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3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汪晖 页数:1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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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中有一条贯穿全书的线索,即知识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天理与郡县制国家的关系、公理与现代民族主义及其体制的关系等。在讨论康有为时,我特别地提到了他对儒学普遍主义的再创造,而这个再创造的前提恰恰产生于一种历史意识,即儒学的普遍性与中国概念之间的那种自明的关系发生松动了。在这个前提下,当你要论证儒学具有普世性的时候,必须以承认中国只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中国之外存在着巨大的外部为前提——这个外部不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政教意义上的。当儒学普遍主义与一个置身于众多国家或外部之中的中国形象相互连接的时候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说明了民族主义对于某种普遍主义世界观和知识谱系的依赖。换句话说,这种新型的儒学普遍主义的诞生是和作为一个新型世界体系中的主权国家的中国的诞生同时发生的。这里所谓儒学普遍主义实际上正是现代公理观的曲折的呈现方式。 在历史研究中,任何脱离具体的语境、文本而将问题提炼为简短的结论的努力都会牺牲太多的历史感。这篇导论不准备对全书内容进行全面概述,而只是将历史分析过程中涉及的一些理论问题整理出来,提供给读者在阅读全书时参考。作者的讨论集中在两个反思式的问题上:中国(尤其是现代中国)的含义是什么?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上述两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领域和视野展开讨论,本书的分析是从一个有限的角度——即思想史的角度——展开的:作者从有关中国的历史叙事的分析出发讨论第一个问题,围绕着天理世界观和公理世界观的相互关系展开对第二个问题的分析。
作者简介
汪晖,1959年10月生,江苏扬州人,曾就学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8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著作有《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1991年)、《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年)、《死火重温》(2000年)等。
书籍目录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 第一部 理与物 如何诠释“中国”及其“现代”?(重印本前言) 前言 导论 第一节 两种中国叙事及其衍生形式 第二节 帝国/国家二元论与欧洲“世界历史” 第三节 天理/公理与历史 第四节 中国的现代认同与帝国的转化 第一章 天理与时势 第一节 天理与儒学道德评价方式的转变 第二节 礼乐共同体及其道德评价方式 第三节 汉唐混合制度及其道德理想 第四节 理的系谱及其政治性 第五节 天理与郡县制国家 第六节 天理与“自然之理势” 第二章 物的转变:理学与心学 第一节 “物”范畴的转化 第二节 格物致知论的内住逻辑与知识问题 第三节 “性即理”与物之自然 第四节 乡约、宗法与朱子学 第五节 朱子学的转变与心学 第六节 此物与物 第七节 无、有与经世 第八节 新制度论、物的世界与理学的终结 第三章 经与史(一) 第一节 新礼乐论与经学之成立 第二节 经学之转变 第四章 经与史(二) 第一节 辟宋与清代朱学的兴衰 第二节 经学、理学与反理学 第三节 六经皆史与经学考古学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 第二部 帝国与国家 第五章 内与外(一):礼仪中国的观念与帝国 第一节 礼仪、法律与经学 第二节 今文经学与清王朝的法律/制度多元主义 第三节 今文经学与清王朝的合法性问题 第四节 大一统与帝国:从礼仪的视野到舆地学的视野 第六章 内与外(二):帝国与民族国家 第一节 “海洋时代”及其对内陆关系的重构 第二节 作为兵书的《海国图志>与结构性危机 第三节 朝贡体系、中西关系与新夷夏之辨 第四节 丰权问题:朝贡体系的礼仪关系与国际法 第七章 帝国的自我转化与儒学普遍主义 第一节 经学诠释学与儒学“万世法” 第二节 克服国家的大同与向大同过渡的国家 第三节 《大同书》的成书年代与早期康有为的公理观 第四节 作为世界之治的“大同” 第五节 经学、孔教与国家 第六节 从帝国到主权同家:“中国”的自我转变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 第一部 公理与反公理 第八章 宇宙秩序的重构与自然的公理 第一节 严复的三个世界 第二节 “易的世界”:天演概念与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方案 第三节 “群的世界”:实证的知识谱系与社会的建构 第四节 “名的世界”:归纳法与格物的程序 第五节 现代性办案的“科学”构想 第九章 道德实践的向度与公理的内在化 第一节 梁启超的调和论及其对现代性的否定与确认 第二节 “三代之制”与“诸科之学”(1896—1901) 第三节 科学的领域与信仰的领域(1902—1917) 第四节 科学与以人为中心的世界(1918—1929) 第十章 无我之我与公理的解构 第一节 章太炎的个体、自性及其对“公理”的批判 第二节 临时性的个体观念及其对“公理”的解构——反现代性的个体概念为什么又以普遍性为归宿? 第三节 民族一国家与章太炎政治思想中的个体观念——在个体/国家的二元论式中为什么省略了社会? 第四节 个体观念、建立宗教论与“齐物论”世界观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扬弃——在尢神的现代语境中,什么是道德的起源?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 第二部 科学话语共同体 第十一章 话语的共同体与科学的分类谱系 第一节 “两种文化”与科学话语共同体 第二节 中国科学社的早期活动与科学家的政治 第三节 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科学话语与“国语”的创制 第四节 胡明复与实证丰义科学观 第五节 作为“公理”的科学及其社会展开 第六节 现代世界观与自然一元论的知识分类 第十二章 作为科学话语共同体的新文化运动 第一节 “五四”启蒙运动的“态度的同一性” 第二节 作为价值领域的科学领域 第三节 作为科学领域的人文领域 第四节 作为反理学的“新理学” 第十三章 东西文化论战与知识/道德二元论的起源 第一节 文化现代性的分化 第二节 东西文化论战的两种叙事模式 第三节 东/西二元论及其变体 第四节 新旧调和论的产生与时间叙事 第五节 总体历史叙事中的东/西二元论及其消解 第六节 总体历史中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第七节 从文化观的转变到主体性转向 第十四章 知识的分化.教育改制与心性之学 第一节 知识问题中被遮蔽的文化 第二节 张君劢与知识分化巾的丰体性问题 第三节 知识谱系的分化与社会文化的“合理化”设计 第十五章 总论:公理世界观及其自我瓦解 第一节 作为普遍理性的科学与现代社会 第二节 科学世界观的蜕化 第三节 现代性问题与晚清思想的意义 第四节 作为思想史命题的“科学主义”及其限度 第五节 哈耶克的科学主义慨念 第六节 作为社会关系的科学 第七节 技术统治与启蒙意识形念 附录一 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 第一节 作为“民族形式”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民族主义政治与文学问题 第二节 “地方形式”概念的提出及其背景——战争对乡村与都市关系的重构 第三节 “地方性”与“全国性”问题 第四节 方言问题与现代语言运动 第五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否定之否定 附录二 亚洲想像的谱系 第一节 “新亚洲想像”的背景条件 第二节 亚洲的衍生性:帝国与国家、农耕与市场 第三节 亚洲概念与民族运动的两种形式 第四节 民主革命的逻辑与“大亚洲主义” 第五节 多个历史世界中的亚洲与东亚文明圈 第六节 互动的历史世界中的亚洲 第七节 一个“世界历史”问题:亚洲、帝国、民族国家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天理与时势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周敦颐:《通书》第一节 天理与儒学道德评价方式的转变1. 理学与早期现代性20世纪20至40年代,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相继提出了“唐宋转变”、“宋代资本主义”和“东洋的近世”等重要命题。从那时至今,学术界对于这些命题的内容和性质的争议、修正和完善不绝如缕,但京都学派所论定的唐与宋的基本区别以及宋代的特殊历史地位却得到了普遍的肯定。内藤湖南说:“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归纳对宋代特殊地位的论述,我们可以列出下列几个方面:第一,宋代虽以武力统一天下,但其统治与商业或经济统治的关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加强。宋朝是“以商业统制作为中央集权基础君临万民的第一个统一王朝。这个经济的中央集权制取得了成就,使以后历代王朝的基础固若金汤。”形成商业统治的两个决定性的因素是交通和经济制度的改变:运河促进了长途贸易和人口流动,为都市化的发展、新型的社会关系和劳动分工提供了社会基础;土地制度、税制和货币制度等等领域发生了重大改变,促成了以实物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向货币经济的转化,其中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制度因素,它改变了将人民束缚于土地的状态。正是从这些转变之中,宫崎市定看到了“显著的资本主义倾向”,进而把这一时期作为区别于黄河中心或内陆中心时代的新时代的标志,这就是运河中心时代的确立。第二,与经济变化相伴随的,是以九品中正制为中心的贵族社会结构和文化的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成熟的郡县制度、中央独裁和官僚系统,其中由于科举制度的正规化而发生的士绅-官僚阶级的崛起极大地影响了宋代以降的中国文化,为一种区别于汉唐帝国的政治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第三,由于五代纷争和此后形成的以民族单位为主体的诸国并峙局面,宋代以后的中国王朝具有了民族共同体的特点,其认同感产生于“彼此有强烈的自觉和意识的国民主义相互对立”。与汉唐多民族帝国的文化认同不同,宋代社会代表了早期民族主义(国家与民族的结合以及文化上的排外主义)的出现。第四,与上述各项条件相应,理学取代汉唐经学而起,确立了一种综合了“国民主义”、平民主义(反贵族的平等主义)和世俗主义等等“近世”取向的新型儒学世界观,构成了思想史领域的“早期现代”或“近世”的标志。宫崎市定论述道:“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特别在中国文艺复兴的初期阶段,可以见到独特印刷术的发达。”“中世的思想界,以儒佛道三教为代表,其中影响最广泛的是佛教。……有时佛教在俗界活动过度,扩张寺田,匿藏民丁,紊乱治安,影响政府财政,因而触及主权者的忌讳,受到镇压,但这时在主权者背后策划的大多是道士。……从唐宋开始,随着科举的隆盛,儒生建立了以科举冉身为中心的社交界,开始兴起儒教独掌政治和民众的领导权的运动,结果是儒教方面出现以排佛论为形式的攻势,文豪韩退之谏迎佛骨即是其先声。”在他的心目中,宋学是适应着上述社会关系演变而产生的一种世俗性的“宗教”。京都学派将宋王朝的统一天下视为“东洋的近世”或“早期现代性”的开端,引发了历史研究中有关中国历史(以及东亚历史)的早期现代性的长期辩论。也正由于此,一部以探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为中心的著作,却不得不从对宋代思想的重新解释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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