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3-09 出版社:三联书店 作者:陈红民 页数:350 字数:26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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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总序 张宪文 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决定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合作,连续出版本学科教师的科研成果和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这对于繁荣学术事业,促进同行间的学术交流,推动本学科的建设,是十分有益的。 南京大学的前身,是著名的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两所大学都有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传统。早年,陈恭禄、郭廷以,罗尔纲、王拭等著名的史学大师,曾在这里执教。陈恭禄教授的《中国近代史》是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开山之作,有着积极的学术影响。他的近代史史料学研究,帮助许多学子训练了扎实的基本功。罗尔纲教授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奠基人,他的研究成果享誉海内外。郭廷以教授去台湾后,培养了一代学术精英,活跃于台湾史坛。王拭教授的维新运动史与严复研究,在学界很有影响。毫无疑义,陈恭禄等教授是我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驱和开拓者。他们的学术成就,治学精神和学术风范,也奠定了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发展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我国学术研究突飞猛进,学术事业更加繁荣。茅家琦教授执本学科牛耳,带领全体教师,继承和发扬前辈学者严谨,求实、勤奋的学术精神,锐意进取,不断创新,逐步形成本学科新的研究特色和学术风气,并在若干个研究方向上,跨入学术界前沿。主要研究方向有晚清史、太平天国史、中华民国史、近现代中国社会史、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近现代中国经济史、长江下游城镇经济发展研究、近代秘密社团研究、当代中国研究、当代台湾研究,等等。 晚清与太平天国史,是本学科的优势。茅家琦、方之光、崔之清教授,继承先辈成就,利用南京的地缘特点,将这一研究方向推向学术界前沿,获得了引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太平天国全史》、《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等。展示了太平天国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海内外具有强烈的学术影响,本学科遂成太平天国史研究之重镇。 近代秘密社团研究,是本学科的又一特色。蔡少卿教授带领一批研究生,不仅对遍及大江南北的哥老会、天地会、红枪会等民间秘密组织一一做了探讨,提出了有价值的成果,还将研究视角转向当代黑社会研究,从一个方面为改革开放和实现国家社会的稳定,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20世纪80年代初,江苏省有关部门敏锐地觉察到当代台湾研究的重要性,多次建议南京大学成立台湾研究所,可是迟至1991年才正式建成。当时,茅家琦教授曾动员我和他一块儿去开垦这一领域。可是我仍留恋于1949年前的中华民国史研究,未为其所动。茅家琦教授乃带领一批研究生写出了颇具影响的《台湾三十年(1949—1979)》和80年代的台湾》两部著作。多年来,这一研究领域在崔之清教授的积极推动和指导下,培养了大批博士生、硕士生。这些学生毕业后,多数活跃在全国各地对台工作的岗位上。南京大学的涉台研究,为有关部门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咨询,在海峡两岸产生了广泛影响, 中华民国史,是本学科的重点研究方向。目前我们正在整合本学科的主体力量,形成更为强大的学术群体,以发挥集体优势, ……
内容概要
作者因偶然之遇,得以辨识、句读、笔录藏于哈佛一燕京图书馆的二千六百余件“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他在美国用八个月时间完成这一枯燥而艰巨的工作,并进而开拓自己因材料匮乏而中断的胡汉民研究。本书从胡汉民与蒋介石、张学良的关系和“新国民党”等八个方面,展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至1936年西安事变前,这一复杂而又诡异的历史时期广阔的社会图景及政界、军界的人际关系,提出并论述了一些重大历史问题。材料翔实可靠,行文条理细密,结论审慎冷静,富有挑战性。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前所长蒋永敬认为,本书“利用第一手资料,用微观精密考订、分析之法,发前人之未发,诸多创新,使“胡学”研究进入新的学术境界“。
作者简介
陈红民,1958年生,山东泰安人,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兼副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史与当代台湾史研究,已出版《胡汉民评传》等学术著作(含合著)十余本,论文五十余篇。两次获选哈佛一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并曾赴加拿大、
书籍目录
总序序绪言第一章 曲折的故事:”往来函电稿“的由来与基本内容 小引 一、背景及由来 二、”往来函电稿“的概况 三、各册内容介绍第二章 胡汉民的人际网络:来往对象与通讯手段 一、“往来函电稿”的“密码”——人物代号 二、人物代号举证 三、通讯手段 四、胡汉民的人际网络 五、胡汉民与家人:以替史求医为例 六、日常关注焦点:以1934年5月1日为例第三章 在野与在朝:1931-1936年胡汉民与蒋介石关系之研究 一、胡汉民沦为在野派 二、面对”蒋介石将死“的情报 三、对立中的互动 四、合作的趋向第四章 从攻击到拉拢:胡汉民对张学良策略的转变 一、激烈反张时期 二、拉拢联络 三、松散结盟 四、胡汉民与杨虎城第五章 神秘的组织——“新国民党”研究 一、胡汉民组建“新国民党”的理论 二、”新国民党“的组建与生动 三、各地党务 四、一个案例:”新国民党“在上海的活动 五、冯玉祥、方振武与”新国民党“ 六、党务弊端与改造第六章 争斗岂止于国内:1931-1936年间胡汉民与两广对海外华侨的争取 一、两广争夺华侨的动因 ……第七章 友乎?敌乎?——两广与福建事变关系述论第八章 “抗日反蒋”与“联日制蒋”:胡汉民与两广的“抗日”口号与实践第九章 从伍朝枢的说帖看南京政府内部关于实施对日绝交的讨论结束语:有待继续开发的史料宝藏附录 参考文献书目举要后记
章节摘录
书摘 另一个能想到的答案是宣泄情绪。代号中间有些明显带有贬义甚至污蔑的色彩,如用于代蒋介石的“门神”、“庆夫”,用于代陈铭枢的“跛”,用于代日本的“矮子”,用于代共产党的“八字脚”等,均是胡汉民等人反对的(不喜欢的)人或势力。胡汉民等长期的活动没有实际的成果,处处受制于人,郁闷之中,以辱骂对手来一解心头之恨,寻求平衡。胡汉民长期充任幕僚工作,平时个性好强,大权在握时论人严厉尖刻,此时已远离权力中枢,备受冷落,此时私下以代号称人,也是一种弥补。笔者在阅读过程中隐约感到,胡汉民与陈融在以代号称人时,似乎有一种莫名的得意与愉悦。 最后一个答案是文人习气。胡汉民等人精通诗书,文人习气甚重,保留着中国旧文人喜从典籍中寻找雅号自称与互称的习惯。不少代号还有明显的广东地方特色,如在人名加上“佬”、“仔”、“翁”之类后缀,而在人物姓或名后加“记”等后缀,则是一般广东人小店铺的代名词。 破解众多的人物代号,是正确阅读、利用“往来函电稿”不可或缺的步骤。而能解开密码,进人胡汉民与密友间的特定话语系统,则对了解当时的环境与胡汉民等人的应对方法,从更深层次上去把握胡汉民的思维、写作习惯及内心世界均有莫大益处。 胡汉民已将东北军纳入了反蒋军事联盟。信中所谓“利害参半”的分析,正是基于整个反蒋计划而言。张学良回国初期,是与胡汉民关系最密切的一段时间。当时胡汉民甚至考虑在东北军中建立“新国民党”的组织,提出“平津应立即成立政治分会,军事委员会,其委员由中央任命之,秉承中央,就近指导设计整个抗日讨蒋行动方案,其委员均由中央任命之。” 胡汉民的主要政治诉求是抗日反蒋,他先认为张学良对日不抵抗,亲近蒋介石,故坚决反对。其后张在抗日方面屡有表示,尤其是他与蒋之间出现裂痕与矛盾时,胡便积极拉拢。胡对张由反对到结盟的转变,政治理念的契合中,也掺杂着胡为推倒蒋介石联合一切力量的策略考虑。1934年下半年起胡汉民等人对陈济棠的不满与日俱增,作为反蒋主体的两广始终没有实质性的动作,与张学良的联络似平淡起来。代表西南在北方主要从事联络的傅觉民在一份报告中提到了张学良的处境与担忧:“张(张学良—引者)之表示亦甚同情,惟在无具体计画,切实保障。以前对南京诸多顾虑,不敢显然表明态度,尤虑无充分援助,不敢轻于尝试,如能代解以上困难,似易使就范,因蒋张之间已渐发生裂痕。” 上海“新国民党”有自己的电台,用密码将各种情报迅速传到南方。为防止南京方面的破坏,又将电台迁入法租界。档案中有一份广东核准上海电台预算的电报,内容如下:“西捕头五百元,报生等薪六百元,朱、黄两办事员四百元,台址租金连杂用四百元,工人宿舍等二百元。共二千一百元,现减二百元,为一千九百元。”对照账目可知,电台的主持人为朱蔚然(朱君),档案中有他的收条四十二张,每月津贴为二百六十八元(1936年后减为二百五十元),典型的一张收条是:“收到本月份津贴费、办事处经费共大洋叁佰贰拾元正。此上李先生。朱蔚然廿二、三、三十”。电台每月的基本开支五百元,付给法捕房的“电台保护费”由程子卿(程君)收取,每月一千五百元,常年不变。 二、两广对外联络的努力与日本的分化政策 依胡汉民“抗日”、“倒蒋”、“剿共”的三项主张,两广的敌人包括了日本、蒋介石与共产党。三个敌人对两广的威胁并不相同:日本的野心是灭亡中国,这是两广所反对的,但日本采取的侵略方针是“蚕食”,由东北而华北,由北方而南方。此时日本侵华的重点地区在地理上距两广尚远,双方并无直接的军事对抗;共产党主要活动于江西,力量尚小,且已被国民党军频频围剿,也不足以对两广形成多大威胁;但南京对两广的压迫与威胁,是直接而现实的。南京不能长期容忍两广的“半独立”状态,除不时以“和平统一”等诱惑外,也从各方面对两广施压。以两广之兵力、财力而敌全国,差距太大。两广地方实力派(尤其是陈济棠)在宣传上采攻势,不断抨击南京当局的政策,但在军事上却只能采守势。他们清楚地知道,一旦南京方面放手来攻,则两广欲维持现状都未必如愿,生存都会有问题。他们广泛与各反蒋势力联络,就是为了壮大力量。 在20世纪前半期,由于中国的分裂状况与外国对中国的企图,导致外国势力深深地介人与影响了中国的发展。外国势力要寻找在中国的代理人,中国的各种势力则需要外国的各方面援助来增强其在国内政争中的地位,可以说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与重要政治势力的背后,都能找到外国势力的影子。两广在国内广泛联络的同时,胡汉民等人也试图寻找国际支持。 胡汉民等人寻求国际支持的途径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外宣传,扩大影响。西南特设了一家英文通讯社,每日负责将西南的重要消息,拟成英文电文,拍致上海□□社远东分社,如遇重大事项,则随拟随发,并拍致各国通讯社。与西南保持联络的,“除□□社外,有□□社 (英国)□□社(美国)及□□社(俄国)□□社(德国)共四家”。 (原文通讯社名均以“□□”代指,似是为保密—引者)同时,该英文通讯社还将所拍电讯演绎成文,邮寄香港及海内外各报馆。1934年下半年,该社共发电讯稿六百零九件,每天约四件(每件字数三百至一千多);共发邮讯稿七百二十三件,每天平均约六件(每件字数一千五百至三千)。“海内外各报馆经常采用该社之稿件者,据调查所及,已达三十余家之多,其他尚未查及者,为数当属不少。”由于该社不断发出西南的声音,冲破了南京方面的新闻封锁,“英文报纸莫不据该社之电讯,分别披露”。为了拥有对外宣传的窗口,两广在经费困窘之中,还较长时间地在上海维持着一家英文周刊—《民国英语周刊》。 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发表狂妄的“天羽声明”,明确表示日本是中国的保护国,要排挤美英等国在华势力,实行对中国的独占。西南政务委员会专门向国际联盟及九国公约签字国发表声明,指出日本的行径是“逾越国际常举之谬论”,“不特侮辱中国之独立,实且蔑视国际条约之信义”,要求国际联盟及九国公约签字国 “负起条约之义务与职权,不使任何一国有干涉中国内政破坏领土主权完整之行为”。此声明以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对外发表,较为罕见,表明西南有意开创独立的对外事务。 胡汉民虽因病与外界接触较少,但却注重对国际的宣传工作。他数次接见外国记者,表达对国内外时局的意见。胡汉民曾与一美国人谈话两小时,表明对南京要召开五全大会的反对意见,同时批评英、美及国联对日本侵华政策的“前后之失”。胡的一些重要声明,在国内发表时,均交给路透社在海外同时发表。胡汉民在《三民主义月刊》上曾发表过《为蒋日妥协正告友邦人士》一文,批驳有外国舆论提出的“对日屈辱亦为解决中日争端之一法”的谬论,指出南京当局与日本的妥协无助于中国的统一与“剿共”,希望各友邦人士支持其对日抗战及反对中国不抗日独裁者的事业,“不要受日蒋宣传的欺骗”。1935年,胡汉民又在香港特别用英文发表《远东问题之解决》一文,指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仅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且“予远东和平及世界和平以重大威胁”。要求各有关国家承担义务,“维持国际间在远东之均势”,防止日本独占中国。 以上事实说明,胡汉民及两广为实现“抗日倒蒋”,曾较积极地对外国宣传联络。但从其效果观之,则微不足道。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已得到国际间较广泛的承认,两广虽反蒋,但并没有成立与南京对立的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与西南执行部仍是南京的下属机关,与外国联络,既缺乏名分,也无实体。外国也不会贸然支持两广。胡汉民等人对此也有自知之明,1935年胡汉民赴欧洲养病超过半年时间,本是与各国联络的大好机会,但他却无任何行动。与1928年初的那次欧洲之行积极与各国政要接触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在两广寻求英美各国支持而不可得之时,日本则对两广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实现其侵略目的,充分利用了中国内部的矛盾,对各种势力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邹鲁将这一策略形容为“对黄河流域是用‘抢’,对长江流域是甩‘吓’,对珠江流域是用‘骗’”。两广与南京的对立,自然引起他们的注意。日本方面相当看重胡汉民的政治影响及两广实力派,通过各种渠道与之建立联系,其目的一方面是扩大日本在华南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加剧中国的分裂状况,使中国不能形成统一抗战的局面。1931年底,胡汉民刚到南方,蒋胡对立的格局初现端倪,日本关东军就派土肥原贤二求见。自此之后,日本派到西南联络接洽的军、政、商、学各界代表先后多至百人,“作拉拢的工夫”。这些代表中较重要的有:1932年,日本军部宣传班长根本博在粤访问萧佛成;1933年11月9日,日本参谋本部部长梅津美治郎秘密由闽抵粤访陈济棠;11月13日,日本公使松村到广州见陈济棠等人;1934年3月22日,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中村中将率军舰访问广州,在日本领事陪同下拜会陈济棠、林云陔、刘纪文等军政要人;1935年2月,日本舰队司令官白武源访问广州;3月,土肥原贤二在西南作长时间逗留,先后在香港、广州、南宁等处访问胡汉民、陈济棠、邹鲁、林云陔、李宗仁、白崇禧等;6月2日,松井石根到广州访问;21日,喜多诚一到广州拜会陈济棠、李宗仁;冈村宁次抵广州,先后访问陈济棠、李宗仁、邹鲁、萧佛成、刘纪文等;12月27日,根本博再访陈济棠等;1936年2月,松井石根大将、细萱少将等又到粤访问,松井见胡汉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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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张宪文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决定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合作,连续出版本学科教师的科研成果和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这对于繁荣学术事业,促进同行间的学术交流,推动本学科的建设,是十分有益的。 南京大学的前身,是著名的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两所大学都有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传统。早年,陈恭禄、郭廷以,罗尔纲、王拭等著名的史学大师,曾在这里执教。陈恭禄教授的《中国近代史》是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开山之作,有着积极的学术影响。他的近代史史料学研究,帮助许多学子训练了扎实的基本功。罗尔纲教授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奠基人,他的研究成果享誉海内外。郭廷以教授去台湾后,培养了一代学术精英,活跃于台湾史坛。王拭教授的维新运动史与严复研究,在学界很有影响。毫无疑义,陈恭禄等教授是我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驱和开拓者。他们的学术成就,治学精神和学术风范,也奠定了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发展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我国学术研究突飞猛进,学术事业更加繁荣。茅家琦教授执本学科牛耳,带领全体教师,继承和发扬前辈学者严谨,求实、勤奋的学术精神,锐意进取,不断创新,逐步形成本学科新的研究特色和学术风气,并在若干个研究方向上,跨入学术界前沿。主要研究方向有晚清史、太平天国史、中华民国史、近现代中国社会史、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近现代中国经济史、长江下游城镇经济发展研究、近代秘密社团研究、当代中国研究、当代台湾研究,等等。 晚清与太平天国史,是本学科的优势。茅家琦、方之光、崔之清教授,继承先辈成就,利用南京的地缘特点,将这一研究方向推向学术界前沿,获得了引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太平天国全史》、《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等。展示了太平天国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海内外具有强烈的学术影响,本学科遂成太平天国史研究之重镇。 近代秘密社团研究,是本学科的又一特色。蔡少卿教授带领一批研究生,不仅对遍及大江南北的哥老会、天地会、红枪会等民间秘密组织一一做了探讨,提出了有价值的成果,还将研究视角转向当代黑社会研究,从一个方面为改革开放和实现国家社会的稳定,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20世纪80年代初,江苏省有关部门敏锐地觉察到当代台湾研究的重要性,多次建议南京大学成立台湾研究所,可是迟至1991年才正式建成。当时,茅家琦教授曾动员我和他一块儿去开垦这一领域。可是我仍留恋于1949年前的中华民国史研究,未为其所动。茅家琦教授乃带领一批研究生写出了颇具影响的《台湾三十年(1949—1979)》和80年代的台湾》两部著作。多年来,这一研究领域在崔之清教授的积极推动和指导下,培养了大批博士生、硕士生。这些学生毕业后,多数活跃在全国各地对台工作的岗位上。南京大学的涉台研究,为有关部门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咨询,在海峡两岸产生了广泛影响, 中华民国史,是本学科的重点研究方向。目前我们正在整合本学科的主体力量,形成更为强大的学术群体,以发挥集体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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