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解与重构

出版时间：2008-07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赵建国  页数：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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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沟通新闻学与历史学，扩展视角，重现1905至1921年报界群体活动的史实。在用力搜集各类史料的基础上，关注报界的结社和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维护行业公益等有组织行为，着重探察其包括职业群体自认和国民意识提升两个层面的群体自觉进程，拓展了近代中国新兴社会群体史研究。

作者简介

赵建国，1972年生于湖北省当阳市，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传播思想史。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

书籍目录

绪论　一　选题　二　学术史第一章　报界团体的初建：1905-1910　第一节　早期报人职业意识的演变　第二节　团体发轫　第三节　抵制报律　第四节　交往与联系第二章　从区域联合到全国联合：1910-1913　第一节　全国联合　第二节　黄金时代第三章　艰难中的奋进：1913-1916　第一节　厄运及抗争　第二节　内外联络第四章　复苏与生机：1916-1921　第一节　团体涌现　第二节　全国报界联合会　第三节　中外交流　结语　后记征引文献索引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报界团体的初建：1905—1910　　甲午战前，报界规模和影响有限，处境尴尬。在报业发展过程中，传统报人逐渐向新式媒介的职业人士转变，展现出巨大的思想辐射力度和舆论扩张能量，思想认识、心理结构、行为方式发生明显变化。1905年，上海《时报》首倡成立“记者同盟会”。时隔不久，天津报馆俱乐部、上海日报公会、广州报界公会、北京报界公会等报界团体相继成立，组织程度大为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日趋密切，显示了报界社会地位的上升及群体意识的初兴。此后，报业人员除以报馆为单位开展活动外，还运用团体组织形式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维护行业公益，表达意愿要求，直观地展示群体力量，产生广泛而强烈的社会效应。　　第一节早期报人职业意识的演变　　由于身处社会边缘，地位低下，第一代报人面临严重的职业认同危机。伴随报业发展，报人形象得以改善，社会地位稳步提升，获取较为普遍的社会认同，自我认识也趋于深入。他们先以“耳目喉舌”自居，后以“第四种族”自誉，职业意识显著转变，为报界群体自认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末路文人　　学人对中国报纸起源问题尚未统一看法和意见，但唐代已有原始形态的报纸，几乎成为定论，足见中国的新闻事业源远流长。不过，近代民族报业却肇始于外国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会报刊，诚如已故报史研究奠基人戈公振所言：“我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人之手。”1815年8月15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的创办，揭开了近代报业发展史的第一页。由于清政府严厉取缔传教，该刊主要在东南亚华侨居住地区散发，每逢广东省县府乡试时还被运回国内与宗教书籍一起分送。虽然《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内容并不重视“时间性”，与其说是“月刊杂志”，还不如称之为“定期发行的（宗教小册子）”。但它仍然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定期出版物”的概念，对于19世纪50年代以后中文报纸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迟至1833年，外国传教士创办的近代中文报刊开始进入中国本土。是年8月1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广州创刊，成为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至此，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办报活动进入一个新阶段。除宗教性报刊外，来华传教士、商人以及其他各界人士还相继创办英文报刊与中文商业性报刊，形成在华外报网，直接刺激了中国民族报业的兴起与发展。1873年，艾小梅在汉口创办国人自办的第一份中文报刊《昭文新报》。随后，在上海、广州等沿海通商口岸，陆续出现一批国人自办报刊。至甲午战前，累计约20余种。　　不仅如此，现代意义上的报人亦诞生于外报。鸦片战争之前，报馆规模有限，人事至为简单。如广州的英文报馆都只有编辑一人，他不仅担负整个报纸的文字工作，有时还要进行采访活动。至于传教士所办的中文报刊，往往只有一名兼职的编辑。只有少数中国人曾为外报撰稿和担任发行工作，但还没有一个人成为正式编辑。鸦片战争后情况大变。在华外报发展迅速，报馆规模日渐扩张，对从业人员的需求不断增加。不少外报主人清醒地认识到，为顺利出版发行，必须借助中国人的力量。于是，中国人大量地参加外报的编辑工作。根据马光仁等人研究，1857年创刊于上海的《六合丛谈》开创由外人出面、国人办报的“秉笔华士”模式，大大减少中国文人进入新闻事业圈里活动的阻力，“麦家圈”的墨海书馆培养了上海乃至中国最早的一批报人，如沈毓桂、王韬等人。　　外人所办中文商业性报刊，为扩展销路，获取利润，使报刊尽可能地“中国化”，迎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聘请华人主笔也蔚然成风。以《申报》为典型代表的部分报纸，甚至将各项工作都委托华人承办，蒋芷湘、钱昕伯、黄协埙、蔡宠九、蔡支佛、何桂笙、沈饱由、姚竹君、张筱轩、钱明略、赖慧生、刘鹤伯、金剑华、雷曜、赵孟遴、潘正卿、黄宪生、沈寅阶、董筠孙、赵逸如、席子眉、席子佩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先后从业于《申报》馆。在这样的背景下，报人作为一种全新的职业群体产生了。　　19世纪70年代，各报馆开始重视新闻采访，招聘专职访员，加大采访力度，进一步刺激报人数量增长。例如，《申报》至1875年已经在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武汉、宁波、扬州等地增设特派访员，及时报道地方新闻，还多次刊登招聘告白，扩充规模，并承诺“从丰酌送”薪金。　　欧美近代报业，尤其是规模较大的高级报纸，在民众心目中拥有很大的权威，成为舆论向导。如《泰晤士报》“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社会对报纸极为重视，“国家之保护报馆，如鸟鬻子；士民之嗜阅报章，如蚁附膻”，报人向被誉为“无冕之王”，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故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但第一批中国报人的境遇与外国同行适成鲜明对照，其社会地位的低下难以想见。“一般报馆主笔、访员在当时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中人仇视之，即社会上一般人，也以其搬弄是非而轻薄之。”左宗棠甚至有“江浙文人无赖，以报馆主笔为其末路”的评语。　　在物质方面，第一批报人收入相对微薄，工作与生活状况极为艰难。雷瑨在回忆《申报》馆的条件时声称：“房屋本甚敝旧，惟西人办公处，尚轩爽干净。吾辈起居办事之室，方广不逾寻丈，光线甚暗，而寝处、饮食、便溺等等，悉在其中，冬则寒风砭骨，夏则炽热如炉。最难堪者，臭虫生殖之繁，到处蠕蠕，大堪惊异，往往终夜被扰，不能入睡。馆中例不供膳，每日三餐，或就食小肆，或令仆人购于市肆，携回房中食之。所谓仆人者，实则馆中司阍而兼充主笔房同人差遣奔走，并非专司其事之馆役也。薪水按西历发给，至丰者不过银币四十元，余则以次递降，最低之数，只有十余元。而饮食、茗点、茶水、洗衣、剃发与夫笔墨等等，无不取之于中。生涯之落寞，盖无有甚于此者。质言之，当日报馆设备上之简略、物质上之荒陋、金钱上之俭约，实与报纸内容成一正比例。”《申报》在当时各报馆中还算是佼佼者，尚且如此窘迫，其他报馆的情况大体可以想见。　　报人所遭遇的轻视，还可从卖报难中略见一斑。卖报如同行乞。《上海报纸小史》和《上海闲话》中都曾有记载：“若在昔日，每日发行之报，无过数百份……每日出报，外埠托信局分寄，而本埠则必雇有专人，于分送长年定阅各家者外，其有剩余之报，则挨门分送与各商店。然各商店并不欢迎，且有厉声色以饷之者。而此分送之人，则唯承受惟谨，及届月终，复多方善言乞取报资，多少即亦不论，几与沿门求乞无异！”梁启超参与创办的《中外公报》也曾经历过“沿门乞阅时代”，数年之后，他在《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的演说中回忆说：“（《中外公报》）只有论说一篇，别无记事。鄙人则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其言之肤浅无用，由今思之，只有汗颜，当时安敢望有人购阅者。乃托售京报人随宫门钞分送诸官宅，酬以薪金，乃肯代送……然谣诼蜂起，送至各家门者，辄怒以目驯，至送报人惧祸，及悬重赏，亦不肯代送矣。”　　潘公弼在论及第一批报人的社会地位时，深有感触：“社会之视报人，或尊之为清高，以其文字生涯，‘士居四民之首’，而非以其为报人；或鄙之为无聊，以其不务‘正业’，是则根本不了解报纸为何物。”其言不虚，道出报人社会地位低下的首要原因在于报刊影响力低下。中国人“几不知新闻纸为何物，尚不知阅报为何事”，大都以为报刊仅仅是酒余饭后之谈助，“不觉读报有何种利益”，“报不取值而犹乏人惠阅”。姚公鹤更是明确指出：“盖社会普通心理，认报纸为朝报之变相，发行报纸为卖朝报之一类（卖朝报者大都是驿站杂役之专业，就邸宅抄录印以出售与人，售时必以锣随行，其举动颇猥鄙。而所传消息亦不尽可信，故社会轻之）。”　　早期报刊的社会影响力之所以相当有限，未能得到社会认同，与报刊的构成和内容颇有关联。1898年以前，外资报刊占绝对优势，其中又以教会所办者居多。据1894年耶稣会统计，中国共有中外文报刊76种，“十之六系教会报”。而教会报纸在社会上的评价甚低。王韬曾致书友人说：“承索遐迩贯珍，但此糊窗覆瓿之物，亦复何用，徒供喷饭耳。此邦人士躐等而进，才知学义，已矜著述。秉笔者半属落魄商贾，饾饤末学，欲求其通，是亦难矣。”其余外人所办的中文报纸，则徒以营利为目的，无正当之主张，读者视之为“洋商之一种营业”，远离中国的社会现实，更无地位可言。　　在内容方面，早期报纸“多侈陈海外奇谈，以博阅者之莞尔”，不能引起读者兴趣。雷瑨对当时报纸的状况极为不满，曾尖锐地批评说：“所摭拾报告者，大率里巷琐闻，无关宏旨。国家大政事大计画，微论无从探访，即得之亦决不敢形诸笔墨。故报纸资料，大半模糊而琐细。核其门目，约分数端：一为谕旨、奏摺、宫门钞、辕门抄等，备官场中人浏览，藉知升迁降调之情形与送往迎来之事迹；盖宦海之珍闻也。一为各省各埠琐录，如试场文字、书院题目与夫命盗灾异以及谈狐说鬼等等，备普通社会阅之，藉以为酒后茶余之谈助；盖稗官之别派也。一为诗词，彼倡此和，喋喋不休，或描写艳情，或流连景物，互矜风雅，高据词坛，无量数斗方名士，咸以姓名得缀报尾为荣，累牍连篇，阅者生厌；盖诗社之变相也。此外如商家市价、轮船行期、戏馆剧目等等，皆属于广告性质，藉便一般人士之检查；是以游客之指南针、旅人之捎遣品也。要而言之，其时开报馆者，惟以牟利为目标；任笔政者，惟以省事为要诀。而总其原因，由于全国上下皆无政治思想，无世界眼光，以为报纸者不过为洋商一种营业，与吾侪初无若何之关系。故《申报》虽为我国最先创办之新闻事业，而自同治末年迄乎光绪中叶，论说纪事无非老生常谈，年复一年，绝鲜进步。”戈公振在撰写《中国报学史》一书时，喟然叹息：“吾尝纵览昔日之报纸，觉其材料之简陋，与编辑之板滞，视今日报纸之副张，犹有逊色。”　　此外，部分报人在生活方式、素养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也是导致社会轻视的重要原因。第一代报人大都由传统士人转变而来，难以脱离旧式文人的时尚习气，而“各埠访员，人格尤鲜高贵”，其“臧否人物、论列近事，毁誉凭其恩怨，笔舌甚于刀兵，或扬颂权贵，为曳裙之阶梯；或指斥豪富，作包苴之左券，行同无赖”。赖光临在《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中评论道：“报人思想观念陈腐如此，生活糜烂如此，欲求报业之尽其职责使命，自无异缘木求鱼。”由落魄文人主持的各报馆常起意气之争，势必招致蔑视。“各报之间，既无公会，且少联络，当时并有一种风气，各报喜于笔战，夸己之长，蹈人之短，而所争者乃极细微而无意识之事。自今视之，亦可笑矣。”　　因为身处社会边缘，报人的采访活动和报道受到极大限制。《中国丛报》的编辑抱怨说：“在广州，当一名报刊编辑，绝不是人们所想象的一种愉快工作。他们与文明社会隔绝，不能访问当地居民的家庭，不能与社会人士交往，也不能出入法庭和社会机关，整日孤身独处。我们所能得到的，只是间隔很久、断断续续从国外寄来的邮件。我们被当成敌人或猛兽，一直处于警卫人员的监视之下。我们的活动，被限制在13行区域之内，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例如生病，才能获准到外面走动，而碰到你的每个路人，都要叫你一声‘番鬼’。”此番诉说，未免有夸大其词之嫌，却能大致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至于中国报人，采访同样艰难曲折，报道新闻常受官员干涉，引起纠纷。《申报》主笔杨乃武即因开罪钦差被迫离开《申报》，江南提督谭碧理曾命人与《申报》交涉，禁止刊载关于他的消息，以至《申报》主人美查多次要求主笔“慎勿评品时事，臧否人物，以缨当世之怒，以取禁止之羞”。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申报》“对于社会上寻常细故，亦不敢发一妄语、发一过量语”。戈公振所言“甲午以前，报纸罕言政事，对于官场中人尤不敢妄加只字”，可谓一语中的。　　社会地位的低下致使报人面临严重的职业认同危机，他们对所从事的职业讳莫如深，不敢以此自鸣于世。姚公鹤曾回忆说：“吾乡沈任诠君，光绪初年即就沪上某报之聘，转辗蝉联，至光绪末年而止，然对人则嗫嚅不敢出口也。”澳门《知新报》在开创之初感慨：“至等秉笔政于市侩，无行者相伯仲。”更有甚者，部分报人对报业提出质疑：“笔墨生涯原是文人学士之本分，既不能立朝赓歌扬言，又不能在家著书立说，至降而为新报，已属文人下等艺业，此亦不得已而为之耳。”王韬亦感叹道：“韬逐臭海滨，为西人佣书，计非得已，然合此无可适者。欲为禄仕以谋升斗，而疆场有事，不得不供驱策；男儿以马革裹尸，诚为仕事，但有老母在，不敢以身许国。壮志渐消，分阴可惜，拊髀自叹，安能郁郁久居此哉！”　　职业认同危机阻碍了报人的从业热情，从而制约着民族报业的发展。“此时报馆记者，并不以此为职业，不过公余之暇，借此以为文字上之消遣而已。”相当一部分报人投身报业纯属无奈之举，“大都借此楼息，待机投奔科举之路”。蔡尔康便是因为“秋闱屡荐不售”，不得已而投身报界。加之科举情结的笼罩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很少有报人能安心于报业，“全国社会优秀分子，大都醉心科举，无人肯从事于新闻事业。惟落拓文人、疏狂学子，或借报纸以发抒抑郁无聊之意兴”。1884年，《申报》第一任主笔蒋芷湘考中进士后，随即离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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