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6-6 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作者:尼格尔·泰勒著 页数:171 译者:李白玉 陈贞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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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阐述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历程。战后,现代城市与区域规划体系在英国和许多其他发达国家建立起来。在书中,作者描述了整个时期规划理论的变化,手法简洁洗练而不失严谨。 该书勾勒了一系列主要规划理论:从作为物质空问形态设计活动的传统城市规划理论,至1960年代系统与理性过程规划理论:从197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规划角色的观点,到规划实施理论,以及最近的将规划工作视为一种”沟通行为”。 本书是一部关于城市规划与的建筑理论专著,全书勾勒了一系列主要规划理论:从作为物质空问形态设计活动的传统城市规划理论,至1960年代系统与理性过程规划理论:从197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规划角色的观点,到规划实施理论,以及最近的将规划工作视为一种”沟通行为”。
作者简介
尼格尔泰勒是一个具有规划师资格的思想家,对城镇规划行业的老师与学生、研究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对规划思想发展史感兴趣的其他人员而言,《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一书提供了通俗简明的指引。
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篇 二战后早期规划理论 第1章 作为空间形态规划设计的城镇规划 引言 二战后城市规划概念的构成 城镇规划作为空间形态规划 城镇规划作为城市设计 城镇规划作为详细蓝图或总体规划 结语 第2章 二战后规划理论的价值取向 准则提出的背景:关于社会变革与保守情怀的文化 英国二战后规划的基本理论 乌托邦式综合规划 反城市化的美学思潮 关于城市结构秩序性的看法 关于规划目标共识的假设 结语第3章 关 于二战后早期规划理论的批判 引言:二战后规划的“黄金时期”? 关于城镇规划的空问形态和设计化倾向的批判 对于漠视社会性的批判 关于空间环境决定论的批判 咨询的缺乏 关于蓝图式规划的批判 关于二战后规划理论准则及构想的批判 关于乌托邦主义的批判 关于反城市化的批判 关于城市结构模式化的批判 关于规划价值取向共识的批判 政府的反思:规划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结语第二篇 1960年代的规划理论 第4章 系统规划理论和理性过程规划理论 引言:城镇规划思想的根本变化 系统规划理论 基本概念及其在规划中的应用 系统规划理论的兴盛 理性过程规划理论 引言 理性过程理论的根源 对理性过程规划模型的补充说明 关于理性本身的问题 把理性过程模型作为规划的基本模型 理性过程模型是工具推理(手段一目标)模型 “非连贯渐进式”规划V.S.“理性综合式”规划 结语:理性、控制论和现代性 第5章 规划是一个政治过程 现代主义和城市抗议活动 科学、价值和理性:伪技术主义 规划评估 规划、玻珀其人和科学方法 早期理论学者:视规划为标准的政治实践 公众参与 代议制民主的缺点 政府响应公众参与 阿恩斯坦的参与阶梯第三篇 1970年代到1990年代的规划理论 第6章 有关规划效果的理论 第7章 理性规划及其实施 第8章 新右派式规划理论第四篇 结论 第9章 范式变换,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参考文献译后记
章节摘录
这种趋向在阿伯克隆比1944年的大伦敦规划、勒·柯布西耶关于昌迪加尔的规划,以及英国所有第一代新城的规划中得以体现。土地利用功能分离的规划思想同样还反映在最初的土地利用区划中(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亚历山大引用了拥有独立校区的大学的规划,在这些规划中,大学与镇里的咖啡店、酒吧、电影院以及商店相互分离),以及将人行交通从机动车交通中分离出来的思想中。亚历山大的观点和雅各布斯的观点基本相同,他们认为,是城镇土地利用和行为活动的混合性,带来了生活的重叠化和复杂化,营造了一个成功的城市。因此,原先规划思想的失败就在于其对纯粹、分离和讲求秩序的土地利用功能分区的倡导。 关于规划价值取向共识的批判 综合看来,雅各布斯和亚历山大的著述对第2章提及的战后规划的头三项准则,提出了强烈的批判,即:乌托邦的综合规划模式、反城市化的倾向以及关于城市结构模式化的看法。而对于第四个准则,即规划价值取向共识化的批判则主要来自于另一个方面。我们早已关注到,传统规划的思想和实践,以及它们对物质环境的强调缺乏对当地城市社区在社会学方面的认识。它们在社会学方面的知之甚少还体现在它们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的设想上。即使在1960年代,关于规划的“以人为本”受到广泛关注的时候,仍然存在将“人”或“公众”视为无差异群体的倾向。当然,这些想法与现实远远不符:在现代任何社会中,公众都是由各种不同的群体所构成的,持有不同有时甚至是不相容的利益倾向。这一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得到了社会学家的极力强调(例如,科泽,1956年;达伦道夫,1969年;雷克斯,1970年),有些社会理论学家提出了社会的“冲突”模式取代了许多规划理论家设想的共识模式。 在1950年代中期的美国,迈耶森和班菲尔德关于芝加哥住宅政策的研究揭示了持有不同利益倾向的不同团体都与物质规划的政策相关。迈耶森和班菲尔德提出,位于不同层级的群体(例如在收入方面)关于公共住宅政策的优先次序有着极其不同的看法。由于缺乏共识,使得关于住宅规划和政策指导原则的决策成为了一个充满争议的“政治”行为。正如迈耶森和班菲尔德所指出的(同上,第316页): 路线的选择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每一个规划几乎都是承担无数的目标,但却不存在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包容这些目标的行动路线。” 另一个美国人,梅尔文,韦伯(1969年,286页)也强调了同样的观点: “评估社区整体价值取向的做法是徒劳的,也存在相当的误导性。在一个复杂的城市社会中,不存在可以独立生存的社区。而且,一个多样化的社区根据价值取向群体的不同规模来确定其价值判断,因此,不存在评价规划项目的普适性价值取向或标准。只有根据最大影响群体得出主要价值取向。” 如果城镇规划的思想和实践在社会学上是这样的天真,由此也将带来政治上的幼稚。在第2章,我们了解到了关于规划目标存在共识的假设是如何与城镇规划的“技术化、专业化”模式紧密相关。如果关于优秀城镇规划的价值取向和原理准则是不言而喻以及广为接受的,那么就不需要公众或他们的政治代表来参与关于规划事务的讨论。但是,一旦同意关于规划目标不存在必然的共识,以及实际公众的不同群体会对这些规划目标提出否定和质疑,城镇规划就有可能变成一种有争议的“政治”活动。从这点看,关于城镇规划以及规划决策只是技术事务,以及最好由专家来承担的这一观点,看来是过于简单了。 因此,到丁1960年代,规划师因为未能使相关公众参与到规划方案的研究中,以及甚至未对公众关于规划设想的意见加以认真考虑而遭到批判就不足为奇了。丹尼斯(1970年;1972年)关于桑德兰地区住宅重建的研究早已对此进行了讨论。乔恩·高尔,戴维斯关于泰恩河纽卡斯尔地区的研究对这种“官僚主义”也提出了批判。更为特别的是,戴维斯声称他的研究说明了规划决策是如何反映了,以及如何进一步加深了社会贫富阶层的不平等。对于类似于城市重建这些事务的决定或影响力“取决于那些拥有多数财富、权势和影响力的人们,历来如此”,这样规划将“极度退化为……使穷者负担愈重,富者获取愈多”(同上,第228页)。 因此,传统的规划理论,由于无法认识到规划行为会对不同社会群体产生的不同分配效应而受到批判,这些群体通常持有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冲突的价值取向和利益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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