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之疲乏

出版时间:1990-08-01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作者:李金发著,张国岚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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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金发(1900——1976)
,原名李权兴,笔名李淑良、李金发,广东梅县人。现代作家、诗人、美术家。
生平简介 李金发早年就读于香港圣约瑟中学,后至上海入南洋中学留法预备班。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就读于第戎美术专门学校和巴黎帝国美术学校,在法国象征派诗歌特别是波特莱尔《恶之花》的影响下,开始创作格调怪异的诗歌,在中国新诗坛引起一阵骚动,被称之为“诗怪”,成为我国第一个象征主义诗人。1920至1923年间,他在柏林作《微雨》 1925年初,他应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邀请,回国执教,同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并为《小说月报》、《新女性》撰稿。1926年,在文学研究会出版诗集《为幸福而歌》1927年秋,任中央大学秘书,出版《食客与凶年》。1928年任杭州国立艺术院雕塑系主任,创办《美育》杂志,后赴广州塑像,并在广州美术学院工作,1936年任该校校长。20世纪40年代后期,几次出任外交官员,远在国外,后移居美国纽约,直至去世。
诗作内容  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现代象征派诗歌的开山诗人李金始终像一个令人无法猜透的谜一样,长期被人冷落、误解。其实,李金发是一个转折点上的人物,他的出现是对胡适的"明白清楚主义”和郭沫若的坦白奔放的诗歌创作主张的反拨和校正,具有纠偏补弊之功。中国新诗自它诞生之始,就有很丰富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作,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诸诗人是其最好的代表。而李金发的贡献却在于他为中国新诗引进了现代主义的艺术新质,从艺术之都法国的巴黎带来了“异域熏香”,给我们以震惊,丰富了中国新诗的内涵。他用新的艺术形式将诗歌从属于时代任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转向对个人化的深层次的内在情感的传达,表现的是人的隐秘的微妙的情绪,这类诗歌与“五四”初期的白话诗是完全不同风格的两类作品。我们如果按传统的方式就无法进入他的诗歌世界,但他的作品完全有足够的理由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有些作品如《弃妇>>等甚至堪称中国现代诗歌的经典之作。
从总体上看,对李金发诗歌的讨论、争议,一直集中在“纯艺术”问题的层面上,即西方象征诗艺(李是引进西方象征诗艺的第一人)与本土诗歌文化传统的融合与冲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其中李金发母舌生疏(朱自清语)、造语古怪的诗形,无疑是横亘在他的诗歌世界与读者之间的一道重要障碍。事实上,同早期象征派其他诗人(如穆木天、王独清等)一样,李金发在坚定不移地选择诗歌的现代途径时,并没有
像后来的中国现代主义诗人那样,选择现代主义精神——“绝望的抗战”,而是选择了唯美——颓废主义的人生观、艺术观来构筑自己的诗歌大厦,这是导致他成为尴尬诗人的主要原因。
李金发说过:“艺术是不顾道德,也与社会不是共同的世界。艺术上唯一的目的,就是创造美,艺术家唯一的工作,就是忠实表现自己的世界。”(李金发:《烈火》,《美育》创刊号(1928年10月)。他的诗歌如《微雨?夜起》当中也确有这样的古怪而且恐怖的诗句:“为什么窗子以外全衰死了?”将世界分为臆造的与现实的两端,自己则偏执地迷恋于个人内心世界,这是李金发诗歌创作总的审美价值取向。他所谓的“自己的世界”,究其要义,是“对于生命欲揶揄的神秘,及悲哀的美丽”。黄参岛:《〈微雨〉及其作者》,《美育》第二期(1928年12月)。" 在这个世界里,生命是“死神唇边的笑”(《有感》),是“无牙之颚,无颧之颜”,并终将“为草虫掩蔽,捣碎”(《生活》),只有“美人”与“坟墓”才是真实的(《心游》)。既然有生之年不过是“一个死的囚徒”(《A
Henriette d' Ouche》),既然“生无家室可归,死了终得掩藏地下”,不如“做点忘情的勾当,报点‘一饭’的深恩”(《“因为他是来惯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唯美——颓废意识的思想来源,不是传统的厌世、玩世观,而是以个体存在为宗旨的现代哲学观念,具体的说,是现代人在意识到生死茫然、无可把握的必然生存困境后,一种自生自衍的忧郁和恐惧,是艺术家们说的“世纪末苦”(Weltschmerz)根植的“恶之花”。这里,唯美与颓废是一对孪生兄弟,所谓“颓废”,是对人生、乃至整个文明的悲观虚无的认定,而所谓“唯美”,则是这种“认定”导引的苦中作乐的享乐主义。在中国早期象征派诗人打出的“纯诗”的旗帜上,超然的审美观念其实掩盖着一种很实在的生存策略——
“我们所唤做的生命,只是这不断消逝的现在,除却现在我们再不知道有我们自己了。那末,这如萤火明灭的一刹那,不得不认作我们生命活动的唯一可靠的形式。他引法国诗人雨果的《死囚之末日》第三章中的名句:‘我们谁都受了死刑的宣告,不过还有着一个不定期的执行的犹豫’,表现出他的命如朝露的椎心之痛。他愈感到死的威胁,愈尊重当前朝露般的一刹那。既认当前一刹那为唯一的实在,于是他排斥对于过去的追悔和对于未来的希冀,只一意勇猛精进求当前一刹那的充实和扩大。他的态度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他将全我集中于一刹那。他说:‘经验的果实不是目的,经验自身才是目的。’‘要过手段和目的一致的生活在用艺术的精神去处理生:鼓励这样的处理乃是艺术和诗歌的真正的伦理的意义。’”萧石君:《世纪末英国新文艺运动》,第19-20页,中华书局1934年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学者实际上很早就深刻触及唯美——颓废主义思潮的哲学思想根源。作为唯美—颓废主义诗人,李金发的确提供了一些值得肯定与赞赏的东西,比如彻底反叛传统道德的精神和慷慨献身于艺术的姿态,但对此过分理想化的认同,忽视这种精神与姿态背后的悲观虚无主义,忽视可能被扭曲和否定的艺术同社会人生的根本关系,就会有主观臆断的危险。李金发的诗之所以争议颇大,除他自身的问题外,不能排除这种主观臆断的原因。
诗作风格 李金发的诗歌丰富了中国新诗的表现技巧和诗歌意象,展示了他人无法替代的新的现代性景观,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开了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艺术的先河。
象征主义艺术大都排斥理性,强调幻想和直觉。像征派诗歌也因此具有一种朦胧含蓄、暧昧晦涩的审美追求。被李金发称作“名誉老师”的魏尔伦说过:选择诗歌词汇时不但不要求准确,相反,需要一点错误,因为再也没有一点东西比诗歌的含糊更宝贵;马拉美甚至宣称:“诗永远应当是一个谜"马拉美:《关于文学的发展》,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第26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对初期白话诗的状况,李金发是大为不满的,认为“既无章法,又无意境,浅白得像家书”,他因此崇尚象征主义的诗歌艺术,甚至不无偏激地认同象征主义的极端,在他看来:“诗是个人精神与心灵的升华,多少是带着贵族气息的。故一个诗人的诗,不一定人人看了能懂,才是好诗,或者只有一部分人,或有相当训练的人才能领略其好处”,李金发:《卢森著〈疗〉序》,转引自《李金发生平及其创作》,《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 诗是“你向我说一个‘你’,我了解只是‘我’的意思”,只有朦胧才是诗中的“不尽之美”。"李金发:《艺术之本质与其命运》,《美育》第三期(1929年10月)。" 因此,读他那些受偏激和极端驱使写出的诗作,难免有故弄玄虚之感,像《完全》、《时之表现》、《有感》一类的诗,恐怕再有“相当训练”的人也难“领略”其奥妙,给人的感觉不像是雾里看花,倒像是雾里看雾了。如果说初期白话诗如同周作人讥讽的那样“透明得像一个玻璃球"周作人:《扬鞭集·序》,《语丝》第82期(1926年5月)。" 那么,李金发的诗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个难以解开的谜。难怪苏雪林感慨道:“李金发的诗没有一首可以完全教人了解”。"苏雪林:《论李金发的诗》,《现代》第三卷第三期(1933年7月)。"
但是,正如不能用浅白直露抹杀初期白话诗的历史功绩一样,同样也不能以晦涩难懂封杀李金发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和贡献。谢冕先生说:“李金发的贡献在于把象征这匹怪兽给当日始告平静的诗坛以骚动”,谢冕:《新世纪的太阳》,第73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 比起初期白话诗来,像征诗派的进步,在于他们从理论到实践都更接近诗的本质,尽管象征诗派也有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此外,象征诗派对后来现代主义诗派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因此将象征诗派称作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初潮。
与其说李金发的诗象个晦涩难懂的谜,不如说他更像一个“美丽的混乱”,他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诗人对诗的本质的良好悟性(如诗的思维术、诗的逻辑学、诗的话语系统等)以及对诗的未来的高瞻远瞩。在中国新诗史上,李金发的实际作用是拓宽了人们的诗歌视野,改变了诗歌内部的线性发展方向,尽管这种拓宽和改变的方式显得散漫、放纵,甚至充满了游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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