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天之下

出版时间：2006-12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作者：白诗朗  页数：401  译者：彭国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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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一定意义上，本书既是有关这种至关重要和引人入胜的对话是如何开始的历史，同时也是对于如下问题的哲学和神学反省：1980年代早期来自世界各个地区的参与者们探讨儒家和基督徒之间产生对话的可能性。　　参与儒耶对话的一个前提假定，当然是认为儒学和基督教一样在现代世界中是有前途的。除了个别例外，大体来说，这两个伟大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一直是处在彼此隔离的状态下各自运行的。这种相互隔离的局面如今已经改变了。对于如何解决环境危机、人权论争、文化价值、经济全球化以及神学对话和精神性的分享等各种各样的论题，儒者与基督徒如今可以随时互相讨论。

作者简介

白诗朗(John Berthrong)，1946年生于美国威思康辛(Wisconsin)的La Crosse。堪萨斯大学文学学士(1969)，芝加哥大学硕士、博士(1972、1979)。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分别为道家哲学和宋代理学。曾在台湾进修中文(1974～1975)。曾任加拿大联合教会信仰问对话秘书(1980～1989)、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员(1985～1987)。现任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副院长、宗教对话研究所所长。除本书之外，还著有Transformations of the ConfucianWay(1998)、Concerning Creativity:A Comparison of Chu Hsi，Whiteheadand NeviHe(1998)、The Divine Deli(1999)。与Mary Evelyn Tucker合编Confucianism and Ecology：The Interrelationof Heaven，Earth，and Humans(1998)。

书籍目录

导言　一 他者的差异　二 听众的差异　三 对话的阶段　四 三重线索　五 原因何在　六 本书结构第一章 普天之下：儒耶对话中的典范转化　一 双向转化　二 四种转化中的遭遇　三 过程选择与神学论说　四 神学重建的问题　五 儒家传统　六 儒耶对话的容纳　七 折衷主义与多元宗教参与的危险第二章 宗教多元主义与神学的处境　一 历史的反思　二 儒家学者和基督徒之间缺乏敌意　三 一些神学问题　四 方法学的考虑　五 比较神学　六 儒耶对话的脉络　七 对话的各种定义：梵蒂冈和日内瓦　八 儒学的对话性　九 有关儒家代表的问题　十 与儒学对话的神学挑战第三章 儒家思想的宗教向度　一 儒家对超越性的反思　二 儒家传统的根源　三 儒学的主旨　四 儒家的古代经典　五 儒学的各个时代　六 早期现代儒家论说的兴起：朱熹的基元系统　七 朱熹之道的概要　八 朱熹道德形上学的价值论基础　九 “理”的理论　十 “心”的能动性　十一 存在的枢纽：“命”与“太极”第四章 牟宗三对儒家宗教性的辩护和杜维明对信赖社群的诉求　一 牟宗三对儒家宗教性的界定　二 牟宗三对儒家之道的分析　三 牟宗三的宗教理论及其与儒学的关联　四 牟宗三对朱熹的批判　五 进入一种社会关怀的关系世界　六 中庸与相互感通性第五章 过程神学与双向超越性　一 超越性与内在性的问题　二 有关过程传统的。一般观察　三 过程宇宙论和神学的几条原则　四 理性主义的希望　五 对话性的上帝与过程之道　六 双向超越性与神学方法论　七 三参性的创造第六章 双重公民权：折衷主义的修正　一 前言：引入问题　二 双重公民权的问题　三 牟宗三的儒家回应　四 基督教神学的挑战　五 折衷主义的一成不变性　六 仍然是真理所有权的问题附录一 儒家宗教性研究的趋向　一 导论　二 儒家之道的六个阶段　三 儒家研究的学术变革　四 儒学研究的类型　五 人道之教、宗教精神性和道德形上学　六 结论附录二 宗教对话中现代新儒家的精神性　一 背景　二 儒释之遭遇　三 现代的联姻　四 参与及借鉴参考书目译后记

用户评论 (总计5条)

•   新儒家是将儒家的思想应用在现代,基督教的基本要义要如何应用在现代呢?也成为当今基督教神学家的当雾之急了.
•   不错的学术著作，外国学者写的。
•   涉及的内容非常多，不能面面俱到，重在讲个大概的面，
•   寻求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对话，对于很多学者来说，都具有吸引力。作者白诗朗是“波士顿儒学”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双重身份，使得此书在寻求对话方面较为公允，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   　　作者：蒋丽梅
  　　
  　　
  　　我们经常可以在汉学研究的书籍或论文中看到对白诗朗（John H. Berthrong）《普天之下：儒耶对话中的典范转化》（All under Heaven，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4） 一书的简短评论或引用，幸运的是，河北人民出版社将本书作为“文明对话”丛书之一加以出版，我们终于得以窥见白诗朗关于儒耶对话的思想全貌。作为一位热情参与儒耶对话的专业学者，白诗朗经历和参与了1988年香港、1991年柏克利的两次儒耶大会，这不仅让他对当今儒耶对话的现状、进展和热点有充分的了解，也赋予他充分的资格来预期和展望这一对话的未来。
  　　
  　　　　《普天之下：儒耶对话中的典范转化》一书呈现给读者的是一种双重的视域，作为一个展现文明间对话的著作来说，具备了这样的特征，本书足以吸引住对基督教、儒家及比较哲学感兴趣的读者的目光。本书详细描绘了基督教的历史和神学脉络，在作者看来，基督教内部正在经历一次典范转化，这样的转化要求基督教必须参与到全球性的进程中来。女性主义、社会正义、生态危机和宗教多元主义挑战着所有宗教的信条，这样的挑战，特别是宗教多元主义的挑战，直接导致了基督教内部产生典范转化的事实。在这样一个多元的世界中，神学重建的问题也被提上了日程。
  　　
  　　　　儒家也面对着与基督教同样的挑战。回顾儒学的漫长发展历史，儒学迄今为止至少经历了六次典范性的转化，而西方基督教正在面对的问题，也是儒家第六个典范转化直面的挑战。正是这一共同的处境，将基督教和儒家联结在一起。但是要实现真正的对话，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儒家的身份问题，也就是说，儒家是不是一种宗教？白诗朗用牟宗三、杜维明——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来说明了儒家内部对这一问题的回应。牟宗三认为，如果将宗教严格定义为“公然神义”的传统，那么儒家传统就不能称得上是一种宗教。但是儒学所关注的人生领域，却正是西方宗教的领域。中国哲学所具有的“忧患意识”，儒家正统或主流对“天命”“仁”“心”和“性”这四个主题的关注，在牟宗三看来，就是将伦理和宗教向度结合起来以价值论表现出来的儒家之道。儒家对所有社会成员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儒家的精神道路，都足以支撑起中国儒学的宗教性。杜维明肯定牟宗三在构建儒家系统哲学和宗教性上所做的努力，他更倾向于认为儒家是一个人文主义的，具有宗教的向度。白诗朗介绍、分析和评价牟、杜观点的过程，显示出他对中国现代儒学的同情和理解以及他对儒家发展历程的熟悉。
  　　
  　　　　以这种二重视域的背景双方对话的可能性为背景，白诗朗就进行儒耶对话所应选取的工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也是他的创建所在。白诗朗看到了过程哲学和过程神学与中国儒学所共有的一些特性，认为这是双方对话处于良好氛围并能相互沟通的重要方法。他认为，所有思想都有一个“基元系统取向”（metasystemic oriention）。他进而从形式性（form）、能动性（dynamics）和统一性（unification）三重线索入手来定义他所认为的思想的基元系统。白诗朗不仅将这三个线索用于以怀特海（Whitehead）、约翰·小柯布（John B. Cobb）等为代表的过程哲学和过程神学，也将它用于朱熹的道学传统，从中抽象出“理”“气”和“心”这样用于比较哲学的范畴。将过程哲学应用到对中国哲学的分析中，白诗朗并不是第一个开拓者，在此之前，南乐山（Robert Neville）、安乐哲（Roger Ames）和郝大维（David Hall）都曾有过这样的跨文化的尝试。
  　　但白诗朗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第一次尝试用过程哲学专注研究儒耶对话的属性和前景，这使他的研究更具体化的同时，也具有了深邃性。当然，他也承认，过程哲学并不是唯一可行的进行信仰对话的工具，但是过程哲学因其自身的便利性，它绝对是一种“值得”被用于对话的工具。
  　　
  　　　　为此，白诗朗富有创意地引入了哈特桑恩（Hartshorne）关于“神性”的“双向超越性”的理念，将古典基督教和现代世界联系在一起。这种连接的另外一个意义，却是对中国儒学观念的接纳。“双向超越性”中神性所具有的“有限、相对、流传不定和偶然”的属性，辩驳和拒绝了将上帝视为不动的推动者、帝王般的统治者或道德力量的人格化等错误的上帝观，同时也为儒家所提倡的道与人的关系提供了神性的空间。这样一来，上帝是一种“社会性的个体”，凸显出基督教的神论人文主义方面，而儒家的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将主体性和内在道德性连接起来，让价值和道德呈现于人与人之间的现实互动中，这就使儒耶之间具有了沟通的可能。
  　　
  　　　　白诗朗敏锐地意识到，当今儒耶对话中有两个关键问题：其一是超越性和内在性；其二是多元宗教参与（multiple religious participation）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的探讨和研究直接关系到今后儒耶对话的开展方向。在超越性问题上，白诗朗并不同意安乐哲和郝大维的中国儒学并没有与西方相对应的超越概念这样的结论，他对“双向超越”的引用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白诗朗在现代双重视域的语境下，以具体的文本分析将儒家传统的宗教向度和内在超越的理念联结在一起。但他也指出，安乐哲、郝大维和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在超越性上存在分歧的原因只是语义学的问题，两种观念的背后有着共同的理念。他甚至勇敢地指出，如今的儒家和基督徒在对超越性问题的理解上，较之任何其他时候走的更为接近。
  　　
  　　　　至于多元宗教参与，对基督徒来说，这样的问题就转变为：儒家式的基督徒是否可能？既是儒家又是基督徒是否可能？我们能不能既赞美耶稣又崇奉孔子？而对接受所有世界性宗教谱系的中国人来说，多元宗教参与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对他们来说，参与儒耶对话，一方面是以基督教为参照，重新诠释和说明自己传统内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向传统之外的人们推荐自己的传统。因此，对既是儒家又是基督徒和神学院院长的白诗朗来说，多重宗教身份的探讨是他实际感受和学术责任必须面对的问题。白诗朗明确指出多元宗教身份必须避免折衷主义和新纪元宗教这样的危险可能，而应该在宗教对话和比较中致力于宗教之间的彼此容纳（reception）。
  　　
  　　　　继《普天之下：儒耶对话中的典范转化》之后，白诗朗又相继出版了《儒家之道的转化》（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fucian Way, Boulder, Colo.,Westview Press,1998）、《关于创生》（Concerning Creativity,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和《神的快餐》（The Divine Deli），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儒家，并用过程论和中国儒学的资源来分析现代社会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已经在《普天之下：儒耶对话中的典范转化》一书中初现端倪，可以说是白诗朗继续儒耶对话的成果结晶。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译者彭国翔教授对本书也贡献良多。他在行文处添加了多处译者注，使得对基督教或儒家了解不多的读者可以不受语言文字的障碍而顺利地理解作者的意见，让文字的表述更为贴近中文读者的同时，有时也会对白诗朗引文中的细小错误进行纠正。这样的举动，正是白诗朗一直强调而为之奋斗的“文明对话”理念，严肃而友善的对话，彼此才能互相发现、互相理解和互相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