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10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美] 卡尔·瑞贝卡 页数:278 译者:高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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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这本书讲的是一个连字符(“一”)的用法,即英语表达中“民族一国家”中间的那个特定的连字符,它是如何成为一个被自然化了的等号的。本书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大约从甲午战争到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这一自然化过程是如何开始、如何完成的。这是一部知识文化史,而不是社会史或制度史。 很多读者似乎把我的观点理解为,在历史或者理论层面,民族主义(natlorlalism)涵义中的“民族”(ethno-nationalist)和“国家”(statist-nationalist)这两个组成部分是绝对可以分离而且互不交叠的。我在《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中阐述的观点与此恰好相反。把这两个概念分开,从而启发性地探讨一个我认为是被掩盖了的历史和理论问题——也就是,民族和国家是如何合二为一的:连字符的问题。写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寻找这两者在二十世纪早期融合的历史进程和历史与理论逻辑。 作者希望这本书能在中国遇到赞同和反对它的读者,希望它能激发讨论以增强我们历史化地思考和研究历史可能性的能力。
作者简介
卡尔·瑞贝卡,纽约大学历史和东亚研究助理教授。
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言前言第一部分 第一章 导论:关于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变化的视角 第二章 世界大舞台第二部分 第三章 非区域化政治:太平洋和夏威夷作为中国民族空间 第四章 识别殖民主义:菲律宾人民及其革命 第五章 推崇民族:布尔战争和民族话语第三部分 第六章 亚洲之世界舞台上的表演 第七章 重新创造中国之世界结语译后记本书译者
章节摘录
与日本的现在的健康活力、以及假定的它过去长期的在文化上而现在是区域空间上的与中国的“同种”关系形成对比的是,用“同种”描述土耳其完全是一个新的发明。实际上,正如梁启超1898年初给一本有关于俄土战争(1877年)的译书所作的序言指出的,土耳其是在近期才成为中国的“同种”,因为尽管它与中国的宗教文化不同。土耳其也是“东方病夫”。土耳其处于新的地理政治概念上的“东方”之中,当时也同样面临着帝国衰亡的问题,这使梁启超体会到土耳其与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的挣扎生存中的相互依赖。根据梁启超的推测,土耳其之所以没有遭遇到波兰一样的被欧洲强国灭亡的命运,可能是由于第二个“东方病夫”中国的存在。[45]实际上,面临着同样的灭亡的命运是使梁启超觉得土耳其更是“东方的”而不是“欧洲的”之重要原因。[46]中国/土耳其的“同种”关系同样也被康有为在他的书《突厥削弱记》中详细阐明,这本书与那本关于波兰的书一样,在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被呈交给光绪皇帝。[47]在康有为呈递给皇帝的第二本奏章(1895年5月)中,指出欧洲人把中国看成是“东方的土耳其”[48],他在1898年给皇帝的关于土耳其的书中指出,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土耳其不仅是仅有的一个内部结构与中国极为相像的国家——都是一个旧式的帝国,而且在全球地理背景下,它与中国还有着同样的种族成分(“中国之种实属同类也”)。他特别指出,土耳其曾经是-个非常强大的“自尔三百年间,诸欧同心竭力,奔命靡遑,盖闻突厥之声威,而心慑骨震矣”的帝国。但是,在现代社会,土耳其日渐变得“守旧”与落后;它在走下坡路并变得非常穷困。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结果是“突厥不亡国,则革命”。[49]康有为强调,面对着这样的两个不太令人愉快的选择,土耳其的唯一选择就是用彻底的国家制度改革来“令国家危而复安”。对于康有为来说,这样的同时代的改革努力正是土耳其与中国的相同点之所在,这个共同点是中国的运气,因为康有为推测-个“同种”的同盟将会对两国的努力都有益。如上所述,梁启超与康有为所阐述的土耳其与中国的关系(通过欧洲对两国的边缘化而加于中国身上的),既是共有的病弱又是一个通过国家改革来实现互助的治疗和复兴的充满希望的场域。因此,两者之间的地理意义上的与比喻意义上的“同种”关系,从一个同时代的全球的以及表面相似的帝国结构中诞生,并通过“东方”(吸收了欧洲东方主义的指称)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在后来逐渐转变为“亚洲”)而成为可能。不同于与日本的同种关系的阐述,与土耳其的“同种”关系是现代不均衡的全球空间的新产物,这种新全球空间产生了现代改革者们的必然使命。[50]简言之,它被明确看成是现代性的产物,并且是通过这一以“东方”为标记的不均衡的全球空间的新镜头,土耳其在汪笑依的戏剧里合理地代替日本成为中国的“同种”。到1904年,那个文明/种族/历史/空间意义上的“东方”与“同类”的概念进一步被同时发生在朝鲜领土上的一系列的情况弄得更为复杂,这些情况完全打乱了上述主题,使它们重新成为待解决的问题。明治日本对于俄日战争——以及更早一些的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冠冕堂皇的辩护是为了从中国或是俄国手中拯救它的“同种”朝鲜。这个辩护给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难题。1903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已经质疑对中日“同种”关系的修辞性呼吁,这种怀疑在1903年公开化,那一年,按大阪博览会的分类形式,中国被日本的会议组织者划分到与朝鲜、琉球、印度、夏威夷等一类的“蛮夷”中。[51]中国留学生把这种划分看成是一种蓄意的侮辱,这不仅在于他们的文化优越感受到伤害,也是由于日本的这种傲慢态度在他们心中引起了对平日里在明治日本受到的歧视的反思。尽管有这样深刻感受的侮辱,学生也向日本与清政府官员就“分类问题”短暂地抗议,矛盾的是,怒火却是很快就消失了。1903年至1904年俄国威胁要占领满洲和朝鲜,这缓和了中国留学生对日本的怀疑,因为当时的日本政府准备应付俄国的挑战,而中国的清政府却没有能力这样做。
后记
《世界大舞台》不是一本易读的书,当然也不易译,但它讲述的问题是清晰的,它从非西方、尤其亚洲地区的民族主义历史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互动关系出发展开的论述是富于创造性的。清华大学汪晖教授将此书列入他的研究生课程的阅读材料之中,并指导学生们译出初稿。应汪教授邀请,我从2004年夏天开始校订修改,并补译若干章节,至2006年4月完成。虽然合译者人数很多,但文章质量、风格、用词等在校订和叶彤先生的编辑后基本统一。为了查找引用和注释的原文,清华的几位同学花了不少功夫在北京各大图书馆查找善本和晚清民国期刊,有时请他们在外校外地的朋友帮忙,不但推动了翻译工作,也校出了原书中若干笔误。这些从未谋面的同学们应该早已从清华毕业,从事的工作未必与学术有关。
编辑推荐
作者希望《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能在中国遇到赞同和反对它的读者,希望它能激发讨论以增强我们历史化地思考和研究历史可能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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