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的乡土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朱文轶  页数：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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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作者从业接近十年的第一本新闻作品集。身为记者，要感谢这个时代的馈赠，我们经历了一个前人和后人都可能再难以想象并理解的历史时期，这个一直讲究韬光养晦，也讲究厚积薄发的国家，用在漫长而缓慢的时间里积攒起的能量，酝酿成了2000年到2009年最令世界注目、规模最为壮观的经济崛起。    这场突出其来的崛起也造就了令人陌生的现实，为报道者提供了富饶的素材。看起来这个时代里经济记者也许更有可为，但经济上的巨变，在社会生活上造成的裂变要更为惊人。    令人遗憾的是，我不得不承认，媒体作出的有效观察跟这个扑面而来的时代不相对称。管制和媒体的自我消沉都是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传播方式本身——都市报创造的碎片化传播瓦解了中国媒体里的文人传统，但很快，它在具有更强生产力的网络传播面前也一败涂地——内容生产的廉价化趋势培养了受众的趣味也销毁了他们的耐心，这灾难性地冲击了这个本就“奄奄一息”的传统行业。    在新闻生产的方式和态度上，三联有点像一个这个行业的守望者，它对深度、严肃性和知识的追求，也是对日趋式微的文人传统的鼓荡和重申。它让人相信，好的新闻不止是一种真实、亲切的理想，更是一条宽大的通道。    我很长时间一直为这本书的命名而苦恼，这些发生在过去十年里的各种事件，看起来是那样参差错乱，无章可循。但后来我意识到这种无序感和“断裂”正是它们要呈现的全貌和整体性。这个被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用来描述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结构变迁的概念的确是这个时代最为本质的特征之一，也是现实社会令人如此陌生的根源所在。    在这本书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这样浮现于社会许多层面的断裂和矛盾：大城市里精力旺盛、游手好闲、追逐青春游戏的飙车少年和因为一辆长途奔徙的超载拉煤车而殒命的小城市学生；比如，“佳木斯杀童案”中衰老工业城市里令人绝望的棚户区生活；比如，因为偏僻而被标本化，又在世俗化浪潮的冲击下蠢蠢欲动的贵州安顺；再比如，在商业化和宗教力量的双重牵引下呈现出现代城市过渡期面貌的青藏沿线。    这种“断裂”还表现在同一空间的不同时间：比如重建三十年的唐山，比如一夜骤富的陕西省神木县，如果不是亲临其境，你不可能想像一个短时间内财政增长了100倍的县城会面对怎样的挑战？    我已经尽我所能报道事实的真相。在重新编辑这些过往作品的时候，虽然我把它们分成了“现场”、“乡土”、“城市”和“人物”等几个部分，但“人”始终是构成这些章节的逻辑和线索，就和我最初去报道这些新闻和城市的出发点一样，我相信，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事件，都是由形形色色人的故事所组成。报道者只有在准确地把握并深入这些个体的情感，更宏大的背景——地方、城市乃至国家才有可能为普通人所理解。

作者简介

朱文轶，1978年生于江苏靖江。华中理工大学文学法学双学士，华中科技大学传播学硕士。2001年起供职于《三联生活周刊》，现任主笔，著有《进城，1949》。

书籍目录

序No.1 答案任现场  长春人质劫持事件  沁源车祸21条生命，谁来负责？  变脸  同一首歌：最疯狂的演出  生命之轻  央视大楼意外失火  飙车少年  南丹审判  发生在佳木斯棚户区的罪案  解救汶川No.2 断裂的乡土  贵州傩戏：活着的传奇  跨越唐古拉  穿越滇藏三江并流区  生活在继续  再造新北川  “赌石”的隐秘链条  一个恐惧村庄的恩怨  乌兰县的幽灵：不只是鼠疫  “文化名城”铁岭No.3 城市如何记忆？  陕西神木医改：全民免费的可行性  唐山30年，一个城市的重生  曲江：5700亩公共空间的城市价值  复兴景德镇：一次危险救赎？  一部超级大片的诞生记  烤鸭王国“全聚德”的30年  西湖里的新土地生意No.4 权变故事里的主角们  王益其人  “F1教父”郁知非的名利场  “吴若甫绑架案”主犯的最后时刻  公安厅副厅长许晓刚的社会关系和情色交易  泉州亿元非法集资案的主角们  拍卖业寡头和被他收买的法官们  杨松泉：“吃艾滋饭”的地方官  天津大学炒股事件和被免职的校长  历史的现场  转折  中医的生死问题  胡雪岩：中国商人的财富偶像  一种与中国文人接近的试验No.6 记者手记  历史和时空观照下的新闻  关于新闻的表述问题  愿意声张的和努力隐藏的  答案在风中飘荡  99小时到汶川后记 回到开始吧

章节摘录

　　晋D／13513的驾驶者李孝波后来在回答沁源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事故科的询问时称，他为了赶路，一路上只停车小便一次就没有其他休息。“我进入郭道工业园后，不知怎么就迷糊了，直到我听到碰着了人的声音，才醒过来，看见车前面的公路上有好多人，我就踩了一下，但是到底是踩在油门上还是制动上，我的脑子里当时一片空白，不知道踩到哪里了，就赶快打了一把方向盘，把车往右开入排水沟，撞到了树后，车就失控了，最后在公路上停下来。”　　这和沁源县交警大队副大队长郭建明对事故现场的勘验基本吻合。郭建明说，根据现场勘查，汽车失控冲人公路北半幅路面上的四路学生纵队后，驶出路外，在撞倒公路北侧8棵行道树，沿排水沟往前冲了一小段，绕过其他行道树由北向南又开进公路，绕了个大弧线，横在了路中央。　　5点55分，这道致命的弧线夺去了包括姜华在内21名师生的生命。11月15日沁源县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车祸的伤亡情况：“肇事车当场撞死18人，撞伤21人，目前，共死亡21人，受伤18人。死亡学生涉及沁源县6个乡镇17个村。”　　席世英说，初二升初三的时候考虑到学生成绩的平衡，学校把这一年级的学生打乱了重新分班，他们只一起上了几个月的课，一些同学才刚刚熟悉起来。　　幸存下来的孩子们大都是在病房里从家长的口中陆陆续续知道5点55分那一瞬间离开他们的同学都是谁的。12l班的学生杨娜早上头疼跟老师请了假没有出操，逃过一劫。下午她听说张杰伤得很严重，跑到郭道镇医院去看他，在病房门口跟医生说了几句话，被躺在床上的张杰听见了，很响地喊杨娜的名字。杨娜没进门就吓晕过去了。醒来之后，别人告诉她张杰已经“去了”。刘静也是后来知道她的同桌邓亚婷就在遇难的名单上，她说，邓亚婷和她从小学就是同学，以前还说过要一起考大学的。　　许多家庭失去了子女也同时失去了亲人。邓亚婷和同样遇难的姚鑫还是表兄妹，他们的母亲是亲姐妹。受轻伤的杨静和遇难的杨文杰也是表亲，杨文杰的母亲和另一名遇难学生梁栋辉的父亲是亲兄妹。刘静说，杨文杰今年18岁，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他的妹妹也是沁源二中初二的学生，他的姐姐在念职中，家里经济窘迫供给不上，杨文杰初二辍学到城里打了一年工，没挣着什么钱，又回到学校，插在121班上课。杨文杰个高站在队伍的后面，成为最惨烈的遇难者。事发后，几个亲属根据他身上的一根裤带，才确定了他的身份。　　肇事者李孝波：“只能跑夜车”　　黎城县东阳关镇长宁村31岁的货车司机李孝波11月13日晚上18点20分匆匆忙忙从家里出门，连晚饭也没顾得上吃。　　李孝波的妻子董小霞现在天天在家里开着电视，等着和丈夫有关的消息。她最关心的是丈夫闯了这么大的祸究竟该面临什么样的惩罚。董小霞说，李孝波那天急着去赶18点30分从县城开出的最后一班公交车，另外一名司机正在县里等着和他交接车。　　他们有一个8岁的女儿正读小学二年级，李孝波出门的时候，女儿还没有放学。　　从黎城到目的地马军峪煤矿的路程是200多公里，因为途经路段的道路状况都不太好。李孝波必须在晚上22点左右把车从黎城开出，这样才能确保在第二天的凌晨抵达马军裕。　　和李孝波轮班的司机叫范小中，也是黎城人。他说，山西的所有矿场夜里是不装煤的，都在上午的8点开始发煤，如果白天发车，晚上到那儿，天寒地冻也要在车里睡上一夜等第二天开矿。“去晚了也不行。现在煤炭紧俏，早上9点以后，各地去拉煤的车就排成了长龙。很可能当天产的煤全部被拉完，还没轮上你。那就得在马军峪找个宾馆住上一天。现在运输生意那么差，跑一车煤不过两三千块钱，根本经不起那样的折腾。”最好的办法就是掐准了时间，出夜车，早上8点左右到矿场。李孝波就是打的这个算盘。　　马军裕这个矿，范小中和李孝波从去年搭班就开始跑，走了不知多少回了。李孝波11月13日显然早做好了赶夜路的准备。董小霞说，丈夫那天吃完中饭后睡了两三个小时的午觉。　　范小中说，拉煤的车通常都差不多如此，因此驾驶时间往往都在8个小时以上。“要是严格按照交通法上的不允许疲劳驾驶的要求，我们这些货车司机多半要失业了。通常只能是自我约束。”为了防止半夜打瞌睡，副驾上要带一个人，往往是自己的亲戚，“司机瞌睡的时候陪着说说话，帮递递烟，倒个水什么的。也挣点零花钱”。　　据董小霞说，李孝波自己“跟车”也跟了5年。他1997年就考了驾照，2001年才有机会真正开上车。她说，虽然这几年汽运的价格不断跌油价又不断地涨，跑长途的司机根本挣不了什么钱，但在农村，跑运输依然是个抢手的活。想做这行的人很多，不是熟手，老板根本不会将车交给你开。“1997年，他跟着姐夫跑车，一年才挣了七八百块钱，第二年连这点钱也拿不到了。2000年，姐夫生意已经停了，他跟他舅舅跑。那一年煤矿的形势好一点，年底一个月他拿回家200块钱，我们觉得好像一下子有钱了，给一家三口买了新衣服花了100块。”“去年7月份，舅舅把李孝波介绍给现在的这个车主，那个月运输市场特别好，煤价涨了很多，老板给他的月工资开了1600块。可是好景不长，今年到现在10个月了，他才拿到了3个月工资。眼见着女儿的学费又要交了。”　　11月13日晚上，范小中将送完煤的空车，停在309国道边上的一个加油站里，等李孝波来取车。“李孝波是个急性子，只要是我出车，一路上他要不停给我打电话，问我回来没有，到哪儿了。总是我车刚到没多久，他就来了。他希望路上的时间能充裕一点。”　　和往常一样，范小中把来回路上的路况和哪里罚款、哪里收费的情况告诉李孝波。李孝波从范小中手里接过车钥匙，绕卡车走了一圈，看看轮胎有没有漏气，内胎需不需要补，查了一下灯光。

编辑推荐

　　解救汶川　　同一首歌：最疯狂的演出　　穿越滇藏三江并流区　　央视大楼意外失火　　长春人质劫持事件　　神木医改：全民免费的可能性　　贵州傩戏：活着的传奇

用户评论 (总计7条)

•   最近在看三联出的一套书，都是一些记者的手记，关于他们采访的片段，一些感念。记者手记看得多了，显然三联的记者远远没有南周的记者手记劲爆，大多数是一些阳春白雪无关痛痒的东西——这样说，可能有点不公平，准确地说，是一些不会指责政府批评公众人物的手记，虽然有些东西的确是有一些高度和深度的。
  
  前两天就看到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说全聚德从开国到现在的变迁的，另一篇是中医与西医之争，让我心生出些感慨来。坦率地说，工业革命的成功，只是一件事情的成功，那就是标准化。有了标准化，任何缺乏历史、缺乏深度、缺乏哲学基础的东西都很容易被全球化，西方文明自这个时候起才变成强势文明，或者说强势的经济文明，伴随着成熟的资本市场操作经验，很容易在事实上以及在经济和文化上殖民那些生存状态优雅的国家和民族。标准化已经不再是提高纺织机的效率那么简单，甚至包括工作流程、工艺、生产标准，到处都是标准化的影子。而中国之所以在工业革命的时候落后，是因为我们的哲学基础就是非标准的、浑沌的以及用西方的尺度看来“没有逻辑的”。在轰轰烈烈的强势标准化之下，人们立竿见影的感受到了标准化的好处、便捷，于是，那些充斥着生活情调，需要时间和耐心才能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渐渐的消失，或者成为被仰视的艺术品——也许，这已经是它最大的价值了。
  
  全聚德为了急速的扩张，不得不彻底的投靠了标准化，电烤炉以及烤制结束之后添加上去的果木香味虽然让更多的人都尝到了全聚德的美味，却总觉得失去了些根植于我们骨子里的什么，也许全局的也就是一个吸引外国人的招牌，对于中国人反而没有什么吸引力了。中医也是同样尴尬的境地，如果继续传统中医的操作方法，在西医主导的大背景下，仿佛不用西医药理和解剖学给中医一个“合理”的解释，中医就永远是迷信和骗局；但是无可奈何的中成药之路，恰恰是将中医最精髓的“因人下药”的积淀抛到脑后，如果仅仅是提取了中药的有效成分，而抛弃了中医对于每个独特的个体体质的判断，中医想不成为西医的附庸都很难。——跟在别人的后面，永远不会有突破，特别是当别人的路并不适合自己的时候。
  
  其实西方的商业模式也有标准化：我们公司就是典型一个流水线的公司。一个创意产品的开发、研制、上市、营销甚至决策都有非常标准的流程，这些稳当的标准化让这艘航母所向披靡的航行在商业的大海中，这种强有力的流程和最大化分工潜能的，再加上雄厚的资本，的确很容易将一些根植于本土的产品清洗。本土的企业开始找差距了，总是一厢情愿的模仿他们看到的现象，甚至希望自己有一天也成为这个行业中的航母。事实上，他们完全不用成为另外一个宝洁，他们就是他们自己，要闯出一条根植于中国哲学土壤和商业土壤的企业，并不是循着别人的路就可以到达的。
  
  我想到了一些出色的民族品牌，比如五粮液、茅台、铁观音。其实他们完全可以引进标准化的生产，但是他们没有，他们依然用最传统的制作工艺，用人工而不是机器辨别产品的品质，他们出色的领导着这个市场的潮流，并且在这个东西越卖越贱的商业社会里生活得风生水起。在他们身上，我又看到了一点中国式的优雅和“知天命”的积极妥协：这些东西的品质好坏不仅仅取决于掌握工艺的老艺人们的手艺，更加取决于当年的气候、温度、湿度等等人类不可抗的力量，打上时间烙印的商品永远具有最大的价值。
  
  我这个行业里面，也有很多成功的本土案例：他们做生意依靠直觉，很少分析市场，也没有那么多规矩，只是凭借着在行业里浸淫了多年的直觉作出一个判断，然后他们就获得了成功，并且在运作方式上、市场反应上都灵敏很多。他们了解中国的消费者，大胆的启用符合中国人审美观的概念，产品推陈出新，让人应接不暇。他们没有标准化的决策流程，有的时候是西方商业文明眼中风险极高的“一言堂”，但是恰恰是他们的快速反应和韧性在局部市场上将西方商业文明打的片甲不留。
  
  这些让我有的时候偷偷的笑：标准化并不能统治世界，总有一天成熟的人类社会会厌倦标准化，就像成年人厌倦了麦当劳和肯德基一样。我们需要的是时间，等待人们对于物质迫切需要的新鲜劲儿过去之后，将又是优雅、缓慢的生活方式，个性化的极致将最终取得胜利。
  
  文章出处：blog.sina.com.cn/gaoyueqiu
•   很好的一本书，让我们对一些事件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体现作者在细节上洞察事件深层次的能力，也让我们受到细节的感动。
•   感受乡土在市场经济中是如何一步步断裂的
•   　　【央视大楼意外失火】
  　　
  　　高楼真正的防火体系核心在于自防。一般的消防教程所使用的概念是：300平方米以内依靠
  　　
  　　内部喷淋系统，300平方米以上则需要消防栓——美国人45年的统计数据是，水喷淋的成功
  　　
  　　率为98%。但是，这一切经典概念，在现实的这场大火里却变得如同够不着楼顶的消防云梯
  　　
  　　一样，同样也挑战着我们的消防结构。
  　　
  　　以管理能力为观察点进入分析高楼林立的CBD所在朝阳区，即使在压倒性的奥运会前夕，朝
  　　
  　　阳区进行突发公共事件风险评估——细致到每一个小区，每一栋居民楼，甚至连郊区农村
  　　
  　　哪里有一口水井、谁家有一条疯狗都要调查清楚，如此严苛要求之下，此次风险评估的技
  　　
  　　术总负责人顾林生的感慨却是，这个网上免不了漏洞。漏洞就是，“不要说部委级的中央
  　　
  　　单位，就连一些市级单位，区里也只能在院墙外转转看看”。清楚知道的是村里有几条疯
  　　
  　　狗，不清楚的却是一个个高墙大院，如此如何真实评估风险？权力结构肢解了属地管理这
  　　
  　　一全球通行的管理原则，这是更真实的现实逻辑。
  　　
  　　CBD较早的进驻者潘石屹当时也看中了这块地皮。“我几乎是一眼看中了，很想拿下它。”
  　　
  　　潘石屹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当时和潘石屹接触的还有邻近的第一机床厂。机床厂这块
  　　
  　　地是长方形的，背街，而且其中包括通惠河北路、30米的绿化带及绿化带辅路，都不能建
  　　
  　　房，比起摩托车厂这块地有诸多开发不便之处。但当时SOHO中国的资金有限，北汽摩的地
  　　
  　　皮报了天价，他退而求其次选择了第一机床厂。潘石屹回忆说，“直到一年后，朋友打电
  　　
  　　话给我说，北汽摩的地卖掉了，‘知道吗？你一年前谈的那块地卖给中央电视台了。价格
  　　
  　　比当时还低’”。
  　　
  　　参与CCTV设计竞赛评审的评委之一、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耀东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当时参与CCTV投标的10家设计单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建筑师阵营：一类是个人建筑师
  　　
  　　事务所，如库哈斯、伊东丰雄、多米尼克·佩罗；一类是组织型建筑师事务所，如美国的
  　　
  　　KPF、SOM，德国的GMP，中国的建设部院、北京院和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等。
  　　
  　　在吴耀东看来，第二类阵营因为是组织型的，有综合实力，高效，生产性大于创造性，对
  　　
  　　设计任务书的解答也是一对一的。业主要什么给什么，常常能使业主一眼看到自己要求的
  　　
  　　东西均逐一展现在眼前。而第一类阵营有鲜明的设计思想，对设计任务书的应答也是创造
  　　
  　　性的。他们将设计任务书的要求咀嚼消化后，再以建筑师自己独到的理解表达出来。
  　　
  　　功能箱方案让业主满意，它完美地把业主的功能要求和建筑形式结合在一起。这也是库哈
  　　
  　　斯方案最打动业主的因素之一。但对建筑师来说，新的挑战随之而来。这些“盒子”每一
  　　
  　　个都是一个超大空间，这完全打破了为传统高层建筑制定的防火规范的要求。在我国上世
  　　
  　　纪80年代颁布的《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高层建筑中每一个防火分区被要求限
  　　
  　　制在规定面积内，以便火灾一旦发生时能够控制火势的蔓延范围。而CCTV的设计恰好反其
  　　
  　　道而行之，一旦大楼发生火灾，大火在“盒子”中间形成串联，将极快地增加火势蔓延速
  　　
  　　度。
  　　
  　　CCTV中庭是CCTV建筑内部最壮观处，也是对防火设计的最大考验。“CCTV酒店中庭是一个
  　　
  　　非常大的空间。”同济大学的那位建筑师说。高大空间发生火灾时，初期火灾烟气容易层
  　　
  　　化并水平蔓延，随着火灾发展，烟气能通过“烟囱效应”快速垂直蔓延到顶并水平蔓延和
  　　
  　　积聚。而CCTV酒店中庭与6层到26层的客房走廊之间又相互连通，这样发生火灾时，中庭内
  　　
  　　的烟气可能向酒店走廊蔓延，会对人员疏散造成威胁。同时，酒店走廊的烟气也可能向中
  　　
  　　庭蔓延，从而使中庭成为烟气向其他区域蔓延的通道。
  　　
  　　另外，更重要的是，由于CCTV酒店中庭空间过于高大，环境温度很低，当火灾规模较小时
  　　
  　　，烟气会很快被冷却失去浮力而在顶层与底层间层化。这样，传统的温感、烟感探测器根
  　　
  　　本无法探测到初期火灾，传统的防火喷头安装高度太高，热敏元件也达不到预期效果。喷
  　　
  　　头响应时间滞后，就失去了早期灭火的意义。对将“早期灭火”视为唯一生命点的高楼来
  　　
  　　说，这是致命的。
  　　
  　　【飙车少年】
  　　
  　　“赛车每个弯里可以省0.1秒的话，一圈就有1秒了。好的车队就讲究悬挂、轮胎。车的马
  　　
  　　力很重要，悬挂和轮胎更重要，50马力不代表可以给你1秒的时间，但是一个好的轮胎可以
  　　
  　　更快。”到中国进行赛车指导的新加坡F1车手张灵康说，所以如果说有四条轮胎是从法国
  　　
  　　定做过来的，是特别的轮胎，这个轮胎让一个车手一圈可以快8秒，但是这条轮胎可能要20
  　　
  　　万元，一定会有人买。张瑨说，“这的确是个烧钱的无底洞”，“你拿到100万的赞助，你
  　　
  　　就会把100万全部丢进去，而且你还会跟别人再借100万元来一起丢进去。因为你每次就是
  　　
  　　想要更好更好，你真的会迷上它，你什么东西都不管了，只是要把车弄好”。张灵康说他
  　　
  　　当年开始进入F1的时候，他的父亲告诫他说，“没有赞助你就千万千万不要去赛车，因为
  　　
  　　你赛车全部财产就都会进去”。
  　　
  　　赛车专家周才鸿说，赛车这个运动中都是一堆有钱人。“可能有的人比你有钱几十倍，第
  　　
  　　二个才能讲你的天分，讲你的驾驶技术，你必须在这一堆人当中有好的成绩，才会有星探
  　　
  　　，专门发觉车手的这种人，觉得你不错。把你签下来，然后一路往上走。从你念小学，高
  　　
  　　中，这段时间都要自己去投入，但是到了大学时候有赞助商，有车队，但是之前念到高中
  　　
  　　的时候已经先阵亡99.9%了。”“所以在国外通常在19岁之前就要跑到他们国家的F3的锦标
  　　
  　　赛。然后你才有机会到更高的领域，方程式更高的领域，F3000，F1这些，如果你在18岁之
  　　
  　　前没有达到这个领域的话，基本上你就当观众好了。”
  　　
  　　但是后来发现，张瑨自己说根本没法适应那所学校的生活。英国的那所银石赛车管理学校
  　　
  　　是一所全封闭管理的学校。王淑芹说，学校上午9点30分上课，中午12点30分放学，下午13
  　　
  　　点到15点上课，其余时间都没有课。这样大部分时间都是空闲，但又不能出校门。张瑨没
  　　
  　　有朋友，根本受不了那种寂寞。另外，这类赛车学校的费用也有点难以承受。张晓芒说，
  　　
  　　当时在剑桥读高中，一年所有费用加在一起是40万人民币。但银石赛车管理学校，一年要
  　　
  　　180多万元。
  　　
  　　对张博、陈震这些飙车少年而言，要想寻找工作或者挣钱的动力真的很难。他们的家庭都
  　　
  　　够富足，而富足程度又不足以将他们的爱好变成职业，甚至推向更高的职业起点。一个圈
  　　
  　　内玩家说，圈子里的人个个觉得自己飙车技术好得不得了，谁也不甘人后。可他们被职业
  　　
  　　车队选上的机会又实在渺茫。“即使他们的技术真如他们自己所讲的那样炉火纯青，比韩
  　　
  　　寒高出一截，那些车队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韩寒，而不是他们。”他打趣说，“哪怕是葛
  　　
  　　优，车队都会欢迎。”因为一个名人会给车队带来丰厚的赞助收入。“在目前，国内仍然
  　　
  　　没有一支车队赢利的情况下，一个好的噱头要比一个好的选手更现实些。”
  　　
  　　为什么选择二环？一个圈内人分析说，一个原因是二环变化特别多。四环五环飙车纯粹看
  　　
  　　谁的车好，体现不出改装和驾驶的能力。二环好几个地方，东便门有一个大S弯，玉蜓桥那
  　　
  　　儿有个弯，右接左，还是下坡接上坡，挺危险;西便门那儿有个弯，左安门那儿有个弯。“
  　　
  　　另一个原因，飙车的人追求的是超车时的那种快感。专家们在设计北京的二环路时，对它
  　　
  　　每天的车流量给出过一组数字:在时速60到80公里的基础上，每小时车流量为8000辆。那么
  　　
  　　每分钟的流量就是133辆。以时速150公里左右的速度，超过二环规定限速60到80公里将近2
  　　
  　　倍，也就是以这种速度在夜晚21到22点的时间飙过二环，他每分钟会超过266辆车。”
  　　
  　　　　他们把鼓楼定为起点，是因为那是二环路上直线距离最长的一段路，视线特别好，“
  　　
  　　便于有人观看，而且那个桥有一个凹进去的一块，能搁很多车，每次去都搁十几辆车，便
  　　
  　　于集合”。
  　　
  　　北京市西城交通支队民警李华：飚车未必是超速，超速也未必是飚车，飙车指的是他这种
  　　
  　　在道路上互相穿插追逐，对其他车辆构成威胁，安全行驶构成威胁，这叫飚车，那么扰乱
  　　
  　　公共秩序也是这么定的。
  　　
  　　【跨越唐古拉】
  　　
  　　法国传教士古伯察1845年穿过唐古拉山脉时靠咀嚼大蒜来对抗强烈的高原反应。海拔5000
  　　
  　　米以上的稀薄空气，让古伯察一行人曾误认为这些山脉中藏着一种可怕的夺人性命的“瘴
  　　
  　　气”。
  　　
  　　从格尔木开始，基本与青藏公路平行而走的青藏铁路，在唐古拉山兵站却绕了个弯，绕道
  　　
  　　唐古拉山脉而从其西北方向延伸，与青藏公路分开。青藏线在这段绕行至羌塘无人区，是
  　　
  　　为了避开唐古拉山这一带的冻土及减少打多个隧道的施工难度。
  　　
  　　不断有不同目的的个人闯过唐古拉山这个禁区进入西藏，即便在18世纪殖民阴影弥漫亚洲
  　　
  　　、西藏之门全面关闭的铁幕时期。而直到西藏解放之前，几乎每一次集体性的大规模“挺
  　　
  　　进”无一例外都在唐古拉山成了沉没之旅:清代“西安将军”额伦特的大军和后来马步芳军
  　　
  　　队都因为被困死在雪封冰冻的唐古拉山谷之中而招致全军覆没。作为青海和西藏的天然分
  　　
  　　界岭的唐古拉山成为西北入藏的一道天然屏障。
  　　
  　　“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才能到便道？”我又问。
  　　
  　　“就是，还要走便道。”
  　　
  　　听到“就是”后面接着重复你问话的最后一个词，就意味着藏民多半不懂你的意思了。但
  　　
  　　他们仍然会接下话茬，不会让无法沟通的对话冷场。
  　　
  　　曾经和西北军入藏的18军参谋王贵说，藏北的山都是“远看是山近看是川”，坡度都不高
  　　
  　　，每个很缓的山坡中间都是路。因此，翻越唐古拉山的路事实上远不止是一两条，历史上
  　　
  　　每一个商队、驮盐队都可能从不同的山口翻过山脉，但当地人不喜欢起名字，他们把这些
  　　
  　　“越岭”之路和各个牧民家之间走出的土路一样，统统称为“便道”。“慕生忠修公路所
  　　
  　　找到的垭口，只不过是那些商队走过的比较出名的一条便道。”
  　　
  　　1954年王贵作为18军一个参谋入藏的时候惊讶于一个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社会所具
  　　
  　　有的所有细节。“解放前，西藏的沙石公路仅有3华里，那是从达赖的罗布林卡到他的布达
  　　
  　　拉宫的一段路程。那时，十三世达赖有3部汽车:两辆‘奥斯汀’，一辆‘道奇’。这些汽
  　　
  　　车都是从印度开到西藏边境，然后拆成零件再由苦力和牦牛翻山越岭驮到拉萨，再组装起
  　　
  　　来的。”“那个时候的西藏可能是世界上最富庶同时又最贫穷的地方。”王贵说，这个地
  　　
  　　方富有金银，而大众的生活必需品又十分贫乏。底层人民搜集到的金银都被大人物消耗了
  　　
  　　，上层社会成了庞大的蓄水池，这个辽阔地区的所有财富通过千万条渠道流向那里。这样
  　　
  　　一来，钱币囤积在特殊阶级的私宅里，另一方面生活必需品只能以高价购买，由于这种资
  　　
  　　本的混乱，大部分人陷入可怕的贫困。
  　　
  　　是“商路”带动了宗教和文化的传播。西宁塔尔寺的格桑师傅告诉我，“藏语里面的‘土
  　　
  　　路’、‘便道’叫‘丛愣’，藏语的意思就是‘来来往往的商人走出的一条路’。和青藏
  　　
  　　公路平行，有很多这样的路，虽然已经没人走了，但你仔细看，路面的痕迹相当明显”。
  　　
  　　我在塔尔寺还遇到了一位80岁的喇嘛叫更登巴桑，他一共进藏7次，最早一次是22岁，3次
  　　
  　　到拉萨朝拜都是跟着别人的商队。他说，当时很多做买卖的老板组织一个商队贩一些药、
  　　
  　　茶叶和布匹去拉萨，都会到塔尔寺找一些年轻的想去拉萨朝圣喇嘛同行，顺路帮他们打工
  　　
  　　卸货，“因为相比较之下，出家人更让人信任，更重要的原因，是唐古拉山往北一带，土
  　　
  　　匪出没频繁，有僧人同行，商队逃过劫难的可能性要大些。即使货物被劫，有喇嘛在，土
  　　
  　　匪一般不会杀人”。
  　　
  　　品酥油538克(西藏计量单位每克28斤)
  　　
  　　三年平叛期间大量的军事物资和民用物资运输，使得60年代的青藏线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
  　　
  　　拥堵。姚志祥回忆说，物资运输大，石油的运输任务也重，西藏的物资需求量太大了。只
  　　
  　　有青藏公路这么一条路线，可以说，公路就成了和苏伊士运河一样的唯一的运输中枢。“
  　　
  　　那会儿部队专门安排4个汽车团，常年给西藏运油，一年运下来也只有4万吨，远远满足不
  　　
  　　了需要。油最紧张的时候，西藏自治区政府的主席、书记来控制整个西藏的用油量，哪块
  　　
  　　能用哪块不能用，但是满打满算也不行。”姚志祥说，“不少汽车团往里运输，大家都抢
  　　
  　　公路。油料用的量大，物资、生活品包括人的运输全抢这个道。加上高原南部由印度洋控
  　　
  　　制气候，一下雨，公路就翻浆。下雨也堵，下雪也堵，平时遇上前车队出了问题，后面的
  　　
  　　车也要排队，我们在唐古拉山冰天雪地堵上一个月的情况都有。”“而且原来公路运输，
  　　
  　　油的消耗相当大，因为路况差，跑一趟一个月，汽车本身消耗油也厉害，路上人还要做饭
  　　
  　　、烤火，要生存，整个路上有1/3的油都被消耗掉了。3个汽车团运油，等于一个团的油一
  　　
  　　路洒了，只有两个团的油最终运到了西藏。”“最后格拉管道工程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上
  　　
  　　马，过去一个汽车团140辆车，解放车，吨位小，一台车一年运10趟。格拉管线建成以后，
  　　
  　　输油量相当于8个汽车团的运量。青藏线的拥挤一下子就没有了。”
  　　
  　　【梅里雪山】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云南省体委的办公室主任张俊跟我说，梅里雪山5年的首登权交给了
  　　
  　　日本，他们是来登山的。”扎史说，“几个老人家急得不行。气得直跺脚，哭着叫着在地
  　　
  　　上打滚。他们一边哭一边喊。‘阿尼卡瓦格博（卡瓦格博爷爷）’，是你显示你神威的时
  　　
  　　候了！如果你这次不显示你的威风，我们以后就再也不敬你了。”
  　　
  　　“说实话，我当时也想不通。卡瓦格博是藏传佛教的八大神山之首。我们祖上一辈子靠祈
  　　
  　　求神山来换取和平和生活，所以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为什么要允许素不相识的
  　　
  　　人，还有外国人登到他的顶上去？”扎史说，全村300多人到登山队大本营正对面的太子庙
  　　
  　　去烧香，“大家用小麦籽在太子庙前的泥土上画了一个大的佛教的吉祥符，然后再上面点
  　　
  　　火。300多村民绕着它转圈，一人撒一把白树叶子，再撒一些青稞籽放在火上。仪式最后，
  　　
  　　有一个村里岁数大的人在上面洒水。大家就一起喊经文，提醒神山‘有外人要爬到你头上
  　　
  　　了，你要注意!
  　　
  　　1991年,中日联合登山队对主峰发起了冲击,他们从三号营地出发冲顶,当时藏民不断涌入山
  　　
  　　下的观景台，祷告他们心中的神山不要被人类的足迹玷污，信念是件没有办法解释的事，
  　　
  　　张俊和所有在大本营的队伍无不在祈祷这次登顶成功，但在另一端，几百个原住民在用最
  　　
  　　原始的方式抵制这次登山。 扎史回忆，“他们烧香仪式刚结束，乌云从山上飘过来"。
  　　
  　　登山队上升至海拔6400米时，睛朗的天空突然转阴，暴风雪呼啸而来，登山队只好下撤准
  　　
  　　备第二天继续冲顶。然而当晚当队员与大本营进行过最后一次语音联系后,所有队员全部遇
  　　
  　　难,长眠在了卡瓦格博,成为国际登山史上伤亡和影响最大的山难之一。
  　　
  　　而1995年，中日联合登山队在日本5年首登权的最后期限再一次登梅里雪山，同样在将要到
  　　
  　　顶时候又因为极具神秘色彩的意外原因宣告失败。1996年，德钦县正式下达文件禁止任何
  　　
  　　人攀登梅里雪山。
  　　
  　　【“文化名城”铁岭】
  　　
  　　有这样一个城市，它的大部分市民是由农村迁入城镇的农民构成，城镇里的农民说不上有
  　　
  　　丰富的内心，既不狡黠也不愚钝，没有强大的生产力，物质生活乏善可陈，他们之间仍然
  　　
  　　保持着农业社会人际关系的鲜明特征。那里的人们在无所事事时候喜欢插科打诨讲些很荤
  　　
  　　的笑话、姐夫小姨子们相互开些无关痛痒的玩笑，这个习惯可能和一年农作里长达四个月
  　　
  　　的“猫冬”有关。久而久之，连人们的公共生活都富有戏剧感，一种便宜、愉快而轻佻的
  　　
  　　文化在这个城市生长，在有钱人和平民间同样流行，密不可分地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尽管贫穷，幸福感在那里似乎较其他地方更容易达成。“打肿脸充胖子式的‘苦中作乐’
  　　
  　　让这种文化在全国大受欢迎”，刚从中央电视台元宵节晚会领完奖的赵本山在同机去沈阳
  　　
  　　的路上对记者说。
  　　
  　　他说，80年代是二人转在民间最火的时候，“文革”刚结束那会儿，天天有人找上门来，
  　　
  　　要组班出去跑，“我当时没想出去跑江湖，犹豫不决，他就住我家不走了，非要我答应下
  　　
  　　来，生产队那时在收高粱秆，我就说活太多，跑不开，他就帮我干活，活干完了，又请我
  　　
  　　出山。”“跑起来了就尝到了甜头，演一场平均100块钱，我得10块钱，一个月五六十场，
  　　
  　　有时光赏钱都能拿个700块，给你县长你都不干。”讲着讲着他开始流露出一些生不逢时的
  　　
  　　神情，接着说，要不是生产队把着工分农忙时不让离地，早就发财了。
  　　
  　　“扣班”是这个行当的行话，“散伙”的意思。一个老艺人告诉我，唱戏的也就是跑江湖
  　　
  　　的，要靠朋友靠力气靠运气谋生，所有的江湖行当都有自己的行话。唱二人传的也不例外
  　　
  　　。如果两人见面问好是相互说“师傅辛苦”，这证明是“行里人”。问“师傅什么万儿？
  　　
  　　”是指“姓什么”，也不能照直答，姓“王”要回答说“我是虎头万儿”，姓“张”要回
  　　
  　　答“我是弓长万儿”。
  　　
  　　这的确很像一个江湖。这个姓王的老艺人说，要保证圈内人的行业机密，换句话说，这个
  　　
  　　行当的生财之道是不能与外人道的。他说，戏班跑场，坐地谈价，请的那边开了个价，戏
  　　
  　　班的人要商量，就得用行话交谈，因此在行话里，一到十，分别有与之对应的行话数字，
  　　
  　　读音分别是“溜、月、汪、哉、中、申、辛、张、矣、车（驹）”。
  　　
  　　张德生恋恋不舍地换下戏服，专门跑回家把他收藏的一叠“铁岭二人传民间艺人证”和当
  　　
  　　年的获奖证书拿给我看。“艺人证”三年一换，文化部门定期抽查，没有的被视为“黑班
  　　
  　　”，要没收戏班全部东西。他说，那时的冬天，倏忽一下就晃过去了，现在的冬天却是那
  　　
  　　么的难熬。
  　　
  　　像赵本山一样一路高升的二人转演员就赵本山一个。像张德生一样落寞终日的老艺人在铁
  　　
  　　岭却有一堆。好日子没多久，公社、大队就解散了，张德生50岁的时候，还想再跑跑江湖
  　　
  　　赚点钱，发现没有大队像以前一样愿意用公款支付演出费了，村民们虽然还想看，但让他
  　　
  　　们出钱请戏班却没人愿掏钱了。铁岭文化馆原馆长李忠堂是赵本山的师傅，赵本山早期作
  　　
  　　品的编剧，他对我说，铁岭有个有名的二人转演员叫安志斌，年轻的时候，在铁岭的法库
  　　
  　　县出的名，村民喜欢他和现在的追星差不多，跟他的文艺宣传队，一跟跟半个月的都有。
  　　
  　　80年代末，安志斌自己组班出来跑，一个一个村子串，碰上愿意“留戏”的村子全是打白
  　　
  　　条，后来去取钱，有的村长下台了，新村长不认账了，上万元演出费收不回来，不得不“
  　　
  　　扣班”。
  　　
  　　张德生说，都是老骨头了，没人买这张老脸。铁岭有句名言叫，“老阴阳，少江湖”。更
  　　
  　　关键的是，张德生们想“重出江湖”的时候，江湖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了。
  　　
  　　张凯上台前，在一个红色的神龛前很规矩地拜了三拜，神龛里的对子写着“庄王老祖留此
  　　
  　　功，五湖四海唱江洋，四海为家”，中间供着一个模样普通的布娃娃。这“大师兄”，也
  　　
  　　是这个行当的祖师爷。这条规矩是没变的。二人转的演员表演前都要烧三炷香，跪拜“大
  　　
  　　师兄”，祈愿唱得顺利，不蹦呱掉字。张凯说，现在祈求的是“地不要太硬”，意思是场
  　　
  　　子要好演，“一些地方观众就是来起哄的，你随便怎么演，是好是坏他都起哄，这种场子
  　　
  　　就不好演;另外，如果好演员多，这个场子也不好演，总希望自己是最好的，饭碗才捧得住
  　　
  　　啊”。
  　　
  　　“不过，你去任何一个剧场谋职，还是要自报家门”，张凯说，这和从师父那里学什么没
  　　
  　　关，和你师父的名气以及他所涉及的人际关系网有关。这个意义上，江湖还在，“而且是
  　　
  　　全国联网的”，“你是赵本山的弟子，意味着你可以很容易地在全国任何一个剧场登台，
  　　
  　　还可以拿到最高级别的出场费，现在一场通常要一万多了。”“一些剧场缺人，找谁其实
  　　
  　　都一样找，找你就是凭关系，人家给你一个工作给你一份报酬，也卖别人一个面子。”
  　　
  　　王鹏飞第一眼看到赵本山，当时还是小伙子的赵站在田埂里，老远跟他打招呼。那时王鹏
  　　
  　　飞刚从部队复员，任铁岭市开原县莲花乡人民公社党委宣传委员。“1978年，我骑自行车
  　　
  　　路过那，他和另外一小伙子站在田里抽旱烟，他没那小伙子长得高，我对他印象更深的倒
  　　
  　　是他那个长长的下巴。”王鹏飞现在是铁岭市工商局副局长，他回忆说，“赵本山说，‘
  　　
  　　王老师，我们成个戏班吧，你看干活这么苦，我手上都是茧子’，我回去确实好好想了想
  　　
  　　他的话，那时农村文化生活确实很枯燥，两口子打架都围一帮人看热闹”，“没多久文艺
  　　
  　　宣传队就成立了”。
  　　
  　　赵本山出生在开原县莲花乡的莲花村。那个山村，周围都是山，有个岭，中间有条河，一
  　　
  　　共才二十四户人家，不到一百口人，很穷。“吃不饱，这是童年留给我最强烈的印象。”
  　　
  　　赵本山对记者说，“印象中那时候几乎没吃过整顿的饭”，“当时最大的理想，就是想离
  　　
  　　开农村，农村太苦了。”
  　　
  　　“进城”这个被赵本山当年视为一生愿望的心愿，也因为通过文艺系统，在那个年代有了
  　　
  　　惟一实现的可能。“谁也没想到他能走这么远，他自己也不会想得到”，《摔三弦》的作
  　　
  　　者李忠堂时任铁岭文艺馆馆长，他说，对赵本山来说，现实的仅仅是一个城市户口，好点
  　　
  　　的收入，“1980年，在宣传队一个月能拿30块，农民种地一年的收入不过六七十块”。
  　　
  　　莲花乡宣传队有一个带队的老艺人叫田子才，赵本山跟他学了不少乐器，但两人的关系一
  　　
  　　直不好，据说赵本山怎么也瞧不上田子才，也不认他师傅。李忠堂说，原因可能是田子才
  　　
  　　对传统剧目的要求严苛，赵本山却喜欢由着性子来。王鹏飞对记者说，赵本山年轻时候的
  　　
  　　脾气实在算不上好，几句不合就跟人吵，谁也不买账，一吵就拉上几个人散伙，弄得王鹏
  　　
  　　飞总要跟在后面做他的思想工作，“后来，改了不少”。
  　　
  　　那时的赵本山才19岁。机会却接踵而至。李忠堂说，1979年，赵本山和同团演员朱文萃代
  　　
  　　表莲花乡参加开原县的一个农村调演，他演的是二人转《包公断后》，观众反响不错，后
  　　
  　　被开元县威远镇宣传队调去，在那呆了半年，小有名气。两年后，被西风县剧团看中，要
  　　
  　　调他去做临时工，虽然不是专业剧团的正式员工，但他终于有了进城的机会。
  　　
  　　王鹏飞回忆，赵本山听到这个消息很慎重地找他征询意见，“我让他向西风县提了三项要
  　　
  　　求，一是，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先进镇再最后进城;二是，西风县替他在家待业的
  　　
  　　父亲安排一份工作;三是，在西丰县郊区帮安排住房。”“西丰县一心要壮大剧团，求才心
  　　
  　　切，三个要求都答应了，给他父亲安置在文化馆烧锅炉，并分给他三间土房。”
  　　
  　　【烤鸭王国“全聚德”的30年】
  　　
  　　除了另一家老字号“便宜坊”仍然坚持的“焖炉烤鸭”技术，现在几乎所有市面上烤鸭店
  　　
  　　袭用的“挂炉烤鸭”技术都来自于“全聚德”。那些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才陆续涌现出的新
  　　
  　　派烤鸭店，说起来，也或多或少都能和“全聚德”扯上点关系——赫赫有名的“大董烤鸭
  　　
  　　”在上世纪80年代还不过是“全聚德”下面一间并不起眼、被称为“团结湖全聚德烤鸭店
  　　
  　　”的联营店面，如今千万身价的“大董”董振祥当时只是这家小店的一名厨师长。
  　　
  　　像“团结湖烤鸭店”这种联营方式的“全聚德分店”在80、90年代相当普遍，它本来完全
  　　
  　　出于当年“全聚德”的主管部门兴办三产、扩大部门员工工资之外奖金和福利收入的目的
  　　
  　　，却意外试探出了一个全国性的烤鸭消费市场。它在那个年代就已经创造出的惊人利润甚
  　　
  　　至引起了全聚德两大旗舰店面——前门店和和平门店为“全聚德正宗”之名而反目成仇的
  　　
  　　著名纷争。
  　　
  　　　　1993年在北京市政府授意下成立的全聚德集团是平息这场纷争的产物。当初那些在行
  　　
  　　政安排和市场动机结合下诞生的联营企业几乎为十几年后的一个更为庞大、竞争更激烈的
  　　
  　　烤鸭产业铺下了最初的市场版图——全聚德在那段时间里不光向市场输出了技术，输出大
  　　
  　　量的“烤鸭技师”，还输出了未来的对手。
  　　
  　　　　　　　　　　　　　　　　　“部门经济”
  　　
  　　　　“全聚德”成功上市前，掌门人姜俊贤都在思考钱的问题。要建立一个像“麦当劳”
  　　
  　　那样的全球性连锁中餐帝国，在姜俊贤看来，资本是第一武器。而他的前任杨登彦，1993
  　　
  　　年从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的位置接手组建“全聚德集团”，钱显然还不是最首要的，他要
  　　
  　　解决的最紧迫问题，是如何把几家互不买账的全聚德“诸侯店”攒成一个整体。“和平门
  　　
  　　店”和“前门店”的官司是1992年最热闹的社会新闻之一，两家前后送到法院的状纸，据
  　　
  　　说摞起来有桌腿高。这两家店的背后，是两个不同的主管部门，而“全聚德”都是它们最
  　　
  　　大的经济来源。
  　　
  　　　　“全聚德前门店是个老店，1956年‘老字号’第一次扩张，开了王府井店，后来在国
  　　
  　　务院总理周恩来提议下兴建了当时亚洲最大的餐馆和平门店。”现任北京烹饪协会会长的
  　　
  　　杨登彦回忆说，1982年，在北京市商业管理体制变化过程中，全聚德前门店归属北京市第
  　　
  　　一服务局（旅游局）管理，全聚德和平门店和王府井店归属第二服务局管理。
  　　
  　　　　第二服务局是短缺经济下的产物，它当时管理的门当几乎包罗万象，包括所有社会餐
  　　
  　　厅、社会小旅馆，甚至还有理发、美容、修理。如果按照归口管理，全聚德在1982年那次
  　　
  　　分家里的确应该归属管理“饮、服、修”的二服务局。但谁也不肯放弃全聚德。旅游局最
  　　
  　　终还是不失时机地把前门店抓到了自己手里，“他们认为，北京的‘八大饭店’是归属旅
  　　
  　　游口的，那么在这个服务系统里，应该有一个像‘全聚德’这样的老店才更完整”。这次
  　　
  　　行政分家给10年后的争端埋下了隐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餐饮企业日子很好过的时代。大部分企业都是国营性质，全社会
  　　
  　　315万个饮食服务网点，基本上都是为响应政府解决“吃饭难、住店难”问题的号召设立的
  　　
  　　。这些国营餐馆还远远没有遇到来自社会性竞争的威胁。
  　　
  　　　　那个年代的全聚德也不例外。它的日子比一般餐馆还要好得多。当时一名最普通的全
  　　
  　　聚德厨师，一个月基本工资六七十元，加上效益工资和奖金，能达到200多元，这在北京都
  　　
  　　算得极有诱惑力的岗位。
  　　
  　　　　改革开放国门大开随之而来的第一轮旅游高潮，还给全聚德带来过最早一次的生意高
  　　
  　　峰，销售收入连续几年翻着跟斗往上长。“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这个响亮
  　　
  　　的口号明显有点官方授意的色彩，它告诉那些到中国的游客:“全聚德”应该是他们游完长
  　　
  　　城后的第二个去处。光前门店一家，在1993年并入全聚德股份公司的时候，当年的营业收
  　　
  　　入已经超过4500万元。这一年，从这家老店总共消费掉了2000万只鸭子。
  　　
  　　　　在当年北京第一服务局和第二服务局所管辖的下属企业里，毫无疑问，全聚德是一棵
  　　
  　　“摇钱树”。这让全聚德的工作人员比同行业，甚至比其他行业的工人更早地享受到了市
  　　
  　　场效益所产生的福利。一名第二服务局的退休官员称，当年给全聚德极为大胆的政策优惠:
  　　
  　　在两大龙头店，和平门店和前门店，为了调动从业者的积极性，让餐馆创造更高的利润，
  　　
  　　都制定过开创先河的奖励举措，比如，“哪一天餐馆营业额超过万元，不等下班，餐厅经
  　　
  　　理就从当天营业收入里提取现金，给予每位员工10元钱的奖励”。
  　　
  　　　　1992年以前全聚德员工的工资，大体系和数量方面与整个国家单位并无区别，所不同
  　　
  　　在于工资之外的奖金和福利。除了上面这种直接的现金奖励，因为烤鸭生意在火爆，全聚
  　　
  　　德给职工的福利也很丰厚。一名全聚德员工说，当时逢年过节，全聚德发的货物足够他们
  　　
  　　用大半年的。
  　　
  　　　　相比之下，倒是作为事业单位的主管部门待遇远不及这些一线服务人员。全聚德每年
  　　
  　　的赢利全部上缴国家，即使超额部分，作为主管单位也无法分享。另外，事业单位面对的
  　　
  　　上级管理要严格得多，奖金有明确的框框，不能超过全年工资的10%。这多少让那些局级机
  　　
  　　关的干部们有些失衡。为了平息一些工作人员的牢骚和不满，第二服务局在80年代中期成
  　　
  　　立了“烤鸭技术开发公司”。这家在全国性的“三产”热潮里诞生的企业，从一开始目的
  　　
  　　就很明确:利用全聚德这块牌子进行市场推广，赢利收入用作服务局的流动资金，改善职工
  　　
  　　的收入状况——单位既然不能更改既定的工资水平，便极力扩大福利部分——全聚德就是
  　　
  　　那台造金机器。
  　　
  　　在某些方面，全聚德在20世纪80、90年代是中国企业的典型代表。它的每一步成长都有政
  　　
  　　府的身影，它离不开政府的关照，同时它自己也不会忽视和政府、机关、官员们的关系。
  　　　　
  　　我一直想弄清，北京当年在选择烤鸭形象企业时，为什么选择了“全聚德”，而不是历史
  　　
  　　更悠久的“便宜坊”？一种解释是技术派的，他们认为，是“全聚德”的挂炉烤鸭技术战
  　　
  　　胜了“便宜坊”的焖炉烤鸭技术。前者用明火、挂炉，有炉孔，没炉门，烤鸭可以随进随
  　　
  　　出;后者则是烤鸭更古老的一种技术门派，有炉孔，有炉门，烤制时关上炉门用小火烤，火
  　　
  　　不能大，大了就糊了。“挂炉技术”在某些地方可以说是“焖炉技术”的现代改良版，因
  　　
  　　为明火烧烤，炉温极高，刚出炉的烤鸭口感香脆，更时尚，更适合现代人的味觉习惯。这
  　　
  　　个答案似乎过于简单。
  　　
  　　政府似乎就是更青睐全聚德。1987年，全国政协的内部餐厅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装修改造
  　　
  　　，扩建后的餐厅，前后加起来进深1500米，政协自己没有能力进行经营，就想邀请一家餐
  　　
  　　饮企业入主。他们第一个就想到了全聚德。政协向第二服务局发出邀请。尽管第二服务局
  　　
  　　下属企业众多，但政协官员的意思其实很明确，就是想让全聚德来做这件事。第二服务局
  　　
  　　当时的局长蔡敬志把这个任务交给刚刚成立的“烤鸭技术开发公司”来具体运作。
  　　
  　　“烤鸭技术开发公司”成立以来还没有大的进账，这是它第一个大项目。这家很快就挂牌
  　　
  　　营业的餐馆叫全国政协文化餐厅。对内，它就是一个供应烤鸭的单位食堂，也被称为“委
  　　
  　　员餐厅”，政协有请客宴请的大项活动，都选择在这里款待贵宾，除此之外，全聚德的师
  　　
  　　傅们会在政协委员的活动日做一些食品到政协礼堂去卖。对外，它则被称为“政协全聚德
  　　
  　　店”。
  　　
  　　这个想法是创造性的。它一下子解决了事业单位办“三产”“出”和“入”两个难以解决
  　　
  　　的难题。上世纪80年代，“联营”方式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体制上的:房产不允许买卖，不允
  　　
  　　许租赁——连起码的用地和用房都没有，办企业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而跟事业单位合作
  　　
  　　，问题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了。对方也在想办企业，有的单位有地没有“经营内容”;“烤鸭
  　　
  　　技术开发公司”有“经营内容”却没有地，缺少资金。有需求的双方一拍即合。
  　　
  　　这样一来，“烤鸭技术开发公司”拥有“全聚德”这块“老字号”的发牌权，它在商业上
  　　
  　　完全占据主动位置。这几乎相当于“无本生意”。一些情况下，“全聚德”这块招牌就可
  　　
  　　以直接入股，比如，合作方占55%股份，公司占45%股份;另一种情况，公司完全不用投入，
  　　
  　　它只发出牌匾，每年一张“全聚德”匾收取3%到5%的营业额收入。
  　　
  　　联营最初的主要对象还来自于第二服务局下属机构，比如北京各个区的饮食服务公司。“
  　　
  　　大董烤鸭店”的前身“团结湖烤鸭店”就是“全聚德”跟朝阳区饮食公司联营的结果。当
  　　
  　　时“烤鸭技术开发公司”的退休官员赵凯回忆说，在很短的时间里，北京东城、西城都跟
  　　
  　　公司合办了“全聚德分店”。“几乎是开一家火一家。不过相对来说，像‘团结湖烤鸭店
  　　
  　　’生意要更好，因为朝阳区紧挨着使馆区。”
  　　
  　　　　现在仍然没有什么资料可以说明，在80年代那几年里全聚德的销售业绩增长的迅猛程
  　　
  　　度。现有的统计数字可能不尽真实。因为所有全聚德加盟店的收入都流入了第二服务局的
  　　
  　　“社会产业收入”，它并不体现在全聚德上缴国家的利税和经营成本支出里面。而它的绝
  　　
  　　大部分合作伙伴的性质也是一些身份界定模糊的“事业单位”，这些收入同样隐讳。但从
  　　
  　　1992年，全聚德两家旗舰店的生意足可以看出全聚德在餐饮领域备受欢迎的程度。到1992
  　　
  　　年，全聚德前门店和王府井店的店面都已经显得捉襟见肘了，只有和平门店因为开业时的
  　　
  　　规模就很大，还能够应付纷至沓来的客人。
  　　
  　　那的确是全聚德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当时中国还没有“特许经营”这个概念，这种已经在
  　　
  　　肯德基、麦当劳这样的世界级品牌广泛采用的扩张方式对尚在发育中的中国餐饮业来说，
  　　
  　　是个完全陌生的词。而“全聚德”已经在身体力行。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全聚德的连锁店像一阵风在全国遍地开花。它们中有的属于“前
  　　
  　　门”“全聚德”，有的属于“和平门”“全聚德”，但第一次尝到北京烤鸭的人不知道这
  　　
  　　些。他们冲着“全聚德”而来。
  　　
  　　　　每一个全聚德地方店的开设，在当地甚至都算得上是一起隆重的社会事件。这有点“
  　　
  　　烤鸭下乡”的味道。赵凯说，“烤鸭技术开发公司”变得很风光。每开一个分店，全聚德
  　　
  　　下属每一个分店的经理都要前去捧场，他们会代表自己的烤鸭店赠送新成员一面锦旗。锦
  　　
  　　旗挂满了新店的一整面墙，告诉人们全聚德的“江湖”有多大。
  　　
  　　　　“每个店都开得轰轰烈烈的。”赵凯说，“电视台、电台、报纸，全来采访。”一些
  　　
  　　离北京近的城市，比如河北保定、任丘这些地方，第二服务局局长会亲自到场剪彩。从级
  　　
  　　别上，北京的局长到来，地方上的市长会亲自出面相迎。迎接的车队盛大而隆重，甚至出
  　　
  　　动了警车护驾。山东的一个县城，和全聚德联营的单位是一家银行，对方专门装修了金碧
  　　
  　　辉煌的仿清建筑来迎接这个从首都来的“老字号”。开业的头几天，每一家新店都能做到
  　　
  　　天天客满，县市的很多机关部门都提前预定了座位。
  　　
  　　餐饮产业整体发展的机会，要到1995年，我国开始实行5天工作制后，才真正来临。1995年
  　　
  　　到1998年，餐饮服务业和旅游业齐头并进地进入高速阶段，即使在1998年，商品市场销售
  　　
  　　疲软的环境下，全国餐饮产业营业总额仍然达到2783亿元，餐饮业一直以高于国内生产总
  　　
  　　值的速度增长。而另一个情况是，90年代中期，中国人仍然不那么喜欢外出就餐，他们还
  　　
  　　是习惯在熟悉的家庭环境里完成一日三餐。1995年，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平均每年
  　　
  　　每人在外就餐消费支出只有164元。
  　　
  　　1993年重装上阵的“全聚德集团”已经打算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应对这场即将来临的餐
  　　
  　　饮业市场风暴。当时上市政策是给各省市额度指标。北京市政府在额度内切块分配，商业
  　　
  　　企业一年一家，第一家是王府井百货大楼，第二年，在西单商场和全聚德之间选择，考虑
  　　
  　　当时西单商场更需要资金，上了西单商场，全聚德排到1997年。但1997年，全聚德上市工
  　　
  　　作做完后，北京市工业企业又面临更急切的融资要求。全聚德与上市第一次擦肩而过。
  　　
  　　就在全聚德集团成立前夕，北京餐饮市场刚刚经过一轮极为残酷的高端餐饮企业的竞争。
  　　
  　　在平民饮食尚未起步前，以粤菜为代表的高档餐饮已经在厮杀中完成了第一轮洗牌。张利
  　　
  　　群在自己开设烤鸭店之前，对这个市场多少有一些观察和留意。“最早出现的是烤乳猪，
  　　
  　　但是店很少，在西单十字路口有一个曲阳酒楼，但没流行几年，当时的有钱人觉得这东西
  　　
  　　太肥，不健康。不过，烤乳猪的时兴现在来看，可能是粤菜大举进京的前兆。”
  　　
  　　　　上世纪80年代消费市场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经过十几年经济发展积累后“广东制
  　　
  　　造”向外输出的倾向越来越明显。“粤菜”就是广东重要的输出产品之一。张利群说：“
  　　
  　　‘大三元’和‘明珠海鲜’一到北京，没怎么宣传就火了。通常在一个地方开个餐馆，要
  　　
  　　一年，甚至两到三年的时间来培育市场，这是养店的一个必然阶段。很奇怪，粤菜直接就
  　　
  　　火了。”
  　　
  　　　　地安门东大街上开的“明珠海鲜”成为粤菜商业成功的典范，备受追捧。每天晚上停
  　　
  　　在“明珠海鲜”门口的各种豪华轿车能排到平安大道上。高档餐厅的暴利很快将广东的资
  　　
  　　本迅速吸引到了北京。海鲜虽然原料价格不菲，但比起当时的平价餐厅，全聚德的鸭子，
  　　
  　　海鲜的利润要高出10倍以上。当时北京餐饮界盛传的一个说法，就是“明珠海鲜”在刚开
  　　
  　　业的一两个月，就净赚了30万元。
  　　
  　　　　不过充分的自由市场很快瓦解了暴利。后来大批出现的“阿劲粤菜”、“黎昌海鲜”
  　　
  　　，包括再后来的“顺峰”，不约而同地没有采用价格战相互打压，相反高档餐饮消费的价
  　　
  　　格被越抬越高，90年代初居然出现“两个人花1000块还远远吃不饱”的海鲜酒楼。但这些
  　　
  　　餐馆的经营成本也被一再抬高。竞争演化成为赤裸裸的资本较量。所有的海鲜楼不断提升
  　　
  　　装修门槛和服务等级。两三年后，极少数赢家活了下来，大批资金链断裂的投资商撤出北
  　　
  　　京市场，其中就包括率先打进北京市场的“明珠海鲜”。
  　　
  　　　　以“全聚德”当时的经营格局，自然不会受到粤菜冲击。“全聚德”处于一个相对受
  　　
  　　保护的市场里:它的一半资源是政府，一半资源是旅游市场。无论前门店、和平门店，还是
  　　
  　　王府井店，更不用说是后来的国门店，这些位置选择的本身，无不说明它和旅游市场密不
  　　
  　　可分的关系。在这个领域里，就烤鸭这一行，可以说还没有实力匹配的竞争对手出现。全
  　　
  　　聚德相当于一个垄断者。尽管身处90年代这场竞争之外，全聚德还是多少感受到了真正市
  　　
  　　场的血腥味道。
  　　
  　　流水线和标准化生产，在上世纪90年代，全聚德第一任董事长杨登彦就有过类似的提法。
  　　
  　　不过，杨对这件事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可能只是在一次会议的讨论中大家随口说过。
  　　
  　　但仅从全聚德前门店的生产压力来看，90年代的全聚德一定已经遇到了烤鸭生产规模扩大
  　　
  　　和传统挂炉作业方式之间的冲突。
  　　
  　　　　一只传统烤炉一个小时的加工量大约在20只。而杨宗满说，1992年这一年，光前门店
  　　
  　　一家一天最多卖过3000只鸭子。这意味着每天得有10台左右的传统烤炉近乎全天候开工运
  　　
  　　转才忙得过来。这种旧式烤炉的占地空间还极大，因为需要烤鸭师傅拿着大长杆操作，要
  　　
  　　身体周转得过来，一个炉子就得配备一个大的操作间。张利群说，他之所以能坚持旧式烤
  　　
  　　炉的挂炉烤鸭做法，是因为他还是小作坊经营。当一个店每天鸭子的流量超过1000只，烤
  　　
  　　鸭的传统作业方法的确就有点显得不切实际了。从这个角度上，全聚德在产能不断增加的
  　　
  　　情况下将“明火挂炉”的生产方式坚持了10年，也算得上是奇迹。
  　　
  　　　　当然，如果全聚德硬要对这种古老传统抱之不弃，它也能继续坚持下去，毕竟这是全
  　　
  　　聚德这个老字号诱惑人心之处。不过全聚德也存了个算盘。如果现在不退让这块传统阵地
  　　
  　　，当那些新派烤鸭店纷纷在各地市场已经各圈一块地的时候，全聚德在战略上就处在被动
  　　
  　　境地了。
  　　
  　　　　“果木燃料”也是这么回事。现在全聚德为配合电子烤炉，将“果木燃料”换成了“
  　　
  　　喷木粉”。这种人工调料虽然和果木有相似的味道，但它致命的一个弱点是，“喷木粉”
  　　
  　　是在烤鸭熟了之后喷上去的，自然味道不会像果木清香那样深入肉里。而另一方面，“果
  　　
  　　木”是烤鸭里成本很高的一块。一车两吨的果木从北京郊区运到烤鸭店，成本在1600块到
  　　
  　　2000块之间，这些木头顶多只够加工1000只烤鸭。木材的成本将来会越来越高，“全聚德
  　　
  　　”如果不尽早让人们习惯“喷木粉”的香味，将来它一旦不得不因为成本支撑不起、或者
  　　
  　　因为木材短缺的缘由，而放弃果木燃料的时候，它有可能已经先输给它的对手们了。
  　　
  　　“烤鸭”所使用的原料鸭和普通鸭的生产有所区别。“正常鸭的日龄在45天左右，但对于
  　　
  　　烤鸭的原料鸭，45天的鸭子肉丝发粗，口感会明显下降。北京烤鸭所使用的填鸭在鸭子长
  　　
  　　到30天左右就开始人工填食，7斤大约是这种专供填鸭的标准体重。”北京莲花池鸭场场长
  　　
  　　张文仓说，填鸭饲养讲究“一天孵化，一天宰杀”，就是同一天孵化出的鸭子，通常在44
  　　
  　　天之内同一天宰杀。这时候，鸭的重量刚好达到7斤。“如果出现个别长不到重量的鸭子，
  　　
  　　不会多养，而是同样宰杀，按照二级品处理。”
  　　
  　　【转折】
  　　
  　　在战争形势已经毋庸置疑的时候，尚在西柏坡的毛泽东仍然在思考更为关键和宏大的问题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说这次全会是
  　　
  　　“城市工作会议”。“这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根本转变，需要带领全国人
  　　
  　　民从‘破坏一个旧世界’转变为‘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主任
  　　
  　　唐洲雁说。
  　　
  　　毛泽东一系列的最后指示，和他从前的话一样从来没有失去过感召力。除了知青指示，他
  　　
  　　还指出，革命将来还会发生，因为“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他
  　　
  　　说，“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里面有一部分是针对邓小平的，后者在1975年令人印象
  　　
  　　深刻的整顿努力已经深入人心，“安定团结”恰好是他自1975年复出以来的办事原则。
  　　
  　　1976年1月19日，邓小平首次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介绍中说他是“周的继任
  　　
  　　者”。接替周恩来的另一位候选人，是张春桥。
  　　
  　　　　毛泽东的政权后期就由一连串这样的格言固定着。而当这些话在1976年元旦前后一次
  　　
  　　又一次令人紧张的政治局会议被“四人帮”拿来作为武器，被争斗的两派争相引用时，充
  　　
  　　分表明了这个国家1976年正在经历着的、权威即将失去时的不安和茫然。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突然逝世让中国从上到下都加剧了这种感觉，让错综复杂的紧张
  　　
  　　势态在1976年冬达到了高潮。“四人帮”加快了攫取未来权力的步伐，他们打算孤注一掷
  　　
  　　。在过去的几年，周恩来一直是邓的政治庇护人，他的离去让邓小平处于困境之中。
  　　
  　　　　江青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没有脱帽，被电视镜头捕捉后引起了震动。沈阳的一位军人
  　　
  　　愤怒地抓起一把椅子向电视机砸去。在广州的北京路，聚集在邻居家看电视的一群人大声
  　　
  　　喊着:“打死她。”香港九龙一黑白电视机销售店前，排队观看周恩来逝世新闻的人们也注
  　　
  　　意到了这个细节，8个月后，他们又在同样的地方同样在黑白电视前目送毛泽东的离去。
  　　
  　　　　邓小平走近周恩来的遗体时，邓颖超对他感激地致意，但对江青很冰冷。邓颖超对张
  　　
  　　春桥的态度似乎介于两端之间，不冷不热。
  　　
  　　人们谈到邓小平1976年和1977年政治生命的起伏时经常会说到，那一年北京一些街头的清
  　　
  　　晨忽然会被发现在街边的树上挂满了玻璃瓶子，很快被人理解为“树小平”;在1977年在天
  　　
  　　安门广场进行的纪念周恩来去世一周年的活动中出现了这样一条横幅:“要深入批邓:小平
  　　
  　　同志，你拿这么高的工资，不出来工作不行咧！
  　　
  　　1992年元旦，陈开枝到佛山的南海检查工作，忽然接到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同志打来
  　　
  　　电话，讲了一句只有他听得懂的话：“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请你赶快回来研究
  　　
  　　一下总体安排和接待警卫工作。”陈开枝立马跟南海市委领导辞别。对方问：“有什么急
  　　
  　　事？吃了中午饭再走嘛！”陈开枝回答：“我现在真的不能告诉你们有什么急事。也许很
  　　
  　　快可以告诉你们，也许永远不能告诉你们。”
  　　
  　　这份中央办公厅给广东省委的绝密电报，只有短短两行字：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
  　　
  　　好安全接待工作。
  　　
  　　　　“当时，我身边不少同志都认为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但我不这样认为。老人家多年
  　　
  　　已有一个习惯，就是到上海休息，上海早做好他休息的整套准备，一切摆设都按照他平常
  　　
  　　的生活习惯。他到广东不是来休息的，也不只是为了看看南方改革开放的成就。”陈开枝
  　　
  　　说，他预感到小平同志来广东，将是“一个大动作”！
  　　
  　　南巡的第一站是武汉，在那里邓小平就直奔主题。“这就是我们目前的问题所在。”在专
  　　
  　　列上，邓小平通过湖北省委书记向北京传去一个口头信息，“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
  　　
  　　线、方针、政策，”他警告说，“谁就会被打倒。”“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清楚地给1990年开始中国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争论予以“终结”，它成为一系列南巡讲话
  　　
  　　的开篇，也是所有讲话的核心所在。
  　　
  　　【中医的生死问题】
  　　
  　　最近一次，27年前，改革开放伊始，在1979年卫生部召开的“广州会议”上，当时力量看
  　　
  　　上去仍然均衡的中西医就曾有过一场“谁是主导”的激烈争论。争辩的起因，是在五六十
  　　
  　　年代对抗传染性疾病的斗争里，“抗生素”和西医力量居功至伟，自然科学的工具理性动
  　　
  　　摇了中医信仰深厚的民间基础，卫生系统内的官员也明显出现“中西两派”。时任卫生部
  　　
  　　长的崔月犁平衡了双方意见，以“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并重”方针，从表面
  　　
  　　上结束了这次纷争。
  　　
  　　　南巡讲话的巨大号召力引起的一连串革命性变化，从中央深入到民间，又从民间反馈到
  　　
  　　中央。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向省部级学员做了一次开拓性的讲话。这篇高度
  　　
  　　受人注意的演讲，与南巡讲话精神保持高度一致，并且暗示了一个更重大的变化。江泽民
  　　
  　　说，在即将于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一目前使用的表述方
  　　
  　　式将被主题更明确且更具改革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3天后，他专门到邓小平
  　　
  　　家寻求老人对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面新旗帜的同意，接着又去请教了陈云和李先
  　　
  　　念。邓小平最后总结说：“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们就有了(党的‘十四大’)主题了。”
  　　
  　　　　“江泽民的党校讲话非常敏感。”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滕文生回忆说，“因为正好
  　　
  　　在南巡讲话之后，‘十四大’之前，且要体现他的改革思想，但国家层面对这样的新思想
  　　
  　　还没有准备好。抵触是有的，并且还要考虑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江泽民这次讲话的基调
  　　
  　　是讨论，而不是下达指示，他要寻求最广泛的共识。”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表述
  　　
  　　正式写入报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式列入党章还要再过几个月，但毫无疑问，
  　　
  　　按当年《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的说法，中国的改革开始进入“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姜
  　　
  　　淑萍说：“南方讲话和‘十四大’，共同开启了这个新阶段。”
  　　
  　　1975年仍是一名知青的袁钟被他所在的农村大队推荐到四川中医学校学中医。结果第一堂
  　　
  　　中医课，袁钟上了一半就“愤然离席”了。“恐怕任何一个在基础教育里已经深受逻辑思
  　　
  　　维影响的人都会像我一样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冲突。”袁钟说，第一节课就是讲“阴阳五行
  　　
  　　”，并且回应和解释所有医学概念全部是感觉性描述，这让他极为不适。“老师告诉你，
  　　
  　　什么是 芤脉 ， 如按葱管 ;什么是 滑脉 ， 如盘中滚珠 ;什么是 涩脉 ， 如轻刀刮竹
  　　
  　　。我相信私塾教育出身的人，对这些知识的接受是水到渠成的，但大多数被分配到这个专
  　　
  　　业的年轻人，这些知识无异于强加。 阴阳五行 在当时我们看来，都是算命先生干的事。
  　　
  　　”
  　　
  　　【胡雪岩-中国商人的财富偶像】
  　　
  　　1862年春天，左宗棠在浙西衢州府郊外设在关
•   　　
  　　 三联书店的刊物，我最初迷恋过《读书》，后来疯狂喜欢上《爱乐》，每期必须一出来就拥有，否则会心慌极了。无论是谁，如此爱一本刊物，那编者确是该得意的。而摆在我面前的这本书，我在公交车上翻看了多数篇目的《断裂的乡土》来自于《三联生活周刊》，那是我偶尔翻翻的杂志。但据三联内部人士称，《三联生活周刊》其实“包养”着《爱乐》，《爱乐》的发行、稿费等等都由“周刊”来做，并且“周刊”每年还要填补不小的《爱乐》亏空。无需叫嚷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出了什么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任何时代，大家更多关注的都是当下的真实世界。
  　　
  　　 以上小段文字，我试着努力以《三联生活周刊》的语调来说。粗略地看，《读书》杂志是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语调，《爱乐》文笔精当，细腻、优美，《三联生活周刊》在试图客观，试图接近当下的真实。
  　　
  　　 《断裂的乡土》（2010.1，三联书店）就是这样一本试图客观的新闻集。由于新闻作品的即时性，作品存在的意义几日内便迅速随风飘散，很少有作品可结集出版。以我观察，新闻作品能结集出版情况不外有二，一是主流媒体的“高级”从业人员或从主流媒体中成长起来的高级的新闻管理官员的带有政策导向性的新闻“作品”，朋友们，这个“作品”因其成因复杂，是必须加引号的。再就是在试图努力接近新闻事件真相的新闻作品，《断裂的乡土》当属此列。
  　　
  　　 但是，这种努力往往是徒劳的，制度的强大遮蔽，新闻事件人物和相关消息人物的躲躲闪闪，使得在努力着让新闻作品成为认识当下的通道的新闻从业人员不得不耍开小聪明，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看上去的真实，或者在这里可称之为似乎的真实。
  　　
  　　 不管《断裂的乡土》的作者多么努力，抱有怎样的新闻或者文人理想，《断裂的乡土》里大多数篇章都具有这种“似乎的真实”的征候。这样就使得作者深入细致的新闻写作变成一种无力、徒劳的书写，当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亮出它的真身，这样的新闻写作，创造的竟也是一片虚幻之境。《一部超级大片的诞生记》竟然大笔写下的是《十面埋伏》的丰功伟绩和张艺谋的艺术创造，现在读来令人哑言失笑，作者一味哄抬张艺谋的力量和价值，对张氏电影后期的叙事失败和艺术迷失没有一丝儿触及；和大多数篇章一样，《同一首歌：最疯狂的演出》的调查还是细致的，但读着读着，对作者的同情真是油然而生，你带领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一点一面，更深入的考察，更触及人情社会与人性本身的观察，也就是你想带给我们的事实的真相在哪里？另外一个不得不说的话题是，朱文轶和他的同行们无所不写，成为一种全科大夫一样的新闻采写人员，这就不免带来一种外行的观察与判断。《断裂的乡土》里，乡村、城市、官场，甚至历史，匆忙调查，仓促而写，深度成为一种表面的脂粉，倒见浅薄了。
  　　
  　　 虽是在朋友的热情推荐下，但确实因为对乡土文化的关注，才看了这本书的。所以翻阅时，更仔细地看了收在“断裂的乡土”一辑中的《贵州傩戏：活着的传奇》《一个恐惧村庄的恩怨》，这也是这本书里笔触最细腻的两篇报道。中国的现代文明就源自乡土文化本身，所以一般的写作者一涉及乡土，无论新闻还是文学，都能写得坦然、自在，如面对裸身的自我，朱文轶对乡村社会的调查书写，还是客观而有深度的，但总觉得不过瘾，仔细想想，还是因为有一种简单化处理在里面，这样的新闻书写远不及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来得深入、详尽、精准。近来被读书界热烈欢呼的一本书《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2009.9，浙江人民出版社）竟是一位叫苏黛瑞的美国学者写的，并且此书已被公认为西方学界关于中国当代转型和流动人口的最重要的文献，类似的情况很多，倒是老外们观察中国当下社会的热情高涨，下了考察与研究的功夫，我们的学者们沉不下心来做细致的社会调查。当下社会研究与调查的工作，似乎部分地落到了深度报道记者身上，如果后人依靠新闻报道来回顾、考察21世纪初的急遽而深刻的中国社会变化，不难看出我们这个时代学人颜面的寒伧。从这个角度来看，挖掘深度报道的朱文轶们，他们似乎可称是这个时代的西绪弗斯，制度、从业媒体、个人力量所限，他们空怀着理想和热情，但推动的巨石永远也不能站上山顶。
  　　
  　　 我们需要事件真相，我们需要对新闻背后的一切有所了解，面对目前这个“前人和后人都可能再难以想象并理解的历史时期”（朱文轶），新闻记者其实是最具有挑战性的，也是最具价值的工作之一，但以鄙人旁观之见，这份职业在当下也确实是夹缝中的职业，被挤压而又时时想挣脱，被答案堵在门外而又不甘心妥协，这样的生存确实也充满着苦涩与艰难啊。
  　　
  　　 其实，朱文轶和《三联生活周刊》把新闻折腾成这个样子，折腾到可以结集的样子，在面对一个个传统与当下世界发生剧烈冲撞的“事件”时，多数报刊仍旧把“事件”当作小消息刊发通稿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粗糙、急功近利的时代，这已经足够好了。作者朱文轶真诚地在序言里说，我已经尽我所能报道事实的真相。“尽我所能”，这似乎是有一些无可奈何躲藏在里面的！
  　　
  　　 八卦一下，回到开头所说的话题，从《断裂的乡土》的开本、装帧，也能看出《三联生活周刊》的财大气粗，看来做新闻有肉吃。16开，硬壳，线装，可算豪华，但离我个人的喜好相去甚远，我喜欢朴素的书本。（陈因）
  　　
•   　　我参加了三联那次新书发布会。记得朱文轶说他要通过这本书证明，新闻不是易碎的，好的故事是可以被多次消费的。
  　　深表同意。
  　　记者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好的故事即使在它多年后被重新拿来讲起来，它仍然可以娓娓道来，坐在一端的倾听者一定可以感受到并分享，故事叙述者在书写故事时的惊奇、感动。好故事是可以被多次消费的。
  　　新闻就像大浪淘沙，它自我繁殖又自我毁灭。还有多少人记得2002年那场广为报道的南丹矿难？但它开启了后来接二连三无法控制的矿难的序幕。如果一个未来的历史学者，或者现在的你想去寻找涉及那场矿难的人物和细节时，你翻开这本书可以找到。
  　　朱文轶还在这本书里带领你寻找翡翠交易的源头，亲临尖端换脸手术的现场，虽然这些文章时间跨度如此之长，但你发现，真正的知识发现是有时间价值。
  　　我理解这本新闻作品的概念可能有两个含义，一是空间上的深入，另一个是时间上的深入，再者是对中国理解的深入。它也符合一个记者全部工作的范畴，探究、发现、和知识的生产。
  　　强烈向新闻同行们推荐此书。当然如果你不是同行，碰巧也买了这本书，那我作为一名记者，也向你致敬，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和认可。没有比这再高的荣耀了
•   学术需要共同体，新闻也需要职业共同体，所谓真实，都是拼图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