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1998-1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作者:凌力 页数:713 字数:5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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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即使置于新时期文学繁荣的整个大背景之下,历史文学创作的成熟与兴盛,也是一个突出的文学现象。这种兴盛不仅表现为历史文学作品出版数量的大幅增长,而且表现为创作质量的空前提高。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和各种禁锢的解除,在一个更加开放、多元、自由与宽容的社会语境中,作家们得以放下包袱,抛弃一切陈规陋见,充分施展史才、史学与史识,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史家的眼光,重新审视和阐释色彩斑斓的中华五千年历史。在对历史进行艺术再现时,作家们也不满足于亦步亦趋地屈从于历史,而是准确把握“史实”与“虚构”的艺术辨证关系,着力于对纷繁芜杂的历史进行重解与重构,从而使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以诗的方式”在艺术世界里获得一种当代性的复活与新生,融入到当代人的精神建构之中。作家审视历史的视野亦摆脱了过去题材单一的狭隘性,从三代以降到宋元明清的朝代兴亡更替,从农民英雄到帝王、文人、仕子等各种历史人物的生死遭际,都成为作家进行绵邈遐思、扼腕叹唱、负载作家思想情感与当代读者审美趣味的表现对象。在艺术再现历史的过程中,作家们也越来越少受到各种既有观念和类型的束缚与羁绊,从社会、历史、文化、心灵等角度,将作家个人的体验投射、贯注到历史对象当中,表现出个性化、多样化的历史审美选择。而恢弘的结构,宏阔的背景,众多的人物,对史诗性的追求,也几乎成为新时期以来优秀长篇历史小说的一个共同艺术特征。《李自成》的“辫形结构”,《少年天子》的“星系结构”,《雍正皇帝》、《张居正》对传统章回体的改造运用……历史小说作家们在寻求历史的艺术表达方式方面作出的积极探索,促使当代历史小说作为独特的门类,在结构形式、叙事艺术等方面日臻成熟,成为当代文学创作中稳定而高产的一个品类,并因其创作上的实绩,屡获中国最高文学奖项“茅盾文学奖”的垂青。
内容概要
《少年天子》是一部描绘清朝入关后第一代皇帝顺治的长篇历史小说。
面临明、清鼎革之际的严峻局面,顺治励精图治,力求变革;但不断受到朝廷保守势力的阻挠 政治风云迭起。顺治能书会画,多情善感,醉心追求符合意愿的爱情和婚姻生活;但皇帝的爱情和婚姻牵连着宫廷权力的争夺,顺治在这方面的举措也引起了爱与恨、生与死的尖锐矛盾。终其二十三、四岁的一生,顺治在政治上的失败和爱情上的破灭,反映了深刻的性格悲剧和历史悲剧。
小说结构严谨,风格凝重,语言流畅精美,熔铸多种技法,是作者美学追求的新收获。
作者简介
凌力,本名曾黎力,籍贯江西于都,1942年出生,在黄土高原上度过了她的童年。自幼喜爱文学、历史,却考进了军事工程学院;从事导弹工程技术工作12年后,终于归入历史研究和文学创作。自1980年起,陆续发表长篇历史小说《星星草》、《少年天子》、《倾城倾国》、《暮鼓
章节摘录
一夜风雪,把熊赐履家的竹篱门都堵住了。清晨雪霁,熊赐履呵了呵手,抱着竹帚扫雪,从房门扫出小径,又推开栅门。清晨的阳光投在雪地上,映出淡淡的粉红色,而未照阳光的阴影处,又泛出浅浅的蓝色,互相映衬,使洁白的雪地显得既纯净又多姿多彩。熊赐履不禁抬头望了望东升的太阳,却见一个身着风衣风帽的人踏雪而来。他认出来了,那是他的朋友徐元文。 两人相见,彼此拱手。徐元文洒脱地一挥袖,指着才扫出的小径说:“这可谓雪径不曾缘客扫了。” 熊赐履说:“我还是用老杜的原句吧:蓬门今始为君开!” 熊赐履和徐元文,是三年前在为陆健送行的酒宴上相识的。第一次见面,彼此并无好感。熊赐履看不上徐元哎的才子腔调,徐元文也不喜欢熊赐履的道学面孔。这也难怪,两人的出身、境遇太不一样了。 熊赐履字敬修,湖北孝感人,书香门第。家中虽不贫寒,也非富族。当年张献忠打进湖广,熊赐履闽门数十口被杀,惟有熊赐履因随母亲躲回娘家而侥幸活命,从此母子相依,过着清贫的生活。母亲对儿子督课极严,熊赐履学问渊博精深,实在是亏了母亲的教导。三年前来京,也是母亲催促再三,要他游学四方、会见师友、增长见识的。他的学问品格,使不少人倾慕;但他的性情过于严毅,道学讲得过于认真,又使人们对他敬而远之。他对此也并不在意,就了三两处学馆,拿了丰厚的束脩,大半送回湖广奉养老母,余下的在南城龙泉寺、太清观之间的桃花坑买了两间小屋,平日独来独往,课余或读书习字吟诗,或艺花莳菊弄草,怡然自得,一无所求。于是人们给他二个绝妙的头衔:布衣高士。徐元文大不相同。他出生于江南有名的世家——江苏昆山徐氏大族。人们无法考证昆山徐家与明初的中山王徐达、明中期的宰相徐阶有什么瓜葛,但徐家确是世代豪富,而且世代文运昌盛,出了不少学问之士,就连与徐家联姻的也都非同一般。徐元文的舅父,就是闻名南北的学问大家顾炎武。徐元文字公肃,兄弟三人都以才学著称,徐元文尤其被人看做神童才子。人们传说他年方十二,就以秀才身份考举人。同辈见他年少,说道:“小小朋友就要做官,想做多高?”他答道:“阁老。”众人便出对耍笑他说:“未老思阁老”,他应声而对道:“无才做秀才。”逗得众人哄堂一笑,原想讥笑他,反而被他讥笑了。又传说他幼年随父赴宴,一位国公和一位尚书同时赐他杯酒,他只好用两手各接一杯。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从《星星草》到《少年天子》的创作反思 1981年初,长篇历史小说《星星草》下卷发稿。当年完成了一个写给儿童的中篇小说《火炬在燃烧》之后,便转向了我早已向往的题材——康熙皇帝。用了近两年的时间蹲档案馆、图书馆,收集、阅读、抄录史料。这期间,我常常思索《星星草》的创作得失,又听了许多直接的、间接的、赞扬的、批评的意见,为创作《少年天子》作准备。 我们民族五千年的光辉历史,是历史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然而作者选择的,只能是那些令作者激动、能够引发创作冲动的题材。在这一点上,《星星草》和《少年天子》是相同的。十年动乱中,我被捻军英雄们身处逆境而奋斗不止的精神所鼓舞所激励,写下了《星星草》;处于改革的80年代,我被立志变革而又步履艰难的顺治皇帝的独特命运所吸引,被他那深拒固闭的传统意识压制不住的人性光华所感动,又写了《少年天子》。《星星草》的主人公们,是我精神上崇敬的英雄;而《少年天子》中的福临、庄太后等人,像是我自认为深深同情和理解的朋友。或许因此而造成两部作品的艺术效果不同? 对《星星草》创作的总结和思索,展宽了眼界,深化了认识。可以说,《少年天子》的创作之所以比较顺畅,是因为有《星星草》的基础。 我理解的历史小说,必须是文学,有历史感。强调文学,是要求它有艺术感染力,有形象,有审美价值;强调历史感,便是历史小说之所以区别于现实题材小说的基本属性。这就要求历史小说的作者既要尊重史实,又不能拘泥于史实。处理好这对矛盾,我以为正是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难点。 严格说起来,当代人所写的历史小说,绝大部分都是依靠虚构和想像来完成的。谁也无法证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场景以及大量的语言、动作、表情、心理活动等等,确实存在于历史中;只要虚构得合情合理,就不会损伤作品的历史感。“情”、“理”的标准在于:作品中情节的产生、发展和终结,必须为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条件所允许;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命运,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生活逻辑,也应该是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产物。这就要求作者深入历史,认识历史的发展规律,弄清所要表现的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等各种因素,弄清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和传统影响下形成的各种人物类型等等。用当代的观念来说,就是要比较准确地认识你所表现的时代及人物的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只要这些创作前提和创作根据了然在胸,那么,不论是七实三虚,三实七虚,或是一实九虚,甚至全都虚构,我想,作品都能给人以深厚的历史感。 从创作《星星草》到创作《少年天子》,我都力求深入历史而后跳出历史。不过,写《星星草》时,考虑得较多的是再现历史原貌,甚至是再现史实。捻军最后四年的战斗历程,大大小小的战役,忽东忽西的进军路线,捻、清双方调兵遣将等等,都比较严格地遵照史实去写。我觉得,非这样写不足以真实地反映那次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然而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发展之间缺少必然的紧密联系。介绍《星星草》的文章常常提到作品的“传奇色彩”。我想,这既是作品的一个优点,增强了它的可读性,又是一个弱点,表明作品有写事掩盖写人的倾向。 《星星草》中也有虚构的情节和人物,如不少同志认为写得比较好的曾国藩、李鸿章游沧浪亭、微服私访凤凰街一节。这是根据史料记载的曾国藩、李鸿章当时的动向,他们的互相来往书信,以及曾国藩平捻的总的战略思想虚构出来的。虽是虚构,但也要达到言之有据的程度,心里才踏实。可见作者的立足点主要是在再现史实,解释史实。所以《星星草》有历史感强的特点,却缺少性格突出、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少年天子》却是以写人为中心的。为了完成主要人物顺治皇帝的形象,我感到仅仅再现史实就不够了。除了对大量繁复的史料整理加工、为人物的典型化进行必要的取舍之外,还必须进行大胆的虚构。当然,虚构要合理,不能瞎编乱造。但这个合理,就不仅仅是不脱离史料的言之有据了,它应该是作者对历史可能性的推理和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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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天子》:面临明、清鼎革之际的严峻局面,顺治励精图治,力求变革但不断受到朝廷保守势力的阻挠 政治风云迭起。顺治能书会画,多情善感,醉心追求符合意愿的爱情和婚姻生活但皇帝的爱情和婚姻牵连着宫廷权力的争夺,顺治在这方面的举措也引起了爱与恨、生与死的尖锐矛盾。终其二十三、四岁的一生,顺治在政治上的失败和爱情上的破灭,反映了深刻的性格悲剧和历史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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