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杂说全编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社：三联书店  作者：曹慕樊  页数：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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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九六二年，夜读之余，往往写点笔记。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东西大部散失。惟谈杜诗的存留下来。打倒“四人帮”后，把其中谈杜诗注解的删去一半，谈杜甫思想和诗艺的，或损或益，算一本书，题日《杜诗杂说》。将去年寒假中编的《九种版本杜诗篇名索引》，作为附录。我因眼睛接近失明，不能抄稿。幸得中文系七八级阮世辉、张贵杰、汤庆章、李诚等同学自愿为我誊录，索引则由政教系李霁帆、傅丽容同学任校勘。没有他们，我是无法进行清抄旧稿的工作的。在此表示感谢！

内容概要

曹慕樊老先生的两本名著《杜诗杂说》和《杜诗杂说续编》的合刊。前者主要是其1962年的一些读书笔记；后者集中了80年代杜甫研究的心得和成果。一般解释杜甫，都是由文学、诗歌着手，但曹老先生由于有新儒家的底蕴，所以解释杜甫则特别着重杜甫的儒家思想，强调从思想到文学，全盘分析杜甫的诗歌内涵。文章写得巧妙、耐读、好读。 　　杜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为国为民，英年早衰，诗圣，世界文化名人，与李白并称“李杜”。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本书是关于研究其作品的专著。

作者简介

曹慕樊（1912-1993），四川泸州人。生前为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早年金陵大学毕业，师从刘国钧先生，学习目录学。1946-1947年。在四川乐山五通桥中国哲学研究所，师从熊十力先生治佛学及宋明理学。1947-1950年，受重庆北碚勉仁文学院（创办人梁漱溟先生）之聘，为中文系副教授。1953年后，为西南师范学院（后改为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对中国古典文学、哲学（儒学、庄学、佛学）及目录学造诣甚深。著有：《杜诗杂说》、《杜诗杂说续编》、《庄子新义》、《杜诗选注》、《东坡选集》（与徐永年主编）、《目录学纲要》等。

书籍目录

杜诗杂说　自序　一 杜甫的思想、生活　　杜甫与农民　　杜甫的思想　　杜甫与房瑁　　杜甫“非战”吗？　　杜甫在夔州东屯的经济状况　　杜甫南行　　杜位杜济　　杜甫两参严武幕　二 论杜甫的诗艺和诗作　　杜甫的诗艺　　沉郁顿挫辨　　《北征》新说　　《哀江头》阐微　　《屏迹三首》之三　　《又呈吴郎》　　论“清词丽句”　三 杜注琐谈　　杜诗地名泛称释例　　杜诗中的偏义词　　杜诗的互文、省语、反语　　杜诗中的俗语　　故武卫将军挽词　　天阙　　天棘　　青精饭　　枭卢　　解水乞吴儿　　齐渡马　　来问尔东家　　断此生　　跨苍穹　　饮中八仙　　消息　　同襟期　　思飘云物外　　洞门对雪　　竹埤　　免无儿　　羁旅推贤圣　　改席台能迥　　唤人看騕衷　　《积草岭》　　《建都十二韵》　　觉来往　　耐知　　药栏　　业工　　婆娑　　《病柏》　　主当　　《少年行》　　诗态　　春来花鸟莫深愁　　《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　　直字　　张彪　　《暮寒》　　柴荆即有焉　　罢字　　宵旰　　一点　　上番　　西方变　　桃竹　　隐浪　　天地在　　《奉寄高常侍》　　《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　　远近　　窗含西岭千秋雪　　《到村》　　独园　　却落　　荨草　　蛟龙匣　　面势　　吾衰岂为敏　　酒为徒　　是物　　非天意　　沉冥　　《催宗文树鸡栅》　　乌鸡　　杜用事法　　浮瓜供老病　　《七月三日亭午已后，校热退，……戏呈元二十一曹长》　　《八哀诗》　　《八哀诗》无房琯　　《八哀诗·张九龄》　　《夔府书怀四十韵》　　汉阁自磷缁　　《中宵》　　《宗武生日》　　将能事　　数秋天　　《秋兴八首》　　《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　　《解闷十二首》之十　　《西阁夜》　　无家病不辞　　嗟尔太平人　　《九日诸人集于林》　　“五云高太甲”二句　　泪相忘　　莫鞭辕下驹　　《西阁曝日》　　《不离西阁二首》　　《见王监兵马使说，近山有黑白二鹰……请余赋诗二首》　　《折槛行》　　诗律细　　《小至》　　槐叶冷淘　　苞芦　　《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　　《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勤耕牛，兼书触目》　　《虎牙行》　　《孟仓曹步趾领新酒酱二物满筐见遗老夫》　　《上后园山脚》　　燕玉　　乌鬼　　破甘霜落爪　　呀坑　　蹴鞠　　树蜜　　《上水遣怀》　　《北风》　　胡为足名数　　焉得所历住　　《白凫行》　　杨子琳　四　附录　　一　杜诗常用字义通释　　　将　　　看　　　即　　　肯　　　在　　　直　直作　直下　　　信　　　总　　　共　　　童　　　作　　　成、不成　　　残　　　正……复　　　闻　　　得　　　平生（生平同）　　　他日、他时、他年　　　自非　　　一川、平川　　　终然　　　况乃　　　物色、此物、物　　　未应　　　绝倒　　　错莫　　　烂熳　　　苍茫　　　惨澹　　二　九种版本杜诗篇名索弓杜诗杂说续编　　自序　　杜诗游心录　   ——杜甫诗研究方法新探　　杜诗的起结　　《杜诗选注》新序　　《杜诗选读》序　　伤春五首第二首说　　解闷十二首之二　　《醉时歌赠郑虔》的艺术性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　　关于文学遗产继承问题的论辩　　　　　——杜甫《戏为六绝旬》臆释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杜甫夔州诗及五言长律的我见　　杜公《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歌》与东坡《韩干十四马》之比较观　　杜诗字义、修辞丛记　　出版后记

章节摘录

杜诗地名有泛称，有专称，有郡望，有词藻。如一律视作专名，更求今地以实之，便会龃龉难通；曲为之解，益复支离。举例如下：山东 汉以来，称华山以东为山东，与称函谷关以东为关东者，同指我国（除陕西以外）自北至南的广大地区。顾炎武、阎若璩早经指出过。《日知录》卷三十一“山东河内”条说：“古所谓山东者，华山以东。《管子》言，楚者，山东之强国也。《史记》引贾生言，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馀郡。《后汉书·陈元传》言，陛下不当都山东（顾氏原注，谓光武都洛阳）。盖自函谷关以东，总谓之山东。（原注，唐人则以太行山之东为山东。杜牧谓山东之地，原禹画九土日冀州是也。）而非若今之但以齐鲁为山东也。”（参黄汝成集释本此条下引钱、王注）今考杜甫诗用山东字，略有四义，列举如下：①指华山以东。如“汉家山东二百州”。（《兵车行》）按唐《六典》三，开元时，全国有州三一五。王彦辅集注杜诗引《十道四蕃志》，关以东七道，凡二百十一州。杜举成数，故言二百州。又，“无数将军西第成，早作丞相山东起。”《暮秋枉裴道州手札……》）赵次公注引班固云“山西出将，山东出相”。旧注改作“东山”，便引谢安为证，非是。公亦何拘于西对东耶？今按班固此语，见《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云“秦汉以来，山西出将，山东出相”。检《后汉书·虞诩传》引谚日“关西出将，关东出相”。李贤注引《前汉书》赵充国传赞语。注先引白起、王翦以明山西出将，又云，“丞相则萧、曹、魏、邴、韦、平、孔、翟之类。”李贤所引八相，萧曹则沛人，在今安徽境。魏相，定陶人，邴吉，鲁国人，皆在今山东境。知“山东”一语，泛指华山函谷以东。故知杜诗用泛称，亦非指太行以东地而言。又，“澶漫山东一百州，削成如案抱青邱。”（《承闻河北诸道节度人朝……绝句十二首》之八）。赵次公解“山东”为太行山以东，非是。此诗后二句云，“苞茅重入归关内，王祭还供尽海头。”意指全国，包有河北道，不仅指河北诸州也。河北道仅二十五州，诗说一百州，故知非仅指河北。据开元二十六年所定十道，河东道十九州，河北道二十五州，河南道二十八州，山南道三十三州，共计一百零五州。青邱，盖言仙山（青邱，又名长洲，相传海上十神山之一，见旧传东方朔著《十洲记》），以比喻帝王所居关中，而黄河、长江四道（上文已举）环拱关中，言形势极好。②指太行山以东，亦日山东。如“中兴诸将收山东”。（《洗兵马》）赵注：山东，今之河北。盖谓之山东、山西，以太行分之也。又“安得自西极，申命空山东”。（《往在》）又“山东残逆气，吴越守王度”。（《宿花石戌》）又“山东群盗散，阙下受降频”。（《与严二郎奉礼别》）③指泰山以东，古日齐鲁，约当今天的山东省地。然须知唐十道无山东，唐河南道即包含今河南、山东二省地。故此“山东”一名，亦非专名，仍属泛指泰山以东地（无确定区界就叫泛指）。如“昔我游山东，忆戏东岳阳”。（《又上后园山脚》）下言“穷秋立日观”。又“诸姑今海畔，两弟亦山东”（《送合弟颖归齐州三首》之三）。④指郡望之山东。《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云，“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旧本有作东山者，非是。今存宋本均作山东。钱谦益驳东山之说，然于山东字无有力说明。据我看，杜甫此诗中的山东一语殆以赵郡旧族目李白，因唐代习用“山东门第”、“山东旧族”抬高姓崔姓卢姓李的人，其实他们完全可以不必实是该郡人。李白自称则日“陇西布衣”（灶韩荆州书》）。其实大家都知道李白也并非陇西人。称陇西也是叙郡望。（唐代李姓说郡望，不是陇西，便是山东）唐室有冒赵郡李氏之嫌（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11页），张说好求山东婚姻，李稹以爵位不如族望，与人书札唯称陇西李某而不具官衔（俱见《国史补》卷上）。当时社会既有这种风习，杜甫本人又素以旧族自许，故称人亦喜说门第，如“名家合是杜陵人”（《送乡弟韶……》）、“吾怜荥阳秀”（《郑典设自施州归》）之类，宜其于太白亦如此。青丘杜诗四用青丘，无一实地，皆比兴廋词。①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壮游》）按上文有“放荡齐赵间”句，故注家每引《寰宇记》，青州有青丘，在千乘县，齐景公田于此云云。按这亦是用典，并不是实用地名。②用“青丘”为海上神山，以喻帝都之关中。此如《虎牙行》云，“渔阳突骑猎青丘，犬戎锁甲围丹极。”又“澶漫山东一百州，削平如案抱青丘”。已见上文解释。③《锦树行》“东郭老人住青丘”。

后记

本书是作者两本杜诗研究名著的合刊：一是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的《杜诗杂说》，主要是作者1962年的一些读书笔记；二是由巴蜀书社于1988年出版的《杜诗杂说续编》，集中了作者80年代杜甫研究的心得和成果。为了呈现作者不同时期的学术问题和研究理路，我们将两书“一仍其旧”，不做重新编排；并据作者的自存本订正了两书初版中的排印错讹。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以一个被逐的小臣，关心国事如此深刻……一方面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一方面是直乃能真，情乃能勇。真情之极，乃可以为诗。杜诗在千载下读之仍可令人感激流泪的。乃是杜公天高地厚的热情，而不是什么华丽的章句！——曹慕樊

编辑推荐

《杜诗杂说全编》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一般解释杜甫，都是由文学、诗歌着手，但曹老先生由于有新儒家的底蕴，所以解释杜甫则特别着重杜甫的儒家思想，强调从思想到文学，全盘分析杜甫的诗歌内涵。文章写得巧妙、耐读、好读。

用户评论 (总计24条)

•   我收藏了很多有关杜甫的著作，这是了解杜诗的一部难得的好书，值得拥有。
  等这本书好久了，一直缺货，拥有就是开心。
•   不是入门级的读物，不是对一首一首诗歌的解释欣赏分析，而是只就诗歌中的一点几点来讲，反而因为要读懂它，先要把诗读明白，所以先读杜诗，再读读一般的注解与欣赏的书，再读他会比较好，或者直接就一首诗歌，找几本书来研究会比较好！
•   读完了曹先生的作品，圆了我一直以来钦慕曹先生的梦想。书中字字句句无不体现出曹先生的良苦用心，这让我在感受大师风范时，理解一位距我们千年之久的民族诗人------杜甫。曹先生做这份工作，其实是很辛苦的，只有通览群书，深切体悟杜甫诗歌中的不同意蕴，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更因曹先生的独特见解，发人深省！
•   对杜甫诗歌的精妙导读，好书
•   如题。读此书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此。
•   好书*经常拿出来在手头翻翻*
•   《杜诗杂说全编》编辑推荐：一般解释杜甫，都是由文学、诗歌着手，但曹老先生由于有新儒家的底蕴，所以解释杜甫则特别着重杜甫的儒家思想，强调从思想到文学，全盘分析杜甫的诗歌内涵。文章写得巧妙、耐读、好读。
  曹慕樊老先生的两本名著《杜诗杂说》和《杜诗杂说续编》的合刊。前者主要是其1962年的一些读书笔记；后者集中了80年代杜甫研究的心得和成果。
•   水平一般，不如家藏的几本杜评
•   2013购书第一单
•   杜诗杂说全编
•   文章不错,有助理解杜诗.
•   有续编的
•   杜甫的儒家思想的解读
•   书很好 活动买的
•   　　 读曹慕樊先生的《杜诗杂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让我想起了两件事情，其一，去年研究生开学教育讲座，我院院长王教授给我们讲他的读书和做学问的经历。由于八十年代打印机很少，所以每次当著书修改完最终定稿时，几十万稿子只能手誊而成，重庆夏天炎热，为了不让手臂上的汗水打湿手稿，就用毛巾裹在左右手臂上，一天下来，毛巾不停地裹上，拧干，再裹上，如此重复持续数月之久；其二，上学期刘教授在讲《目录学》（曹慕樊著）时，时常和学生分享他以前做学问的趣事，每次写好论文后总是手写几份给同行看看，相互交流意见，精益求精。自己做学问纯粹是兴趣而做，并不因时间，功利的关系而急躁，相比如今的学术氛围，的确弥足珍贵。曹老写《杜诗杂说》的年代，较之以上两位老师的年代，环境必然更加艰苦，思想意识形态也并不自由，所以这是一本来之不易的好书。也启发我要做好学问，除专业学识外，兴趣、务实、精益求精、甘于贫苦也是不可缺少。
  　　 《杜诗杂说》体现一个“杂”字，杂并不是杂乱无章。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前两个部分写杜甫思想、生活、诗艺和诗作，每小节为论文，共十五篇之多。第三部分是杜注琐谈，涉及杜诗细小方面考辨。杂是全方面的，杜之生活、思想、诗艺，到杜之人际关系，诗中人物，地名再到字义，词义。
  　　 尤其有意思的是曹老还研究了杜诗中误字，举两例：p184《西郊》“无人觉来往，疏懒意何长！”句，“觅”误写为“觉”；P186《杜鹃行》“业工窜伏深林里，四月五月遍号呼”句，认为是后人将“黑”字草书误抄为“业”。最近读《钱注杜诗》，体会到发现一个细小问题很难，解决一个问题更难。没有深厚的专业学识和在没查阅相关书籍前就下臆断，只做表面功夫是不可取的，由此感慨曹老的细致和功力之深。
  　　值得注意的是，《杜诗杂说》用了很多笔墨去写杜诗的语言，立足文本去考察杜诗的文本义。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杜诗中的偏义词，俗语；从语法角度，研究诸如如互文，省语，反语等。可以说，《杜诗杂说》杂得无所不包。
  　　 P58《杜甫在夔州东屯的经济状况》一文读来很带感，原来做研究还可以从这么偏的点切入，颇有野史的味道，在生活中还原一个了真实的杜甫。杜甫在夔州东屯只有十一亩私田和一片柑园，生活并不富裕，“糠籺对童孺”，吃粮还得掺糠，柑园虽“柴门拥树向千株，丹橘黄柑此地无”，但离开夔州时柑园卖不掉，只能送给朋友。生活总是偏俗的，大诗人也是凡人啊。另外，杜甫是否代管东屯公田，杜甫其实是替柏茂琳管理的执行官，有学者从杜诗《茅屋检校收稻二首》中的“检校”认为杜是公田的主管，但曹老认为杜甫官架子很大，好用公文语入诗。这倒让人感受到了庸人的一面的杜甫，和李白自称为皇室后裔，过渡热切于为自己提供辉煌的背景和高贵色彩似乎有些相似之处。
  　　 诚然，《杜诗杂说》也存明显的不足，比较明显的就是多处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理论和文艺理论（普力汗诺夫）；谨慎提到现代心理学和杜主张镇压农民起义，并未多谈也有些美中不足，但我们需要在历史中去衡量有些东西。《杜诗杂说》是一本研究杜诗难得的好书，多读几次，相信会有更多收获。
  　　
  　　
•   　　 今年年初，我老板很兴奋的告诉我说，曹先生的旧作现在由三联书店重印出版了。曹慕樊先生算是我的师爷爷，我硕士导师的导师，西南大学的治杜研杜的传统，就是从曹先生那里开始的。曹先生早年师从金陵大学的刘国钧先生学习目录学，后又跟随熊十力先生学习中国哲学，对于杜甫，有种格外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一直薪火相传，在我们这一辈致力于杜甫研究的中青年来说，还是很有号召力的。
  　　
  　　 先生七十岁高龄仍笔耕不辍，对庄子、苏东坡也颇为醉心，我研究生时候的苏轼专书教材就是先生编著的。然而在杜甫研究方面尤为著力，著有《杜诗杂说》、《杜诗杂说续编》、《杜诗选注》。听我导师说，先生晚年视力不济，往往是整个人伏在稿纸上，凭借仅存的视力写出来的。这本《杜诗杂说全编》，深刻的体现了先生的扎实的学术功底。这本书绝不像某些读者所言，“功夫好，见解平平”，殊不知在当时的时代，意识形态意味还很重的时候，也没有今天的快捷检索工作的条件下，能写成这样一本兼具考据和义理甚至亦不乏辞章的小书，是多么的艰苦卓绝。就见解来说，很多前人都很难疏解、存而不论的训诂，先生勇于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且有理有据，最重要的是敢于突破前人的畛域，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是基于相当扎实的文献功底和思辨能力。比如《杜诗的起结》、《杜甫的诗艺》尤见功力。而更有建设性的是，他对于杜诗修辞的重视，直接启发了后学者的诸多法门。当然还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研究方法论，比如读书应读专书，而不是读选本，这些对我们现在都仍然很有教育意义。
  　　
  　　 尽管限于意识形态，里面有些看似生硬的东西，但是就像我们不能去要求杜甫超越他的时代，一定要表现出一个“民主性”而忽略他的“人民性”，反而会落下像郭沫若评价杜甫一样，处处挑刺，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这些时代的烙印，就不要去强求了。总之这本书是治杜研杜的一本重头书，稍有沧海遗珠之嫌。在此我也要借此表达对师爷爷的敬意，是您带我走进了杜甫研究的世界，安身立命。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达到曹先生的高度，但是必须仰望他。
  　　
  　　 附：老板之文——刘明华《博学·刚毅·睿智——曹慕樊先生印象记》
  　　
  　　 （一）
  　　 第一次见到曹慕樊先生，是大学三年级下期。那学期，中文系在文革后第一次由几位老先生开选修课。曹先生讲“杜诗选读”。学生要确定选修的课程，一般根据自己的兴趣先听各课若干节再确定。教师在第一节课，照例要讲讲本课程的设想。记得曹先生说，一个文科大学生，在有了一定的文艺理论、历代文学基础知识以后，应该直接面对本国第一流的哲学、史学、文学的伟大作家及其作品进行自由的学习、钻研，尤其应该读专书。学术之宫，千门万户，但总得经由一门进入。唯有深入学习大家，大开眼界，才能通向一“四通八达”之境，并由此及彼，深入其它大家之室。任何一部社会科学原著，既是衡有的宝藏，又是善巧的桥梁。凡是名著，研究成果多，注解多，更有启迪指导意义。由此种种条件，杜诗无不具有。
  　　 这些话大家听了都感到很新鲜，很兴奋。尽管最后以杜诗为例，现在看来，有些广告的意味，但事实证明先生之言却不是为了自我推销。接着，先生又在黑板上大书一行字迹遒劲的警言：
  　　 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
  　　 并作了解释，大意是高年级学生应该读原著，不能满足于选本及别人的文章，更不宜不加选择，没有目的地乱读书，浪费光阴。
  　　 这番开场白对我的震动尤大，上大学以来，颇珍惜光阴，说“手不释卷”也不过分，但在怎样读上却一直无人指点。当时的感受的是，为什么系里不早点让老先生们开选修课？！我在下乡当知青时即读过苏渊雷先生选注的《李杜诗选》，颇喜李杜二位，一国庆夜屋漏，被秋雨淋醒，当时竟未怨怼什么，吟哦的却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今日能有老师指导系统学习杜诗，岂有放过之理。这门课，甚至可以说是这节课，改变了我的志向，我想在大四认真读几本书。后来曹先生招研究生，研究方向又是杜甫，我便毫不犹豫决定报考，结果如愿以偿，在先生指导下学杜研杜，获益非浅。
  　　 曹先生的课很吸引人，主要是自己有心得。杜甫是伟大诗人，有高尚的人格精神，诗歌有丰富的内涵。先生讲课，常常融入自己的情怀，给学生以较大的影响。我们在学杜诗时，就时时受到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无愧于中华文化的知识分子的教育。在为杜甫的胸怀所感动时，也对先生的情怀肃然起敬。1990年秋，我到北京师大访问学习，一日饭后散步，路过报栏，无意中看到《中国体育报》上有同学杨君一篇散文，写的是他现在怎样在中学里培养儿子圆自己的世界冠军梦（杨君因身材限制未能上体育系），文章开篇记的便是先生讲杜诗的印象，说瘦小的曹慕樊教授站在讲台上，讲着杜甫“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的诗句，整个教室充溢着庄严肃穆的氛围，那白鸥奋飞于天地间的自由翱翔的意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由此给儿子取名“昊鸥”。
  　　 先生治学，主张文史哲学不可分，他的课也体现出这一特色。听一年“杜诗选读”，学生不但基本了解了杜诗的特色，同时还增加了对李白、王维、白居易等诗人的了解，以及唐代政治文化诸方面的知识，很多同学由此掌握了读书的方法并产生了治学的兴趣。
  　　 先生教书认真，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格，决不“捧杀”。结业考试时，是不给人情分的。有同学考得不好，担心入党、评先进受影响，到先生家中暗示，先生认真开导了许久，说分数只能说明考试时的成绩，并不能证明一切，并一题题指出错在何处，最后一分未加，记得那时先生常常流露出对我们这一代人学术功底差的忧虑，其严格要求，也可谓一片苦心。这一点，我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感受尤深。那一年，全国共有20余人报考先生门下，最后取了两名（另一位来自华中师大），尽管是择优录取，但我们的水准与先生的要求相比差距甚大，我们自己也很清楚。和别的先生称自己的学生为“英才”相比，先生对自己的学生评价很谨慎。从旁得知“老实，但还用功”。四川人常称愚笨者为“老实人”。当我把这意思解释给湖北的师兄时，我们都有一点紧张，难道先生认为我们是“朽木不可雕”吗？但“用功”二语却是事实。我们自信不是最“老实”的，只要用功不辍，总有一天会改变形象的，憋着这股劲，也得认真学习下去。
  　　 先生认为研究生学习只是治学生涯的基础阶段，应抓紧时间读书、思考，不必急功近利地为发表文章而写作，他认为那样实际是得不偿失。毕业以后，时间空间多的是，何愁无用武之地。入学刚二月，我们随先生去成都参加全国第二届杜甫研究年会，会上有知名学者谈杜甫的“沉郁顿挫”与“随时敏捷”的问题，有首开之功，但论证欠严密，返校后我写成《“随时敏捷”辩析》一文，自我感觉不错，送先生斧正。先生阅后，说基本上说清了这个问题，这就行了。我本意是想得到先生肯定并推荐发表，那时发表欲正强，可谓梦萦魂牵，不料如此结局。颇扫兴，将稿子存之箧底，从此不再想发表之事。（那文5年后寄出刊用）现在想来，幸有此碰壁，否则，成天想的可能就是些零星的题目，将分散不少精力。再者，那文章尽管有破有立，毕竟属于商榷性质。先生一生从不与人打笔仗，而是专注于自己的研究课题，写出的都是有心得之作，对于一个希望有所建树的学者来说，这是相当重要的。对那些四面“商榷”的学界的“造反派”，先生是不以为然的。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当时他没有表示出多大的热情吧。
  　　 先生是目录学出身，在教学上亦体现出他的风格。在给我们上“目录”学时，辅助性的练习便是注释唐诗。二学生各指定一唐代小诗人作品，从版本、校勘、到注解一一做起，最后还详批详改，批改过程中又亲自翻检各种版本，其工作量等于自己重做一遍。我们写毕业论文时，先生多次叮嘱引文要核对原文，开始我们并不在意。一次，我的论文中引用一权威出版社出版的一名著中的材料，心想该无问题，照抄不误。结果该书校对不精，我跟着写错。先生在文章旁批了一大段话，很不客气，大意是引书照抄，学风有问题等等。当时很难过，认为小题大做。但自那以后，写文章时尽量做到不抄二手资料，并力争做到有确切出处，坚持下来，竟也发现和解决一些问题。学界你抄我抄，以讹传讹的情况严重 ，一些权威出版社的书也不例外。“尽信书不如无书”，此之谓欤？“查原文”蕴含的是一种求真求实的精神，这不仅是一种学风，也是一种人格风貌。
  　　 受业多年，对学生治学经验中印象最深的是他平日常讲的一句话：“说有易，道无难。”即对某个观点，某个现象，要证明它在此前或此后有，是容易的，要说它在此前或此后没有（换言之，是迷信它此时才有或仅有），则很难。说有易，因为只要随便找到一个证据就够了，不必通检所有资料；道无难，则必须通读现存的浩如烟海的全部材料，而以一个人的精力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六个字我视为“六字真诀”。日后发议论，总想到，不敢妄用第一、创新、首创诸词，留有余地为是，这不会使人丧失斗志，同样是培养一种求实精神。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工作，先生对我讲，以前对你们很严格，不对就批评，现在我们是同事了，要互相帮助，言下之意是不会对我发火了。确实，工作以来，先生便将我当同事、朋友对待，讨论学术问题，交流读书心得，客气多了，但并不生分。我的头几篇发表的学术论文，也是先生主动推荐的。之后，我们就自己“闯天下”了。当我们的毕业论文修改后先后出版时，先生的喜悦并不下于我们自己。
  　　 曹先生给77级、78级开过选修课后，便专带研究生，不再给本科上课，我一直认为这是很可惜却又无可奈何的事，因为先生带研究时已近“耳顺”之年，精力有限。要不，在治学和做人上会影响更多的学生。78级的邓小军、杨胜宽二君，实为先生编外弟子。先生带研究是一届毕业再招，78给的学生只好报考外校，邓、杨二位便是。但他们从大学起，便得到先生悉心指导，即便在外地求学也时时与先生保持联系，请教问学，先生毫无保留地传道授业解惑。杨君读书广，有才气，写文章涉及面多。先生在肯定他的兴趣时，又屡次提醒他要突出重点，学有专攻，以免精力分散，多而无当。杨君逐集中精力研究苏东坡和杜甫，近年来成就斐然。邓小军受先生指点，很早便注意宋明理学到新儒学的发展演变，潜心读书思考，数年来已有不少见解获得学界好评。1993年8月，他参加柳宗元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发言后，论辩时舌战群雄，获高度评价。《柳州日报》作了专题报道，他在接受记者采记时，说大学时结识了曹先生，“受他的影响，我才开始醉心于中国古代文学，醉心于韩愈，柳宗元…………而曹先生又是中国现代新儒学派代表熊十力、梁漱溟的弟子。”
  　　
  　　 （二）
  　　 文学批评上有一句话叫“风格即人格”，先生教书认真，治学严谨，性格上也可用一个“真”字来概括，即“真性情”。这一生不改的真性情，赢得了人们的敬重，也给他一生带来坎坷。
  　　 研究生学习时，上课三人相对，课间休息或课余聊天，他常讲些往事。今年8月，在林园开会认识薛新力兄，在歌乐山公园的吊床上，新力兄告诉我《重庆诗词》拟发表先生部份作品，并约我写一篇文章。为写此文，10月初，我采访先生，作数次长谈，由此通过这些片断，我了解了到一些少为人知的故事，这些片断构成了先生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生。
  　　 先生读中学时，便是一“鲁莽的青年”（自我评价语）。他那时最喜欢鲁迅，受艾思奇《大众哲学》一书影响最大，信奉唯物论。学校当时流行青年党主张的国家主义思潮。青年党在公告栏张贴布告，常在旁边贴条子，上写“谁敢撕毁，请吃匕首”，他不信邪，偏要当众撕毁。平时又戏称该党党员为“狮子狗”（青年党办有《醒狮》杂志），遂成为注意目标，匕首未知，有一回早起锻炼差点吃了黑棒。
  　　 高中毕业回乡，即被聘为中学教务长，一干便是七、八年。1938年，与人创办“三八读书会”，会员以师生为主，每人交少许会费，有书大家读。“三八”与“三八妇女节”本不相干，但引起军方注意，认为有亲共嫌疑。18师政治处长调查读书会书目，发现全买的生活书店出版的书，还有斯诺写长征的书及莫斯科版的列宁著作。惟独没有三民主义及“总裁”诸书。军方下令没收书籍并找会员一一谈话，责令创办者悔过并登报声明，被先生及友人拒绝，由于地方知名人士支持读书会，军方不便扩大事态，只没收书籍了事。但此事却埋下祸根。几年后，先生目睹农村抓壮丁，农民磕头求乡长亦无救，路见不平，便带头联名到师管区状告一姓魏的乡长违背当时的军役法。军方迫于舆论压力，抓了该乡长，魏家四处找人说情，希望原告不要催案，被先生断然拒绝。该乡长有亲戚任重庆警备司令，姓颜名琦，黄埔二期毕业。他说只要抓了曹某，才可能放人。于是，当地军警便以共党嫌疑为由抓人。又值当时刚发生皖南事变，泸州城一夜间贴满共产党宣传品。宪兵队采取高压诱供方式，让先被抓的人供认是先生所为，以此为据，秘密逮捕了先生。先生进去，乡长立即出来。
  　　 关押期间，先生写有狱中怀人诗数十首。托人带出，这些思亲怀人之作部分被印行，立即传开。于是教育界老辈谒了专员程革与宪兵队交涉，要么出示证据，要么放人。而宪兵队并无实据，他们以前通过邮政检查，早就截获过一些学生写给曹先生的信，信中颇多不满现实的言论。审问时先生驳斥说：学生写给我的信不能作为给我定罪的证据，你们有我写给他人的这类信件吗？宪兵无言以对。在当地士绅的压力下，他被取保释放。出狱后，受到学生热烈欢迎。先生原立志终身从事中学教育，他认为提高国民素质，中学教育最关键，这是救国的基础。但家乡已无立足之地。除以上事件外，他平时爱坐茶馆，恃才傲物，常辱骂泸州党团头魁，说他们斗大字不识一箩筐。为此许多要人对他恨之入骨。无奈，只好离乡赴蓉，当年9月考入金陵大学。是年已届而立。先生的人生道路从此出现转折。（这一点后面再谈）。
  　　 先生的这种性格，不能逃过57年的厄运自属必然。对这一次大坎坷，他很少提及。偶尔言及，只说当时患有幼稚病，“背时”很正常。开始也诚心检查错误，以后渐渐醒悟，反倒坦然了。因而不知不觉地，有时“旧病复犯”，管闲事，自找苦吃。
  　　 “文革”期间，西师迁校梁平县。中文系工作由“造反派”头头主持，大多数教师受到批判；唯有吴宓先生和曹先生例外。先生找军代表，要求解释为什么。军代表云：吴宓是花岗石脑袋，不批判，你是过去的老帐，已经算清，现在全免了。先生却说：“吴先生的问题我没意见，但我不行，听了这么多批判会，我要求听一听大家对我的意见，领导讲也行，大家讲也行。”领导小组同意，批判会上却奏出不新调。头头总结时说：“此人的帐清清楚楚，现实无问题，坦白最彻底，思想深处的问题也讲了，但很刻毒。你如要问不揭‘帽子’的原因，我可以答复你：很简单，就是你‘傲’！”先生认为他的批判倒很中肯，当时的态度确实如此。
  　　 先生与吴宓交情颇深。1974年某日，他到中文系资料室上班，在校园小径上逢吴先生，见神色不对，泪痕犹存，便问何事。吴先生大哭。原来吴先生妹妹来看他，临行前他想送她70元钱。而吴先生手边却无现金，他平时领工资后只留饭钱，其余多资助他人。不过，当时他补发工资有一笔钱，却被系总支指示扣留交财务处，要用必经领导同意。这回他写了呈文要求取几十元，却被一领导撕毁，并大骂他平时把钱拿去支援牛鬼蛇神，跟党捣乱。吴先生一筹莫展，只有伤心落泪而已。先生听罢很气愤，当即安慰吴先生一阵，并说再想办法，他不顾自己牛鬼的身份，去找办公室一领导，说：“吴先生是中央和省委保护的人，扣他几千元钱不发，反映上去，你负责吗？院里也负不了责。”对方一听急了，怕出事，问怎么办？“我们一起去取了，交给吴先生不就行了”。吴先生得到这笔钱，大喜过望。为感谢曹先生的侠义，几天后送了一笔钱给他，并写有二指宽一便条，专门说明此为赠款，作为维持生活的资金，而非借用，并签名、盖章。这笔钱确实帮助先生渡过一阵难关。那便条至今还保存完整。这也是段佳话。
  　　 先生真率的性格，很容易得罪人，这方面的例子不少。远的不说，就近的，如1991年左右，上面突然下指示，要研究生导师自己检查历年的教材、讲义及研究生的论文中，有无不合原则的言论。（具体指“自由化思想”。）这是特殊时期的一些作法。层层下达，部门领导自然传达下来。大多数教师都应付了事。先生却拍案而起，指出这是不信任他的工作，弄得来人很尴尬，仿佛是他们要先生检查似的，不得不反复加以解释。这种“不识时务”的作法，倒显出先生“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有些古风犹存了。原本，先生坐拥书城，生活在学术的世界，不管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了。
  　　
  　　 （三）
  　　 先生上金陵大学，师从刘国钧先生，专攻目录学。他在班上年龄是大哥。成绩亦是老大。英语特棒，高中时即能读原版英美小说。金大外语课由外国教师任教，目录中的参考书均是英文原版。先生后来喜欢西方哲学，与此有关。他曾讲过外国文学课，参考书也是直接读原著，不用翻译的二手货。讲课颇受学生欢迎。这是后话了。刘先生爱才如渴，十分器重先生的才华。不过，在大学也不安宁，时时有特务来找麻烦。一次，一个陌生人约他坐茶馆，刚落座，那人便掏出手枪放在桌上，威胁说，泸州的事还未了结，你要继续交待，否则枪子不认人。还有图书馆一借书员（古振华，江津人）更直截了当，在路上相逢时大声嚷嚷：“你老实点！”这些，使他对特务政治深恶痛绝。
  　　 金大快毕业时，适逢教育部委任刘国钧先生为国立第二图书馆（创设在兰州）馆长。刘先生希望他一同前往共事，并已上报任他为中文编目部主任，并拟两年后选送留学。先生欣然从命。毕业后回乡省亲，母亲也很高兴。不意先生母亲发病。一病九个月后逝世。当时刘先生已托人在重庆买了直达兰州的汽车票。先生不能成行，只好去信说明违命的原因，刘先生表示理解，来信安慰。解放后，刘先生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还常有信来。
  　　 上大学是先生从立志中学教育得不到已走向治学之途的一次转折，而他对母亲病逝感到极大痛苦，乃向熊十力先生求教佛学，从而在思想上发生极大变化，这又使得他的学术成就颇具特色。
  　　 先生高二时接触佛学。学校聘成都师大教务长蔡松佛先生给他们讲“人生哲学”课，蔡不用规定的教材，却讲一年佛学（概论性质）。先生极感兴趣。他母亲病逝后，精神痛苦，顿生“不向空门何处消”之感。在泸县中学校长的支持下（付工资，不上课）便写信给熊十力先生，请求前往求学。熊先生极富同情心，为人豪爽，回信表示同意。
  　　 8月，先生赴北碚金刚碑勉仁斋，受教于熊先生门下。熊先生命先读唯识宗名著《成唯识论述记》三十卷，说：“读通此书，佛学皆畅通无碍了。”为读此书，又建议先读他所著的《佛家名相通释》（北京大学版），这书是解释佛学术语的，懂了术语，方可读原著。于是每天晚上读，每二天熊先生抽问所读部分，有不懂之处再解释，再问，直至弄懂。到年底，唯识宗之学毕业了。
  　　 之后返乡教书。不久，熊先生受黄海化学社之聘，在五通桥创办中国哲学所。他不当所长，只作主讲，约了4人前往，先生又从十力先生治佛学及宋明理学，还读康德哲学。熊先生每日讲书一次，指导4人读书则各有侧重，熊教学生，每日读少读精，认为一目十行者，必终生无成。不到二年，抗战胜利。黄海化学社迁回天津，4人皆南方人，不愿随往，哲学所撤消，熊先生到了浙江大学。曹先生的佛学和哲学功底便是这期间奠定的。
  　　 之后又回乡教书，不久为梁漱溟先生聘为勉仁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并听梁先生讲《中国文化要义》，此书30余年后才得以出版（1982）。梁先生把山东乡村建设学院的书全带到了勉仁，梁夫人请曹先生到图书馆指导，他趁便抽读了《藏经》要籍，佛学修养日深。
  　　 值得一提的是他与梁先生等人的缙云山闭关修行一事。当时西藏贡噶（CQ）派喇嘛为宏扬佛法密宗，在文化中人传大手印法。1947年秋，由梁先生的学生罗庸（膺中，北大教授）领头，梁先生、罗庸夫妇、谢无量夫妇和曹先生一行六人，坐滑竿上缙云山，进三十里到石华寺。寺前有合围粗的桂花树，清香四溢。白云深处，时见路旁有虎迹虎粪。所谓闭关，即划一范围不出，每日做法事修行。到来后，先生整夜打坐，入定，并发现灵迹：满室透明。可谓达到妙境。罗庸说他根性极好，学得最好。一月下来，神完气足，面有异采。梁先生不能坐，但精神极好，每天下午在长廊拍手走来回，入忘我之境。
  　　 在勉仁期间，与梁先生交谊甚深。当时，位于歇马的乡村建设学院图书馆长伍宗华是曹先生大学同学，地下党员，那馆长有事要辞职，希望曹先生接替，任馆长，教授，每周上二节课，月薪付大洋，但条件是不兼职。曹先生不愿辞去勉仁教职，只好婉谢，并推荐了他人。他对梁先生的学问人品极为佩服，有几件事对他影响极大。解放前，梁先生曾去延安，与毛泽东在窑洞夜话，纵论天下事，晤谈甚惬。返回勉仁后，先生问梁观感，梁答道：毛泽东是一伟人，将来必领导中国，但他说话，“斗争”不绝于口。主观性极强，难免不令人担心。1953年，梁先生在全国政协会上发言，提出国家大事应让群众多知道，受到严厉批判。以后毛泽东在会上痛斥他（详情已有公开报导，不赘）。这场公案今日已大白于天下，梁先生的方论正是为了避免毛泽东少犯主观错误而发。1975年，梁先生坚持不批孔，又受到攻击，当一德高望重的领导希望他表态时，梁先生的回答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些情况，曹先生一直都很了解（通过梁在川的朋友）。1986年，梁先生写信给曹先生，写满两大张荣宝斋稿笺，意在鼓励先生保持知识分子的品格。
  　　 这些都给先生极大勇气，既影响他的学识，也影响了他的人生观。
  　　
  　　 （四）
  　　 曹先生的专攻是唐宋文学和目录学。治学主张文史哲学不可分。治学要求专精；但文史哲不可偏废。研究虽不能无重点，却不宜割裂时代精神，凭空逞臆而谈，又以为文史哲即文化之总称，所以研究者不可悬空谈作家与作品。他写有两篇文章以见此意。一篇叫做《杜诗所含蕴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篇题为《论杜、韩、苏、黄诗》。在唐宋文学研究上，以杜韩带动唐史，以范仲淹苏轼带动北宋史，黄庭坚陆游带动南宋史。
  　　 先生著书，的确算得上不为稻梁谋，是典型的“只管耕耘，不问收获”。60年代初，他一边劳动，一边夜读，有一二心得，使顺手写下，几年下来，成书稿数种，文革中大部散失，其中谈杜诗的部分被长子拿去看，得以保存。文革结束，交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为《杜诗杂说》。取名“杂说”，含有谦虚之意，该书在当时影响颇大，治杜者从此知道了四川确实是藏龙卧虎之地。后来杜甫草堂的一位同志对我讲，第一届杜甫年会时，他们尚不知曹先生治杜，见到他的专著吓了一跳，眼皮底下有如此高人竟不知道。这也难怪，几十年万马齐喑，何况先生失去发表文章的权力，又从不看重声名。他的第一本专著出版时，他已是70高龄了，从心之年才看到自己的成果，该生多少感慨！但先生没功夫叹息，在1980-1990十年中，他共招研究生三届七人，教学之外，还发表论文三十余篇，著书六种，其余五种为《杜诗选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杜诗杂说续编》（巴蜀书社，1989），《东坡选集》（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目录学纲要》（西南师大出版社，1988），点校《范仲淹全集》（待出版），总计二百余万言。而他的眼睛因文革被打残视力仅有0.2，说来不得不让人感慨，几十年的运动耽误了多少事。
  　　 先生精研佛理，却绝少专门著述，但在论文学时，却时有发挥，从容道出，便不同凡响。发表于《杜甫研究学刊》的《杜诗客难》，便是一篇奇文。该文采用问答论辩的形式，挥洒自如，对杜甫诗律的整体精神和美学原则、对杜甫“以诗为文”的原因和得失、杜诗的哲学意味等作了精辟的阐释。充分展示了先生经、史、子、集融汇贯通及学贯中西的特点。纵论杜之拗变律绝，“不是有意在音调上避熟滑，不是在韵格上标新取胜 。只是诗人心中自有这种兴会，即是天地间本有这一种旋律，自与诗人胸中现量凑泊，它是极其个人的，又是极其普遍存在的，既是经验的，又是超经验的，既是局限的，又是超越的”。又认为谈诗“必须理解诗篇中的阴阳刚柔错综的韵调，才可以由诗人的声音渗入读诗人的心，所谓声入心通…………一篇之中，必是阴阳交接，生机盈溢，乃能成章”。又纵论唐代哲学思潮并以大量妙谛破读杜诗理句，凡此种种，令读者耳目一新。一些教授，博士来信，高度称赞这篇重要文章，对先生的博学、深刻和睿智表示了由衷的敬佩。我曾摘录过部分评论，保存至今。如邓小军博士云：“深入杜诗精髓，阐说中西哲理，辩才无碍，至于化境，从来论古典文学者无此境界。”熊笃教授称：“先生学贯古今中西，融文、史、哲、美学、艺术、宗教学乃至自然科学于一炉，博大精深，泛滥停蓄……宏观之‘宏’，已叹为观止，而微观之‘微’，直又鞭辟入里，探幽掘微，以‘答客难’之问答出之，较习以为常论文之构架，不也是一种以‘变’易‘正’么？……”泸州退休教师王德宗认为：“不知中国之哲学，何论中国之文学，先生之所以不同流辈者，其在斯乎？”乐山师专中文系主任杨胜宽来信谈到：“读先生大作有一个突出的感受，是先生思想既精深又宏通，大至古今中外，小至作品的一字一句，皆有所发明创获。此虽不是纯考证，但在我看来，先生能为纯考证，而纯考证者不能为先生，何故？盖先生深而能通，纯考证者不能也。”……
  　　 先生终身读佛学，却并不着文字，我想，这或许是为“为己之学”的表现吧。孔子曾感叹：“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先生之学问，总的说来都是“为己”之学，因为他不象我们这一代，著书写文充满着较强的功利色彩（也有不得不如此的时代原因），而是读书有得，不写不快。在已出的著作和曾涉及的领域中，不着文字的部分却是先生毕业关注最多的。先生曾说自己：“学老庄久，有心得难。”其实，他对《庄子》内篇部分颇有心得，曾有一个写作计划，并已写出一些章节，90年代以后，先生因年事已高，不再招收研究生，读书时间更多了。他近年读书，重在佛学和西方哲学，思考的问题集中在中国文化的特质方面，最终落实到终极关怀上。
  　　 对儒道释三家，先生有一些简要的论述。他说冯友兰“极高明而道中庸”（借用《中庸》语）概括儒学，但先生认为道家亦可如此说，不如梁漱溟先生借用《大学》之语总结恰当，即“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儒家重情感，而西方哲学中没有把情感作为根底的。这是儒家的最大特色。儒家先讲是非，反对功利，“正其宜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在关键时刻显出人格力量，不计个人得失，这对知识分子影响很大，道家不讲是非，但承认变化，讲宇宙大化，有流转，腐朽神奇互相转化。佛学经典浩如烟海，但在人伦一点的看法却很中庸、平和、通达，认为是很自然的事，先生认为《华严经》中的偈语“心如工画师，能出种种相”可以修正科学绝对真理的观点。此偈亦可解释目前还在中国升温的气功热。他认为宗教之所以在现代仍有立足之地，就是因为科学并不能完全解释人类已知和未知的种种现象。对于中国文化的命运，先生持乐观态度，这种信念使他生活得充实。
  　　 这种充实感是长期的读书习惯换来的。先生读书勤奋，美名在外。几年前，我听在外省工作的一位中文系学长讲，50年代他念大学，西师流传一句话“×××最有才气，曹先生最勤奋”。才气和勤奋并不是不可兼顾的，但先生之勤奋确实很突出，而他的勤奋又是那么超脱，不带利害关系。他晚年读书，涉及面之广，令我辈自愧弗如，西方的海德格尔、叔本华、尼采、弗洛依德、伽达默尔的各种学说……无不涉及。三联书店出版的《读书》杂志上介绍的新书，重庆无售，则必邮购一睹为快。我90年在京学习，常大街小巷逛书店，出门怀中必揣有先生开列的书单，遇则购之寄回。91年他邮购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佛学丛书费用就达600余元。如此读书为哪桩？为消磨时间吗？显然不是，否则可以去读武侠言情热点追踪。先生是在求道。他读最传统最古老和最现代最新潮的书都是如此。这是真正的“为己”之学，为了充实自己、完善自己。正是有了这等修养，先生才能真正做到淡泊名利，怡然自得。这种重内轻外的品格，熟识他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我曾问过先生，回首往中，有什么遗憾的吗？他沉吟片刻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要说有遗憾，就是尚未闻道，从而大彻大悟，进入极高的思想境界。苏东坡曾云：‘垂死方闻道’，而自己尚无此体会，所以遗憾。除此之外，并不遗憾。人生如大海中一个波浪，起起伏伏，转瞬即逝。过去的脚印不必珍惜。”
  　　
  　　 严师、益友、哲人；博学、刚毅、睿智——这就是我对曹先生的印象。
•   附文非常好，我喜欢
•   真长。
•   @迷糊兔：师爷爷确实有独到之处，但阁下不是一位好徒孙。别人说曹先生“功夫好，见解平平”，你不去以SYY的识见和独立判断正面回应之，却只会扯出“艰苦卓绝”这样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淡话，真是不肖。
•   呵呵。强辩之已经是理亏了。何况徒孙天资愚钝，干吗自个儿拼命拔高？
•   薛老师是我的老师哈，这样说来我们也算是同辈的间接同门了哦
  曹老师的学问，绝对没说的，我听某位教授说，曹老师一辈子写的文章多是考证而不做理论，可能这是老辈学问之手段吧；没想到曹公晚年也看了这么多西方理论著作呢，佩服!
•   关于思想与艺术的思考
  我们说思想性与艺术性是一对孪生姊妹。诗歌这种文体因其独特的形式，一直以来都被视作文学艺术的明珠，其艺术性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摈弃掉诗人的思想而谈其诗艺呢？沈宋的思想性一直被人们所诟病，但其对于初唐律诗之完成也颇有贡献。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因此而反论出诗歌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分道扬镳呢？答案是否定的。唐初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的应制之作虽然思想性并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但正是这种应制之诗使他们更加追求诗歌的艺术，其应制之作属对精工、声韵谐美，对于律诗的成型起到了促进作用。撇开其应酬诗作，宋之问在流贬中不也写出了“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样“德艺双馨”的诗句吗？曹慕樊先生的大作《杜诗杂说》正是先论杜甫的思想，再论其诗歌的艺术。他说：“论杜甫的思想、为人，就必须先知道杜甫的生活。论杜甫的生活、思想，也就是论杜诗的思想性。目的即在论杜诗的艺术性”。也正是这种原因，曹作在对于杜甫的论述时，偏重于杜甫诗艺的探索，而对于其思想性的论述总要给杜甫戴上一顶“地主”的帽子，多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来解释距今已一千二百多年的杜甫。当然，除却这类论述，还有一些观念也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学者。如刘老板的大作《杜甫研究论集》。其对于杜诗艺术性的探索就不同了，学生获益匪浅。程千帆先生说：“思想性乃是真正的艺术性”。两人的观点貌似对立，前者认为我们的目的在于研究作品的艺术性，而后者更看重作品的思想性。（程先生对于杜甫，也是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来解释杜甫诗歌中的庸俗成分。（见《读冯至先生＜杜甫传＞》））对于这两种观点，我更倾向于同意后种。我认为不论是何种文体形式，其目的都在于传播思想，其艺术性是传播这种思想的物质外壳。但是我也不否认曹先生的观点，对于诗歌艺术性的研究探索不正是我辈在做的事情吗？说简单点，思想性与艺术性当为孪生姊妹，他们共生共灭。这是我关于思想与艺术的一点小思考。
  Ps.他们老一辈对杜甫思想性的解说强硬地加上马克思的观点，或许是时代的伤痕吧。
  (我这篇评论就放这吧)
•   @老实巴交饾饤兔 这个写在这了
•   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