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10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英]马修·阿诺德 页数:221 译者:韩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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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中国人之迻译西学典籍,如果自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算起,已逾一百二十余年。其间规模较大者,解放前有商务印书馆、国立编译馆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等的工作,解放后则先有50年代中拟定的编译出版世界名著十二年规划,至“文革”后而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所有这些,对于造就中国的现代学术人材、促进中国学术文化乃至中国社会历史的进步,都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编委会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支持下,创办“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意在继承前人的工作,扩大文化的积累,使我国学术译着更具规模、更见系统。文库所选,以今已公认的现代名著及影响较广的当世重要著作为主,旨在拓展中国学术思想的资源。
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阿诺德 译者:韩敏中
书籍目录
译本序 附:关键词引言第一章 美好与光明第二章 随心所欲,各行其是第三章 野蛮人、非利士人和群氓第四章 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第五章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第六章 自由党的实干家结论序言修订译本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美好与光明诋毁文化者将文化说成是受到好奇心的驱动,有时甚至还说那纯粹是排斥他人的孤傲和虚荣。被看作炫耀半瓶子醋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所谓文化,不过是产生于求知的好奇心;它之所以受到尊崇,完全是自大和无知在作祟,或者是因为它成了社会和阶级等第的标志,就像徽章或头衔一样,能将拥有者与无徽章无头衔的人群区分开来。但没有哪个严肃的人会把这个叫做“文化”,或认为这样的文化有任何价值。严肃的人对文化会有完全不同的定位评价,要找到不同定位的真实依据,就必须找出文化的成因,对此成因则可能存在含混的、模棱两可的看法。“好奇”一词便提供了这样的—个成因。在此之前我就指出过,我们英国人使用“好奇”(curiosity)这个字眼时和外国人不同,不能既用作贬义词,也用作褒义词。我们用这个词总是带着不甚赞许的意思。外国人说起好奇,可能会指思想上自由无羁的理性渴求,但到了我们这里,这个词却总是只表达某种浅陋轻浮的、并无启迪教诲意义的活动。前不久《季度评论》刊发了评说法国著名论家圣伯夫先生的文章,以我之见,写得很不充分。之所以这么说,主要在于此文以我们英国人的方式想妻,不顾及“好奇”一词中确实包容的双重含义,以为只消说一句圣伯夫先生受着好奇心的驱动做起批评来,便足尽贬斥之事,对圣伯夫先生本人以及他的诸多同道或会将此当作褒奖而非谪语这一点却浑然不觉,况且好奇驱动何以值得指摘、而非褒扬,文中也不作任何解释。说来,在知识的问题上,既然有无用的、纯粹是病态的好奇,就一定有对于明智者是自然的、值得称道的好奇,即追求思之本属,追求如实看清事物之本相而获得的愉悦。事情还不仅如此。看到事物本相的欲望自身也意味着心智的平衡和调适,不作有效的努力是不易达到这种心态的,它的反面正是我们说“好奇”时所要指责的盲目和病态的头脑发热。孟德斯鸠说:“能激励我们去学习的首要动因应是使我们的天性变得更加优秀、使聪明人更加聪明的愿望。”真诚的科学热情(不论表现为何种形式),以及可以简单地视为产生于科学热情的文化,其真正的基础就在于这种愿望。这是高尚的动机,尽管我们仍用“好奇”一词描述之。然而另有一种观念,以为文化并非单纯出自于科学热情,并非仅有认识事物本相之意愿,虽说这些合乎明智者的本性,也是正当的。有一种观念将明显可称为“社会性”的动机列为文化的基础,而且还是文化根基中主要的、卓著的部分,这些动机包括对邻人的爱心,行动、助人、做善事的冲动,纠错解惑、排忧解难的愿望,以及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世人更幸福的高尚努力。这时,文化便可恰切地表述为源于对完美的热爱,而非源于好奇;文化即对完美的追寻。它的动力并非只是或首先是追求纯知识的科学热情,而且也是行善的道德热隋和社会热隋。正如第一种文化观可将孟德斯鸠的隽语使聪明人更加聪明!”作为座右铭—样,第二种文化观也有其再合适不过的箴言,那就是威尔逊主教所说的:“让天道和神的意旨通行天下!”不过,行善的热情很容易过于急切地认定何为天道和神的意旨,因为它的特点是行动而非思索,它迫不及待地要披挂上阵;这种热情又很容易将自己的构想和计划当成行动的基础,而这些构想因是当前发展阶段的产物,故具有与此相应的一切不完善、不成熟之处。文化同行善的热情之区别,就在于文化既具有行善的热情,也具有科学的热情;它需要着实堪称为天道和神的意旨的见解,而绝不会随意以自己粗糙的构想和计划来替代之。文化清醒地认识到,不基于天道和神的意旨的行动或规划不可能是有益而持久的,因此,即使在其思考中始终有纠正错误和排忧解难的伟大目标,它也不会急于采取行动、着手规划;它会牢记,如果我们不了解该做什么以及怎样做,那么行动和规划就没有多大用处。这样的文化较之单纯基于求知的科学热情的文化更有意思,目光亦更深远。但它只在有信仰和热忱的时代、在知识视域不断开阔和伸展的时代才能繁荣。现在,我们长期生存、活动于其间的闭塞、逼仄的知识氛围不是正在松动?新的曙光不是正自由穿入、照耀在我们的上空?长期以来,光明无以穿越,我们头上无光,于是也就无从谈起使行动适应于光明了。在将陈规陋习称为天道和神的意旨的故步自封的人中,在作茧自缚、根本无力向外张望的人中,哪有希望让天道和神的意旨通行天下呢?然而现在,在社会、政治和宗教方面,恪守陈规的铁幕神奇地开启了,拒斥一切新思想新事物的铁幕神奇地开启了。现在危险的不是人们会顽固抗拒、只认惯常之道为天道和神的意旨,反倒是他们会太轻易地将某些新异的做法当成天道和神的意旨,或者是低估了后者的重要性,以为只要干起来就行了,无须为了让天道和神的意旨主宰行动而操心费神。现在恰是文化起作用的时刻了。文化之信仰,是让天道和神的意旨通行天下,是完美。文化即探讨、追寻完美,既然时世已不再顽梗不化地抵挡新鲜事物,那文化所传播的思想也就不再因其新而不为人所接受了。一旦如此领悟文化,即认识到文化不仅致力于看清事物本相、获得关于普遍秩序的知识,而这种秩序似乎就包含在世道中,是人生的目标,且顺之者昌,逆之者哀——总之是学习神之道——我说了,一旦认清文化并非只是努力地认识和学习神之道,并且还要努力付诸实践,使之通行天下,那么文化之道德的、社会的、慈善的品格就显现出来了。只是为满足自身的需要而认识和学习真理确实为之通行天下开了头、铺了路,前者始终为后者服务,因此,仅仅是指责夸张堕落的求知形式还情有可原,倘若将求知行为本身也视为耻辱,那就是十分错误的了。当然,求知受到责怪,被戴上一顶“好奇”的可疑帽子,或许是因为同上述更加广泛的努力、同高尚而明确的经世致用的努力相比,它显得自私、渺小而无所收益。宗教是人类努力中最伟大、最重要的成果,人类通过宗教表现了完善自身的冲动。宗教是表达人类最深刻经验的声音,它批准且赞许文化的崇高目标,即让我们致力于弄清什么叫做完美,并使普天下皆完美。不仅如此,在确定人的完美一般应包含哪些内容时,宗教得出的结论与文化的结论一致。文化在寻求完美的内涵时,要参考人类经验就这个问题所发表的全部见解,不仅倾听宗教的声音,还要听艺术、科学、诗歌、哲学和历史的声音,如此才能使结论更充实,更明确。宗教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同样,文化认为人的完美是一种内在的状态,是指区别于我们的动物性的、严格意义上的人性得到了发扬光大。人具有思索和感情的天赋,文化认为人的完美就是这些天赋秉性得以更加有效、更加和谐地发展,如此人性才获得特有的尊严、丰富和愉悦。如我以前所说,“人类精神的理想在于不断地扩充自身、扩展能力、增长智慧、使自己变得更美好。要实现这一理想,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帮手,这就是文化的真正价值。”文化所构想的完美不是只拥有,只原地踏步,而是不断成长,不断转化,而这一点它也同宗教不谋而合。人类是个整体,人性中的同情不允许一位成员对其他成员无动于衷,或者脱离他人,独享完美之乐;正因为此,必须普泛地发扬光大人性,才合乎文化所构想的完美理念。文化心目中的完美,不可能是独善其身。个人必须携带他人共同走向完美,必须坚持不懈、竭其所能,使奔向完美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如若不这样做,他自身必将发育不良,疲软无力。在这一点上,文化与宗教又一次为我们规定了同样的义务,而威尔逊主教说得再妙不过:“倡导神的国度即增进、促成自身的福祉。”然而,完美最终应是构成人性之美和价值的所有能力的和谐发展,这是文化以完全不带偏见的态度研究人性和人类经验后所构想的完美;某一种能力过度发展、而其他能力则停滞不前的状况,不符合文化所构想的完美。在这一点上,文化超越了人们通常所认识的宗教。如若文化是探究完美、追寻和谐的完美、普遍的完美,如若完美在于不断地转化成长、而非拥有什么,在于心智和精神的内在状况、而非外部的环境条件,那么事情就很清楚了。虽然布莱特先生、弗雷德里克?哈里森先生以及其他诸多自由党人张口就称文化为肤浅无用之物,但情形并不像他们所说。化为人类担负着重要的职责;在现代世界中,这种职责有其特殊的重要性。与希腊罗马文明相比,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机器文明,是外部文明,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愈演愈烈。但尤其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文化可谓任重而道远。虽说文明会将机器的特征传播四方,可在我国,机械性已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更确切地说,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凡是文化教我们所确立的几乎所有的完美品格,都遭遇到强劲的反对和公然的蔑视。关于完美是心智和精神的内在状况的理念与我们尊崇的机械和物质文明相抵牾,而世上没有哪个国家比我们更推崇机械和物质文明。关于完美是人类大家庭普遍的发展的理念与我们强烈的个人主义相抵牾:我们讨厌一切限制个性自由舒展的做法,“人人为自己”是我们的准则。关于完美是人性各方面之和谐发展的理念尤其与我们缺乏灵活机动的特性相抵牾:我们往往只看事情的一面而不及其余,我们一旦追逐什么,便会全副精力投入。因此,在我们这个国家,文化的任务十分艰巨。传布文化者可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会很不好过,他们常常会被人叫做文雅的耶利米或虚假的耶利米,而不会有人把他们当成朋友和恩人。然而,倘若能坚持下去,这些挫折都挡不住他们最终发挥良好的作用。在此之前,传布文化的人必须以何种方式行动,他们必反对的是哪类的习俗,也须一一讲清,以正视听,使那些或许愿意关心过问、冷静公允地看待此事的人们心中有数。 我说过,对机械工具的信仰乃是纠缠我们的一大危险。机械即便能做好事,这种信仰与机械作为工具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极不相称的。但我们总是相信工具或手段本身,好像它自然而然就有价值。自由不就是工具吗?人口不就是手段吗?煤炭不就是工具吗?铁路不就是工具吗?财富歹卜就是手段吗?就连宗教组织不也就是工具吗?可现在英国人一提起这些事物,几乎总是异口同声,仿佛这些本身就是宝贵的目的,因而也沾上了一点抹不去的完美。此前我曾提到罗巴克先生的论调,他想证明现在的英国如何了不起,如何幸福,就此将反对者的嘴巴统统堵上。既然罗巴克先生能不厌其烦地重复他的论点,我也就没有理由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他。“在英国,难道不是人人都可以说他想说的话吗?”——罗巴克先生总是如此发问,以为人人可以说心里想说的话就足够了,到了那时我们的抱负志向也就实现了。但是,除非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的人所说的,都是值得说的话,都是有价值的话,有用的话,而不是胡言乱语,否则就不能说以追寻完美为己任的文化实现了抱负志向。国外对我们的海外同胞在衣着打扮、行为举止方面有所非难挑剔,《泰晤士报》在回敬的文章中使用了同样的沦调,竭力主张英国的理想就是人人应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穿什么就穿什么。然而文化却不同,文化不以粗鄙的人之品味为法则,任其顺遂自己的喜好去装束打扮,而是坚持不懈地培养关于美观、优雅和得体的意识,使人们越来越接近这一理想,而且使粗鄙的人也乐于接受。说到铁路和煤炭,情况也差不多。最近在谈论煤炭有可能供应不足时,一种奇怪的调子流行起来,想必大家都已有所觉察。有数千人在说,咱们的煤可是国家宏基伟业的根本,煤要是短缺了,英国的盛世也就到了头了。但什么是宏基伟业?这是文化要我们问的问题。宏基伟业应是能够引起爱慕、兴趣和景仰的精神状态,如果我们激起了爱慕、兴趣和景仰之情,那正从外部证明了我们的伟大。设想这样两个英国:一个是晚近20年的英国,另一个是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那时精神成果辉煌,而兴办工业所必须用的煤却少得可怜;假如一百年后英国被海水吞没,那么两个英国之中,最能让人倾心、最能激起人们的兴趣和仰慕之情的——从而也表明最为伟大的,是哪个英国?由此可见,我们的思想习惯有多么不健康,竟动辄将煤啊铁啊之类当成英国的国脉所系,而文化又是怎样的良师益友,因它专注于看清事物本相,故能驱散不实的幻觉,确立起真正的完美的标准。再说财富。我们在物质进步方面做出骄人的业绩,为的就是积累财富。最滥的陈词滥调都会说,人性就将财富本身当成宝贵的目的,但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的英国人那样,如此起劲地将财富视为追求的目标。人们从来没有像我们现在那样具有坚定的信念——十个英国人里有九个都相信,我们如此富有便是伟大和幸福的明证了。然而文化的用途恰是通过树立完美之精神标准,帮助我们认识到财富是手段,是工具;并不是只要我们嘴上这样说说而已,而是要真正看到、从心里感到财富只不过是手段。如果不是文化清扫了我们头脑中的污垢,净化了我们的心灵,那么不只是现在,就连将来的整个世界都不免成为非利士人的天下了。我们叫做非利士人的,就是那些相信日子富得流油便是伟大幸福的明汪的人,就是一门心思、一条道儿奔着致富的人。文化则说:“想想这些人,想想他们过的日子,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做派,他们说话的腔调。好生注意他们,看看他们读些什么书,让他们开心的是哪些东西,听听他们说的话,想想他们脑子里转的念头。如果拥有财富的条件就是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那么财富还值得去占有吗?”文化就是如此让我们生出了不满情绪,在富有的工业社会中这种不满足感逆潮流而动,顶住了常人的思想大潮,因而具有至高的价值。尽管它在目前尚不能挽狂澜于即倒,但我们可以期盼它挽救未来,使之不至于变得庸俗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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