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黄仁宇 页数: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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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macro-history这名词刻下看来由我创用。如果有前人用过,则恕我查访未周。其实此间之出处与是非已无关宏旨,因为这名词纵是新颖,已乏创意。经济学家以货币之流通影响到物质与雇佣之最基本的原则统称之为“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而以内部较精密之观察有如涉及物价指数与商业周期等详情称为“微视经济学”(micro-economics)由来已久,亦从未有人出面自称为始作俑者。宏观与微视亦不过放宽视界与计及精微之不同。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显系模仿而非发明。至于我自己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倒确经过一段长期间的周折。
内容概要
《中国大历史》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代表作之一。黄仁宇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他1918年出生在湖南长沙,1936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弃文从伍,曾参加中国远征军,进入印度作战。1950年退伍后负笈美国,以34岁的“高龄”从大学三年级读起,终于1964年获得密执根大学历史系博士。此后,他先后在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哥伦比亚大学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任教、从事研究。1979年曾赴普林斯顿大学,参与《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撰写明朝部分。 这部书以短短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作者一改以往史学家的著述方式,不以史料堆砌为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为关注点。作者倡导大历史,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欧美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然后去作进一步的研究。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的结构框架。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自1997年面世以来,十来年里二十余次刊行而不衰。作为一部成功的历史学著作,其读者面早已不限于史学界,作为华裔学者中比较突出的法国年鉴派学术代表人物,黄仁宇极善于从历史的细微末节人手,而又摆脱具体历史事件的束缚,找寻更为准确的历史时代特征,此即大历史观。他强调将人物与历史大背景结合起来,且不放过人物的个性特征,从而使那些本来被史学界研究得很深的人物得以以新面孔再现于读者面前。
作者简介
黄仁宇,一九一八年生于湖南长沙。天津南开大学肄业(一九三六~一九三八),抗战期间及战后,曾担任国军下级军官十年;自成都中央军官校毕业后(一九四零),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一九四三年加入驻印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一九四四年五月曾在缅甸密支那负伤,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抗战结束,任第三方面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一九四六年参加全国考试后,获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一九四七)后曾任国防部参谋。一九五零年以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的身份退伍。再度赴美国,于密歇根大学攻读历史,获博士学位(一九六四)。曾在南伊利诺大学任教,一九六八~一九八零年任纽约州立大学NewPaltz分校教授,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2000年1月8日病逝于纽约上州的医院中,享年82岁。
书籍目录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第一章 西安与黄土地带第二章 亚圣与始皇第三章 土壤、风向和雨量第四章 兵马俑的幕后第五章 第一帝国:树立楷模第六章 名士成为军阀第七章 长期分裂的局面第八章 历史向侧面进出第九章 统一的途径第十章 第二帝国: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第十一章 北宋:大胆的试验第十二章 西湖与南宋第十三章 蒙古人的插曲第十四章 明朝: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第十五章 明朝:一个停滞但注重内省的时代第十六章 满洲人的作为第十七章 1800年: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第十八章 从鸦片战争到自强运动第十九章 百日维新、民国成立和五四运动第二十章 现代中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第二十一章 台湾、香港与澳门
章节摘录
家和浪漫派作家来处理,可是若将这些轶事遗漏,则7世纪到8世纪初年中国史的完整性也必受影响。换言之,李世民和武则天当时不少欢乐与恐怖的情事都与唐朝的制度有关,从迂回的路线追溯回去,则可见这些章节仍与公元755年安禄山的叛变,一脉相承。从武后的纪录里,我们可以看出吐蕃、突厥和契丹的蠢动,但这种种边境上的外患终被平定。严重的旱灾曾发生数起。武后的一项创举则为殿试,应考的人被领带到御座之前,由她亲自策问。特务政治是她御宇期间的特征,不过受其威胁的乃是达官贵人而不是一般人民。她也以铜匦摆在公众场所,令人告密。公元697年,她的特务头目来俊臣自身被处死刑,恐怖政策稍为疏纵。可是除了以上几项,我们很难举出在她专政期间,政策上和组织上的设施有哪些算是具有创造性的地方。武则天所谓革命带来一种女性之选择,她喜欢金色、碧色和白色,于是她朝中的旗帜服色带着一种新鲜的情调。她也根据(《周礼》将不少官衙重新命名,例如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她称之为天、地、春、夏、秋、冬各官,也用鸾台凤阁的号目作为中枢机构的名称。可是仅只以上的各项举止,足以使一个主要的朝代几致倾覆吗?甚至使太后自己的家庭分裂?历史有何凭藉会让如此一个身份可疑的老妇人,在名义上与实质上,成为当日世界上最有名望而拥有最多人口的国家的统治者达二十一年之久?假使武则天真有传统的标准所指责的狼藉声名,她如何会为背景不同的人所共同称赞,有如8世纪末唐朝正规谨慎的首相陆贽,明朝离经叛道的思想家李贽和清朝以札记方式论史的赵翼,都异口同声地恭维她。在答复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务必看清儒家传统之政府,不仅为一种组织,事实上也是一种纪律,所以它不以绵密紧凑的方式构成。在唐朝讲,均田制之能推行,一部分归功于它有化几个世纪的震荡而为宁静之功效。这计划付之实施,固然不能将丁田的分配尽如理想上的数目字,但却在乡村中产生了好几百万户小自耕农。只是如此这般的安排一经凝聚而固定化,则无法大规模调整。不仅提倡某一阶层或某一地域的经济利益无从下手,政府也缺乏督导私人从事这种工作的组织能力。更为难的是,政府面对的问题,很少能有明确的方案。游牧民族这一问题,无从一刀截断。水旱诸灾也只能等事到临头才能筹划对策。除开水利及开荒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经营足以使治理者和被治者在行动之中互有裨益。而且承平既久,政府更无实质。唐朝在取得地方官的任命权后,公文的数量增多。一般说来,其内容愈来愈形式化。即在隋时已有所谓“老吏抱牍死”的说法。和西方现代的政府比较,则后者具有组织的私人利益,与政府平行,这些利益足以向政府挑战,要求政府供给服务,它们也承担一部分行政费用(可是即在西方,这些情事至少也须待到1000年后出现)。唐朝的官僚机构缺乏与之平行的私人组织,它的执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誉自重。经常下端的问题颇为重要,可是总是散乱,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则又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要使这体系生效,只能从上向下加压力。唐朝官员本身提出:朝廷治理全国的工具,无非刑法和人事权。到武后时,从已揭露的案件看来,舞弊与欺诈的情事必已相当普遍。例如河北的官军不能抵御契丹的入侵,事后各官员又以通敌罪惩罚民众,动辄处以死刑,这种种情形需要中枢具有机警性,且能作有力的干预,始能防范。总而言之,专制政府不出于专制者的选择。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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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历史》中文简体字版自1997年面世以来,十来年里二十余次刊行而不衰。作为一部成功的历史学著作,其读者面早已不限于史学界;作为华裔学者中比较突出的法国年鉴派学术代表人物,黄仁宇极善于从历史的细微末节入手,而又摆脱具体历史事件的束缚,找寻更为准确的历史时代特征,此即大历史观。他强调将人物与历史大背景结合起来,且不放过人物的个性特征,从而使那些本来被史学界研究得很深的人物得以以新面孔再现于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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