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10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谭同学 页数: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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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桥村有道》基于丰富的田野材料,对湖南省一个汉族村落的历史及村民生命史予以详细的叙述和分析。
作者简介
谭同学,1978年生于湖南郴州永兴。先后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系、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获法学学士、硕士与博士学位。2010年自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后,留校任教。主要学术兴趣为社会人类学与乡村社会研究,重视社会人类学与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及哲学的交叉研究视野。
书籍目录
序桥村地图照片及相关图表本书所涉主要人物及关系第一章 导论第二章 祖荫下的差序格局 ——伦理本位理想及其社会结构实态第三章 “革命”旗帜下的道德与权力竞争 ——集体主义话语下的社会变动第四章 权力剧场的道德秘密 ——新时期村庄政治及其社会基础第五章 道德、权力与纠纷解决 ——冲突性事件视角下的社会变化第六章 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与权力 ——社会转型中的个人、家庭与村庄第七章 道德、权力与信仰变迁 ——变革社会中的村民及其意义世界第八章 从伦理本位迈向核心家庭本位 ——现代性转型中的道德、权力与社会结构参考文献中外译名对照表后记
章节摘录
经济因素对于村庄纵向社会结构无疑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陈翰笙在利用阶级分析法对华南土地占有与租佃关系,以及地主经济、政治地位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强调了财富在村庄纵向社会结构中确定层级秩序的基础性作用(1984)。其推论还包括,通过革命改变这种层级结构是可欲且不可避免的(1984:引言,12)。与主张革命的陈翰笙不同,主张以文化改良的手段来改造乡村社会的梁漱溟,对村庄纵向社会结构的判断自然也不同。梁漱溟认为,乡村的财富分化是存在的,但由于社会结构有“伦理本位”的特征,依据“共财之义”、“分财之义”而使得财富具有平均化倾向(2006c:83—84)。再则,遵循文化改造的思路,他还强调道德、权威在村庄纵向社会结构中具有重要意义(2006b:173—174)。与梁漱溟不同,沃森强调在宗族模式盛行的同时,阶级分化是不容忽视的(2008:230—241)。较此更为不同的观点则认为,以财富为中心的社会分层并不是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特征。例如,秦晖认为“关中无地主”(2001),卢晖临也提到了“没有地主的村庄”(2003)。 与以上分析思路不同,费孝通较为侧重从亲属结构与文化因素相结合的角度研究乡村社会。在村庄纵向社会结构上,费孝通认为财富分层是很明显的,但诸子平均、以多继少的继嗣制度具有平均财富的作用(1999c:146)。此外,费孝通还十分强调宗族权威、文化水平和道德品行在社会分层中的意义(1999d:322、370)。可以说,在此种分析思路下,村庄纵向社会结构除了在以土地为中心的财富上体现出来以外(1999a:256),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权力格局和道德秩序上。与此类似,许娘光和杨懋春都提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社会流动中为何存在“富不过三代”的现象。杨懋春认为这与“勤俭持家”这一文化规则难以在家族中持续坚持有关(2001:129),而许娘光认为这是村民过度依赖祖荫、个人人格教育缺位而致的结果(2001:6—8)。不过,通过论证绅权较强的世代延续性,潘光旦指出了村庄纵向社会结构在权力格局和文化地位上稳定性的一面(1995:375)。后来,吴晗(1988:66—70)、费孝通(1999d:472)、胡庆钧(2006:86—92)、瞿同祖(2003b:293—297)等人关于绅权的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 综上,在村庄纵向社会结构认识方面,除了经验材料上的空间差别之外,主要是分析思路上的区别,争论集中在经济或文化的分析上。但凡从经济与文化相结合的角度分析,大体上对村庄纵向社会结构中分层标准的多样性是认可的,除了财富之外,权力、文化和德望也都是重要标准。不过,在较硬性的经济分层和较软性的其他分层之间,是以何种机制为纽带相结合的,以及如何维系层级间秩序,则仍颇值探讨。 其次,在村庄横向社会结构方面,家庭以及人伦标准的重要性已无争议,只是对具体的关系模式有不同总结,对维系这些模式的机制也有不同的看法。在显性的组织性因素和隐性文化因素之间考察这些机制,则尚待更进一步讨论。 ……
媒体关注与评论
桥村有道超越了以社会调查取向为核心的乡村研究,而突出了乡村研究的社会学意义。这让我想到,我在做博士论文时,恩师费孝通先生就非常强调社会调查和社会学调查的区别……此外,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费先生也一直特别强调研究层次、类型的比较在人类学中的应用……费先生强调的这几个方面,在本书中都得到了有效应用。这应该说是一种学术的传承。《桥村有道》既注意到了人类学话语的整体性和世界视角,同时又密切地从中国历史文化和哲学积淀中寻找对话点,并作出了自己的分析,这个路数是值得赞赏的。或许这也是中国乡村研究的学术之道,即是一种学术的文化自觉。——麻国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授、博导)当人们仍聚焦于“革命”与“改革”的“翻天”与“覆地”时,《桥村有道》以敏锐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1990年代(尤其是l990年代中期)以来,乡村社会正静悄悄地发生另一场更深刻的变革,并面临与治理、“道理”和信仰相关的基础性社会问题。由此,无论是向往阳春白雪的学者,还是关心乡村社会前途命运的同道,都需要深思本书所提出的命题。——吴重庆(《开放时代》主编、研究员)该书论证了,1949年后乡村的纵向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典型过程是“翻身”),但横向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针对1990年代中期以来乡村社会结构出现的新特征,作者提出了与老一辈社会学、人类学家相呼应的“工具性圈层格局”、“核心家庭本位”等概念。所有这些都表明,该书是近年来乡村研究中的一部力作。——张佩国(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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