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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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简介： 
    陈平原，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1987年6月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先后任北大中文系讲师（1987年起）、副教授（1990年起）、教授（1992年起）。现为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召集人、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曾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学术、图像研究等。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全国高校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1995，1998，2002）、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集体，1999）、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集体，2001）、首届全国比较文学优秀著作一等奖（1990）、首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论文一等奖（2002）等。先后出版《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B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千古文人侠客梦》、《小说史：理论与实践》、《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老北大的故事》、《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中国大学十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等著作三十余种。另外，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1991－2000年与友人合作主编人文集刊《学人》，2001年起主编学术集刊《现代中国》。

用户评论 (总计12条)

•   　　偷过书吗？
  　　
  　　我的几个大学同学就干过这事。那时候刚到新校区，图书馆监管松散，有人便趁虚而入：一人从窗口将书抛下，一人在下头接住。凭此“上下其手”之法，他们至少弄了五六本书。我幼时偷过农家的黄瓜，挖过机瓦厂后山的红薯，抓过刘家庄的鸭，却从来不敢偷书。一直到毕业的时候我都耿耿于怀——窃书这样的雅事，我恐怕再也没机会干了。
  　　
  　　那时最想偷两本书。一是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此书贵，而且是那时我见过的唯一一本陶集笺注；另一本，就是陈平原先生的《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大学里我干的好事坏事都不少，可读书不多，像这本书一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更是少之又少。今年七月，我从当当网买来这本书，暑假翻过几页。最近又将它重读一遍，感觉还是那么好，我又当了一回大学旁听生。
  　　
  　　对我这样附庸风雅的读者来说，这要算难得的好书，论述精深而文字浅近，匆匆一阅，便可在闲时与人滔滔不绝，正是现学现卖的绝佳材料。此书副标题为“明清散文研究”，本是陈先生为北大文学硕士研究生所开课程，三联书店根据课堂录音整理成书，收入“三联讲坛丛书”。书分九讲，依次分析李贽、陈继儒、袁宏道、张岱、黄宗羲、顾炎武、全祖望、姚鼐、汪中的“为人”与“为文”。从这九位具体对象入手，“步步为营，抽丝剥茧，将自家对明清散文的感觉、体味与判断渗透其中。”陈先生的分析与论述极具吸引力，力道恰好，常有迈越常流的眼力，臧否人物、品评文章，常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我尤其中意其旁逸而出的“闲文与穿插”，即俗谓“跑野马”、“扯闲篇”，虽说于主旨无涉，却多有深入浅出的识见，读来饶有兴味。此书我通读过两遍，此外闲时翻看也多，总是读得津津有味。
  　　
  　　掩卷设想，若能现场聆听陈先生侃侃而谈，其意味自然更比读书来得鲜活。惟其不得“活口”，才退而求其次，捧读书卷解渴。上面说，此书我读过两遍，即使再读两遍也不会厌倦的，但我决计不再通读此书。何故？借用书中所引李卓吾《党籍碑》语：“公但知小人之能误国，不知君子之尤能误国也。”《老残游记》也有名言：“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犹可恨，人多不知。”好歹也算我不枉读此书，借此思路，我来说说好书之害——劣书之害，人尽皆知；好书之害，人多不知。劣书为害，无非谬传知识、荼毒性灵，但假以时日，前者犹能补正，后者亦能自知。而好书为害则既难解救，亦难自知，全因其文辞精妙、入情入理，初读时只觉醍醐灌顶、甘露洒心，懵懂未开之际便已为之倾倒，事后一一验证，更觉深信不疑，是以自家体悟全无而被前人盘踞脑中，日后言及，往往照搬不误，甚至误为己有，“视若己出”。如此读书，创见何来？
  　　
  　　陈先生手眼独具，见识精妙，此等高明处对学生、读者而言却也无异于甜蜜的陷阱，极易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甚或不愿自拔。我虽无心治学，但终究不愿拾人牙慧、死于前人语下。我很少读杂志报纸，就是不想成为“万金油”。我本来也极少读鉴赏、文论等书，所以，我与此书相识一场，也算意外之缘。日后人若问我，此书如何？答曰：甚好。问：如何好法？曰：好在令我悟得好书之害。
  　　
  　　 2007年11月2日
  　　
•   　　上年岁末，认真读了此书。受益颇多。
  　　陈先生用从容开阔的讲解，向学生展示他研究明清18家的心得。
  　　其中有不少对如何做学问的见解。
  　　做学问是写卡片，这是资料的搜集、整理、消化。
  　　卡片——札记——文章——专著。
  　　做学问要在不可置疑处发问，用常规资料说出新论据。
  　　
  　　是本好书。
•   　　比较喜欢陈平原，论文论人都能说得清楚明白，也没有什么花架子，写的书好懂又有实在的东西。
  　　实在不喜欢某些一味哗众取宠、自以为幽默实际庸俗市侩充满小官吏心态的现代文人著作
•   　　2008年两会期间，宋祖英、黄宏等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建议在小学开设繁体字教育，将中国文化的根传承下去。常听见辣妹子在舞台上的高歌亮喉，眼前这深刻的人文关怀，着实可以令人肃然起敬一番。自古文艺本是一家人，忽然起敬可能是对于“炒作”这类词语太敏感于心了。倘使今后无人能注解与传颂我国古文艺之玉牒，就不在有所谓中国之文艺了。此提议意义非凡。
  　　
  　　说起古文，从小到大，一波三折。小学时躺在自家小院别屋的凉席上，读着半古的《西游记》，夏日苦长却畅快淋漓；中学时伏案在布满习题的课桌上，跟着老师学习断章取义，咀嚼大片文言文，背诵消化整块的名言名段，“肠胃”受损，至今后怕，痛不堪言。遇古文则恐避之不及；而今闲暇之余静坐于文案之前，泡一杯淡茶，随心翻起书页，竟有难以名状的喜悦，字字珠玑仿佛鲜活眼前，句句文言如同淡淡幽香。真是不可思议。
  　　
  　　这两天我读完了陈平原先生的《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感觉回到了大学课堂。让我了解了明末清初古士人的精神面貌、奇情雅致、文人之为人与为文。文与学的思辨与演进。书中有趣的地方不可枚举，比如：李贽的“胆、才、识”，说一个人有5分胆，10分才，表现出来也就是5分，所以他放胆为文；他“颠倒时论”“别人这么说这么看，我偏说不”，虽别出手眼却容易固作另类过犹不及，更有表演嫌疑；陈继儒大隐于市，其实是靠编畅销书养活自己。他的生活就是作品，虽然远离尘世，幽韵中却也存着苦恼；说袁宏道独抒灵性，却有些固作诗情画意，袁的趣闻叫人捧腹：他给友人写信说当官如做妓；他表彰声色，自己千金买一舟，携妓泛舟；他催朋友还书《金瓶梅》，催问道“《金瓶梅》料已成涌，何久不见还也？”。张岱的奇情壮采，他的西湖看人不看月，看月遇同痴着实令人玩味。张岱历经了人生的大起大落，荣华富贵，所以作文没有大放异彩之感，却如清茶沁人心扉!黄宗羲的侠情、丰富经历、深切情感，终成为文阔大；顾炎武骑驴走天下，探前人所未及，偶得之便停下来抄写，心中狂喜。俨然行走文学！姚鼐的桐城派，用着实用大学教材，成就一派文流。汪中的持才傲物，骂群死后遭非议。由于骈文的体制，让后人误解他家有恶妻才离异，后人考证其实是婆媳不和。
  　　
  　　掩卷闭目，满心欣喜，一声叹息。喜的是从这本明清散文研究，又见到了可爱可敬的古人们，并对于他们的为人与为文兴趣盎然。叹得是大学时候的蹉跎岁月、不遇名师、不得道路。感觉自己就像《陶庵梦忆》中的西陵脚夫，为人担酒，却不小心把酒瓮打破，赔不起，便惆怅地坐在地上，心想，这要是一场梦该多好啊。
•   　　个性不是现代人的发明。什么时代，有个性就有fans,但即便是现在也没人说过“人无癖不可交也”这么酷的话。这样的潮人，经陈平原包装一番，隆重推出，有点象被推销，不过对我还真有效哦。所以，书名改为《明清潮人》会更贴哦。
  　　陈说，讲文学史不是该书的目的，希望读者能于其中找个人做朋友，我就选俗气的陈继儒了
•   　　用最浅显易明的文字述说明清散文的特点与演变。当中不着痕迹地针砭现今做学问之浮躁很是让人会心一笑。洋洋洒洒的文字一挥而就，不禁让人感叹陈平原之学术功力。读来很是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确是大家之作。
  　　
  　　用里面摘出的一小段话做我这个标题的论据：
  　　文学专业不一样，往往是把简单的问题说得特复杂。有这么一种说法：能把一个问题说得很简单，是一种本事；而能把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说得很复杂，也是一种本事。
•   　　我承认我不是一个能很安下心来读书的人，尤其端坐于故纸堆里，但这本书却让我几个晚上连续不断的坐在书桌前一气呵成的读完，而且还让我回味了好几遍，不同于坊间流行的那种易中天或者于丹式的快餐解读，陈平原先生是一位好厨子，做出的菜色有营养而且美味可口，忍俊不禁间又让人受益匪浅。
•   　　、《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
  　　　　
  　　　　著者：陈平原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6月第1版
  　　　　
  　　　　陈平原是我一直以来就比较喜欢和尊敬的学者。在家乡读书的时候，被古龙小说迷得神魂颠倒，倾心于《千古文人侠客梦》之名，加之“陈平原”三字，也有古之平原君风采，遂苦心搜求此书，但直到毕业仍无缘得见。后闻见渐广，八卦掌故耳食之谈，多有听闻。乃知陈早年求学于岭南中山大学，后因情负气，北上京华，投入王瑶门下，浸淫有年，读书甚勤，学养渐厚，眼光甚锐，胸怀渐广。80年代中期，陈与钱理群、洪子诚等燕园才俊，观乎时变，揆诸学理，振臂一呼，祭起“重写文学史”的大旗，竟使学界风气，翕然一变，终成当代学界经典故事。其后陈氏致力于现代文学研究，于小说史多有论列。至90年代，眼界大开，治学之域扩而至现代学术史与教育史，再沿波讨源，上溯至古典文学之研究。学术之外，平日散文、札记著作，也有不少，可见其笔耕之勤。我在曲阜和师大求学之时，曾两次聆听其关于文学史的讲座，听其言、观其人、读其书，虽无80年代的勇气与锐气，而春风化人，析理通透，自有高格。2004年，曾与一位朋友对床夜语，论及陈平原，我们都称其为一个纯粹的读书人，但朋友称其为“性情中人”，我却许之为一位“有情怀的人”。盖我平时所见性情中人，多为狂者，或自许为狂者，真狂者常无自反之心，率意任情，不为旁人考虑，不过SB耳；佯狂者虚称豪放，纵意妄为，临难却每有苟且算计之心，盖性情者，推卸责任之借口也。而有情怀的人则不然，他坚持着作为一个人必要的责任感，对外界纷繁人事都善于作出一种同情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对于他来说，在必要的谋生之资之外，内心中还有一片宁静的天空，或者说是自己心灵的后院。陈平原此人，虽无缘深交，而读其平时文章，常有此感。2004年9月底，曾在上海福州路上购得所著《茱萸集》一书。翻阅之下，如对老友，娓娓而谈，正与其讲话风格相类，絮叨处自有温暖。
  　　　　这本《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也是在工体2005年冬季书市上所得。此前曾经在《文史知识》上读得最后一篇《志在述学与文艺其末—汪中的为人与为学》，非常喜欢文章的课堂口语风格。盖此书本是“三联讲坛”丛书之一册，而该丛书编纂之初就属意于“秉持实录精神，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力求原汁原味的现场氛围”。这种风格，很容易使人想起宋儒的语录，比如南宋黎靖德所编的《朱子学案》，那种鲜活的南宋时期的口语真实的展现了朱熹的思想和性格，即便是千年之后的今人读来，也如回到南宋时期，在山明水秀的书院之中，听座上的朱子纵论古今天道。陈平原此书，也正将人从芜杂的俗事中拉回到久违的课堂之中，以其亲切和缓的南方普通话，敷衍出一大篇通俗化的明清文人“学案”。据陈平原讲，这个明清散文研究的课程本来是准备讲明清十八家的散文，这明清十八家之说，本来源自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所谓祸害中国文学的“十八妖魔”。当然，陈所谈的明清十八家，已非陈独秀指斥的明前后七子和归、方、刘、姚；而是指李贽、陈继儒、袁宏道、张岱、黄宗羲、顾炎武、全祖望、姚鼐、汪中、归有光、王思任、龚自珍、刘侗、徐弘祖、傅山、李渔、袁枚、章学诚（其中汪中之前九家书中各列单章论述，归有光之后九家则因各种原因未能收录）。此书之所以选择专人加以论述，而非通史，陈平原引用刘永济先生之语，以为古人读书“玄览所得，莫不默契于寸心；钻讨既深，自能神遇于千古”，“是则文学史者，直轮扁所谓古人之糟粕已矣”。故宁从具体对象入手，“尚友古人”，出入于为人与为文之间，对其文步步为营，抽丝拨茧，既了解古人之得，也深知古人之病。正因如此，该书虽有探寻晚明到清代文章发展沿革的通识，仍然立足于具体的作家作品，而本书的最大亮点，也并非揭示了明清“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的文学史常识，而在于勾画出晚明与清代几位文人的鲜明个性和隐秘故事，展现出异人奇事的独特风采。
  　　　　我之喜读此书，主要还在于三点：
  　　　　其一为鲜明的通变意识。虽然对于古典文学研究，陈平原并非当行本色，但古今之理一也，古典文学的畛域也并非难以跨越，更重要的是，陈有意识地从所擅长的现代文学领域出发，阐述明清散文至新文学的变革与发展。正如“十八家”来源自陈独秀的“十八妖魔”，陈在具体论述中，也常常结合新文学运动，谈及现代文学对明清散文的继承与现代作家对明清文人的评价。文学革命之初，陈独秀、周作人等人对古文极力丑诋，但是这些人毕竟从旧文化的堡垒中杀将出来，所以论人论文常能中其肯綮。而陈平原或引证，或驳论，或牵引类比，平心论之，常有发明。如论桐城文人在文中诅咒论敌断子绝孙，周作人斥其“识见鄙陋，品行卑劣”，陈则指出桐城文人义理根基浅薄，而卫道热情高涨，故有此举。针对钱玄同“桐城谬种”的指斥，陈引用胡适之语，指出桐城易学、实用性强、容易达到审美与实用的平衡。论袁宏道的闲适，陈平原谈到20世纪３０年代关于小品文和闲适的论争，指出林语堂为了反对道学家的方巾气。可以表彰袁中郎的闲适。反过来，鲁迅出于论战的需要，强调袁宏也有愤恨和不满。但是，陈认为，讨论中国文人的仕与隐，除了政治立场、道德境界、审美趣味等，还必须考虑经济实力。论中国古代社会对文体的重视，陈则结合科举制度之兴废，指出科举废后成长的读书人与前代在文风、精神、性格等多方面的变异。虽然许多地方，陈平原限于文章体例，未能展开充分论述，但很多吉光片羽似的评点，常有让人豁然开朗之感。
  　　　　其二为出入为人为文之间，论人多体贴入微。陈氏对诸人作品的点评，多是含英咀华的体贴之说，使读者闻之会心而笑。如论陈继儒，名之为《文人的生计与幽韵》，从陈继儒的隐士面貌下，挖掘出明末部分文人的经济生活；在“八十年履薄临深”的遗训中，看出陈氏与其是怕政治迫害，不如说是重视人际关系，保留较大的回旋余地，避免得罪各种现实的和潜在的衣食父母，看出他以出世的姿态来吸引一般公众，并因此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正所谓“闲人不是等闲人”；更因此推出明代山人的独立人格，在一定意义上独立于朝廷的同时，实质上依附于江南出版业的兴盛。再论袁宏道论事的“矫枉过正”，则指出是袁氏自觉选择的论述策略；说是独抒性灵，其实过分期待读者的掌声，在某种程度上为文造情。再如论张岱没有徐渭等人的愤世嫉俗，在于看透，一切都经历过，也都明了。因此，看人看事比较通达，也比较洒脱。“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不是“众人皆醉卧独醒”。我有真性情，别人也有，如此看待世界，就可以避免过分的偏执和孤傲。写姚鼐于《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刻意建构文派，重续文统，迂回曲折，将桐城文派的来龙去脉巧妙地梳理出来。而关于姚鼐辞去四库馆职，游于江南书院之间这生平一大关节，陈平原则以为是不善考据的姚在精英汇集的四库馆受到考据家们有意无意的挤压，不得不掉头而去，另辟新径。而桐城文派之所以大行于世，则与他们重规矩，传门径的讲学方式有莫大关系。虽然他们的文章雅洁，但是读书窄、学殖薄，故思想偏狭，不如黄宗羲等人兴趣广泛、思想通达、作文大气。
  　　　　三是牵连古今之论，从心所欲而不逾矩。陈平原常在论述中穿插为学的心得，读之颇有教益。如同样是对陈继儒的评价“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吴承学认为揭露得入木三分；郭预衡则认为未得其实，陈颇有用世之意。而陈平原则认为中国文史资料非常丰富，加上诗无达诂，故要见其大，要把持得住，防止过度诠释。论顾炎武作《日知录》，对古人从札记入手做学问的读书方法甚为推崇，而认为现代学者首先从通史入手作学问流弊甚大。“读通史，编教材，发空论，是1950年代之后中国学者治学的一大歧途”。而“靠读文学史来编文学史，靠读研究著作来撰写研究著作的风气，至今完全没有消歇。”这种做法，正如顾炎武所说：“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论学者之藏书，则引鲁迅语，决不靠孤本秘籍炫耀耳目，“凡所阅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读常见的书，而能作出石破天惊的独立判断，这才是真本事。此外，陈平原于文中还常穿插论世之语，或感怀，或批评，多见其通透的观点，而行文摇曳多姿，跳脱活泼，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如论袁宏道抱怨做官“牛马不若”，陈追问道：以如此鄙薄官场的心态从政，能尽忠职守，治理好地方吗？念文学的，大都喜欢听骂官场的，似乎骂得越凶，越有良知。但是，只表达忧国爱民之心，而不考虑具体实施方案，这样的治国平天下，很是可疑。他论读书态度，则厘为三种：一是开发与利用；二是观察与研究；三是驻足与同化。陈平原屡屡强调这第三种，即是在阅读、思考、品味中，陶冶性情，丰富个人的精神生活，获得安身立命的根基，实现文化血脉的流淌和贯通，而不是一种单纯的职业训练。由此可见陈氏之读书人的本色与襟怀。
  　　　　
  　　　　
  　　　　
  　　　　　　　　　　　　　　　　　　　　　　　　　（２００６年２月１日至２月２日夜）
  　　
•   　　 这套书另外还读过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跟钱理群的《与鲁迅相遇》。
  　　
  　　 脱胎于讲坛录音，所以晓畅明白，且夹杂不少搞气氛的玩笑话，有趣易读。可惜我总是贪多贪快嚼不烂，这些明清散文我大多只是一家看过一两篇，所以看此书只能是人云我听，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自己看法。真是无益，这些人家的观点大概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忘记得差不多的。
  　　
  　　 其实读之前这题目迷惑了我，以为他的主脉是分析从明至清，文人之文如何渐变成学者之文。原来并不是，只是一家家散文的研究。是陈平原在北大开设的研究生选修课，原课题更准确不易惹人误会，是“明清散文十八家”，但最后出书时只剩九家，原因芜杂，包括什么来不及换磁带录得不完整之类。
  　　
  　　 不过仍激发起我回到学堂之心啊。不过亦知道，回去之后仍是如故，昏昏，昏昏，然后倒头不起，睡得连下课都不知道了。
  　　
  　　
•   写得很有趣：）
  陈平原先生这本书选的这几位也正是我平时很感兴趣的人，所以读得特别有味，笼统来说，陈先生见解宽厚通达，有一些自己独特的见解，但都入情入理，让人信服，不愧是个纯粹的读书人。缺点是由于是讲课实录，文采比他的文章稍逊，另外窃以为这么多有意思的人凑在一本书里，陈先生还可以多一些发挥，讲得更有趣些，听这样的课是幸福，讲这样的课又何尝不是呢？
•   最好还是读原书，普通读者之所以普通，就是因为没有耐性去接触第一手的资料。
•   性情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