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

出版时间：2005-04  出版社：三联书店  作者：葛兆光  页数：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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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精选一批有特色的选修课、专题课与有影响的演讲，以课堂录音为底本，整理成书时秉持实录精神，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力求原汁原味的现场氛围。希望借此促进校园与社会的互动，让课堂走出大学围墙，使普通读者也能感知并进而关注当代校园知识，思想与学术的进展动态和前沿问题。　　这份课堂讲录大致可以按内容分为四类：一类是讨论现代西方新理论和新方法如何能够运用到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这里包括年鉴学派、福柯和后现代历史学；一类是讨论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包括考古发现、文物、图像、甚至地图，主要是想改变过去思想史研究资料狭窄其实是视野狭窄的缺陷；一类是尝试使思想史与其他历史研究领域——比如文明史、知识史、观念史、法律史以及社会史——之间有沟通和互动；一类是与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不同的一些想法，比如作者首倡的思想史研究中的“加法”和“减法”。此外，在一头一尾，还讨论了近来中国文史学界的一些新变化和关于文史研究的学术规范问题，力图在更大的背景上考量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境遇、问题与方法。

作者简介

　　葛兆光，原籍福建，1950年生于上海。初中毕来以后，曾经在贵州苗族山区插队。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84年研究生毕业。曾经在江苏扬州师范学辽历史系任教。1992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现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教授提名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研究中心的学术委员与兼职教授。并曾应邀先后担任香港浸会大学、日本京都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台湾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为清华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过《中国文化名著导读》、《中国宗教与文学》、《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中国思想史》、《中国宗教史研究》、《历史与文化理论》、《中国学术经典选读与研究》、《宗教文献概论》、《思想史经典著作研读》等课程。　　主要著述如下：　　《禅守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古代诗文要籍详解》，北京出版社，1988年。　　《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香港中华书局，1989年。　　《想像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北京现代出版社，1990年。　　《唐诗选注》，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1999年。　　《中国经典十种》，香港中华书局，1933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葛兆光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2001年。　　《中国宗教与文学论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　　《域外中国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2003年。　　译作有《通向禅学之道》，日本铃木大拙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学术性的随笔和评论结集出版的有《门外谈禅》、《考槃在涧》、《佛影道踪》、《作壁上观——葛兆光书话》、《并不遥远的历史》和《在异乡听雨看云》等。

书籍目录

自序引言 近年来文史研究领域的新变开场白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变化二 常识的变化：关天重建学术研究的基础三 基础的动摇与瓦解：以国家、传统、现代为例四 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中的实例五 文史领域：关注重心与使用资料的变化六 小结[建议阅读文献]第一讲 法国年鉴学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一 年鉴学派的来龙去脉二 年鉴学派的主要倾向及对中国史学的启发三 对年鉴学派的批评及60年代后年鉴学派的变化四 个案介绍：以《国王神迹》为例[建议阅读文献]第二讲 福柯的理论与中国思想史研究一 知识考古学与思想史研究二 关于思想史的重新考察三 知识考古学视野中的思想史资料四 思想史可以这样写：疯癫、刑法与监狱的背后五 小结[建议阅读文献]第三讲 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与不见一 关于《怀柔远人》和《白银资本》在中国的争论二 什么是后现代历史学的主要观念？三 历史是虚构文本、是散文作品吗？四 历史文本真伪问题的另类观察五 历史的写法与读法六 后现代历史学的不见或局限[建议阅读文献]第四讲 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一 思想史研究如何感到资料的局限和局促？二 不在过去思想史视野范围里面的各种资料三 思想史怎样才能充分运用这些资料？[建议阅读文献]第五讲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思想史研究一 历来的考古发现对学术史之影响二 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和思想史的再认识三 思想史的观念如何改变才能回应不断出现的考古发现[建议阅读文献]第六讲 关于图像的思想史研究第七讲 作为思想史资料的古舆图第八讲 文化史与文明史——以宋代中国的历史为例第九讲 知识史与思想史——以西洋天学进入中国及其对传统思想的影响为例第十讲 在法律史、社会史与思想史之间——以传统社会中白天与黑夜的时间分配为例第十一讲 观念史的研究方法——以陆九渊的“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为例第十二讲 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的“视域”转换——以“唐宋”、“宋明”两个不同研究范式为例第十三讲 思想史研究中的加法与减法第十四讲 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变化——以日本学者研究日本近代思想史为例附说 想像的边界——关于文史研究的学术规范

章节摘录

　　第十二讲：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的“视域”转换——以“唐宋”、“宋明”两个不同研究范式为例　　通常，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是，先秦，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这是主流的分法。　　唐宋之间，有着连续性，从政区设置、法律条文、官僚体制、科举制度，到礼乐制度等等，宋代都是延续唐代的，“宋承唐制”。如，黄仁宇在《从唐宋帝国到明清帝国》中就提出，唐宋帝国是外向的、带有竞争性的，而明清帝国是内向及非竞争性的。　　另外，唐宋之间，也有着断裂性，如上文所说的日本学者内滕湖南的唐为中古的结束、宋为近世之始的观点。　　钱穆认为，唐宋与以前的时代的最大变动是，从封建社会、门第社会，发展到了科举社会，唐之前社会是不平等的，而宋以后的社会是平等的（实际上是对于士大夫阶层有了加入上层的途径而言的）。　　其实，任何历史分析的理论和方法，都不是改变历史，其意义在于让我们重新理解和解释历史，一种解释理论让历史的一面凸现出来，而另一种理论则让你看到历史的另一面。在历史研究中，事事都想清晰可见，使不太可能的。　　在此要讨论的是，是否有另外一种理论方法，在不改变历史分期认识的情况下，用另外一种划分历史研究时段的眼光和方法，使思想史、文化史研究有一个新的框架，以便我们能够提出新的问题，容纳新的材料，得到新的解释。　　创造性思维、妥协性思维　　1986年，美国学者Patricia Buckley Ebrey提出，社会文化史家是否应当注重上层人士周边的历史背景与文化现实，是否应当注重一种“妥协性的”思想与原则，她认为，妥协性思想才是精英们把经典和哲学结合和使用于人们所处的社会的思想，这种思想是由各种不同的价值所合成的。　　她所提出的创造性思维、妥协性思维，很有启发性。　　创造性思维，是指新的、以前没有的，而过去的文化史、思想史都是关注新的思想和文化现象，但是，这些新思想、新文化，可能只是少数精英的想法、少数先进的自觉行为，这些高调的理想观念，在普通人那里还没有被普遍接受和落实，因其新、超前，所以不得不有所妥协。　　而后进追赶先进，需要有一段时间，一个过程，如果一般的人都有这种看法和行为，那么这种观念就成为了常识，这种行为就成了风俗，就已经不再是新思想、新文化了。　　也就是说，一种思想、观念，真正的经由普及而成为了常识，常识在生活中成为习俗，又经过官方规定而成为制度，才算是真的进入了实际生活。　　在这个重要的过程中（制度化、世俗化、常识化），新思想会发生一些妥协性的变化，由刚提出时的理想、高调、苛刻，通过传播和实施过程，变得妥协、实际一些，因为，要让图纸变得现实，就不能不变。　　这也就是古代常有的“经”、“权”的说法，权，就是在实际生活中的权宜行事，只要大体不那么违背原则就可以了，只要符合基本的底线就可以了，这就是妥协性，思想的妥协造就了后来的传统。　　这种视域方法的变化，对于思想史与文化史研究来说，其意义与价值在于四个方面：　　a.把其关注领域从精英与经典，转向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这些思想（对社会秩序和内在心灵的高超理想设计）是如何进入私密领域，并且开始入侵、进而干预（压制）个人日常生活的，并造成了许多分裂（公开与私下、政治与生活、书面与口头），本来公开而且不需要遮掩的话语，便开始越来越清晰的分裂，变成在公共政治说的话、学术共同体或同阶层熟悉者说的话、私人生活圈子里说的话等等，2）这些创造性的思想是如何、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渠道、半径、理解），向普通民众传播，并成为常识的，如，有赖于政府提倡、民间教化、经济机会、救助等社会环境等因素，3）城市与乡村、中心区域与边缘区域之间的文化传播关系。　　b.两者可能有另外一个脉络，这样，思想史文化史研究一方面考虑新思想与文化的创造，一方面重视它们的普及与妥协，将制度化（官方礼法制度的建立）、世俗化（民间风俗的变化）、常识化（一般思想世界的形成）的过程作为一种研究的重要历史脉络；官方通过权力把经典所表述的观念，转化成法律制度，随着奖惩（正面的提倡，严厉的禁绝）的强制施行，伦理就成为了制度，道德就成了规定，“精英文明”就作为一套生活的规则，逐渐从中心向边缘、从都市到乡村、从上层向下层扩张开来，并构建了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国人同一性生活伦理，渐渐形成了风俗习惯。　　c.拓展了两者的资料范围。　　d.两者方法的多元化；以前是以哲学分析、历史描述的方法来进行思想史研究的，这样就可以把高明的思想家抽取出来，把高明的思想（如，宋明的民族-国家意识，道德伦理的严格主义观念，关于天理的体验和人心的反省，内在超越的道德自觉等等）连缀起来，悬浮于生活世界之上，进行历史叙述，实际上，是一种对思考的文学传达。而现在，更是要讨论之所以被提出来的思想语境和历史背景，以及制度化、世俗化、常识化的过程，所以，关键是思想史要和许多其它学科联手，眼光向下看。　　……

编辑推荐

　　我讲的内容里面，有比较多反潮流的东西，我经常讲一些不太合常情的思路，目的是使将来做研究的人，跳出传统的框框。　　从1998年到2001年，这门课我已经讲了三四轮。听的人里面，有学历史的，有学文学的，还有学建筑、物理的；有中国大陆的、台湾的，也有外国的。有的讲题，还在国内外的各种讲座上讲过。在2001年的那个学期，研究生替我录音整理成电子文本，就是现在这份课堂讲录的雏形。两年下来，这份电子文本，屡经删改、增添和修订已经分不清哪些是原来课堂上记录的，哪些是后来添上去的。　　坦率地说，我希望这些想法能够在铁桶一般的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观念中，多少有点儿“吹绉一池春水”，也希望我的学生们原来很清楚的习惯观念，变得多少有一些不那么清楚，这样，一些看上去“离经叛道”的东西才可能有一些存活的空间。　　——葛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