心不旁骛；因而这篇为杰瑜博士所写的序就延迟至6月30日按期提交了志稿之电子文本，尔后又寄交了纸质文本后，才援笔撰写。　　论及杰瑜撰著的这篇博士学位论文之内容，正如他在论文之导言中所述以及当初评阅他的论文的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选定晋冀蒙接壤地区与明清时期来论述其环境变迁，并进而揭示其人地关系之规律，是颇具慧眼的明智选择，对此，作者是有明确认识的。这即是：　　——晋冀蒙接壤地区是我国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三个自然地理单元之交接带，地理环境多样且复杂，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人为活动稍有不当就会对当地及其邻近区域之生态环境造成明显的破坏性后果与广泛的负面影响。　　——在历史上，晋冀蒙接壤地区作为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交界区，明清时期恰又是人为活动最为频繁剧烈，活动面也最为广阔的时期，因而导致的生态环境变化，且主体上是负面变化也是最为显著的时期。加之明清时期，这一地区又是首都北京西北之军事屏障，因而当地一些政治、军事、经济举措都直接受命于中央朝廷，统治集团之政策方略与思想理念表露清晰具体，其对生态环境变化之影响也很鲜明，便于进行人地关系互动效应之剖析。　　——时至现代，晋冀蒙接壤地区又正好处于首都北京地区上风上水区位，其生态环境变化对北京地区生态环境质量优劣关系至为密切。

内容概要

　　　本书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运用历史地理学理论进行缜密的研究，从人口、聚落、土地等社会因素以及气候、河湖、植被等自然因素的变化，探讨了相应时期生态环境的变化特点，进而形成了明清时期“小冰期”与人类活动双重压力是导致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变化原因的结论，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作者简介

王杰瑜，1964年生，山西宁武人。1987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1993年于山西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2006年于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自然地理、长城学、古都学和政区地理。曾在山西省文物局和山西省博物

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导言    一、问题的提出    二、区域的划定和研究时段的选择    三、研究现状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一章  人文因素的变化  第一节  社会政治的变化    一、明代社会政治的军事化    二、清代管理体制的变化  第二节  人口变迁    一、明代人口变迁    二、清代人口变迁    三、明清时期晋冀蒙接壤地区人口的时空分布变化  第三节  聚落变迁    一、明代聚落变迁    二、清代聚落变迁第二章  气候及其变迁  第一节  气温变化  第二节  降水变化    一、土默川地区    二、大同地区    三、张家口地区第三章  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  第一节  明代的土地垦殖    一、农牧分界线的南移    二、边内的土地垦殖    三、明代土地垦殖的时空变化  第二节  清代的土地垦殖    一、边内的土地垦殖    二、边外土地的垦殖与农牧界线的北移    三、清代土地垦殖的时空变化  第三节  明清时期土地垦殖的特点第四章  植被变迁  第一节  森林变迁    一、明以前的森林概况    二、明清时期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森林变迁    三、森林变迁与“虎患”  第二节  草场变迁    一、明代草场的变迁    二、清代草场的变迁第五章  河湖变迁与土地荒漠化  第一节  河湖变迁    一、河流变迁    二、湖沼变迁  第二节  土地荒漠化    一、沙质荒漠化    二、水蚀荒漠化第六章  旱涝灾害分析  第一节  旱涝灾害的概况    一、旱灾    二、涝灾  第二节  旱涝灾害特点    一、清代多于明代，旱灾高于涝灾    二、旱涝灾频数变化不同  第三节  旱涝灾害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结论附录一：大同镇所辖城堡表附录二：山西镇所辖城堡表附录三：宣府镇所辖城堡表主要参考文献：  一、历史文献资料  二、现代文献资料  三、博士论文后记图表目录

章节摘录

　　（一）从州县到卫所——沿边都司卫所的设立与性质。　　沿边都司卫所的设立，是明代北部边防的基本建设，也是北边防线的物质基础。明初“天下既定，度要害之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二百人为千户所。”“凡天下要冲及边防去处，奉旨创立卫所，拨军守御。”①本区所设立卫所包括山西行都司、万全都司和山西都司的一部分。　　山西行都司。其前身是洪武四年（1371年）设置的大同都卫，洪武八年（1375年）十月更名为山西行都指挥使司，并将治所由白羊城徙于大同府。山西行都司是所有都司中变化较大的一个。在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初设大同都卫时，所辖仅东胜卫、大同左卫、大同右卫、蔚州卫、朔州卫五卫。洪武八年（1375年）十月改设山西行都司时，领大同左右前卫、蔚州卫、朔州卫、东胜卫等六卫。洪武二十六（1393年）二月，所领卫所最多，达二十多卫②。管辖地区相当于今大青山以南包头以东、集宁以西的内蒙古地区和大同、朔州两市。永乐初年，大批卫所内徙，“命都督陈用、孙岳、陈贤移山西行者司所属诸卫官军于北平之地，设卫移屯种。云川卫于雄县，玉林卫于定州，高山卫于保定府，东胜左卫于永平府，东胜右卫于遵化县，镇朔卫于蓟州，镇虏卫于涿州，定边卫于通州。其天城、阳和、宣府前三卫仍复原处。”③行都司所辖仅存七卫，后又重置大同左、右二卫，领卫为九。宣德初云川、玉林、天城、阳和等四卫复归大同都司辖，是为十三卫。宣德五年（1430年），设置万全都司，蔚州卫改归，仅存十二卫。正统三年（1438年），东胜卫复置，新建威远卫，领卫十四，之后东胜卫废。成化十九年（1483年），始建平虏卫，领卫仍为十四。一般说山西行都司领十四卫，当为成化时实领卫数。除十四卫外，行都司还辖马邑、井坪、山阴等七个千户所。　　万全都司。万全都司的设立与当时北防形势的变化密不可分。在都司未建之前，本区域已有卫所设置，是隶属于山西行都司和北平都司，仁、宣以后，明转攻为守，放弃边外地而回撤，万全成为边境前沿，需要统一步调，组织有效的防御，因此于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上以诸军散处边境，猝有缓急无所统一，乃命于宣府立都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