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弹

出版时间：2008-07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美]查默斯·约翰逊  页数：239  字数：150000  译者：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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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并没有裁军，而是不顾一切地继续维持自己全球帝国的地位。这本书试图清点长期以来由于我们采取的多种政策而引起的仇视和某些经济和政治上的恶果，特别是在亚洲地区，可能在21世纪显现出来。在开始深入之前，读者也许会想知道一些我个人的情况。了解我在书中的观点是如何形成的，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在冷战结束十年后的今天将这些观点公之于众。50年前当朝鲜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我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的一名毕业生。我当时对东亚问题一无所知，但像多数美国人一样，我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对于我们当时与所谓的“共产主义集团”的日益严重的抗衡是危险的和令人不安的。当时征兵制度正在实行，每一个年轻人都必须选择进入陆军还是海空军服役。陆军的兵役期最短，但是最危险、最艰苦，而且没有什么回报。海军或空军兵役期较长，但对体力的要求不那么严苛。我选择加入了海军。或者说我理所当然地加入了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的父亲就在海军服役，在老的“圣•路易斯”号上当一名普通水兵远赴欧洲。“二战”期间的1943年夏天，他的那艘船在瓜岛的艾恩·萨巴岛湾被一颗日本的远程鱼雷击沉。他幸存了下来并且进人后备役，又在朝鲜战争开始的1950年被重新动员并被海军派往日本。我的两位伯父都曾经加入海军并在莱特湾作战。所以说，我们家族的男人在海军服兵役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作为一名大学毕业生，我加入了奥克兰海军航空兵基地的后备役部队，作为一个三等航空机械师助手，我的战斗岗位在一架复仇者式鱼雷轰炸机的后舱。与父亲不同，我所在的后备役中队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没有参战。我用了两个夏天接受训练，于1953年获得学士学位，并成为一名新的海军少尉。接下来发生的事改变了我的生活，不过这种事在冷战年代也很典型。当我们领受任务加入了一支舰队的时候，我失望地发现自己被分配在一艘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的船上——U.S.S.LST-883。这艘船属于驻在日本的一支两栖作战部队。我就这样被扔到一支生锈的铁桶里，而不是地中海上一艘华美的航空母舰上。一位领导我的小军官毫不在乎地对我说：“约翰逊，你不知道你其实很走运。上了航母的那些人只能当个跑腿的，而你要上的这条船一共只有六个军官。你很快就会干大事，用不着费时间去给人家舔靴子。”事后证明，他说的完全对。1953年夏末的一天夜里，我发现我所在的LST停泊在了前日本海军基地横须贺，那里当时已是美国第七舰队的司令部所在地。LST用于运输坦克在两栖作战中作海滩登陆，是一种以柴油为热力燃料的平底船。由于没有龙骨，这种船即使在抛锚时也会不停地晃动，所以晕船的人最好不要去碰它。我在883号上当了一名通信官，两年后离开时是一名作战指挥官。我们参加了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在朝鲜和日本的两栖登陆，并两次以最高时速10节穿过太平洋。但是船上的柴油引擎经常坏掉，所以883号会有相当长的时间在横须贺或是佐世保的基地维修。除了有几个周末在墨西哥的蒂华纳度过之外，这是我第一次长时间地离开美国。我对日本着了迷。我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她的历史和文学。1953年的圣诞节我在日本京都的古老寺院中度过。在战后贫穷的日本，这些寺院蓬草丛生地废弃在那里。我开始向一位前日本海军军官学习日语。他不相信一个外国人能学会日语，但很高兴能够从教课中得到我付的学费。50年代战败后的日本与今日日本的差别之大，犹如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与今日的超级大国的美国。我们这些当年在日本的人无法想象二十年后她将成为东亚第一个经济奇迹。吸引我们的是它的艺术和哲学中一些对一个美国人而言完全鲜活和有力的方面。虽然美国的占领已在一年前结束，但我们仍然视一些事情为理所当然。比如“联合国军”就应该乘用有暖气的火车车厢，而日本一般民众只能在冰冷的、没有窗户的挂在列车后部的车厢中瑟瑟发抖。甚至横须贺的某些大亨开设了一些只供美国海军军官独享的高级妓院，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特别。我坚信美国别无选择，必须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中与共产党政权相抗衡。而且我认为冷战在东亚和在欧洲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诚然，法国、英国和德国对于放弃他们在亚洲的殖民地极不情愿显得有些可笑，但美国对欧洲帝国主义者的支持是全球反共事业的一部分，即使不幸有一些副作用也只能容忍。我坚信“日美安全条约”是一个重要的立法，能够保护日本不受亚洲其他地区事件的侵害，使日本赢得时间发展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1955年我从海军退役，考取了伯克利的研究生。我对于今后的职业生涯并不着急，却想把我在日本的经历作为基础来进一步学习，而美国军人法案正好使我的想法有可能实现。尽管我回到了伯克利研究现代日本，却被当时该校杰出的中国史专家约瑟夫·利文森所吸引。他对中国历史的理智分析可能超过当时任何其他的学者，引导着我们这些听讲者走进博大精深的中国文明之中。从美国军人法案得到的钱很快用完了。我开始认真考虑中国研究，部分因为这个研究可以得到经费。当时一些著名研究机构，主要是政府的外交与情报的研究机构以及福特基金会，都通过相当慷慨的资助吸引研究生研究中国和中共。我没有把这些研究计划看成是为国家研究它的敌人，而把它当作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并没有意识到，作为一个研究亚洲的学生，我应该像在海军服役时一样成为国之利器。我的指导老师是研究政治学的罗伯特·斯卡拉皮诺，他当时刚从田野谦一先生处得到关于日本战时亚洲研究会(Koain)的缩微资料，日本在战时主要是通过该机构掠夺中国。田野先生是该研究会的前官员，他在1944年将他的办公室档案移放家中，从而使这批资料在东京轰炸时免于战火。由于我可以读懂日语，斯卡拉皮诺请我为这些曾经是高度机密的文件编制索引。从这些尘封的文件中，我第一次知道1937年以后当时陆军深陷中国腹地时如何对中国农村地区实施“烧光、抢光、杀光”的暴行，并且如何引发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场革命运动。深夜坐在学校图书馆中阅读日本军官们给东京的干巴巴的报告，当时弱小的中共如何组织起在日本的暴行中逃生的中国农民的故事变得发人深省和令人激动。我当时意识到自己批阅的故事仍然与战后亚洲紧密相关，因为那里仍在痛苦地经历着对外国占领军的反抗。在50年代晚些时候我曾向列文森教授提起，在1937年到1945年期间所有近距离观察中国共产党的西方人士都一致认为该党在普通中国人中极受拥戴。列文森告诉我所有这些人都因为做了这样的报道而付出了代价。麦卡锡参议员和当时其他一些“猎共者”陆续地给他们戴上了左翼分子甚至叛国者的帽子。即使到了50年代末，埃德加‘斯诺、伊文斯·卡尔森、阿格涅斯·史沫特莱、尼姆’沃尔斯、乔治’泰勒等人的第一手证词仍然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最多是使那些在意识形态上已有倾向的人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土地制度的改革者。在批阅了大量日本帝国陆军关于中国的文件之后，我认为自己可以提供一些源于一个绝对反共的机构——日本驻中国军最高司令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在1937年到1945年受到人民拥戴程度的秘密评估。列文森认为这是一篇博士论文的好题目，于是如此一篇论文在1962年出版了，题目是：《农民国家与共产党：1937—1945中国革命的兴起》。这本书对现代中国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在书中提出：正是日军的暴行，特别是在中国北方，驱使幸存的农民大众倒向中国共产党，因为只有这个组织给予他们希望和组织他们进行反抗。中国的例子最生动地表明了即将为20世纪的亚洲所深刻感受到的政治上的教训：当爱国主义的行动只有通过加入共产党才能实行的时候，共产主义运动才会成为一个群众性的运动。这本书的出版对我个人的学术生涯也有帮助，并使我避免了两个最不好的选择：找一份工作然后设法保住它。我毕业的大学雇用了我，为此我感到幸运并且努力工作。我为了做研究而经常去的地方只有日本和香港，但我还是想办法在1962年去了一趟西贡。当时美国政府对越南的政策是“与吴庭艳共存亡”。这使我感到震惊。根据我对游击战、革命和外国驻军的研究，我认为使我们陷入一场明显是越南的内战中是不明智的。。但当我们在60年代确实如此行事时，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毛泽东试图输出他的“人民战争”是因为他相信美国无法承受它在越南的失败。在这点上，我在当时也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受。事后证明我大错特错。我的问题在于对国际共运知道得太多但对美国政府和国防部了解得太少。那些年中我对校园反战者也不以为然，觉得他们是一帮不学无术却又自我陶醉的假正经。有一天外面的示威正在如火如荼，我去校园图书馆想看一看有什么关于越南、东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书可供学生们参考。我惊讶地发现所有有关的主要书籍都排列在书架上而无人问津。我当时确信，这些学生对共产主义毫无所知，也不想补课。他们支持越共只是出于反对政府政策的浪漫愿望。可是事后证明，他们对罗伯特·麦克那马拉、麦克乔治‘邦迪或是沃尔特·罗斯托夫们的了解比我多得多，他们抓住了某些我没能看到的美国扮演全球帝国角色的最本质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我宁愿自己当时站在他们一边。反战运动尽管是天真的和杂乱无章的，但它的立场是对的，而美国的政策是错的。在香港进行为期一年的“中国观察”(当时的称谓)期间，我开始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有所预感。我在[966年写了一篇长长的文章，论述中国人民解放军如何成为了政治工具。但在当时，我们这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人无法想象“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样的，和它将造成怎样的灾难。所谓的“文化革命”越来越像斯大林30年代末进行的大清洗，直到毛在1976年去世。“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与世隔绝。它甚至无法与苏联结盟来支持越共。当时中苏之间已接近战争的边缘，而在中国领导人周恩来总理为了使中国刚刚建立的核设施不受苏联先发制人的打击，转而与魔鬼谈判。尼克松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抓住了机会，而中美关系的改善伴随着越战、水门事件一同展开。尼克松1972年访华使中国的针灸、长城、熊猫和其他一些小玩意儿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但它的真实情况却似乎被藏到地底下了。像其他研究中国政治的外国学者一样，我当时忙于参加各种会议和撰写文章，试图弄清中国将向何处去。1967年我36岁时被任命为伯克利中国研究中心的主席。我在那里的五年中干的最主要的事大概就是请来了谢伟思(John Setvice)做我们的研究员。他是40年代美国国务院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但他的外交官前程被麦克锡参议员的调查所断送了。基辛格首次访华后，周恩来告诉美国记者，谢伟思是中国唯一欢迎回来的三个美国人之一(另两人是费正清教授和欧文·拉铁摩尔)。消息传来，我们赶陕为他安排访问，我清楚地记得1971年7月某天当宣布尼克松接受了毛泽东的访华邀请时他给我打电话的情形。他说，虽然他非常讨厌尼克松，但也不得不为他说点好话，因为没有第二个美国总统有机会带来这样巨大的突破。在美国60、70年代的校园里，无论谁对毛泽东和他的“小红书”提出怀疑都需要有些胆量。校园里到处都是被尼克松和基辛格释放的中国热所激动不已的毛主义者(不要忘记连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和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这样的人物都对他们自以为看到的中国有些飘飘然)。但是我很清楚，中国的这次“革命”使之大为退步了，毁了所有诚实的中国人的生活。对外部观察者而言可能感到新鲜，但中国对于全球力量的平衡而言不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了。另外一方面，日本却正在发生一些并未引起美国人注意的变化。1972年夏天，我回到了一个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家的日本。与我在海军服役时相比，或与我们夫妇1961年住在东京郊区时相比，反差极为强烈。日本经济连续15年增长10％左右。日本生产的汽车价格低、省油、可靠、紧凑并且装有空调器，在美国和东亚市场上大受欢迎。它生产的照相机，家用电器和船舶以及很多其他产品，设计上体现了传统的日本房屋和陶器的简单和优雅。对于一个对“文化大革命”感到幻灭的中国问题专家而言，日本似乎成为了一个在一个国家内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独一无二的例子。一个国家官僚掌控着经济，注重社会目标但避免错配资源，不依靠物质刺激，僵化得有如苏联和中国的日本是如何创造奇迹的呢？虽然日本的贸易出超惹怒了美国政府，但大部分美国人对这个问题没有兴趣。美国人甚至对日本人为支撑高速经济发展而创立的新的组织结构也没有感到好奇。这种结构使得对于贸易失衡采取的措施不至过急和草率。我们仍将日本看成是战后努力向它的保护国看齐的“小兄弟”。即使真的有人猜测日本也许是在试验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模式，这种猜测当时也会被认为是荒谬的。而如果说日本人正在制造业和一些其他重要领域超过我们，那就只能意味着他们在欺骗。美国人认为日本和自己一样，是一个建立在自由经济基础上的民主国家。爱德温·O·赖肖尔是美国一位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在60年代日本“收入翻倍计划”时代任驻日大使，而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却根本没有涉及经济问题。美国人的这种短视居然一直持续到90年代末，彼时对日本的视而不见突然变成一种蔑视，而原因竞恰恰是因为日本实行了一种另类的资本主义。1972年夏天，我的另一位导师，杰出的政治学教授升味准之辅督促我注意当时发生的经济奇迹。他说像我这样的美国研究人员倾向于关注日本的左翼政治和抗议活动，很少有人真正关注它的统治精英。当时只有少量关于在1952年日本重新独立以后一直掌权的日本自民党的英语的研究报告，而关于这架官僚机器如何像国防部支持和引导美国军事一工业一大学研究机构的组合那样支持和引导经济的研究则完全是一片空白。我们特别谈到了日本的通产省(MITI)，当时在日本公认的经济奇迹的设计师。正如当年列文森教授指导我从日本入侵中国来发现中共壮大的原因一样，升味教授对指导我通过从通产省人手研究他自己国家“成功的社会主义”。我在接下来的十来年中致力于此，写了一部通产省的历史。我当时觉得这次研究可能会使某些不熟悉日语的公共政策专家和少数日本学专家感到兴趣，却没有想到它会在不经意问引导我自己第一次看清楚了自己从来不加批评地支持的帝国的真相。我已经说明了是谁给了我最主要的学术上的指导。为了构思和写这本书，我还必须感谢以下诸位。他们给我意见，指出我的错误并鼓励我。日本政策研究所在过去6年中的月刊和各位成员的发言也对我大有帮助。我的代理人桑德拉·戴克斯坦一手促成了我写作本书。大都会书局的汤姆·恩格尔哈特是你能够想象的最棒的编辑和读者。他在细节上挑战和完善我的想法和写作；出版人萨拉‘贝尔斯泰尔对本书毫无疲倦的责任心鼓舞了我；希拉·K·约翰逊一直和我一起努力了解这个我们所居住的世界。1999年7月加利福尼亚，加地夫

内容概要

　　此书对美国一意孤行的全球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并在序言中对911事件进行了阐述。本书被《洛杉矶时报书评》评为有助于“我们理解左右当今令人费解的新世界的力量”的六部奇书之一。　　“反弹”一词的用法始自美国中央情报局，意指美国政策所导致的各种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作者在这本尖锐和引发争议的书中生动地刻画了美国过度扩张的帝国政策所面临的危险。这个帝国一直以来在全球各个角落部署军队，并且运用资本和市场的力量迫使全球经济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整合。从美国士兵在冲绳的强奸案，到美国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扮演的角色从早期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支持，到始于1979年的在阿富汗的行动，作者揭示了美国的错误政策如何为未来的灾难埋下了种子。　　作者指出，美国仍然延续冷战思维，鲁莽地扩展了自己在过去四十年中做出的各种承诺。他在本书中提出的警告由于发生了911恐怖袭击而显得格外紧迫——现在是这个帝国在更多的灾难发生前及时收敛的时候了。

作者简介

查默斯·约翰逊是位于圣迭戈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日本政策研究所主任和终身教授。他写过一系列有关日本和亚洲的著作，包括他的知名之作《MITI》和《日本式的奇迹和日本谁来治理？》。

书籍目录

引言：“九·一一”序第—章　反弹第二章　冲绳——亚洲最后的殖民地第三章　暗中的帝国主义第四章　韩国——冷战遗产第五章　朝鲜——冷战终局第六章　中国——革命之邦第七章　中国外交政策、人权及贸易第八章  日本和美国帝国的经济第九章　融化第十章　帝国的后果注释

章节摘录

第1章 反弹意大利北部居民多年来一直抱怨当地美国军用飞机的低空飞行。1998年2月，不幸终于发生了。一架有四名机组成员的海军陆战队EA-68潜行者式战斗轰炸机在度假胜地卡瓦莱塞附近剐断了一条滑雪缆车的缆绳，乘坐缆车的二十个人从几百英尺的高度坠落到雪坡上而丧生。海军飞机驾驶员按规定至少应保持飞机在1000英尺的高度飞行（按意大利政府的规定为2000英尺），但飞机撞上缆车的地方只有360英尺。而当时飞机的时速为621英里，也超过了517英里的上限。飞行员为了让他的副驾驶更清楚地用摄像机摄像而玩儿了一把低空杂技（副驾驶后来销毁了那卷录影带）。意大利方面愤怒地要求严惩肇事者。而海军的飞行员争辩说他们的地图不准确，高度仪表失灵，并且他们未能向常驻该地的美国空军部队了解当地的地形和障碍物。一个没有设在意大利而是设在北卡罗来纳美国海军陆战队勒热纳营的军事法庭宣布这是一场“训练事故”，所有涉案人员无罪。紧接着，克林顿总统出面致歉并承诺为受害者提供赔偿。可是国会在1999年5月14日由于来自众议院和五角大楼的反对而中止了这项赔偿法案的讨论。冷战结束后美国驻外军事人员给当地平民造成的伤害绝不止于此。在德国、土耳其、冲绳、韩国，类似的事件不断发生，而且都有类似的结局。美国政府从未追究过政治人物和高级军官的责任，也很少想到除了形式上的道歉和最低限度的经济赔偿外还应该做些什么。意大利缆车事故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只有这时美国人才会惊讶地发现，美国媒体所报道的一次偶然发生的悲剧事件，居然引发了世界其他地方人民如此的强烈愤怒。人们似乎忽略了，在冷战结束十几年后美国仍然在19个国家的61个军事基地驻有成千上万的配备最先进的武器甚至是核武器的军队。这一数字还是根据五角大楼“主要部署”的定义来统计的。如果按照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统计方法，美国驻军的地点将达到800个。当然，并没有意大利军队驻在美国领土上，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滑稽可笑的。德国、印度尼西亚、俄国、希腊或日本的军队也不会驻在意大利。美国在意大利驻军是因为意大利是美国的亲密盟友，而并不是因为有敌对的国家威胁它的边界。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司空见惯的。根本无需讨论，更不用说辩论。也许类似的思维方式是帝国的统治者所天生具有的。也许罗马人在高卢，英国在南非驻军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然而，避而不谈并不等于不存在，也并不等于不会产生后果。我相信美国人民应该开始讨论这些问题了：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帝国——当然我们很不愿意使用这个名词，它将给世界和我们自己带来什么？就在不久以前我们还可以相当开诚布公和轻松地说说这个话题，因为那时的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前苏联的存在。如果意大利的悲剧发生在彼时，很多美国人会认为这是为了保护像意大利这样的民主国家不受苏联专制制度的侵害而付出的无可避免的代价。但是在前苏联的军事威胁消失后，这种“代价”已经可以避免了。美国早就可以从意大利和其他地方撤走它的军队，但华盛顿至今仍在失去正当性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冷战的格局，将这类海外驻军赋予新的解释。很显然，这是一个在冷战的掩护下创立一个帝国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副产品就是使美国人——旅游者、学生、商人都像军人一样成为致命报复的目标。对于任何一个帝国而言都存在一个类似于资产负债表的东西。美国一直以来，特别是在冷战后制造的各种军事罪行、事故和其他暴行都要记录在这个表中的负债一方。对于韩国而言还有另一类负债。1997年圣诞节前夕，韩国政府宣布自己的金融系统已经破产，并宣布该国经济将接受国际货币组织的指导，而该组织实际上是美国政府的替身。大多数美国人都为1997年的经济危机感到震惊。这次危机横扫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进而波及俄国和巴西乃至全世界，迫使几百万人的梦想破灭并陷入贫困之中。美国人民无法想象他们自己的政府也许正是这场灾难的制造者，虽然他们看到了各种经济学权威们对这场灾难公开表示幸灾乐祸。美国人最多认为像印尼和巴西这些地方发生的事情说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正在发生作用——帮助世界各国按照美国的模样重整经济结构。更有一种观点认为1997年的经济危机证明了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东亚并不如他们自己想象的那样成功和有竞争力。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斯安默在新年评论中说：“我们的成功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范例。它最符合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而受到美国广泛批评的，泡沫正在破裂的东亚式的相互勾结的资本主义则不然。”当全球经济危机愈演愈烈时，我们的政府最担心的事似乎是别人是否能够履行与我们签订的军购合同。那年冬天国防部长科恩走访了雅加达、曼谷和汉城，引诱那里的政府用日益昂贵的外汇去支付五角大楼在危机前卖出的战机、导弹和军舰。他还在东京督促已经焦虑不堪的日本政府同意签订一个巨大的军购合同。他想让日本投资开发星球大战导弹防御系统TMD，购买五角大楼多年来力推的反弹道导弹。根本没有火知道TMD是否有效。15年来无数的拦截试验中只有几次导弹命中了目标。唯一知道的是这些导弹价格昂贵，而军售一直是五角大楼的首要任务之一。我认为挥霍大量资源用于没有什么用处的武器系统，亚洲经济危机、不断发生的“军事事故”和对美国军事设施和使馆的袭击都是21世纪美国帝国的凶兆。这个帝国旨在全世界各个角落驻军，利用美国的资本和市场迫使全球经济纳入美国的体系，而不顾其他国家为此将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无法预测未来，无法知道可能在数年甚至数十年后发生的帝国危机会如何显现。但历史表明，任何帝国都迟早会有那一天，我们也不例外。多年以来我们并未真正意识到别人如何看待我们。多数美国人并不清楚华盛顿如何行使全球霸权，因为这些行动多数都是秘密的或是披上了合理的外衣。除非我们认清自己的国家创立了一个帝国，既从中受益又深陷其中，否则我们很难解释世界上发生的许多令人迷惑的事隋，也无法制定在冷战结束后为我们带来持久和平和繁荣的政策。在美国的保护下日本实现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它最近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一个强大中国的出现会对某些人不利？为什么美国对于人权、武器扩散、恐怖主义、毒品和环境的政策在很多外国人眼中是如此的虚伪？美国拥有和管理的跨国公司是否应该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和受益者？是否资本的自由流动真的与商品的自由贸易具有同样的价值和意义？要想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先抓住美国的本质。美国是一个全球陛的军事、经济帝国，还是只是一个普通的主权国家？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上述问题会有截然不同的答案。帝国的逻辑与一个国家的逻辑不同，而依在这个逻辑而产生的行为方式则会在未来反复出现。“反弹”一词由中情局发明，而现在在学习国际关系的学生中开始流行，意指美国的一些秘密政策引起的负面效果。媒体中报道的“恐怖主义”、“毒枭”、“无赖国家”或“非法武器销售”等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正是这种反弹的现象。例如，1988年在苏格兰洛克比小镇上空爆炸而导致103名乘客和地面11人丧生的泛美103号飞机空难，正是利比亚对里根政府在1986年的一次轰炸行动的报复。那次轰炸导致了卡扎菲总统继女的死亡。许多美国人相信某些其他事件也可以用对帝国行为的报复来解释。例如近二十年来美国的可卡因和海洛因泛滥成灾，这些毒品的背后支持者很可能就是某些中、南美洲的军人和腐败的政客，而这些人又都是经由中情局和五角大楼的训练和扶持而占据了政府的重要职务。1988年美国在尼加拉瓜组织了大规模的对左翼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政府的进攻。而由他们支持的反政府武装正是靠向美国各个城市贩卖可卡因来获取购买武器装备的资金。如果说把贩毒也作为反弹的一种类型有些勉强，那么炸弹袭击则要明显得多。例如发生在美国驻非洲某些使馆、纽约世贸中心、驻沙特阿拉伯美军公寓的类似事件。我们眼里的恐怖分子可能是别人眼里的自由斗士，美国官方谴责的针对平民的袭击常常是对美国在此之前的帝国行为的报复。这些行为包括发射巡航导弹、8-52的高空轰炸和华盛顿对某些残暴政权的支持。在1997年国防科学委员会写给国防部负责采购和技术的副部长的一份报告中说：“历史数据表明美国受到的日益频繁的恐怖袭击与美国干预国际事务的程度成强烈的正比。不仅如此，军事上的不平衡还促使那些袭击美国的国家使用跨国恐怖分最为直接和明显的反弹常常发生在美国的某次秘密轰炸，或美国支持的某些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或中情局参与的推翻某国政治领导人的行动之后。今天我们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可能在将来引发这类报复的基础。据估计，从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到1998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封锁间接造成了近五十万伊拉克平民死于疾病、营养不良和缺少药品。而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伯格却自豪地称此次封锁“严厉的程度在世界历史中前所未有”。到了1999年，禁运并没有使美国达到在这一地区的头脑简单的单一目标——推翻萨达姆，反而使幸存的伊拉克人开始准备以任何手段来反对美国。同时，“中情局准军事秘密行动”延伸到了联合国伊拉克武器核查小组，他们发誓要找出萨达姆·侯赛因发展毁灭性武器的证据，但事实上却导致了最有希望成功的一次防止武器扩散的努力永远成为泡影。一次反弹还会带来更多的反弹。1998年8月7日美国驻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使馆被炸，造成12名美国人和212名当地人死亡，4500人受伤。美国迅速地将这次爆炸归咎于奥撒马·本·拉登。这个沙特人长期以来一直反对他的政府和政府的美国盟友。8月20日，美国发射了近八十枚巡航导弹（每枚价格75万美元）打击位于苏丹首都喀土穆的一家制药厂和阿富汗境内一处旧的伊斯兰圣战组织营地（其中一枚导弹偏离航线上百英里落到了巴基斯坦），这两处目标都被美国情报机构确认为与本·拉登有关的企业或训练营，然而不久即被证实，两处的情报都是错的。1998年9月2日，美国国防部长说他当时没有意识到要攻击的药厂生产的是药品而不是神经毒气。他还承认这个药厂与本·拉登的关系最多是“间接的”。尽管如此，克林顿总统仍然坚持他挫败了一次“迫在眉睫的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而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称苏丹为一个“恐怖分子的蛇穴”。虽然已经证实被打击的目标与美国使馆被炸没有任何联系，政府发言人仍将这些袭击称作对恐怖主义的“威慑”，从而在世界各地埋下了反弹的种子。这位发言人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所谓的使馆爆炸案主犯本·拉登正是由美国所豢养的。当80年代美国组织阿富汗叛军反对苏联入侵时，他曾对将苏联赶出阿富汗起到过重要的作用。而他转而反对美国是1991年，原因是他认为美国在海湾战争期间和之后在他的国家驻军冒犯了他的宗教信仰。因此，如果使馆爆炸案真的是他所为，也是一次报复而不是一次无缘无故的恐怖袭击。美国与其去轰炸苏丹和阿富汗，不如考虑减少或撤走自己在沙特阿拉伯的驻军。实际上存在比一味军事打击更加有效而无害的对付“恐怖主义”威胁的方法。耐心和坚定的谈判最终在1994年使苏丹将一名被称为卡洛斯的恐怖分子交由法国政府审判；而利比亚在1998年9月也最终同意将两名被控制造了苏格兰洛克比空难的男子交给荷兰法庭。这次协议达成了—个多边的对国际法的认可和针对利比亚的经禁运。因而避免了如同本·拉登一案中发生的连环的报复和反弹。反弹的问题并非美国所独有。只要看看俄国和其昔日的卫星国就知道反弹可以具有多么巨大的破坏力。日本驻利马使馆于1996年到1997年间发生人质危机，一伙秘鲁革命者实际上将整个外交使团扣为人质。这次事件可能源于日本支持阿尔伯特藤森总统推行的反游击队政策和日本跨国公司在秘鲁的活动。以色列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来自巴勒斯坦人和他们的伊斯兰盟友的家常便饭式的袭击，原因是他们实行驱赶巴勒斯坦人的政策和迫使留下的人服从以色列的统治。当然，与这些国家相比，美国仍然是复仇的主要目标。帝国的人民对自己过去不那么令人愉快的行为往往是健忘的，而受害者一方的记忆却会刻骨铭心。日本的反动分子至今不愿意面对诸如南京大屠杀、慰安妇和在战俘身上进行药品试验等日本在“二战”时期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在70年代的越战期间曾经下令轰炸柬埔寨，使用的炸弹在数量上超过“二战”时对日本轰炸的用弹量。轰炸导致至少75万柬埔寨农民死亡，并促使由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上台。而这个杀人成性的政权又在接下来的报复和清洗中杀害了150万多数是城市居民的柬埔寨人。一般美国人觉得波尔布特只是一个在历史上偶然出现的野蛮的魔鬼。殊不知如果没有美国在越南的暴行，像他这样的人在柬埔寨那样的文化背景中根本没有可能掌权。值得注意的是，当美国发起一个国家法庭对红色高棉领导人的战争罪行进行审判时，它要求这个法庭把追诉的时间限定在1975年到1979年之间，正好是美国对柬埔寨实行地毯式轰炸之后和它与红色高棉联手抗击越共之前。越南曾在1978年入侵柬埔寨，把红色高棉赶下台，并试图使这个国家恢复稳定。即使强大如帝国者也无法控制自己推行的政策所产生的长远的效果。这就是反弹的本质。例如8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苏联直接干预阿富汗政府，而美国则不加分别地武装和支持所有愿意对抗苏联的力量。多年以后，战争使曾是伊斯兰文化中心的喀布尔变成了另一个核子轰炸之后的广岛。美国在阿富汗成功地使苏联陷入了类似越战的泥沼并最终导致苏联垮台，但同时也使原教旨主义的塔利班得以掌权，而塔利班对于妇女、教育、公正和经济发展等问题的政策与阿亚图拉·霍梅尼或波尔布特并无两样。一群这样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分子几年前还装备着美国提供的地对空“毒刺”导弹，却很快由于海湾战争和以色列问题转而反对美国。1993年他们在纽约世贸中心引爆了炸弹，在弗吉尼亚兰利刺杀了几名正在等红灯的中情局人员。四年后的1997年11月12日，在一个美国法庭给弗吉尼亚的谋杀者定罪以后，一伙不明身份的枪手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杀死了四名与中情局毫无关联的美国会计师作为报复。美国在刚果、危地马拉和土耳其的秘密行动也迟早会引发反弹。危地马拉是美国在自己“后院”实行帝国政策的一个突出例子。1954年，由于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危地马拉当时实行的温和的土地改革政策威胁了美国的商业利益，于是由中情局组织和资助了一次军人政变推翻了当时的总统。反弹手80年代出现：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游击队发起叛乱，而此事又引发由中情局和五角大楼支持的对玛雅农民的种族灭绝。1999年春天一份由联合国资助的危地马拉内战真相调查委员会撰写的报告中指出：“美国对政变军人的训练”是“种族灭绝的一个关键因素”。“整个玛雅村庄被焚毁，村民被屠杀，以使游击队失去庇护”。据该委员会称，在1981年到1983年间，由美国政府支持和资助的危地马拉军人政权摧毁了约九百个玛雅人的村庄，杀死了大约二十万当地的农民。有一位美国律师詹妮弗花费数年时问试图寻找她“失踪的”危地马拉丈夫埃弗拉因·巴马卡·维拉斯克依，她的代理律师贾森写道，逮捕、折磨和杀害Bamaca的危地马拉军官是中情局的一个“资产”，他为此得到4.4万美元的报酬。1999年3月克林顿总统在那份报告出台后不久访问了危地马拉。在访问期间他说：“重要的是我必须申明支持使用暴力和迫害的军人和情报部门是错误的，而美国必须避免重犯这类错误……美国再也不会介入任何迫害行动。”而实际上就在他如此信誓旦旦的同时，他的政府正在加强支持土耳其迫害少数库尔德族人的战争。在土耳其全国五千八百万人口中，有大约一千五百万库尔德人。另有五百万库尔德人居住在土耳其与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的边境地带。在过去七十年间土耳其人一直歧视库尔德人，并从1992年开始对库尔德人发动灭绝种族的战争。在土耳其的东南部大约有三千个库尔德人村庄被捣毁。美国前驻克罗地亚大使彼得·加尔布雷斯评论道：“土耳其经常由于库尔德政治领导人的言论而关押他们。而这些言论在民主国家是受保护的。”欧洲人至今仍由于土耳其对库尔德人的做法而拒绝让它加入欧盟。但土耳其因为与苏联接壤而在战略上地位重要，在整个冷战时期都是美国的密友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正式成员，而在苏联消失之后，美国仍然维持与土耳其的关系不变。

媒体关注与评论

“大胆的挑战……有益和及时的警告。”——理查德·伯恩斯坦，《纽约时报》“令人震惊……从未有人如此激烈和尖锐地揭露出美国在帝国扩张中的短视，傲慢，腐败和无能。《反弹》为美国敲响了警钟。”——《拥抱失败》一书作者，普里策奖得主约翰·W·道尔“《反弹》思考深入并直言不讳地分析了美国在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后的全球行动，以及我们将要为之付出的代价。”——帕特里克·史密斯，《国家》杂志

编辑推荐

《反弹》对美国的全球政策进行了全面剖析，刻画了美国过度扩张的帝国政策所面临的危机，被《洛杉矶时报书评》评为有助于"我们理解左右当今令人费解的新世界力量"的六部奇书之一。美国在全球各个角落部署军队，并运用资本和市场的力量迫使全球经济按照自己的医院进行整合。“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政治将由二十世纪下半叶所形成的反弹所主导——反弹是冷战的产物，也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上仍然维持冷战姿态的结果。”

用户评论 (总计5条)

•   世界警察，并没有带来世界的安宁，反而是狼烟四起、祸起萧墙。冷战的结束，却是“热战”的开始。“911”黑色的翅膀，掀开了没有敌对国家的反恐战争、次贷危机打响了国际金融保卫和贸易战。美利坚帝国在世界各地种下了噩梦，也不断收获着恐怖与惊愕。“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古老东方基本的生存智慧与游戏法则。在“冷战结束的10年中，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不再依靠外交、经援、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来推行它的外交政策，而越来越诉诸威胁、军事实力和金融投机。”布什种下的“大棒”，奥巴马未必能收获“胡萝卜”，尽管后任者一不留神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物极必反”，美国学者用东方的智慧，透视了帝国的未来：代价与后果恐怕不仅是要应对全方位的负面反弹。我们将试目以待。
•   反弹也可以说是物理学上的名词
  
  在现实中
  是永恒的
  是一定的
  是真理性的
  
  是有条件的
  也就是不确定的
  
  美国会修正
  中国会调整
  其它的国家, 联盟...
  
  我相信纳什的优势策略原则
  它为历史所证明
  
  问题是, 在各方地优势策略后,
  我们的不确定性在哪里?
•   很大胆的指出问题,但缺乏一些深层的社会结构分析
•   911以前的一篇预言，作为一个老美对东亚局势有如此剖析难能可贵。
•   书是好书，就是翻译差些火候，最基本的，标题翻得很不到位。“逆风”比“反弹”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