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研究

出版时间：2001-12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作者：裴效维  
Tag标签：无  

内容概要

近代文学研究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创期；近代文学研究的萎缩期；近代文学研究的繁荣期。20世纪正是近代文学研究繁荣期的高峰，本书力求反映20世纪近代文学研究的突出成就、重要观点以及存在的问题，但同时也反映出了20世纪近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脉络以及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以叙为主，史论兼顾。

作者简介

裴效维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生，山西榆社人，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为近代小说史研究，现从事中国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６３年毕业于北京大学。１９６３年至今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工作。现任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副会长。
主要代表作有：《中国近代文学百题》合著、《中国长篇小说辞典》副主编、《佛山吴氏吴趼人家事考略》论文、《甲午百年祭——近代中日甲午战争文学略论》论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曲折历程第二章  近代文学史的断代与分期研究第三章  近代文学的特点及其原因研究第四章  近代文学思潮研究第六章  近代维新派诗文研究第七章  近代革命派诗文研究第八章  近代旧诗派研究第九章  近代桐城派研究第十章  近代词研究第十一章  近代侠义公案小说研究第十二章  近代狭邪小说研究第十三章  晚清小说综合研究第十四章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家研究（上）第十六章  晚清其他小说研究第十七章  鸳鸯蝴蝶派研究第十八章  近代戏曲研究第十九章  太平天国文学研究后记

章节摘录

书摘    其二是对早期话剧(文明戏、新文明戏)产生的原因进行考察。盂广来和胡智锋把早期话剧称之为中国话剧的“创生期”，时间是1899—1919年，恰好二十年。他们对“中国话剧的起源”作了如下概括：         中国话剧的源头，不是某一种戏剧形式——或改良戏曲(时事新戏)，或传统    戏曲，或日本新派剧，或西方话剧，而是这几种戏剧形式的“杂合”；换言之…    …创生期话剧是由这些因素共同作用而促成的。  当然，其中起着“质变”作用    的因素是西方话剧。袁国兴则把早期话剧的形成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899—1914)谓之“以我化人”或“中西合璧”阶段，就是传统戏曲吸收西方话剧，形成“改良戏曲”。然而这条“戏曲改良的道路没有行得通”。原因在于“改良戏曲”“不中不西”，非驴非马。于是进入“以人化我”或“反‘客’为‘主”’的第二阶段(1914—1919)，也就是“改良戏曲引退”，而将西方话剧加以“整体移植”，才使话剧在中国得以“自立门户”。    其三是对近代诗文变革的原因进行考察。仅以郭延礼的论述为例。他认为：近代文学“一系列的变化”，是由“西方文化对近代思想的渗透”而“引起”的。而“最先引起变化的是诗歌”。早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的火轮船、照相机等就成了中国诗人描写的对象。到了“‘诗界革命’时期”，西方的尸新思想、新事物、新意境”，更普遍进入了“诗人的视野中”；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康有为语)，“直开前古不到境，笔力纵横东西球”(丘逢甲语)，“吟到中华以外天”(黄遵宪语)。从而“使诗人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感受由祖国河山之美扩展到异国风光的鉴赏，由古代传统历史文化延伸到资产阶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人权、博爱乃至政治上的民主革命、共和政体，这些新的概念，也逐渐进入了诗人的审美范围；使作家的审美理想发生了新的变化”。他又认为：“西学的输入，对于中国近代散文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他借用黄人《序》中的话描绘了“在西方文化影响下近代散文钓变化”概况：“中兴(按指‘同治中兴’)垂五十年，中外一家，梯航四达，欧、和(按指日本)文化，灌输脑界，异质化合，乃孽新种，学术思想，大生变革。”“故其文光怪瑰轶，汪洋恣肆，如披《王会》之图，如观楚庙之壁，如登喜马拉山绝顶，遘天地释与阿修罗鏖战，不可方物。”    三、贝青乔研究    贝青乔是鸦片战争时期投笔从戎的爱国者和诗人。可是20世纪上半期却很少有人进行研究。直到60年代，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4)才对贝青乔的诗有所论述。该书认为其诗“跌宕有奇气”，“生平具干济才”。又弓I《咄咄吟》的“瘾到材官定若僧”和“天魔群舞骇心魂”两首诗，指出“前首纪奕经门生武官张应云，当敌人来攻时，犹卧吸鸦片；后首记宋国经军戴纸糊面具，装着鬼怪，跳舞而前，敌人以枪炮迎击，遂不战而溃败”，从而有力地讽刺、“揭露了清王朝腐朽的军事史和昏庸误国的罪状”。    王永健的《试论贝青乔的》对贝青乔及《咄咄吟》进行了全面评价。王永健认为，由于贝青乔亲自参与了抗英斗争，所以其“纪‘东征’事而以‘咄咄’为题，其寓意也极为明显”。该诗虽不乏讴歌抗敌者和同情受难者的思想，可是，“全诗的重点，显然放在对形形色色、比比皆是的咄咄怪事的记叙和抨击上。对于清军官兵那种昏庸懦怯的可笑可愤的情状，以及在强敌人侵的国难时期统治集团通敌卖国，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丑恶行径，诗人都作了大胆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王永健认为，《咄咄吟》的艺术形式和语言也有特点：第一，“因事作诗，就诗作注，以诗纪史，以史征诗，诗与小注互为补充”，但其组诗是在继承前人遗轨的基础上创造的。第二，诗人无论歌颂或讽刺人物，都“描绘得栩栩如生，有一定的典型性”。第三，“叙事状物，细致具体”，且将“政论性与讽刺性有机结合”，“在纪事中巧妙地表达了自己对事件和人物的评价”。第四，“语言通俗、自然”，并将方言俗语及新名词、译名人诗，“可谓‘我手写我口’、‘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先导”。这是20世纪系统地与全面地研究《咄咄吟》的专文。其后，郭延礼论贝青乔的诗歌，认为其“虽具有较丰富的思想内容，但艺术上不够成熟，尚未成家”。    宋诗派最有价值的是同情人民的疾苦与揭露时政弊端的诗篇。陈则光认为，祁嶲藻的《感河南直隶二案，时久不雨》，是反映河南新乡农民和河北阜平农民被清朝官吏迫害致死的诗篇；《肩舆道覆，夷于右臂，作此自遣》是反映“农民不堪官府的榨取，不得不弃农来作轿夫”的作品。陈则光指出，祁嶲藻“身居高位，尚能体恤民情，对那些不念人民艰苦的官吏，不引为同调，颇为难得”。而因指陈时务，受过惩处，写诗不敢接触时政的何绍基，“在内忧外患，战火连年”，“国势凌夷，生灵涂炭”的动乱时代，也写下《普贤西向》，“愤而责问西向的普贤菩萨，为何‘见劫不救’，  ‘见贼不戮”’?陈则光认为，何诗中“责问的普贤菩萨，实际上是影射无能的在位者”。王飙认为，由于郑珍对“困苦生活”“体验真切”，因而他写反映自己“贫病饥寒”生活的诗，如《屋漏诗》、《湿薪行》、《贷米》、《断盐》、《瓮尽》等，真实动人。而且那些“记述农民悲惨境遇，揭露官吏敲骨吸髓罪恶”的《经死哀》，“揭露清政府苛捐重税，层层盘剥”的《抽厘哀》、  《南乡哀》、  《禹门哀》、《江边老叟诗》，以及“直接把官府清兵比作豺狼”的《捕豺行》，更反映了诗人对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情与对社会现实黑暗的深刻揭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写了《煮海铅厂三首》和《吴公岭》等，“描写了铅厂工人和运盐劳工环境的恶劣、劳动的繁重与生活的凄惨”，是“最早反映矿工生活的作品之一”。论析明确，有一定的深度。    除此之外，宋诗派揭露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颂扬为民谋利与为国效力的官吏的作品，也得到了研究者的肯定。陈则光认为，莫友芝“愤斥帝国主义侵略”的诗，在他的诗作中可谓风毛麟角，但是他的《有感》(海腥吹入汉宫墙)诗“斥骂(英法)侵略者为‘海腥’、‘杂种’、‘鳞介’，对咸丰帝逃往热河，清廷的无能、容忍，以至签订割地赔款的北京条约，有所微讽”，不失为“表现爱国主义的诗篇”。郭延礼认为，莫友芝的《有感》(海腥吹人汉宫墙)诗，“运用宋太祖征南唐和汉文帝弃珠崖事，明确指出近代帝国主义的入侵远非古代南唐、珠崖可比。南唐是本民族的事，珠崖，古代虽属‘蛮夷’，但和英、法等殖民主义者是不同的。以此来唤醒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警惕”，可谓难能可贵。郭延礼还认为，何绍基所写《沪上杂书》、《乘火轮船游澳门与香港作……》、《次韵答黄岐农水部》等诗，“表现了诗人一定的民族意识”，也“痛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至于像邓显鹤“对历史上的爱国者如屈原、贾谊、何腾蛟怀有崇高的敬意”，并作《后长沙秋感十首》，对“起用林则徐治国安邦”抱有热烈的“期望”，以表示他对“爱国志士”林则徐的“推重”，也是很有价值的作品。”       以上这些评论表现了研究者对宋诗派诗歌思想内容的研究没有人云亦云，而是从诗歌本身所蕴藏的思想出发，深入探讨，既论其以议论入诗与以考证人诗为特征的创作，也发掘其反映现实生活较有社会历史价值的作品。至于其歌咏自然山川而表现出飘逸灵动的诗，研究者则是与其艺术风格糅合在一起加以认述的。    20世纪学者对王词艺术风格的研究也始终没有中断。朱祖谋谓“君词导源碧山，复历稼轩、梦窗，以还清真之浑化，与周止庵氏说契若针芥”。但朱氏之论：，并不完备。后来，龙榆生作《清季四大词人》，1认为王鹏运早期的《袖墨词》、《虫秋词》浸淫于王沂孙之《花外集》，又受浙西词派之影响，亦兼姜夔，心摹手追，颇有功力；中期的《味梨》，因与文廷式唱和之作多，与稼轩、东坡为近，词风悲壮，在《祝英台近·次韵道希感春》、《声声慢·腥余海气》诸词中，体现最明显；后期的词，如《庚子秋词》、《春蛰吟》、《南潜集》等，则是“冶众制于一炉，运悲壮于沉郁”。龙榆生指出，其词“虽模拟之迹未尽化除，而用力之精勤，情感之浓烈，推为清季词·坛大师，自可当之无愧色也”。但龙榆生之论，也欠周密。有的学人认为，其词主要“从王沂孙、吴文英、张炎人手，而直人周邦彦、姜夔之阃奥，然后再取各家之长，形成自己的风格”。因此，其词既有周邦彦、姜夔的“典雅、含蓄”，又有韦庄、李清照的“清丽”，还有苏、辛的“清雄；豪放”，并在时代情绪的熏陶中，“形成了以含蓄雅丽、低徊婉转为特色的风格”。其用典虽恰到好处，但也有“晦涩”难解之处。评论周全，有参考价值。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吕薇芬，张燕瑾20世纪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社会变化大，发展最快，其过程也极其曲折复杂，既有昂扬奋进、慷慨悲歌，也有荒诞滑稽。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在这时代的浪潮中思索、探求、觉醒、创造，推动着学术的发展，也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这一个世纪是一个关键和重要的世纪。在这百年之中，中国从贫穷、落后、封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发展成独立自主的、强大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社会的巨大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观念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学术领域，也经历了转型、发展变化的过程。    20世纪的文学研究，是从传统的古典型向科学的现代型转化的过程，它与中国社会的转型同步、这种转化的一个明显标志是文学研究从边沿不清、文史哲不分的传统学问中剥离出来，成为一种有独立品格的现代人文科学这种转变是全面的，从文学观念到研究方法，从思维方式到表达方式都有巨大的变化。转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渐进的、积累的、曲折反复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过程。大致说来，这一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世纪之交至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起始阶段；五四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发展阶段；从1949年至1978年是学术一统化阶段；1978年至今，是学术多元发展阶段。这样的阶段划分，是根据古代、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情况而做的大致划分，但文学研究的情况复杂，这样的划分也许不尽妥当。后两个阶段的划分，分歧应当不大，问题在于一、二阶段的划分。之所以将五四作为第二阶段的起始，是因为五四运动中，不但输人了新的文学思想和观念，介绍了不少新的文学研究方法，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与古典文学很不同的新文学。然而，五四运动毕竟是一个政治运动、思想运动，而学术思想的成熟、学术成果的产生是需要时间的。因而，徐公持先生将百年来古典文学研究发展的第二阶段，划分在1928年（《四个时期的划分及其特征—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近代化进程论略》，载《百年学科沉思录》，《文学遗产》编辑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9月）；陈伯海先生将中国文学史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划分在1923年左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之检讨》，出处同上），都是很有道理的。至于文学研究大学科下的各小分支学科，又各有各的具体情况，如本丛书的词学研究部分，将第二阶段，即词学研究初步繁荣阶段的起始，定在1930年左右，也是以词学发展的具体情况作为依据的。所以说，上述的阶段划分，只是一种大而化之的划分，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丛书时，能注意到这些纷繁的情况。    起始阶段是现代思想观念在中国继续传播和扩大其影响的时期（现代思想观念在19世纪后期已开始在中国传播），也是文学研究开始走向现代化的科学研究道路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文学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受西方文学思想、文学理论的影响，“文学”这一学科概念逐渐科学化。中国古代的文学，往往与文章同义，其涵义很广泛，不但包括诗、词、赋、曲、小说，也包括了政论文、书启、考释乃至哲学论文、章奏、策论等等，其范围大致与《昭明文选》所选录、分类的范围相同，可见文学观之渊源深长且牢固不变。但是在历史发展的大形势下，在社会转型的关头，文学观念不可能不发生变化，文学逐渐从文史哲不分的“文章”中剥离出来，有了比较科学的内涵和外延。其次，俗文学（指与诗、词、文、赋为主的雅文学不同的、历来受轻视的小说、戏曲、说唱、民歌等）地位大大提高。这一情况的发生，一方面固然是因为20世纪以来，国门渐开，受到世界潮流的影响，另一方面，自戊戌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维新派以及国内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发动民众、开启民智的重要性，从思想上强调了中国固有的民本思想，也比较容易接受西方的民主、民权思想。因而就发生了中国文学史上特殊的现象，即文学革命不是从地位很高、渊源深长的雅文学开始，首先提出的却是”小说界革命”的口号。由于当时小说、戏曲界线不太分得清，“小说界革命”实际上包括了戏曲界革命。    ……

编辑推荐

本书从变化迅速、纷繁复杂的大量文学研究现象中，概括本阶段中国文学研究总体性历史特征及发展的基本线索；探索中国文学研究从传统研究向科学化、现代化转型的轨迹和形态，研究二者的继承、革新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