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为家

出版时间：2002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三联书店 编  页数：358  字数：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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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纪念当代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1931-2001），我们邀请海内外数十位考古、文史领域的家学者及其亲友撰文，编辑了这本追念文集，以寄托我们的哀思，并彰显他的业绩。为的是让更多的读者知道，作为一个人，张光直先生的精神魅力究竟在哪里……

书籍目录

悼念张光直永恒的友谊——忆我和张光直先生的交往往事追记三秋风雨祭光直张光直和中美在商丘的合作发掘怀念我的朋友张光直漫天风雪哭雪痴张光直先生与中国考古学忆张光直先生二三事我心中的张光直先生张光直先生与北大深切怀念光直先生追思张光直先生倍觉惆怅边缘人的心声  ——张光直先生及其考古学从重聚到永诀  ——痛悼二弟悼念光直朴实无华——怀念张光直先生在成都一个小茶馆里——张光直先生临终前的一场安祷忆光直师与张光直先生谈夏文化考古恩师与挚友——忆张光直师琐记死而不亡——张光直的贡献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悼亡友张光直论学不因生死隔一点回忆亦师亦友张光直怀念张光直先生……编后记

章节摘录

书摘    这是我首次出国，外语又不是很好，张先生给了我特殊照顾。尤其使我感动的是，张先生亲自飞到纽约机场接我。因为要转机飞波士顿，催我马上去办理转机事。我带的行李较多，想请个搬运行李的工人。张先生马上说：“不用，要节省点。”他立刻扛上我那笨重的箱子。大概他渴了，半路上扭开路旁的自来水管喝了几口凉水，接着又走。堂堂哈佛一位系主任，就这样成了我的一名搬运工人，简直不可思议。    到了哈佛，张先生一切都给我安排妥当，还派了一名研究生专门照顾我的生活，如买菜等。我在哈佛半年，生活是很优裕的。张先生和他的夫人李卉女士都非常关心我，几乎每隔两周都约我上一次餐馆。特别是中国的春节，他们夫妻二人约我到唐人街游玩，还有他的好友耶鲁大学的余英时教授，共同观赏了耍狮子舞等，然后共进午餐方返校。    我每次离开波士顿去外地讲学，张先生总是自己开车送我至机场，并再三嘱咐机上服务员仔细照顾我，好像我是一个老人，其实我当时才五十多岁。我将离开美国时，在洛杉矶的一个台湾朋友，建议我买韩国机票，说比其他公司的便宜得多。张先生得知后，很严厉地对我说：“你不是没有哈佛给你定购的机票，为什么要贪图这个便宜?不安全。赶快把票退了!”后来，我到温哥华时，才知道苏联打下韩国的那架飞机，正是我买的那一航班。我吓了一身冷汗。如果不是张先生的极力劝阻，我早已葬身太平洋之中了。    为了消除我生活上的寂寞，张先生有时约我参加研究生举行的周末Party，或是参加他们的远游，每次都是尽欢而返。他还给我介绍过哈佛的一些名教授，如杨联陞、费正清等。以后我同杨教授每周相会一次，成了难舍的好友。费正清的夫人经常开车约我参观波士顿的名胜。她喜好艺术，同考古多少有点关系。    张先生的英语实在太棒了。我看到他翻译《左传》，一面看着原文，一面就用打字机直接打上，很少修改。不止一个美国人对我说，张先生的英语写作水平，超出一般的美国人。这大概同他的中文水平有关，他有较好的文学修养。有时他给我介绍他学习英语的经验，特别是口语。他告诉我：“胆子要大些，只管说，说错了，外国人是不会笑你的。”    张先生邀我去哈佛，本想同我合作编写“商周考古”的，可是我到达美国，比他预定的时期晚了三四年，且当时我编写的《商周考古》一书已经出版，他只好单独撰写“商代文明”了。他看到我写的《商周考古》中，没有明确提出“夏文化”，乃同我商量，提议共同合写一部“夏代考古”，并很快拟出了提纲。他自己负责古文献方面，要我负责考古方面，两人并照了合影，准备刊登在书上。此后，一直等待二里头报告的正式出版，因为材料不全，所以没有动笔，成为我终身的憾事，实在有负于张先生的厚望。    我回国之后，张先生曾多次来中国。有一次在我家逗留了一整天。我俩谈论了许多学术问题，其中也有观点相左之处。譬如张先生很相信商汤的亳都在今河南省商丘市一带，我则认为在今郑州市。两人甚至争执起来。他要同我打赌，我开玩笑地说：“我没有美元；如果我有，恐怕你有多少就输多少!”为了证实他这一说法，他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在商丘地区作了几年的发掘，找到了龙山文化遗址和东周遗址。他良好的愿望没有实现，成了他终身的遗憾。    张先生是非常重友情的。他想在中共中央党校找到一位小时候的女同学；他们当年都曾是邓颖超同志的学生。我爱人终于给他找到了，他非常高兴。他们二人在我家畅谈了一个来小时，谈得十分亲密。五十多年前的往事，张先生居然记得那么清楚，我真是佩服。    我第一次见到张先生，是1975年5月。当时他是以美国古人类学代表组成员的名义回国访问的，由夏鼐先生负责接待，宾主双方作了详尽的交流，并从此建立起经常的文化联系。当时张先生精力充沛，机智灵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嗣后，他每隔一两年都要回国访问，我们之间也有了更多的接触。他所作的《台湾省原始社会考古概述》便是一篇有名的学术报告，后来以韩起的笔名发表在《考古》杂志1979年第3期，引起国内外的关注。从1989年起，他不幸患上帕金森氏症，从此身体日见衰弱，行动也越来越不方便，但仍始终不懈地坚持工作。直到晚年还与考古研究所合作，进行了河南商丘的田野发掘工作，这种超人的毅力，是一般人士所难能做得到的。    张先生经常关注国内考古学的发展，每次回国都要带来国外的信息。同时也充分注意国内学术界的动向，如我在《考古》发表的《略论三十年来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一文，便被他译成英文刊登在《早期中国》第5期(1980年)上，表明他对该文给予特别的重视。尽管我们在研究方法、分析的视点以及文化体系的认同等方面不尽一致，但他仍全文译出向国外介绍，不失求同存异的学者风范。    在我手里保存了张先生的一批信件，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考古学的痴迷以及培养青年学子的热情，从而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他的心向祖国和勤奋的一生。他1991年9月来信说：“我自去年三月去北京以后，已经一年半没有回国了。我正在等贵所关于合作计划的消息，好决定行程。今年春天国务院公布了考古文物涉外条例，中外合作已有法律规定。不知为何我们这个计划迟迟不能实现?”接着同年12月他又来信说：“我自1950年起，便投入中国考古学阵营，虽然还是您的后辈，却也有四十余年的历史。自1975年初次回京以后，我便从各方面为中外在考古学上的交流而努力，这您应该是熟知的。最近为共同调查研究计划花了不少心血，惟一的目的是促进学术进步，没想到又碰到不能了解的困难。反正一个人的生命和精力是有限的，能作多少尽力而为，求心安而已”，可见他急于回国参加共同发掘的迫切心情。这个愿望终于在1994年实现，开始在河南商丘一带合作发掘，并两次亲临工地操作，试图对先商遗址进行有关的探索。    张先生培养了许多青年学者，他对他们的殷切教诲和热心帮助，造就了大批的人才。我的几个研究生，像傅宪国、陈星灿和焦天龙等人，在哈佛大学进修或读书期间，张先生均为他们创造了极好的机会，并亲自指导学习和帮助争取奖学金，花费不少的精力。正像他1991年9月来信所讲到的那样：“只是近两三年以来美国经济不景气，学校的奖学金很少，给外国学生全部奖学金(每年近三万元)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最好能申请到政府公费或基金会的奖学金，申请入学就比较容易了”。事实上他为每个学生积极创造机会和争取奖学金以完成学业。同时在来信中还多次通报有关他们的学习进展和具体安排。当我女儿安家瑶去美国访问时，他也热情接待，并安排专题讲座。以上表明张先生对于青年考古工作者的热情爱护和积极关怀，因而受惠者甚众，决不限于这里所举的区区少数。    张光直早年曾积极参与西方“新考古学”的讨论，为现代西方考古学理论建设作出了一份贡献。他的《考古学的反思》和《聚落考古学》两书都有深远的影响。1963年他的《古代中国考古学》面世，该书以人类学的观点，系统地综合了中国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成果，不但有详尽的资料，也有很多他个人独到的见解，是西方学者学习中国考古学和先秦史的经典，同时也是世界考古学者从事研究的参考。此书一版再版，已经出了第四版，每版都增加了新材料，提出了新问题，发挥了新观点。可见先生自强不息，从不故步自封。《美术、神话与祭祀)是一本小册子，由为哈佛本科生讲课提纲整理而成。本书以有限的篇幅，生动地阐述了中华古代文明形成过程的特点，反映了先生对中华文化的深思。    张光直先生近二十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商代历史，他的《商文明》一书游刃于考古、文献和甲骨文之中，功力深厚。他的最后一个田野课题是“大邑商的考古学探索”，是在河南商丘周围进行调查和发掘，试图寻找早商都城和宗庙遗迹。黄河下游是黄泛区，考古工作极为困难，张光直知难而上，正因为此课题最具学术价值，最具挑战性。    哈佛大学是西方学习中国考古学的一个中心，这当然与张光直先生的功劳密不可分。他除了以个人的学术造诣发挥巨大影响外，更以感人至深、孜孜不倦的精神教育学生，不论是不是哈佛的学生，只要求教于张光直，他从不拒绝。我无缘当他的门生，但近二十年来一直得到张先生的教诲。年前亚利桑那大学的约翰·奥尔森(Jolm01sen)教授来哈佛大学东亚考古论坛演讲，会后在张先生办公室，奥尔森谈到当年学习中国考古学时遇到很多困难，给张先生写了很多信，先生是有信必回。张先生听到这里，随手就在文件柜中抽出一叠厚达三寸的信札，对奥尔森说：“我们的通信都在这里!”可以想见，张光直一辈子在扶持后学上花了多少心血!    张光直是一位杰出的架桥人。他把中国考古学的成就介绍到了西方；又把西方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带到了中国，为中西考古学的接轨做出了很大贡献。作为古代文明原生地之一的中国古代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应该有其重要的地位。张光直的理论就为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定了位，他认为：中国考古学“提供足够的资料从它本身来拟定新的社会科学法则；文明如何在中国开始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中国、玛雅和苏美尔文明的一个初步的比较研究显示出来，(中国的)这个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因此，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1996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给先生颁授了杰出贡献奖，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张先生走得从容、安详，在他身后却是巨大的回响。世界各地的唁电不断，来哈佛人类学系查询悼念活动的电话不绝。先生的著作给我辈设定了很多考古学课题，我们有责任以他那献身精神去努力完成他的未竟之业。    ……插图

媒体关注与评论

写在前面的话张光直教授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他走后，凡是与他有过交往的人，都说他为人厚道，学问了不起。可是没有见过他的人呢，他们除了读张先生的书，要想了解张先生这个人，就比较困难了。为此，我们编了这本纪念集，一方面寄托我们的哀思，一方面彰显他的业绩，让读者知道，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作为一摞书，张先生的精神魅力究竟在哪里。    张先生这一辈子，从北京到台湾，从台湾到美国，然后又回北京和台湾，往来各地，沟通有无，胸襟博大，最少偏见，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国际化的学者。但在张先生的回忆录中，我们发现，他还是一个乡情浓厚，再普通不过的中国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个既会说“标准的京片子”，“也会说台湾话”，虽学过日文，但“从小就不喜欢日本人”，自认为是台湾人，但也是闽南人和中国人的“番薯人”。他对他的故土北京和台湾，对他的父母、老师、同学和朋友，一直有诗一般的魂牵梦绕，又透着淡淡的哀伤。    有件事也许应该特别提到。20世纪80年代，张先生第一次回北京，回到他的出生地，他小时候呆过的地方。在那里，他看望过一些“故人”，勾起难忘的回忆。后来，他以“吴襄”为笔名(此名恐怕是“无乡”的谐音，正像他母亲易名“心乡”，是个寄托乡愁的名字)，在《秋水》杂志上发表过三篇小说(见本书附录二：小人物的速写》)。小说中的人物，从角色类型讲，我们都很熟悉，但和张先生的记忆对比，反差太强烈。这些故事，有些就是张先生在《番薯人的故事》里当真人真事讲，其实是属于历史性的东西。张先生笔下的人物，是20世纪上半叶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真诚、有理想，舍身忘我。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结局又怎么样呢?他们的结局好像很惨，至少是命途多舛，让这个在北京深受感染而且在台湾蹲过监狱的他，有一种不知家在何处的悲凉。    第三篇小说的结尾，“老张”递给主人公“我”的杂志上，那个《万世师表》剧中对旅美学人提出的问题令人震动：      将来若是你们的孙子孙女——不论是用中文还是用英文——问你说：爷爷，你在中国最  艰苦的时候，给中国干了些什么事呢?请问你们如何回答?    这个问题让置身局外，独善其身的主人公“发怔半天，一时说不出话来”。    当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不禁又会想起，张先生在《番薯人的故事》最后说的那段话。他说他是受了50年代以前的刺激，才去探讨“人之所以为人”，但50年代以后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还在思考他的问题。    他既预言过“社会科学的21世纪应该是中国的世纪”，他也批评过“1950年以前，中国考古学最主要的特征是民族主义”。    张先生是个四海为家的考古人类学家，但他心中还是有个属于他的家。                                                          编  者谨识

编辑推荐

　　中国考古学的成就为世界学术界所接受和认可，光直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考古学界永远纪念张光直为中国考古学所做出的贡献。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李济曾说，一生得意门生有两个，一个夏鼐，一个张光直。中国考古学，因为他们的付出而更有魅力。这本书里的张光直，有辛酸，有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