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日记--第8册(1941-1942)

出版时间:1998-06  出版社:三联书店  作者:吴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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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著名学者
吴宓先生数十年学术
生涯、个人际遇和在
学界的活动与交往情
况的记录,也是二十
世纪中国学术史、教
育史的珍贵记录。

书籍目录

目录
1941年辛巳(民国三十年)
1942年王午(民国三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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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性格决定命运,吴宓的一生,左右他的除了时局,那就是他的性格了。吴宓的性情是孔夫子和贾宝玉的奇妙混合,再加上留美求学的经历,造就了吴宓奇崛多舛的人生。他的性情是古典主义的君子、浪漫主义的诗人与严谨刻苦的学者三位一体。
      至于吴宓的感情问题,在当时就已经成为学者圈中的谈资,而且他也不忌讳。说到底,吴宓对女性的爱是发乎情、止乎礼,有时,隐忍着自己的情感痛苦,成全别人;有时,一厢情愿地为他垂青的女性着想。诚如江勇振所说:“吴宓谈恋爱,光说不练是意淫,像吴宓,只在日记、书信里演练他对女性的爱;又练又说,像徐志摩,是浸淫,是真恋爱;光练不说,像胡适,是真淫。”
      在20世纪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吴宓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的心灵之中蕴涵着20世纪的风云气象,以及历史的沉重和荒谬。1969年5月9日,在被批斗时,吴宓折断了腿,又得不到及时治疗而致残。1978年1月,吴宓教授弥留之际疾声振呼:“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喝水!我要吃饭!”他终究没有迎来一个春天,永远地沉没在曙光即将来临的时刻,连同他的尊严和哀伤。
      时光隔着20年,听一听吴雨僧传来的声音,心有所动,心有所思。这声音分明提醒我们——世间已缺吴雨僧!
      笔者在读《吴宓日记》时,参照了吴宓同时代学者的日记或者著述,勾勒出吴宓70年前的活动轨迹,从他的行旅中一位个性学者的时代剪影。
      吴宓在南岳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由于日寇步步入侵,清华、北大和南开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文学院设置在南岳,1937年11月1日开学。
      1937年12月7日,吴宓到达南岳。吴宓一行在学生食堂吃过午餐后,登384级台阶,终于到“家”了——教授宿舍。吴宓与沈有鼎住一室。每人一木架床,一椅,一煤油灯。教授的饭食也还不错,饭菜是由冯友兰从河南带来的厨师烧的。南岳气候温暖,风光秀美,吴宓一路南行,视野开阔,在南岳登教授宿舍楼极目四望,观日出,眺山景,走出人事琐屑和私人情感的局限,胸中有山岳,欣赏自然之壮美,心情愉悦。
      北平北大、清华的教授们从不同的路径汇聚到南岳,摆脱了沦陷区的阴云笼罩,学者云集,留传不少佳话和逸事。
      有一次教授们在饭厅吃饭,菜太咸,有人说,菜咸也有好处,可以防止人多吃菜。闻一多随即用汉儒解经的套路说:咸者闲也,所以防闲人多吃也。大家听后大笑。闻一多还作了一首诗:
      惟有哲学最诡恢:金公眼罩郑公杯,
      吟诗马二评红袖,占卜冗三用纸枚。
      嘲笑、戏弄哲学系的教授而作。哲学系的金岳霖眼睛怕光,经常戴着一副眼罩。郑昕喜欢喝酒。第二句是指他两人说的。诗中第三句是指冯友兰,马二代指其姓。当时,吴宓南渡时有一首诗,其中有“相携红袖非春意”之句,冯友兰认为不很得体,第三句就此而言。第四句指沈(冗三)有鼎,他正在研究周易占卦的方法,用纸枚代替蓍草。
      冯友兰和闻一多所住的教授宿舍楼前有一棵腊梅,腊梅正开,站在楼上的栏杆旁边,恰好与腊梅相齐。有一天,闻一多又与冯友兰说起吴宓的那句“红袖”诗,闻一多随口说出一句诗:
      每饭不忘“红袖”句。
      冯友兰灵机一动,随口接了一句:
      凭栏惟见腊梅花。
      “相携红袖非春意”句,吴宓自注曰:“至于弭出京(北平)南下,赴津,与(绛珠)相约乃同火车系用作‘掩护’。”会不会给人“掩耳盗铃”的感觉呢?吴宓性格固执,甚至偏执,认真,乃至较真,他对他垂青的女性可谓一腔赤诚。作为单身教授,在南行路上,照顾几个女性,可能引起别人的误解。不知冯友兰和闻一多的打趣,是否传到他的耳朵,是否刺激他敏感的神经。当年,李健吾编写的一部以吴宓为生活原型的三幕剧问世,剧名就叫做《新学究》,吴宓大受精神刺激,甚至起了自杀的念头。
      在南岳时,教授宿舍紧张,于是合并,吴宓、沈有鼎、闻一多、钱穆四人同住一室。在钱穆看来,三人平日孤僻,不爱交游。每天晚上,闻一多自燃一灯放在座位上,默默读《诗经》《楚辞》,每有新见解和新发现,就撰写成篇。吴宓则为明日上课抄写笔记写纲要,逐条写,又合并,有增加,写好后,用红笔加以勾勒。吴宓严谨备课给钱穆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沈有鼎看到他们勤奋用功,则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吴宓听此言,加以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去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沈有鼎只得默然。(笔者按,吴宓日记中有几处记录,看得出,吴宓不喜欢沈有鼎,有时反感,因其不讲卫生,且自私)。吴宓又规定宿舍作息纪律,限十时息灯,勿得逾时,妨他人之睡眠。
      次日,吴宓一早最先起床,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拿出昨晚备课所写条目,反复诵读。等他人都起床后,回到宿舍。
      钱穆和吴宓同住一宿舍,了解其为人之后,慨叹:“余与雨生(吴宓字,又作雨僧,所以有人称他为“情僧”)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非日常相处,则亦不易知也。”是不是时人对吴宓的误解,有不少人是道听途说的呢?
      1937年吴宓辗转到南岳,刚刚获得心灵之宁静,就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一个消息,好比一颗炸弹,将他心灵之宁静炸得粉碎。
      南岳临大文学院图书馆开师生新年同乐会。教授、学生沿长案一排排就坐,有简朴的糕点。比起往昔的清华园中的聚会,虽然简陋,但真切地感受到流离之中的欢聚。“有冯(友兰)、钱(穆)诸公的演讲;有自前线工作归来的学生报告;有各种诙谐;有涂文、李劭、傅幼侠等之唱京戏,有浦江清、沈有鼎之唱昆曲。又有奏乐器者。”这个晚会从8点开始,12点结束。师生欢笑在南岳,让人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晚会结束后,一个令吴宓震惊的消息传来。贺麟让吴宓看《大公报》电讯,熊希龄于25日在香港病逝,吴宓在震惊之余为自己深爱的毛彦文悲痛:“万感纷集,终宵不能成寐。”吴宓在枕上写诗一首,有“忏情已醒浮生梦”之句。吴宓点小灯,写下这首诗,然后再寝。思感缠绵,一夜无眠,东方破晓。“此空前大劫之国难1937遂于此终,觉地老天荒,一切都尽。彦嫁未满三载,得此结局!人生如小说戏剧,真到结尾收场时矣!”
      这个令吴宓百感交集的消息,意味着吴宓又可以追求毛彦文,此后,吴宓的情感处于希望和绝望的动荡交织中。而毛彦文面对这个世事无常的重大变故,心如磐石,反而加剧了她终生不再嫁人的决心。“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在北平时,吴宓为追求毛彦文而离婚。此时,这个消息对吴宓来说,又重新燃起爱情的火焰,吴宓在去昆明的路上,取道香港,很明显,目的就是想去见毛彦文。
      毛彦文是怎样看待吴宓的追求呢?她不承认她和吴宓之间有过什么“爱情”经历。毛彦文认为在吴宓心中有个完美女性的形象,很不幸他把海伦的理想形象投射到她身上。吴毛个性差异太大,吴宓当时的情感状态还不能给毛彦文以安全感,这也是他们无法走到一起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表哥朱君毅和毛彦文多年婚约,被朱君毅毁坏,这对毛彦文是一个非常大的心理伤害,而她始终忘不掉表哥。而吴宓是朱君毅的好友,她自然无法接受吴宓的爱。
      吴宓在毛彦文心中是什么形象呢?毛彦文很清楚吴宓其人的优点:“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倍加关切,不仅负担她及他们女儿的生活费及教育费,传闻有时还去探望陈女士。他绝不是一个薄情者……”
      吴宓追求毛彦文,弄得世人皆知,以致时人对毛彦文存有误解,比如,刻薄寡情、追逐名利、性冷淡……随着毛彦文的回忆录《往事》的出版,很多加在毛彦文身上的不实之词被一一抖落。
      苦恋毛彦文是吴宓一生的感情悲剧,世事如棋,人生是局,而吴宓沉迷其中,无法觉醒。
      吴宓在蒙自
      1938年,西南联合大学由于昆明的校舍紧张,将文、法学院设于蒙县城外旧法国领事馆、海关、银行,花木繁盛,绿荫浓茂,称为蒙自分校。5月4日分校开学。
      在城墙外面,海关区不远处,有一栋两层的欧式建筑,全部用熟铁造的阳台。这栋楼属于一位犹太希腊商人,他的名字译成中文叫“歌胪士”。联大便租用歌胪士洋行作为教师宿舍。联大的校舍都集中在小城东边,来往很方便。从女生宿舍穿过东门到歌胪士洋行步行只需五分钟,从洋行到海关大楼也是五分钟。
      蒙自人士对联大前来办学都很欢迎并热心帮助,领事馆等房舍不够用,桂林街王姓,把两进四合院的前院让给潘光旦等教授住;大井巷杜姓,把小四合院让给冯友兰等教授住;早街周姓,让出三层楼房给女生住,楼高风大,称它为听风楼。易社强这样描述听风楼的来历:“一栋巨大的带有围墙的公馆是属于周柏斋一家的。周是一位富有的锡商,住在昆明。他同意把公馆的一面租给联大,用作女生宿舍。……担心着国家和自己的命运,思乡的女孩听着呼啸的风声直到远山晨曦初露,就这样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于是,她们管它叫‘听风楼’。”
      吴宓同南岳时一样,仍授《西洋文学史》、《欧洲名著选读》和《西方古代文学》三门课,每周八小时,吴宓和涂君共住教师宿舍347室,从4月下旬至8月9日。这个宿舍是供教授讲课休息、备课之用。吴宓有课时,晚间住在347。吴宓和联大同事还合租一“红楼”,作为居家。
      吴宓在蒙自,由于住的地方相隔不远,与陈寅恪经常在南湖边散步,共论时局,忧叹国事。
      七八月之交,正当武汉撤退、政府机关全迁重庆之时,柳州中央航校拟迁蒙自,占用联大分校校舍,于是布置初妥的分校不得不提前考试放假。文学院、法学院男女学生大队于8月中离蒙自赴昆明参加军训;吴宓则偕汤用彤、容肇祖、贺麟、沈有鼎、钱穆、姚从吾先生赁居校外以东的一幢西式楼房,吴宓称谓“天南精舍”者,读书、游玩度假,至10月末始离开蒙自,赴昆明。
      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到“天南精舍”的一些情形。“其时在校外之东,法国医院旁,有西式二层楼房一所,红顶,黄壁,在一有围墙的菜园中。并多花木,缤纷斑斓,景色甚美。此房俗称红楼,原系法国人造。今归李氏经管并享有。李氏兄弟,为蒙自大族。”吴宓与贺麟于4月21日订立租约。月支付租金40元,红楼内有床、桌、椅等家具,厨房有餐具和日常生活用品。
      入住“天南精舍”的联大教授推举吴宓为社长,浦江清为经理。他们雇请佣人买菜、做饭、挑水、送信。吴宓制定了规章,房租照室分担,有每月五元、六元、七元三种房,伙食和杂费由全体入住的社员平摊。每人每月大概需要十二三元。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这段难忘的生活时说:“余等七人各分居一室,三餐始集合,群推雨生(吴宓字雨僧,雨生)为总指挥。三餐前,雨生挨室叩门叫唤,不得吃到。及结队避空袭,连续经旬,一切由由雨生发号施令,俨如在军遇敌,众莫敢违。然亦感健身怡情,得未曾有。”
      吴宓和众教授刚入住之时,宴请分校熟悉的教授和职员来此客厅茶聚。煎咖啡,办中西糕点待客。吴宓和汤用彤曾宴请房东,十几天后,房东带着孩子送肉和蔬菜,房东的孩子和客人的孩子一起嬉戏,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故吴宓作诗有“闲共儿童笑语哗”之句。
      吴宓住在楼上南:“斜壁小窗,外望只见云天或绿野,殊似轮船中近船首或船尾之舱室也。”吴宓有诗《始居天南精舍》。
      天南精舍在法国医院旁边,迁移而来的柳州中央航校即设在医院内。当时日军空袭,航空学校成为重要目标。天南精舍沈有鼎能占易,在他房间的桌子上,充满着《易经》上八卦符号的纸片。一天晚上,大家请他试占,得节之九二,翻书一查,竟是“不出门庭凶”五字,于是,众人决定第二天早餐后即出门,择野外林石胜处,或坐或卧,拿出所携之书阅读。当时,钱穆正在撰写《国史大纲》,为了保护书稿,他每天早晨携书稿出去,至下午4时后始归。
      尽管室友空前团结,但由于志趣和个性差异,贺麟与吴宓过从甚密。1938年,贺麟离开西南联合大学所在的云南蒙自,前往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吴宓“因思用其才性之所特长,以报国家社会,而有《善生》周刊之计划。……主以道德理想,指导批评一切人一切事。麟极以为当办,且自任此去随缘相机,为之游说提倡。于是四日上下午,宓撰成《创办善生周刊计划书》。前半宗旨及内容,后半组织及经费预算。交麟收藏带去。”此时吴宓对贺麟的感情甚至超过了对多年老友汤用彤的感情,当时吴宓与贺麟、汤用彤、钱穆等七人同住天南精舍,贺麟去重庆后,吴宓感叹:“自麟去后,天南精舍中,无可与谈理想志业之人。”
      吴宓著:《吴宓日记(1919年-1948)》,吴学昭整理,三联书店,1998-1999年,214.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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