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与乡村之间

出版时间：2008-05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黄海妍  页数：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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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讨论了自明清之际到20世纪中期，广州城中合族祠的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社会变迁、国家制度的更替、意识形态的变化以及城乡关系的发展对合族祠这种社会组织所产生和影响。在国家观念和地域认同的建构过程中，合族祠所使用的语言及其表现形式也随着社会的复杂变迁、士大夫认知的改变而不断发生变化。透过合族祠这个窗口，我们不仅看到了华南地区以广州为中心的城乡关系的变迁，同时也看到了中国历史的一个侧面。

作者简介

黄海妍，广东新会人，历史学博士，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员。毕业于中山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社会经济史和广州地方史。曾在多种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十余篇。

书籍目录

丛书总序　走向历史现场导言  一、问题与思路  二、合族祠建立的社会历史背景第一章　复杂而多样的含族祠  一、扩大的宗族：试馆、书室  二、以联宗方式建立的合族祠  三、并非基于“宗族”的观念而建立的合族祠第二章　城乡联络的桥梁：合族祠的建立与运作  一、各地乡村宗族组织与合族祠的建立  二、建祠资金的来源与筹集  三、管理与运作第三章　地方政府屡禁合族祠与含族祠的应对  一、合族祠对清代广州城社会秩序的影响  二、广东地方政府对合族祠的态度  三、合族祠寻求合法存在的努力第四章　民国时期广州合族祠的转型  一、社会历史变迁与合族祠语言的演变  二、管理者和参与者第五章　民国时期合族祠的运作与活动  一、民国初期的合族祠  二、民国中后期的合族祠  三、合族祠的财务管理：以甘氏敩半书院为例第六章　民国时期合族祠的利益争夺与纠纷  一、城乡之争：叶氏德光堂组会纠纷案  二、城中之争：张氏孝友书院财务纠纷案  三、乡下的纠纷：反对私卖刘氏试馆案结语　在城乡之间征引文献及书目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复杂而多样的合族祠　　清代广州城中的合族祠在形式和性质上并不是一致的，就供奉的“始祖”以及加入合族祠的同姓宗族之间关系的不同，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首先，这些合族祠当中确有不少是由相互问血缘关系明确的一个或数个宗族组织共同建立的，比如不少“试馆”、“书合”，就是乡下的宗族为方便其子弟到广州城中参加科举考试而在城中修建的建筑，我们不妨将之视为一种扩大的宗族。还有一些“祖祠”、“家祠”、“书院”，由若干个仍然可以对宗族世系关系进行某种程度追溯的同姓宗族共同建立，他们采取“联宗”的方式，每一同姓宗族以“房”的名义参与，在合族祠内供奉传说中的入粤始祖，并对其相互间的血缘关系进行某种程度的拟制。参与的“房”与“房”之间往往会订立种种合同，规定各自在合族祠中所能获得的利益。这种以“联宗”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祠堂建筑，就是牧野巽所说的“合族祠”，弗里德曼所说的“higher—orderlineage”，郑振满所说的“合同式宗族”，以及钱杭　　所说的“联宗祠”和联宗组织。　　然而，在清代的广州城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合族祠，比如著名的陈氏书院、何氏庐江书院等，它们由数县或数十县同一姓氏的血缘群体合资捐建，每一地方性宗族也是以“房”的名义参与。但与前述以“联宗”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合族祠有很大区别的是，这一类型的“合族祠”并不是基于“宗族组织”的运作模式建立的，参与的各同姓地方性宗族之间不仅没有系谱关系，而且他们也不会刻意地去重建系谱，只是笼统地寻找一个远代的同姓名人作为他们的祖先，并放在合族祠中供奉。此外，同姓各房以“入主牌位”的方式，只要捐出一定数目的金钱，随时都可将该房祖宗的牌位供奉在省城中的祠堂里，捐献的数目越多，牌位摆放的位置就越好。通过共同在省城建立祠堂式建筑，形成超越社区以至地域的社群联合体。　　这一类合族祠严格来说，已不能称之为“合族”，而是一个个松散的地域性同姓联盟。笔者认为，这一类同姓组织显然与以往多位学者所研究的“上位世系群”或是“合同式宗族”、“联宗祠”等等绝不相同。只是由于它们在建立和运作过程中使用了宗族的语气所以在过去的相关研究中，往往没有将之与以联宗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合族祠小心地区分开来。　　以下试对上述三种类型的合族祠逐一展开讨论。　　一、扩大的宗族：试馆、书室　　第一种类型的合族祠指的是由乡下单个或数个有明确世系关系的宗族组织共同建立起来的“试馆”、“书室”、“书合”等，它们实际上是一种扩大了的宗族组织。　　就目前掌握的材料所见，清代广州城中这一类型的合族祠数量不算多，它们在为族人到广州应考提供居所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以下试举数间以便说明：　　香山慕桥李公书室，位于“省城小南门外聚贤坊”，乾隆四年（1739）建，是香山县小榄镇泰宁坊李氏舆山祖房族人在广州设立的书室。　　增城何氏试馆，由何氏七郎祖裔派下的旋卿祖房子孙于乾隆年间在广州城秉政街秉仁巷建立。试馆建立后，制订规条，规定：“试馆原为大科小试士子而设。当科岁之期，本房子孙云集，必先自住足用，方可租赁。”　　新会云步乡李氏铎泽书院，由三世祖“铎泽房子孙捐款而成，因将售价购地于担杆巷，自建为铎泽书院”。“铎泽书院即铎、泽两公专祠，一连三座，前面左边奎阁，后面右边西厅，向为该房子孙省试寓所。李氏三世祖的另一房申祖房的书院“尚付阙如”，至嘉庆初年，建成潭溪书院。据记载：　　申祖房彭龄公有见及此，时适有桂香街某大屋充作官产，投招彭龄公，因慨然备银千余元投承之，以为七堡申翁专祠，名为潭溪书院。……相连四进，横过四问，地当通衢，曩时为申祖房子孙应试侨居之所。祀奎日，例请铎泽祖房应试士子及绅耆等同到宴会，以敦睦谊。铎泽房回请，礼亦如之。　　从新会云步乡李氏的例子可知，李氏各房都在广州城中为本房子孙建有落脚点，各房子弟在广州时也互有联系。至道光中叶，也许是因为潭溪书院不敷使用，申祖房族人又在广州市旧仓巷登云里筹建“申祖房省中分书院，……一连四进，横过两间，科举时亦为七堡乡士子应试寓所，初名秩泉书室，后改为潭溪别墅”。　　上述提到的“试馆”、“书室”和“书院”，都是由某一房宗族组织建造的，而番禺萝岗钟氏公馆（当地人称为钟家馆）则是由位于番禺萝岗镇的高层宗族钟氏宗族兴建。它位于“番禺德政直街巷口”，建于嘉庆年间。据《萝岗钟氏族谱·重修公馆碑记》记载：　　予族钟氏自从化分派，奠居萝岗，距城七十余里，而子姓日蕃，岁中赴省者踵相接也。向皆纷纷散处，靡有定所。十七传岁贡配元公善为诒谋，出钟玉岩名价，买邝永全屋场一所．坐在番　　禺德政直街巷口，西向，其内大厅一座，旁列小馆数间，亭池井厕俱全。……从此子侄读书、应试固得以优游聚处，即输粮等事皆不虞停踪无地矣。　　正如上引资料所说，萝岗距离广州城很近，钟姓在今天仍然是萝岗当地的第一大姓。据《萝岗钟氏族谱》记载，萝岗钟氏奉南宋朝议大夫钟玉岩的父亲钟遂和为“卜居萝岗”的“始迁之祖”，到第七世时派分为八房，聚居在萝岗镇的多条自然村内。到嘉庆年间，由于经常要到省城广州的子弟日益增多，“靡有定所”，“十七传配元公”买下番禺德政直街巷口屋场一所改建为钟氏公馆，给萝岗钟氏子弟到省城备考、输粮落脚居住之用。所谓“番禺德政直街”在广州城内，离番禺学宫和广东贡院都很近。在《重修公馆碑记》中，还记载了当　　时萝岗钟氏各房捐钱建造钟氏公馆的情况，现引用如下：　　从化始祖捐银陆拾两萝岗大宗祠捐银约叁佰余两　　萝岗大房祖捐银壹拾两长房祖捐银捌两　　二房祖捐银壹佰两三房祖捐银壹佰两　　四房祖捐银贰两五房祖捐银捌两　　六房祖捐银壹佰两七房祖捐银壹两　　从中可看出，萝岗钟氏是一个高层宗族，其派下八房共同捐款在广州城中修建了钟氏公馆。　　这些“试馆”中是否会供奉祖先牌位，并定期举行祭祀仪式，似乎是因“馆”而异的。前文提到过的增城何氏试馆，其规条中并没有在试馆中奉祀祖先牌位的规定，并且在（《（增城）何氏族谱》收录的一篇《议建庐江合族祠小引》中还提到：“迩来省城都会历年九月虽有联行秋祭，惟尝业无多，助祭者不过数百人，且立设店中，殊非妥灵之所。说明何氏试馆中并没有供奉祖先牌位以及举行秋祭仪式。　　不过，萝岗钟氏公馆似乎是另一种情形。道光年间萝岗水西村举人钟逢庆在《重修公馆碑记》后补充道：　　越二十二年，庚辰，族老复公举乐湖、锦江、秀长兄等三人重修，上列祖神主奉祀，共用祖银伍佰两。自后递年秋分前卜期，凡族中衾耆俱赴省序齿行礼，明禋勿替焉。　　但到了民国时期，在钟氏公馆内应当没有供奉祖先牌位了。2004年1月，我在萝岗镇一条比较大的钟姓村落水西村做调查时，村里的不少老人家都说曾到过钟家馆落脚，我问他们以往有没有把他们祖先的牌位拿到那里去供奉，他们都笑了，说：“你搞错了，那里不是祠堂，不放牌位的，我们祖先的神主牌都放在村里的祠堂里。”可见，在萝岗钟姓族人的眼中，钟家馆更主要的是他们在省城建立的方便族人居住的一处落脚点。　　其他的“试馆”、“书室”也是如此，其建立更多的是乡下的宗族组织在广州城中为子孙建立的落脚点，在“试馆”中并不一定供奉祖先牌位，举行祭祀仪式。　　二、以联宗方式建立的合族祠　　第二种类型的合族祠采用联宗合族的方式，联络相互间可以“对宗族世系关系进行某种程度追溯的若干同姓宗族”，共同在广州城中建造它们的落脚点。这些合族祠在筹建时，参加的若干同姓宗族相互间可以追溯到一定的世系关系，他们往往会通过供奉共同的“入粤——始祖”来达到联合的目的。　　谭氏宏帙始祖祠就是如此。有关谭氏宏帙始祖祠的始建年代，在《谭氏志》收录的几篇写于乾隆年间的《引》和《序》中记载得颇为含糊。如《重建羊城宏帙始祖祠引》（写作年代不详）中记载的是：“先代伯仲等爰是谋聚羊城，因虔翁邱墓之乡，人文辐辏之地，鼎建始祖祠宇。”（《虔公太祖祠始末序》（写于乾隆五十七年）记的是：“羊城虔公之庙，始创于皇宋。”而关于谭氏宏帙始祖祠的修建，记载有确切年代的是乾隆十八年（1753）和乾隆二十一年（1756），据《重建羊城宏帙始祖祠引》记载：　　癸酉乡闱，族岐山等联同诣祠，倡议重建，以妥先灵。于是编册印记，各宗领册。捐输多寡不拘，务宜踊跃量赀。卜吉兴工，如期汇齐交出。公举殷实老成，领收督理，功成勒之石碑，庶前人仁孝之心，借今妥侑于有光也。……众议凡入神主配享，每一牌位出纹银十两正。至各房子孙乐助银两，不拘多少，限二钱以上，勒石垂远。前引《虔公太祖祠始末序》由“新宁豪洞房裔孙际隆”撰写，当中载有：　　至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之岁，时有高明范州房裔孙岐山翁，以庙貌颓毁，不可以妥先灵也。爰集各派子孙，凡虔公后裔者，皆得入主配祭，每主以科银一十两，为重修之费。其中有派大富厚，更签题而辅助之。越数年峻起，薝阿峥嵘，向之倾者焕然一新矣。　　这两段引文讲述的实际上是同一件事，乾隆癸酉年（乾隆十八年，1753），高明范洲房的谭岐山“联同诣祠”，看到“庙貌颓毁”，于是“倡议重修”。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爰集各派子孙”，“卜吉兴工”。修建的经费来自于出让牌位，规定“凡虔公后裔者，皆得入主配祭，每主以科银一十两，为重修之费”。从中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虽然引文中声称谭氏宏帙始祖祠建于宋代，但实际上，以供奉“虔公”为号召，纠合各房合资修建的合族祠，当建于清乾隆年间。那么，“皆得入主配祭”的“虔公”后裔们相互间的关系如何，他们如何联合在一起？　　据修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由“开平长沙房裔孙谭元飚”撰写的《始祖虔翁祠宇序》记载：　　吾祖宏帙翁，因居虔，遂以虔为名。宋初以避乱迁于广东南雄州保昌县珠玑巷，后回虔。生二子，长洪翁，次瀚翁。瀚翁生一子讳伯仓，宋真宗天禧二年登进士，官至吏部侍郎，升刑部尚书。巡按五岭，过韶郡，爱其山川秀丽，民风淳厚，遂致政而择居于仁化平山里。伯仓公生子八朝，分居各处。二子朝端公因自虔奉其祖宏帙与朱氏夫人遗骸，迁于高明绍马山，坤向之原，是为入粤始祖。六子朝安公，居羊城盐仓街。以播迁之余，俎豆无由，乃谋于众．得白氏指挥旧宅地八亩，始构堂而奉宏帙公入居焉，以昭祀事。历宋元明，屡经兵燹，栋折梁摧，墙倾瓦落，继体守成之谓何？……于是高明范州房裔孙岐山，以耄耋之年，奔走各县，号召各族入主祔祀，因其旧址，筑堂三间，遂克昭前休焉……　　从这段记载可知，组成谭氏宏帙公祖祠的各成员——“房”之间，可以追溯到比较清晰的世系关系。首先，被谭氏宏帙始祖祠奉为始祖的是宋初时人宏帙翁，宏帙翁的孙子伯仓为北宋进士，择居于粤北仁化县。伯仓生八子，分成八大支居于广东各处。其中二子朝端迁于高明，被奉为入粤始祖。谭氏宏帙始祖祠就是由朝端的后裔谭岐山发起，联络散居各地的谭姓宗族兴建，这些谭姓宗族均是伯仓公的后人，承认谭宏帙公是他们共同的始祖。　　建成于明代末年的冼氏大宗祠，参与各房之间的系谱关系也比较清楚。据记载：明天启二年（1622），冼氏“诸父老”“卜地省城贤藏街”，“纠合二十八房”在广州城贤藏街建成了冼氏大宗祠，“奉祀晋广州中兵参军，赠始兴太守、曲江县侯，谥忠义；崇祀郡学乡贤，讳劲，字元吉，号景忠；冼公府君以夫人文氏，配我二十八房太始祖也……”　　至于参与建造冼氏大宗祠的二十八房，分别是大塑房，位于南海黄鼎司沙堤堡大塑乡；西江房，位于南海三山西江村；碧江房，位于顺德紫泥司碧江乡；东头房，位于南海佛山东头；路心房，位于番禺蕙水大洲乡路心坊；新安房，由番禺沙湾司路心乡迁居新安福永司鹤子园上报美，自成一大房；白土房，位于高要宋水白土合山乡；平地房，位于鹤山平地岭，江谷房，位于广宁甫都江谷乡；黎边房，位于南海神安司盐步堡黎边乡；南溪房，位于高要魁星都南村；罗格房，位于南海江浦司罗格乡；大湾房，位于高要司大湾乡；石巷房，位于南海五斗司佛山堡石巷乡；练园房，位于佛山鹤园社；大桐房，位于南海主簿大桐堡；简村房，位于南海江浦司西樵大茂乡；大洲房，位于番禺沙湾司大洲乡；汾水房，位于南海佛山汾水；白沙房，位于南海神安司泌冲堡白沙乡；良村房，位于顺德县紫泥司莘良堡良村；蟠龙房，位于肇庆府高要县横查司南岸园；大罗房，位于顺德紫泥司鹭洲堡大罗村；良恒房，位于顺德都宁司葛岸堡良教乡；西隆房，位于黄鼎司西隆堡街边乡；沙墼房，位于黄鼎司沙整乡；清远房，位于清远城内；城西房，位于羊城西关华德里。　　这二十八房都声称他们“皆由忠义公一本而分，历年既久，各房卜地迁居而世代源流彰彰可考”。并说：“先人创建乡贤书院，崇祀始迁祖谥忠义文刚公，而立各房始迁祖主位配享之，正欲后世子孙不忘其所自始也。”　　这二十八房中每一房都是完全的宗族，其中不少还是高层宗族，下面又分几个分支房。例如石巷房就是如此，在“宋宣义郎三一祖、居南海五斗司佛山堡石巷乡，为石巷房始迁之祖”后，其后人又“分居白坳头、黄鼎司丰宁堡冼边村”，分别为白坳房和冼边房。据其《分房谱》记载：　　石巷里，名在佛山福德铺，地当商场，素称繁盛，大宗祠在此，因以名。始祖伯广公，宋末自南雄珠玑巷迁居佛山。兄弟三人，公居长，次伯达居白坳头，季伯川居黄鼎司属之冼边村，各立宗祠，人物亦褶伯仲。明天启二年，建合族祠于会垣，复合为一房。石巷为大宗，故统称石巷，以白坳、冼边两房附属于后，遵曲江书院祠碑也。　　这里提到的合族祠曲江书院，就是原来的冼氏大宗祠。这条材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石巷房是一个高层宗族，建有大宗祠。其下所分的白坳房和冼边房，本身也是一个完全宗族，各有宗祠，但奉长房石巷房为大宗。明天启二年（1622）在广州城中建合族祠时，才合为一大房。　 ……

用户评论 (总计9条)

•   “本书讨论了自明清之际到20世纪中期，广州城中合族祠的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社会变迁、国家制度的更替、意识形态的变化以及城乡关系的发展对合族祠这种社会组织所产生和影响。在国家观念和地域认同的建构过程中，合族祠所使用的语言及其表现形式也随着社会的复杂变迁、士大夫认知的改变而不断发生变化。透过合族祠这个窗口，我们不仅看到了华南地区以广州为中心的城乡关系的变迁，同时也看到了中国历史的一个侧面。”上述评论简要地说明了本书的特点。好书！
•   很喜欢此书，很细腻也有新的视角，不错。
•   　　记得初中时，认识一个家住小马站的女生。小马站位于今北京路广百新翼旁的小道。相隔着是大马站。98年前后的大马站是一条生意火爆的小吃街，小马站就相对冷清。送女生回家时我曾注意到逼仄的小巷里有很多砖木结构的老式建筑，大门上嵌有石额一般叫“某地某氏书院”。这些书院早被破坏或搭建得面目全非，分割成一块块房屋产权为普通市民的居所。当和她牵手走过这些历史遗迹时，根本无心顾及它们的身世，至多稍觉有些古意和神秘罢了。几年之后，大小马站经历了一次拆迁，民居夷为平地，那位女生的家也搬去它处，断了消息。但这些“书院”也因此重新呈现在市民眼帘。政府开始以打造文化上大做文章，把流水井称为书院街，沿街的墙上都是广州历代书院的介绍文字。很多年轻人也抱着猎奇心态来此参观摄影，以彰显他们热爱“本土文化”之心。然而，当我们再次回顾这些建筑物时，文化的代沟已经形成。
  　　流水井剩存的“书院”，建筑大多残缺，外观也不甚华丽，而另一边中山七路的陈家祠却成为广州重要的城市符号，去年迎亚运，市政府送给陈家祠一片大广场，还树立一块造工仓促的牌坊，上面刻着“古祠流芳”。
  　　
  　　祠堂？书院？
  　　
  　　陈家祠是一所祠堂吗？陈家祠所处单位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黄海妍副馆长不会同意。本书就是馆长读博时的学位论文。“陈家祠”又叫“陈氏书院”，两个称呼随时互换，以至英译也常出歧义。它之所以拥有祠堂和书院双重身份，是与自身不合礼制且常遭官方取缔的曲折生存历史有关。也是因为此类建筑在现代社会随地方精英的消失，以及乡村的传统伦理组织的解散使合族祠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于是乎，我们现在很难拿一个既熟悉又准确的词汇来形容，而只能用较具历史意味“书院”或是“祠堂”来大致比附。
  　　作者在书中一再强调：合族祠不是宗族组织。进而定义到：“同姓宗族组织共同在广州城中建立起来的合族祠，实际上是一个城市机构。它主要是由来自于各地宗族组织而又长期居住在广州城中的同姓绅士们，依照他们在乡下生活的经验，运用宗族的语言而建立。”（P9）合族祠一般由省城士绅倡建，以联宗的方式向全省同姓宗亲募捐筹建，各地宗族以“房”为单位参与认购，谁捐钱谁就能获得入祀自家祖先的牌位，亦即拥有了合族祠的一部分产权。筹集的捐款用来置地建祠，祠堂功能主要给乡下同姓宗亲子孙赴省城应试、打官司和缴纳赋税的落脚点，方便乡下的子孙到省城活动。
  　　明代以来，民间搞敬宗收族是允许的，修建祠堂和编纂族谱亦是值得嘉许的行为，但自从地方宗族开始以联宗方式在省城修建怪异合族祠堂，就有点超过官方容忍的限度。因为明眼人都知道，这太假了，只不过打着宗族的幌子，利用宗族的字眼来干另一种事情。所谓联宗的各个宗族之间毫无血缘瓜葛，所谓共认的“入粤始祖”更加是虚无缥缈。更何况合族祠耸立在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广府布政使等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常驻之地——广州，合族祠的建立自然使官员们深深忧虑这定位模糊的社会组织和其中流动不定的人口将会产生众多不可预知的安全隐患——歇讼、窝匪、聚赌、藏奸等等。想象一下，从乡绅到乡民各色人等不间断地从全省各个地方在祠堂中谋面，虚伪的联谊背后似乎总在商谈什么诡计。无论什么年代，地方势力永远是国家权力延伸的阻碍，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才纵容他们存在。49年后，合族祠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剩下的祠堂产权也不再属于地方宗族，陈家祠成为了事业单位，庐江何氏书院成为了社区图书馆。
  　　所以，合族祠的存在不是遵照国家法定许可而是依附文化的正统性。一开始祠堂都追溯一位同姓祖宗，自信地把祠堂称作“大宗祠”，由于太过锋芒毕露，容易招惹是非，遭到官府取缔，随后只能换个花样改为“书院”、“家塾”、“书室”，所以我们见到不少合族祠都是依傍着当时官办书院而建，流水井紧挨着府学宫、粤秀书院、西湖书院，陈家祠则与广雅书院两两相望。清末新政至民初，科举废除，自称书院的合族祠失去存在理由，立马调整其存在形式，称为“家族自治合作社”，或配合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将联宗修谱的行为，上升为团结国人，挽救国家、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P130）。二三十年代，随着广州市政府关于民众团体注册的法例公布，合族祠又以民众团体自居（P134）。不少合族祠已不像以往那样只是以“书院”为名，而使用了“代表会”、“家族维持会”、“董事会”、“筹备委员会”（P137）等具有近代社团色彩的名称。为了提高自身的地位，合族祠组织还会找来社会名流和达官贵人来担任名誉职位，如我们熟悉的陈家祠（当时称作“广东陈氏联谊会”）就找来南天王陈济棠担任理事长，张氏校友书院就找到张发奎担任理事长（P148）。
  　　事实上，作者指出广州城的中的合族祠不是宗族组织，而广大乡村许多的大宗祠也非真正意义上的血缘组织，也几乎是用正统话语建构合法性外衣以作为自身共同体提供自由活动的公共场所。在这层意义上，合族祠只不过是宗族组织发展的极致（科大卫称之为“高层级宗族”，科大卫，2009，P220），纵使在当时人眼中，它也就是宗族组织。
  　　
  　　公共领域？
  　　
  　　如果说修谱建祠是另怀目的，那么真正目的会是什么，书中并没能给我们答案。在阅读清代至民国合族祠的发展脉络，让我想到哈贝马斯的18世纪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理论，这一领域由咖啡屋、沙龙、通俗文学、报纸等的公共舆论构成，成为资产阶级政治上抗衡宫廷文化的场所。有些学者如罗威廉、杜赞其认为中国在转型时期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但也有针对“公共领域”中国化的修正理论，如黄宗智的“第三领域”，金观涛的“士绅公共空间”。他们看到20世纪交接前后中国社会转型的动力来自士绅阶层，但晚清士绅的独立自主性并不一定由于社会内部力量的推动而是帝国衰落导致的国家权力收缩。
  　　全省同姓联谊的背后是否可比附作具有现代性解放前能的“公共领域”？合族祠为应试士子、商人或手工业者在省城的交流提供了特殊的交往场所，能否说明合族祠的出现反映了各地商品经济发展而产生对统一市场的要求？
  　　族谱、档案、报刊基本构成作者的写作素材，但从这三类文献记载中似乎很难了解到合族祠日常活动情况。族谱只会冠冕堂皇地反复重申联宗修祠的初衷，报刊只会偶尔报道异于常态的事件，官方文件语境下的合族祠更是罪恶滋生的土壤。我们从书中引用的文献可看到很多关于合族祠负面的描述：
  　　甲、“各房岁科应试旋归后，房舍放空，每有无赖子侄，勾引潜居，贻害匪浅”《南阳叶氏宗谱》，《清介书院垂戒录•总指败露垂戒》，咸丰三年（P88）
  　　乙、“现今各房子侄繁多，假以寻觅头绪，来省游荡，借此家塾出入。”《南阳叶氏宗谱》，《清介书院垂戒录》，咸丰三年（P89）
  　　丙、“挟持讼事，挟众抗官”《岭南冼氏宗谱》卷三《宗庙谱•曲江侯书院图记》，宣统二年（P93）
  　　丁、“成聚罪之区……藏污纳垢，窝匪聚赌，流弊致多。”《清代广东档案》，《禁止省会私立宗祠及书院义学等项》，咸丰二年（P97）
  　　戊、“迩年省会宗祠有聚赌而封者，有窝匪而封者，比比皆是。”《唐乡贤词族谱》，《序文•创建续序》，光绪二十八年（P98）
  　　按官方的说法，合族祠被无赖、游民、盗匪、赌徒占据。但无可否认合族祠的确是一块交流的场所。除了匪盗赌徒，应试士子也是祠中常客。康梁的早期活动，即在合族祠中开始。
  　　作者能注意到可合族祠的管理是由士绅参与，但在省城的全省各地应试士子在合族祠的活动情况，却未能进入本书视野。同光年间，广东教育有很大发展，省城广州学馆林立。所谓学馆就是私人办学，侨寓省城的士绅往往以开馆授徒为业，不少租用合族祠的场地。学馆一般针对科举考试，只讲四书五经。但比起官方书院的僵化教育，学馆的教学有很大自由度。汉学宿儒陈澧对学馆教育很抱期望，认为可“变讲时文之风气为授经讲学之风气，其有益于学术人材者甚大。”即在学馆中传播汉学家眼中的“经世致用”学说。乾嘉汉学在清代虽然能成为一时风气并获得统治者的鼓励，但官方的以理学为本的选举制度却从未动摇过。陈澧的希望反映出汉学者对官方正统学说的反对态度，并寄希望于在传统书院之外寻找代替俗学倡导经学的新传播渠道。陈澧的建议并非空谈，学海堂肄业生利鹏飞就曾在省城讲学，“课程略访……广雅书院……不规规于帖括之学。”（李绪柏，2001，P224）这可看作是朴学在广东上层精英向社会普遍传播的一个例证。
  　　在合族祠中开馆授徒传播非正统思想的最突出案例要数万木草堂。光绪十七年（1891）落第返乡的康有为在省城收了陈千秋、梁启超等几位弟子，租赁长兴里邱氏书室的场地办万木草堂聚众讲学，办学之初，影响有限，梁启超回忆说：“吾侪之初侍先生于长兴也，徒侣不满二十人”（梁年谱长编，P25）次年万木草堂迁到卫边街的邝氏宗祠，“学者渐众”（康自编年谱，续修，P176），“动至数百千人”（梁年谱长编，P26）。再过一年，草堂师徒觉得前景无限，开始谋求长远发展，便于光绪十九年“冬，迁草堂于府学宫仰高祠，赁之十年为久计”（康自编年谱，续修，P178）。虽然万木草堂在合族祠的时间短暂，但康有人在合族祠内传播新思想赚足人气，因为我们不会忘记合族祠内本来就是应试士子的集居之地。
  　　上述可见，哈贝马斯所指的咖啡馆、沙龙、报刊等形成公共舆论的场所，在中国广州却是在学馆这一组织中开始形成，而合族祠正为私人办学提供了场地空间。万木草堂的讲学活动很可能影响了日后康梁在京师开学会、办报刊倡言变法等进行更具社会影响力的运动。在此有个疑问就是，以上与1895年后各种士绅社会团体的兴起是否互为因果？
  　　
•   评论贴太乡情膨胀了，万亩草堂的个案无以退出结论，且为了硬套西方观念采取归纳总结路子，要不得。
•   评论里社会历史的内容看得不是太懂。近来略微了解过下旧时肇庆城区的祠堂，其中也有些规模较大的合族祠。不过没省城管束严格，名字都是“宗祠”、“大宗祠”。听讲有时梁氏大宗祠（加上后楼有四进）门口会分猪肉，无论老幼，只要口头认是梁姓，就可分得一份。可惜约摸十年前那一带旧城改造，都拆了。
•   肇慶最噁心是新蓋許多仿古建築
•   而且是越盖越恶心，越盖越没水平。最近有条村重建祖师庙，建议的钢筋混凝土平房加点黄瓦，什么古都没仿，市、区领导还大摇大摆大放厥词对眼前的丑房子一点反应都没。这个问题似乎很难避免，广州新小北门建得也很粗劣，和原样严重不符，但似乎没什么人批评。没多少人会在乎这些技术上的问题啊，领导觉得有这房子就行了，哪里管它好不好看！越讲越火遮眼！
•   2012-02-10 05:44:30 火火火木
  而且是越盖越恶心，越盖越没水平。最近有条村重建祖师庙，建议的钢筋混凝土平房加点黄瓦，什么古都没仿，市、区领导还大摇大摆大放厥词对眼前的丑房子一点反应都没。这个问题似乎很难避免，广州新小北门建得也很粗劣，和原样严重不符，但似乎没什么人批评。没多少人会在乎这些技术上的问题啊，领导觉得有这房子就行了，哪里管它好不好看！越讲越火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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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北門的複建是爲了紀念小北門，實際上也只是將越秀公園東門改建而已。當時方案四個，只有一個是按照古城牆造型裝飾，最後也選了這個。這個也就沒有辦法要求太高了。這個跟爲了旅遊而拆老建築建假古董是有本質區別的。這只是訴諸市民懷念的情感，就像大北門也有類似的紀念地點，而大東門之前也討論過，但後來沒有實施。
•   全文印象最深的就是兄台初中就牵着小姑娘往巷子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