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

出版时间：2004-8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余英时  页数：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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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述与中国情怀》、《中国怀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控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作者简介

　　余英时（1930-），安徽潜山人，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康奈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1973年－1975年出任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中英文著作数十种。

书籍目录

总序一个人文主义的历史观（1956年）——介绍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工业文明之精神基础（1958年）文艺复兴与人文思潮（1959年）西方古典时代之人文思想（1960年）史学、史家与时代（1973年）关于中国历史特质的一些看法（1973年）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1976年）——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1976年）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1974年）——一个学术史的分析红楼梦的两个世界（1973年）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1980年）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1979年）——《史学评论》代发刊辞从史学看传统（1981年）——《史学与传统》序言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1981年）学术思想史的创建及流变（1999年）——从胡适与傅斯年说起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1981年）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1984年）论文化超越（1988年）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2003年）

章节摘录

　　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　　1980年底中国史学界不幸失去了两位重要的人物：顾颉刚先生和洪业（煨莲）先生。两位先生都是1983年出生的。逝世的时间也仅仅相差两天：洪先生卒于12月23日，顾先生卒于25日。　　顾先生是苏州人，系出著名的吴中世家，早年所受的是中国传统的历史教育；洪先生原籍福建侯官，早年就受到西方基督教的影响，且是在美国完成正式教育的。但是尽管他们的家世和文化背景都不相同，在史学上两位先生很早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了。洪先生是一九二三年从美国回到燕京大学任教的，这正是顾先生以“古史辨”轰动中国学术界的一年。洪先生在美虽治西洋史和神学，但回国之后治学的兴趣很快地就转到中国史方面来了，这是和当时胡适之、顾颉刚诸先生所倡导的“整理国故”的运动分不开的，而顾先生对他的影响尤大。洪先生生前曾屡次和我提到这一点，决不会错的。一九二九年顾先生到燕京大学历史系来担任古代史的教学，他和洪先生在学术上的合作便更为密切了。最值得纪念的是他们共同发现崔述夫妇的遗著和访问崔氏故里的一段经过。最近顾先生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上）”一文中曾特别回忆到这一段。他说：　　　　当“五四”运动之后，人们对于一切旧事物都持了怀疑的态度，要求批判接受。我和胡适、钱玄同等经常讨论如何审理古史和古书中的真伪问题。那时我们就靠了书店主人的帮助，找到了这部《崔东壁遗书》。后来我同几位燕京大学的同事在图书馆里找到了崔述的《知非集》，又组织了一个旅行团到大名去采访，看到了他墓碑上的记载，又借钞了崔述的夫人成静兰的《二余集》，崔述的笔记《荍田随笔》。（英时按：原名《荍田剩笔》，顾先生误忆。见《中国哲学》第二辑，1980年3月，337页）　　这里所说的燕京大学的同事其实主要是指洪先生，因为《知非集》是他在燕大图书馆中发现的，而“崔东壁先生故里访问记”一文也是由洪、顾两先生共同署名发表的。（均见《崔东壁遗书》，台北河洛出版社影印本，1975年，特别是顾先生在《遗书》“序”中对洪先生表示感谢的一段，见3页。）顾先生不提洪先生之名，大概是有所顾忌，而胡先生因为已获得公开的“解放”，所以反而不必避讳了。　　洪、顾两位先生恰好代表了“五四”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主流，即史料的整理工作。在这一方面，他们的业绩都是非常辉煌的。以世俗的名声而言，顾先生自然远大于洪先生；“古史辨”三个字早已成为中国知识文化界的口头禅了。但以实际成就而论，则洪先生决不逊于顾先生。洪先生三十岁以后才专治中国史，起步比顾先生为晚，然而顾先生由于早年遽获大名之累，反而没有时间去做沉潜的工夫。所以得失之际，正未易言。最后三十多年间，他们两人的学术生命尤其相差的甚远；顾先生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太大，许多研究计划都无法如期实现。例如《尚书》译注的工作，在“古史辨”时代即已开始，六十年代在《历史研究》上续有新作，但全书似乎未及完篇。（最近两年发表的，有关“甘誓”、“盘庚”诸篇主要都是由他的助手代为完成的。）所以就最后三十余年而言，他有成绩不但赶不上“古史辨”时代，而且也不能与抗日战争期间相比；因为即使在抗战的那个困难条件下，顾先生尚能有《浪口村随笔》之作。（后来正式出版的《史林杂识》即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实在不能不令人为之扼腕。对照之下，洪先生在同一段时期却仍能不断地在学问上精进不懈。洪先生是在一九四六年春间应聘到美国哈佛大学来讲学的。据他有一次谈话中透露，他当初只打算在美国住一两年，藉以补足战争期间接触不到国外汉学研究的缺陷，但是后来中国的政治局势变化得太快，他终于年复一年地在美国住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