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9-11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汪丁丁 页数: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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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终于,我为这些小文章的“三联”结集找到了合适的标题。不论何时,其实我始终挂念着自由,或许这自由的观念逐渐有了乡土中国的味道。只要读了前面的三篇文章,读者便可觉察,我所说的自由不再是一个抽象概念。自由的落实,依赖于秩序。可是,人类理性至多只能发现局部的秩序。如果理性自身竟因此而变得狂妄起来,那就连这一点点真相都会被遮蔽呢。所以,知识是与自由密切相关的另一主题,不能不讨论的。 为了叙述的简明,我将那些最初级的道理呈现在最前面,更冗长的叙述则放在后面。这样安排的结果,难免有重复叙述。我知道许多读者喜欢这样的安排,因为容易理解。叙述原本是围绕核心观念的盘旋,每一次重复都会更深入。 在人类理性已经发现了的那部分秩序里,“民主”是一项重要内容。与“公平”一样,“民主”尚未在中国文化里获得合适的表达。在已经发现了的秩序里,“市场”是另一项重要内容。与它共生的,是“政府”。也是在这里,我将讨论“法”、“公民”、“知识”、“教育”、“理性”、“生命”和“幸福”,及诸如此类的一些基本观念,于是回到“自由”——我的叙述的出发点。再深入一层的叙述,是中国现实政治问题,是中国人的公共选择问题和中国人的精神诉求问题。 还应从另一端开始,即从“知识”开始叙述。这是另一本文集,在那里,从知识的基本问题,中途涉及“秩序”问题,我的叙述仍要返回“自由”问题。
内容概要
论政治家的品格,什么是“精英意识”,历史责任感其实是敬思感,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当教育普遍失败之后,在有智慧的地方没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为什么市场可能选择市场参与者们都不喜欢的结果
作者简介
汪丁丁,1953年生于北京。当过农民(北大荒知青)和工人。先后获首都师范大学数学学士(1982年)、中国科学院理学硕士(1984年)和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0年)。曾任教于香港大学和德国杜伊斯堡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浙江人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财经》杂志学术顾问。已出版的著作包括《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回家的路:经济学家的思想轨迹》、《走向边缘》、《制度分析基础讲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经济思想史讲义》等二十多种。教学研究领域为经济思想史、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等。
书籍目录
自序卷一 关于中国人的自由——从杜威谈自由主义开始谈 论政治家的品格 民族心理倾向与权力结构 平庸时代的智慧 两种秩序 民主观念的要素及其文化表达 偏激与宽容——关于中国人的民主精神 宽容与秩序——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有感 自由——简单的和复杂的 关于自由与公平的一些初步看法 再谈“脚踏实地的自由” 卷二 谈幸福问题 再谈幸福问题 脑与幸福 健全的理性 经济利益,个人权利,自我与社会 以幽默克服偏激 什么是“精英意识”? 精英与市场 生命、激情、理性——评兰德《源泉》 身份与幻觉 关于身份与资源的游戏卷三 世界公民与天下主义 历史责任感其实是敬畏感 三维自我的寓意 男性与启蒙 情志的消失——从两个人和两句话说起 人格与理性选择 权利与权力的共生演化——为巴泽尔《国家理论》中译本序 三十年改革:一百年政治—经济—文化反思 知识与体验 制度、个性与传统 权利、权力、自由卷四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 抓坏人与合作秩序的扩展 重要的都是具体的 自由、秩序、效率 走出“良法”与“恶法”之争 恶法非法 最坏的组合 集体的困境 假使寻不出路? 白芳礼的双重悲剧 比情色更重要的卷五 百分之二的问题和百分之二十的问题 城堡现状 当教育普遍失败之后 愚蠢的教育管理者 恶的官僚主义与不恶的官僚主义 浅谈“真”与“美”之间的关系 学术的品味 傲慢与自卑 在有智慧的地方没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中国人的焦虑、不信任感与“柠檬原理” 中国社会变迁、中国问题与《财经》立场卷六 制度化及其代价黝 走出制度幻觉:超越私有制和公有制两分法 健康的制度与病态的制度 道德转型期的经济学与经济学家——读斯基德尔斯基Ⅸ凯恩斯传》随感 市场要求什么? 市场,效率,充分竞争 关于竞争的充分性及其要求 市场与社会的病理学——《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自序 为什么市场可能选择市场参与者们都不喜欢的结果? 社会复杂性的政策涵义 既得利益与公共选择
章节摘录
若干年以前,我们论辩:自由不是飘浮在天上的理念,自由是一种真实生活故而只在生活中才有所落实,这叫做“脚踏实地的自由”。大约三十多年前,哈耶克曾经感叹:自由若不能成为全体人民奉持的一种生活态度,那么对任何个人而言,例如对苏格拉底而言,就都不会有自由。 一段关于脚踏实地的自由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经济学叙说,首先询问:在何种“不自由”状态中,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将失去一切关于“幸福”的感觉?哈耶克的回答是,根据我的理解,自由往往不意味着快乐,甚至不意味着幸福,因为自由人的生活可能远比不自由的生活更需要承受痛苦——例如,承受失业、竞争、为金钱而谋生的痛苦。因此,对经济学家来说,脚踏实地的自由首先是一种权衡:在不同种类的痛苦生活之间选择较好的那种生活。 经济学,像其他学科一样,有大道理,还有许多小道理。如果你生活在一个“稳态”社会里,你最需要知道的,是那许多小道理,你可能根本不需要知道亚里士多德在经济学创立之初在《政治学》和《伦理学》里面提出来的那些大道理。如果你生活在一个迅速变革的社会里,例如中国社会,那么你最需要知道的,很可能首先是大道理而不是那些对你而言显得格外琐碎的小道理。可惜,现在流行的经济学是学生们从他们的西方老师那里带回来的,于是它被表述为一大堆他们的西方老师关心和仔细研究过的小道理。读到这样的经济学,我们就难免产生“不合用”的感觉。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故而更加亲切,更切近我们关于人生选择的经济学。 所以,在各种痛苦的生活方式中,我们可以选择那些比较不痛苦的,把它们称为“幸福”。现代经济学告诉我们如何选择:(1)懂得你自己的偏好,或者效用函数。或者,回到苏格拉底以前的时代,那时候希腊哲学家们借用德尔菲神谕——“了解你自己”,表述了同样的道理。(2)熟悉你周围的世界,或者,可选择的行动方案的集合。或者,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参与城邦政治。因为人的最高自由是通过政治行动来落实的。例如,你的各项权利,是通过你和你的邻居们达成了某种政治协议才得到你的邻居们的尊重和维护的。(3)在可选择的行动方案的集合之内权衡,找到那些最符合你的偏好的行动方案并加以落实。 在多大范围内,上列的人生选择处方适用呢?经济学家说,在产权界定清晰的范围内都适用。所以,人生选择的关键在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事前看清楚选择方案的集合的边界。越是在转型期内,个人选择的社会环境(包括个人的诸项权利)就越是不能确定。因为,如上述,社会对每一个人的权利的尊重与保护,是政治行动的结果。转型社会的诸种不确定性当中,最显著的是政治不确定性。 这样,经济学里面的“大道理”告诉我们,人生的可选择性,依赖于政治行动。这里,政治是广义的,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群体行为——社会选择理论是研究这类行为的新政治经济学工具之一。 社会选择理论也有它自己的大道理和许多小道理。其中,最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大道理之一,可以翻译为这样的看法:一群人,如果他们的偏好太接近,差异太小,那么他们的政治行动将如同被一个“独裁者的偏好”统治着那样,虽然可以十分理性,虽然可以十分有效率,却往往是不自由的——因为少数人表现出来的独特偏好会被忽视甚至遭到压抑。柏拉图对此感悟甚深,因为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就是被这样的过于统一的大众偏好给投票表决处死了。这篇文章开篇引述的哈耶克的感叹,也是就着苏格拉底之死而发的。 个人的自由,于是首先依赖于他周围的更多的个人是否愿意选择更自由的人生。杨振宁博士的私人生活,不论它在某些方面显得多么不符合生活的“惯例”,毕竟,它是大众的政治行动的后果之一——我们不是通过政治行动选择了市场导向的社会变革吗?我们不是至今仍然不愿意放弃市场社会给每一个人带来的比较幸福的人生吗?那么,为了不那么自相矛盾,我们为什么不能容忍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在他自己的可选择集合内独立选择呢?另一方面,杨振宁博士和翁帆女士也一定会理解:在这样一个市场导向的社会里,毕竟,舆论是独立于一切个人选择的,它若给我们任何一个人带来了痛苦,我们只能把这种痛苦看做自由生活的代价之一。 然而,这里报道的舆论倾向十分值得警惕。假如一个人的婚姻具有如此强烈的新闻效应,假如个人选择具有如此巨大的外部效应,那么,我们就应当询问,这样一个“市场社会”,它的心理基础是否足够扎实?是否能够延续?是否不可能成为社会博弈的新的均衡?例如,推而广之,我们是否将派一名警察到我们邻居家里去搜查“黄碟”以便让我们的社会良心不受打扰?我们是否将立法禁止大学生情侣入住任何双人房间从而不让我们习惯了的传统生活方式贬值?我们是否打算检查每一个人的日记以免这些日记里面的一些离经叛道的念头在日后毒害青年? 自由,一旦要成为脚踏实地的,就要求每一个人养成与自由生活相适应的道德意识——所谓“自由的精神气质”。一个不能养成这种精神气质的民族,恐怕永远难以拥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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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家的品格,什么是“精英意识”,历史责任感其实是敬思感,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当教育普遍失败之后,在有智慧的地方没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为什么市场可能选择市场参与者们都不喜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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